解放中學的明珠是位於校園西北隅的西雅村。那裏有18 棟當時在長沙十分罕見的小洋樓，周邊林木蔥鬱，綠草如茵。在高大繁茂的銀杏和法國梧桐樹下，一群毛色斑駁的荷蘭奶牛在蹣跚地踱步。我們常去西雅村，是因為這裏有一座圖書館——漂亮的管理員盧小姐和豐富的圖書同樣吸人眼球。這裏還有一片菜地，是我們上植物課的實習基地。整理完碧綠的菜畦，在清澈的溪流中洗洗手，涮涮耕具，別有一種濃鬱的田園風味。令人痛心的是，後來湘雅醫學院擴建，合並了雅禮中學的校區，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把西雅村的樹木砍光，草皮鏟盡。當時已經考入湘雅醫學院的校友史庭堅帶我重遊故地，好比看到一個美女被剃光了蛾眉美發，我們憤怒地扭頭而返。1955年2月，學校由長沙麻園嶺搬到了楓樹山，校名再度改為長沙第五中學，直到1985年8月28日才恢複雅禮的原校名。這次遷校的場麵極為壯觀：全體同學或扛著課桌，或背著課椅，徒步十餘裏走到新校區；一路上還反複唱著自編的歌曲：“遷校了，大家喜洋洋；遷校了，大家喜洋洋……”路邊行人投來讚美的目光。像這樣的搬遷方式，在中國教育史上大約可以列入《無雙譜》。
大家當時之所以“喜洋洋”，因為新校區是衛生部出資興修的，相當壯觀。
走進校門，迎麵矗立著一座5000平方米的教學樓，樓前的大操場有35 米寬的跑道，按標準規格修建的足球場。操場兩邊是四棟三層樓的宿舍和食堂。西邊有籃球場，大禮堂兼風雨操場，還有小禮堂兼音樂教室、示範教室、教師宿舍等，規模為國內罕見。
我之所以說我是這所中學的“醜小鴨”，一是因為我數、理、化的成績都不好，二是因為家境貧寒。每學期初，我通常都要補考數學。“X 加Y 等於幾”
常使我頭昏腦漲，我隻會猜謎似的填進幾個數字，看是不是適合，完全沒有運算過程。開學初另一件尷尬的事情是交不起學雜費，因而領不到新課本和出入學校的校徽。差堪慰藉的是語文成績還可以。紀念雅禮百年校慶的時候，同窗陳邦欽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行政大樓的燈光》。他說：“在我們高17 班，陳漱渝是有名的秀才，文學方麵很有才能，得到曆屆語文老師很高的評價，例如鄭小從、彭燦言及黃冠群老師都很喜歡他，他的作文本發下來，常常整篇都是紅筆畫的圈圈。有次作文中陳漱渝提出老師們在行政大樓批改作業、備課，常常熬到深夜12 點以後，他呼籲老師們要注意身體健康。文章在學校廣播後，老師們反響強烈，有的還掉下了眼淚，說同學們這樣關心我們，我們要更好地教好學生。”（《百年回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28 頁）邦欽兄是一位化學家，長期在美國喬治城大學醫學中心任教。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是該校外交係的畢業生。邦欽對我的回憶雖不無溢美成分，但在我學的各門課程中，語文相對而言還算是一門強項。
為紀念雅禮中學百年校慶，我也寫了篇短文，題為《嗜好的讀書，主動的學習》。全文是：
“嗜好的讀書”，見諸魯迅《三閑集》中的《讀書雜談》。這位大師在文中說，讀書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比如單純為升學、為就業而讀書，往往很被動，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二是嗜好的讀書，純粹出於自願，出於興趣，是在做一件愛好的事情，這樣就很主動，好比有人搓麻將，天天打，夜夜搓，感到一副牌裏蘊藏著無窮的變化，從中能享受到無窮的樂趣。我在湖南長沙雅禮中學讀書期間，對語文課的愛好就好比賭徒愛麻將，有一股“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的勁頭。
雅禮中學是一所跟美國耶魯大學有著曆史淵源的教會學校，到今年（2009年）9月29日已有103年曆史。校歌中唱道：“昆侖渤海之間，∕五千年民族。∕萬裏長江大河，∕助文明發育。∕地球旋轉無停，∕惜光明易逝。∕吸取歐美文明，乃吾修素質。∕東方西方聖人，∕勸為善則一。∕悠久博厚高明，∕唯至誠無息。∕校中彝訓長垂，∕尚公勤誠樸。∕君子終日乾乾，∕集大成可誌。”副歌是：“經天緯地才能，由學問成就；及時奮發精神，好擔當宇宙。”校歌前兩段的歌詞內涵我並不懂得，但副歌中的這四句話我卻銘記了大半生，激勵我身處逆境而毫不退縮。
雅禮中學位處湖南長沙，今年9月29日將迎來她的百年誕辰。因為小學升中學時跳了一級，入學後立馬留了一級，所以我在這所名校整整待了六年半。那時家庭窮困，因為交不起學費，開學時常常最後才能領到布製的校徽；數、理、化又都學得不好，特別是數學，曾多次補考，在“白天鵝”般的學友群中是一隻名副其實的“醜小鴨”。
隻有作文稍微能夠給我贏得一點自尊，一點自信，支撐我終於修完了中學的學業。
除了母親的養育，老師的鼓勵和培養對我的成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至今仍牢牢記住了劉浩然、劉佩文、鄭小從這三位恩師的姓名。據說鄭小從先生是徐特立的弟子，李維漢的同窗。他訥於言，但溫文爾雅，國學根底極為深厚，讓他給我們這些毛孩子講課，完全是“用大炮打蚊子——屈才”。建國前他曾經跟我的伯外公王啟湘同任湖南大學教授，因此對我更多了一番關照。劉浩然先生身材高大，前額寬闊，講課時聲情並茂。他給我們朗讀馬烽的小說《韓梅梅》，讀到動情處，聲音哽咽，兩眼潤濕，學生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後來我也當過14年中學教師，師承了劉浩然老師的教法，在講課時十分注重情感灌注，使不少學生從被動型的“要我學”轉變為主動型的“我要學”。劉佩文先生跟劉浩然先生風格不同，他身材瘦長，講課慢條斯理，透過那副跟他的思想同樣有深度的鏡片，能看到他充滿智慧的雙眼在不停地閃動。有一次，我以舊中國一位女子的悲劇命運為題材寫了一篇小說，整整寫滿了一個作文本。劉佩文老師認真批改之後，先熱情予以肯定，又委婉批評了習作中過於傷感的情調。這個作文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我卻從此跟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通過這三位老師的言傳身教，我懂得了一個道理：在人類之中，“通才”是十分罕見的，因而格外值得珍惜。但不厭棄“偏才”也是一種為師之道。因為在經過改良的瘠土上，同樣能夠結出果實。
根據我的切身體會，除開接受課堂教育，利用課餘時間生動、活潑、主動地發展也是一條成才的要津。在美麗的西雅村，綠草如茵，白鷺成行，綠色的鷺鷥蛋，黃色的銀杏果，都給我留下了詩意盎然的記憶。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座別墅式的圖書館。從一位跟西雅村同樣美麗的管理員手中，我接過了一冊冊厚重的蘇俄文學名著——這是我最初吮吸的文學乳汁，至今仍給我留下了斬不斷的俄羅斯情結。我還跟幾位誌同道合者組織過一個文學小組，請劉浩然老師在階梯教室朗讀《阿Q 正傳》。魯迅用那柄無形的解剖刀對國人靈魂入木三分的剖析，強烈震撼了我那稚嫩的心靈。畢業前夕，高17 班的我跟兩位初中同學（高16 班的李惠黎、高15 班的陳赫）還合辦過一期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牆報。刊名是陳赫起的，叫《鴻雁》，希望能在告別母校前夕一展才華，留下一點好名聲。出版者署“南柯社”，是我起的，意思是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真實的社團，好比“南柯一夢”。我們那時少不更事，表現欲旺盛，鋒芒畢露，文章在充滿銳氣的同時自然也會有偏頗。當時正值“反右”前夕，對於文字和言論難免有些過敏，但作為主編的我可以確認，這份牆報在張貼之前曾送校領導審查，校領導也有審讀文字，作為卷頭語刊出。張貼這份刊物時，有很多同學圍觀。我們當時十分得意，一起哼著陳赫譜寫的一首歌：“殘月西沉，星星兒還在柳梢掛，捕魚隊出了港，太陽升起照漁家……”然而樂極生悲，這件事後來橫生枝節，惹出了不少始料不及的麻煩，甚至株連了幾位與此毫不相幹的校友，如張文簡、周慰祖，對此我至今仍懷著深深的歉疚……
回想起來，中學時代對我獨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幫助最大的是編輯全校的一份大型板報：《五中青年》。記得是高二那年李惠黎a拉我參加這一工作的。我負責文字，他負責美編。全校各班都有通訊員，負責人是比我高一年級的女生田莉芸。田莉芸個頭不高，留著短發，她的長相可以用“精神”二字形容，性格可以用“內斂”二字形容。跟我不同的是，她不僅文章寫得漂亮，而且數、理、化的成績也很優秀。我們三人之間配合得相當默契。我保存有一個小記事本，封麵印有“中蘇友好”四字，畫的是天安門和克裏姆林宮。這是五中團委和五中校刊編委會給我的獎品，上麵寫有“關心報刊，積極工作”四個鋼筆字。我將這個筆記本作為一種特殊榮譽轉贈給我的母親，母親在上麵記下了很多親友的地址，所以作為“傳家寶”保存了整整半個世紀。令人痛心的是，田莉芸升入華中工學院（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之後，在1958年“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中因精神抑鬱而輕生。臨終前，她將三本日記寄給了我的母親，上麵有這位早熟早慧的少女暗戀我的情感記錄，而當時年僅十五六歲的我對此卻毫不知曉。母親看完日記如驚弓之鳥，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將這三本日記燒了，但田莉芸的麵影卻像一幅瓷畫，經過火的燒煉，反而更加清晰地浮現在我生命的史冊上。
a 李惠黎（1939—2009），湖南人，西安近代化學研究所（204 所）研究員，中化近代（西安）環保化工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196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係，在有機合成及氟化學化工方麵辛勤耕耘48 載，為我國氟化工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他領導開發的氟利昂替代品HFC-
134a 合成技術已實現了由實驗室到工業化的成功轉化，這種成功案例在國內是為數不多的。在李惠黎數年的悉心指導下，HFC-134a 已成為中國的優勢技術與產業領域，產業規模穩居全球前列。
第三節 南開回憶三章
一、憶當年，不學無術情可原
1957年8月，我收到了一份南開大學中文係的錄取通知書，同時還有一封南開團委和學生會的歡迎信——
親愛的新夥伴：
讓我們親切地祝賀你，祝賀你在這樣一個偉大而光榮的年代開始大學生活，祝賀你榮幸地來到祖國古老但又是新型的綜合性大學——南開大學，祝賀你在即將到來的學習生活中，頑強鑽研，刻苦努力，攻下科學堡壘。
親愛的新夥伴們！南開大學共青團的組織、學生會和全體同學在這裏熱烈地歡迎你，歡迎你參加我們巨大的科學工作者和人民教師的後備軍隊伍，在國家規定的學習期間內，我們將團結在一起，在黨、行政和老師們的親切關懷和教導下，把自己培養成為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具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掌握先進科學知識、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體魄健全的建設人才。
親愛的新夥伴們！為了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科學的先進水平，國家迫切需要成千成萬的科學研究工作者和人民教師，黨和政府對我們有著殷切的期望，讓我們共同努力，戰勝一切困難，頑強地學習、學習、再學習。
我們衷心地歡迎你，歡迎你準時來校。
謹祝
旅途平安身體健康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南開大學委員會南開大學學生會
一九五七年八月×日
如實地說，我是稀裏糊塗考入南開的。我自幼生活在苗漢雜居的湖南鳳凰，中學時代讀過《阿詩瑪》《百鳥衣》一類長篇敘事詩，又看了《神秘的旅伴》《山間鈴響馬幫來》等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影片，因此很想將來到少數民族地區工作。我中學畢業時才十六七歲，正是張開幻想翅膀的時期，完全沒想過從事這種工作的艱苦性和所要求的特殊條件。其次向往的職業是記者，也是認為記者工作相當浪漫。當時考大學允許按順序填寫12個誌願。我的第一誌願是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專業，第二誌願是北京大學新聞係，南開大學中文係是第三誌願。此外胡亂申報了一些其他院校。第十二誌願是湖南師範學院中文係。我不願意在家門口上大學，又不願意當中學教師，所以拿湖南師院墊底。我以為，如果一、二誌願都泡湯，那就會被最後一個誌願接住。我確實沒有想到會被第三誌願錄取。
收到錄取通知書，最興奮的是外公。他閱曆深，見識廣，知道南開大學創始於“五四”時期，梁啟超、蔣廷黻、李濟、湯用彤、竺可楨、範文瀾、何廉等知名學者都曾在此任教，還培養了周恩來這樣的政治家和曹禺這樣的戲劇家，所以他認為我能戴上南開大學的校徽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外公不僅向左鄰右舍報告這一好消息，而且不顧年逾古稀，決定親自把我送到學校報到。
當時武漢長江大橋正在修建中，從長沙乘粵漢線北上，必須在武昌下車，乘擺渡過長江到漢口換車，到北京後再轉車，這才能到達天津。我們買的又是坐票，旅途勞頓可想而知。但外公一路上總是不停地向周邊旅客介紹：“這是我的外孫，他考取了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位於天津八裏台，據傳這裏原是元朝一個親王的屬地。一進校門，就有老同學來迎接新生。他們熱情地把我的皮箱搬到第二宿舍，從此我在這裏一住就是五年。我放下行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馬蹄湖。因為我早聽說，南開地處天津西南的開窪地帶——“南開窪”，以水為校園的一大特色，校名可能也是因此而來。在老圖書館的南麵，我終於找到了一處呈馬蹄狀的蓮池。有人告訴我：“這就是馬蹄湖。”我不禁大失所望，因為在我這個南方人的心目中，湖就是陸地上聚積的大片水域，一望無涯，有如洞庭湖、鄱陽湖。而我眼前的這個馬蹄湖，在我們老家至多隻能稱之為池塘。20 世紀30年代南開校園內細流環繞、小溪縱橫的田園風光，此時已渺無遺痕。周末晚上，同學們自帶板凳，到芝琴樓前的小操場上看電影，用一台小放映機放小拷貝，這也使我這個電影迷十分掃興（直到1958年學校才從天津大光明戲院買來一台被淘汰的大放映機）。感到滿意的是1957年下半年學校的夥食。食堂就在馬蹄湖邊的禮堂兼風雨操場，就餐前舉起筷子，湊足8人就可以開吃，不管彼此認識不認識。每月的夥食標準是12 元5 角，菜肴十分豐富，除了雞鴨魚肉之外，還有在南方罕見的大蝦；主食也多種多樣。但好景不長，到1958年“大躍進”之後，夥食水平每況愈下；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就變成名副其實的食不果腹了。
南開大學初創時期的學製是四年：預科一年半，本科兩年半。我們趕上的是五年製，原本應該學到更多的知識，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允許我們這些嗷嗷待哺的學子去吮吸知識的瓊漿。我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憶當年，不學無術情可原》，就是為我們這批人缺知少識開脫責任，頗受同齡讀者的好評。
1957年入學以後，我們就趕上了給高年級的“右派”學生進行分類處理：或勞教，或開除，或留校監督改造；常在第一教學樓的階梯教室裏宣讀“右派”學生的材料。我跟同窗學友張永安覺得乏味，溜出去看電影，被發現後受到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極為嚴厲的批判。1958年學校開始停課用土法煉鋼，還經常停課到學校北麵一塊被稱為“西伯利亞”的空地去推車運土：推的車叫“軲轆馬”，是日據時代遺留下的一種運輸工具。為了滅“四害”，甚至還停課去逮蒼蠅、挖蠅蛹。為了超額完成任務，我特意去天津屠宰場，挖開掩埋豬下水的土坑，那裏麵成堆的蛹在蠕動，要多少有多少，成千上萬的指標都能完成。
對我來說，1958年還有一件記憶猶新的事情，那就是突擊編寫教材。我被分配編寫《蘇聯文學史》，具體任務是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蘇聯詩歌，以及柯切托夫的小說（如《茹爾賓一家》）。組長孟偉哉，筆名小劍，當過誌願軍，當時就是一位詩人。一部文學史，十天半個月必須寫成，我們隻好每天熬夜，有時就睡在拚起來的課桌上，夜以繼日，連抄帶編，最後在書稿上係一根紅綢帶，敲鑼打鼓到黨總支報喜。所幸那時糧食供應還頗充分，午夜能吃到糖三角、大油餅等夜宵，身體還能支撐住。
1959年，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之後，天津鴻順裏也成為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我們班一位黨員幹部傳達康生的講話，說“超聲波加人民公社等於共產主義”。我們文科生不知道什麼叫超聲波，就請物理係的同學在圖書館閱覽室給我們講一課。我記得那天會場大，聽眾多，又沒有擴音器，坐在後麵的人根本聽不清講了些什麼。後來有無師自通的同學教導我：隻消把自來水管截成四五寸長的小段，把一端錘扁，從另一端往裏麵打氣，噴射出來的氣體裏就會產生“超聲波”。這種波比一般的聲波傳播速度快，效果十分奇妙：吹在棉桃上，棉桃就會變成西瓜那樣大；吹在麥穗上，那麥穗就會沉甸甸，把麥秸給壓斷……總之，凡有超聲波的地方，就會有不可思議的奇跡出現。
就是憑著上麵所說的這點物理知識，我被分配到了天津第二造紙廠參加技術革命。我所在的是攪拌車間，就是把廢紙、破布、稻草之類的原料摻上漂白粉倒進攪拌池，而後插入8 到10個截斷的自來水管，通過氣泵拚命往裏麵打氣，果然原料攪拌的時間縮短了。於是我興高采烈，寫了一篇文章，叫《試論超聲波在造紙工藝中的應用》，交給車間支部書記。記得書記在這篇文章首頁加蓋了一個印章“絕密”，然後迅速鎖進了保險櫃。
1958年至1959年，同學們還曾三下海河，修堤築壩。我們白天在工地戰天鬥地，用天津流行的“三句半”鼓舞士氣，晚上就睡在帳篷裏。那時全國開展新民歌運動，我們班與班、組與組之間也經常“賽詩”，每人每天都有一定寫作指標。我們班王烈英同學寫了四句詩：“鍬不離手，歌不離口，不分晝夜，牽著龍走。”頗受好評，曾被《詩刊》選載。我也有四句詩被《天津青年報》選載，詩句現在忘得一幹二淨，但當時收到了5 角錢稿酬，卻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這就是我第一次被排成鉛字的文字。受到這一鼓舞，我後來在《天津日報》《天津晚報》、河南《牡丹》雜誌發表了共10 篇評論、小說、散文。這些文章就是我的“少作”，跟魯迅所說的嬰兒時代的露屁股、銜手指的照片一樣。
好像也是1959年，河北任丘縣（今為任丘市）遭受水災，淹死了不少耕牛。
我們就到該縣文安大窪去支農，像牛一樣地拉耠子，拉犁，耕地補種糧食。
1960年之後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同學們吃飯頓時發生了問題。每餐都劃卡領口糧。有一位高幹子弟擅自塗改了糧卡，學校派人進中南海反映給他的父親。據說那位首長勃然大怒，痛斥孩子一頓，甚至揚言要跟他斷絕關係。還有一位學生預備黨員，渾身浮腫，每早都等同學們吃完之後，用小勺從木桶縫裏摳出一點剩粥吃，被認為是革命意誌消退，他的候補期被取消了。由於浮腫的同學與日俱增，學校用卡車運來了一些蛤蜊分給大家洗淨蒸著吃，多少補充些營養；又儲存了一些大白菜。有一次，有關領導帶我們到食堂拜見一位大師傅，說他能用一棵大白菜做出幾十種花樣。同學們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似乎在山窮水盡之時看到了柳暗花明。後來食堂真的用白菜幫子做成了“人造肉”，讓我們在精神上解饞；又發明了一種雙蒸法，即把蒸熟的米飯再蒸一遍，顯得蓬蓬鬆鬆，吃起來有點兒像爆米花的感覺。看到這種“雙蒸飯”，精神上也會一度產生幻覺。
我的大學時代，不僅學生的學習生活受到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嚴重幹擾，而且很多學有專長的老師在那種氛圍之下也無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中文係的係主任李何林，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他給天津《新港》雜誌投寄了一篇短文，題目大概是《十年來文藝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大意是反對把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相割裂。他認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有嚴重問題，也就談不上有什麼藝術性。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這篇文章一方麵被退稿，同時又被人抄錄了一份上報，然後在全國發動了一場“批判李何林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運動，讓李先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記得他在大禮堂向中文係師生作過一次自我批判。他自己提著暖壺，夾著一摞書，上台講述這篇文章的理論依據，就像研究生論文答辯一樣。李先生的思想方法也許有可議之處，但他的觀點跟“修正主義”無論如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語言學教授邢公畹也是名師，記得他出過一本學術散文《紅河之月》。他給我們上課的第一句話就是：“病來如山倒，我的腦袋疼得快爆炸了！”他一邊說，一邊用雙手在腦袋上比畫。原來他剛從蘇聯莫斯科大學執教回國，說過莫斯科大學校舍漏雨，有學生就著自來水啃麵包，莫斯科街上的汽車也會壓死人等“怪話”，結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古漢語教授馬漢麟，是北大名師遊國恩的女婿。他用《論語》《孟子》做教材，給我們講古漢語的實詞、虛詞和語法。有一次講到《論語·子罕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馬先生的本意是講“諸”“之”等虛詞的用法，但他朗誦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時，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結果遭到批判，說他是在兜售“待價而沽”的個人主義思想，要跟共產黨討價還價。教民間文學的華粹深教授，是評劇《秦香蓮》的改編者，跟梅蘭芳等名伶時有過從。他一生的主要藏品是戲曲唱片。華教授身體虛弱，好像有哮喘病，邊講課邊大口喘氣。他當時不能給我們講授他所擅長的古代戲曲，隻能講“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一類兒歌民謠。“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特意砸爛了他珍藏的全部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