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的文科教師中還有兩位知名學者，可惜無緣聆聽他們授業解惑。一位叫查良錚，我入學時他是圖書館館長。位於馬蹄湖北麵老圖書館的牆上，張貼了許多批判他的大字報。後來我才知道他不僅是翻譯家，而且還是著名詩人，筆名叫作穆旦。另一位是許政揚，我讀過他校注的《古今小說》。他身體十分虛弱，有一次學生開他的批判會，他竟當場暈厥。據說，他曾宣稱他有三件寶：老婆，孩子，資料卡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就偏偏把他的卡片撕成碎末。這位學者覺得了無生趣，就在校園內的新開湖投水自盡了。
我五年的大學生涯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青年講師寧宗一。他開設的課程是宋元文學。寧老師是旗人，說一口純淨的北京話，聲音很有磁性；他吸收新知識的能力又特別強，能用當時的“先鋒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的文學現象。
上他的課所記的筆記，本身就是一篇優美的學術文章。在他的影響下，我對考證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源流變遷產生了濃厚興趣。我套用蘇聯文藝理論家多賓撰寫《論情節的典型化與提煉》一書的模式，著手寫一本《論“三言二拍”的題材提煉》。大學四五年級時，我幾乎花費了所有的課餘時間，在圖書館翻檢各種叢書、類書、筆記小說。耐心幫助我的是負責學生圖書館借閱的趙琳老師。這些笨重的古籍從取書到上架都十分費力，而每次我都隻翻閱其中的有關部分，頻繁地時借時還，但趙老師卻沒有絲毫的厭煩，我至今感恩。畢業前夕，我終於完成了這篇長文，自不量力地投寄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沒想到中華書局的責編居然認真審讀了這部書稿，複函表示鼓勵和肯定，認為基礎很好，建議適當加工之後出版。不久我就走上了工作崗位，接著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三言二拍”都被劃歸封建糟粕範疇，這部書稿就好比被窒息的嬰兒夭折在搖籃裏，如今記不清塞到哪個犄角旮旯裏去了。留下的唯一紀念，就是1965年7月18日我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上發表的短論《〈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評論中的兩個問題》。我因此感到愧對寧宗一老師的教誨，每當見到他時都會表現得手足無措。
1962年夏天，我從南開大學畢業，險些沒拿到畢業證，原因是我的體育成績不及格，後來做了一套勞衛操，蒙混過了關。我大學階段專業課的成績還可以，政治鑒定的第一句話是“五年來一貫要求進步”。對於工作分配，我希望能到科研單位、文化機構或高校工作，至於什麼省份、什麼地區都無所謂。
為了表達我的壯誌豪情，我在《人民南開》校刊發表了一篇短文《再見，馬蹄湖——一個畢業生的心聲》。文中關於“伯父”的描寫純屬虛構，但誌在四方的豪情壯誌則是真實的。
南臨中心花園，北倚行政大樓，西引新開湖，東連荷花池。兩株柳樹，蒼老遒勁，跌宕生姿，一左一右，守衛著你的門戶——啊！馬蹄湖，你是南開園的掌上明珠。
記得五年前的一天，當我們接到南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整理行裝、準備北上的時候，伯父把我叫到身邊，打開他那珍貴的資料本，指著一張磨損的照片對我說：“這就是馬蹄湖，也是我生命之樹開花的地方。”我看那照片，敗葉枯枝的雜樹下橫躺著一口草莽蕪蔓的寒塘，宛如舊中國這匹羸弱的老馬在曆史的古道上遺留的蹄痕。然而伯父卻向我描述道：“哎，馬蹄湖其實很美呢！在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黑暗日子裏，久失修葺，才顯出了憔悴的模樣。”
伯父是老南開的學生，當年以六十比一的比例考入經濟係的。在馬蹄湖畔，他苦心攻讀了四載；在馬蹄湖畔，他也曾舒展過幻想的翅膀；也許在馬蹄湖畔，愛情還引起過他心房的第一次激蕩。然而，畢業之後，等待著他的卻是失業的前途，是饑餓的巨口。十多年來，宿雨餐沙，命似浮漚，衝天有誌，奮飛無術。於是，他青春的光華暗淡了，他意誌的棱角摧磨了，他理想的鮮花萎謝了。回首解放前那些災難的歲月，就像秋夜的一片沙漠。然而馬蹄湖卻如同一顆螢火，在他迷茫莫測、淒涼黑暗的生活中閃耀著唯一的慰藉之光。
一天一天地積成了一月，一月一月地積成了一年，轉瞬之間，我五年的大學生活又結束了。五年果木果滿園，五年種木長風煙。在一個太陽剛剛升起的早晨，我也來到了馬蹄湖邊。不是為了重踏伯父青年時代的足跡，而是為了告別馬蹄湖，邁上新的人生旅途。
這時，金色的朝陽從乳白色的薄雲裏露出她溫柔的笑臉，輕輕地喚醒了馬蹄湖。湖中心的白蓮，嫋嫋婷婷；睡蓮，玉錦團團。在百花之中，荷花的根植得最深，因而它的生命力也最頑強。荷花沐浴的是陽光，吸收的是水分，所貢獻出的卻是它的一切：根、花、莖、葉。
凡有利於人類的，即使分身解體，也熱誠勃然，勉力以赴，並且永遠保持著素雅恬靜的姿容，宛然自在，毫不驕矜。荷花不單可以作為馬蹄湖的表征，而且還可以毫無愧色地作為新一代南開人的表征。想到這裏我拿起了照相機，決定把馬蹄湖的晨景攝下來。讓這張新的照片帶走伯父腦海中陳舊的記憶，讓這張照片激起伯父蟄伏的青春熱情。
再見，馬蹄湖，你的兒子就要遠行。好男兒慷慨著先鞭，萬裏慣長征。不論是雅魯藏布江的篝火，不論是新疆瑪拉斯河畔的新城，不論是蘿北草原的荒地，不論是西雙版納的叢林，都向我大敞胸襟。我的生命將要像馬蹄湖中的荷花那樣盛開，紅的是火熱，白的是忠貞。
馬蹄湖，南開園的掌上明珠，曆史的忠貞見證！你將永遠鑲嵌在我的心上，你將永遠照亮我的生活航程。
1962年8月6日夜，南開園
二、在南開園，我見到了毛澤東
在南開的五年學習生涯中，我最具轟動效應的一件事是跟毛澤東握了手。
在此期間，我還見到過周恩來總理和陳雲副總理。
那是1958年8月13日上午，我們班正在宿舍裏批判一位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10 點左右，突然聽到樓道傳來一陣陣歡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大家將信將疑，亂哄哄往外跑，有人還穿著拖鞋。先聽說毛主席正在視察化學係的車間，參觀高效農藥“敵百蟲”和“離子交換樹脂”（可以用於原子彈生產）的研製情況，大家就湧向中心花園的化學係教學樓一帶。我們年級的呂振飛同學動作敏捷，擠進了車間，在毛主席視察的照片上留下了半張臉，他因此萬分得意。後來聽說毛主席要到校園的另一端發表講話，大家又潮水般地向另一端湧去。我曆來體育成績不好，動作遲緩，被遠遠拋在了後麵。我側身一看，奇跡出現了：隻見一個魁梧的巨人在中心花園的一棵樹旁站著，他穿著灰布褲，白襯衣，樸樸實實——這就是全國人民在照片上熟知的毛主席。毛主席那天是在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有關領導劉子厚、李耕濤、閻達開的陪同下前來視察的，到南開後又受到校長楊石先等領導的接待，他還帶有一個英武的貼身警衛。但不知為什麼，在我的記憶中，當時毛主席身邊並沒有任何人。我如入無人之境地走向前，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毛主席好，我是湖南人！”毛主席立即跟我握手，說：“是老鄉呀，你好！”然後我把毛主席扶進了身邊的小轎車，目送他乘車離去。長久留在我記憶中的，是毛主席那隻柔軟大手傳遞的溫熱。
當天下午，全校在馬蹄湖畔的禮堂召開了緊急大會。領導對我們進行了兩方麵的批評：一是秩序太亂；二是衛生太差。於是學校決定停課大搞衛生，要求每間宿舍都要做到窗明幾淨六麵光。據傳說，當天中午河北省和天津市的領導請毛主席到正陽春烤鴨店吃烤鴨，有一隻蒼蠅叮了他寬闊的前額。蒼蠅這種昆蟲具有緊叮一處的韌性，揮之即去，但又卷土重來。我推測停課大搞衛生的舉措，可能跟中午這尷尬的一幕有關。
吃晚飯時，廣播站播出了毛主席跟我握手的報道。餐廳裏有些同學爭著握我那隻跟毛主席握過的手，分享我的快樂。1958年8月13日，是當時的南開人都萬分興奮的一天。有一首快板詞中寫道：“八月十三幸福天，毛主席來到南開園。”而我們年級最感幸福的有三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上了照片的呂振飛，還有一個就是毛主席視察時正在宿舍挨批的那位同學。若幹年後他還幽默地說：“毛主席搭救了我！毛主席解放了我！”
見到周總理並聆聽他的講話是在1959年5月28日上午。那天，周總理夫婦在視察天津大學之後來到了南開。校方吸取了毛主席那次到南開的教訓，這次活動組織得十分嚴密。全校師生一律原地待命。總理先來到圖書館，在閱覽大廳巡視，跟那些幸運的讀者握手，然後登上了在圖書館一側搭建的臨時講台。各個係的師生分別魚貫而入，秩序井然。
總理穿著一身中山服，胡須刮得幹幹淨淨，兩鬢泛著青光。校領導介紹總理夫人時，鄧穎超同誌羞澀地用草帽半遮著臉，會場頓時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都為鄧大姐的樸實謙和而深受感動。在熱烈的掌聲中，總理用略帶江蘇口音的普通話做了精練而深刻的講演。他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沒有經驗，要認識和掌握新的規律、新的平衡、新的比例、新的關係，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時間。在這個過渡時期特別需要增產節約，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則。去年下半年這方麵放鬆了，今年春季供應就有點緊張，但這是暫時現象。要學會革命的乘除法。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總產值被人口總數一除就所剩無幾，而每人浪費一點，如果用人口總數一乘，那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所以增產節約的精神任何時候都需要。在講到“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時，總理強調要抓住矛盾的主導方麵。比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是主導方麵，學習是主導方麵。辦好一個大學，學生人數不宜太多，學校規模不宜過大，這樣教學質量才有保證。總理講完話又視察了校園，最後來到食堂。這時同學們大多吃完了午餐，沒剩下什麼飯菜。總理就從大笸籮裏隨手拿了個窩窩頭吃了，隨行的記者也跟著總理一起吃窩窩頭。總理儉樸的生活作風，在這件小事上也得到了生動的反映。
令我難忘的還有另一件事。1958年夏天，學校組織我們到十三陵參加義務勞動，我們住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勞動期間，我們參觀了北京高校舉辦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成果展覽。在一個展室裏，我無意中見到了陳雲同誌。
當時那間展室隻有我們兩個人。我記得陳雲同誌個子不高，戴著一頂草帽，在認真地看著圖片。我沒有貿然打擾他，也像他那樣認真地參觀。20 世紀50年代領導人這種輕車簡從的作風，使我至今難忘！
三、我偷了一把糠
人的行為如果跟“偷”字聯係起來，終歸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近日反思人生，總忘不掉我的一個劣跡，那就是我確曾懷著忐忑乃至恐懼的心情行過一次竊，雖然偷的隻不過是一把生糠。
事情發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當時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對此，現在有人說那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或者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關於這個問題，做結論不是本文的任務。我隻知道，那時舉國上下都已勒緊褲腰帶了。承蒙組織信任，我們南開大學的部分師生作為河北省委工作組的成員，被派赴旱災嚴重、反動會道門猖狂的邯鄲專區去抓“三類隊”。所謂“三類隊”，是指隊幹部有嚴重問題的生產隊。執行的任務基本上有兩個：一、訪貧問苦，考察生產隊的領導班子；二、親自抓公共食堂的“秤杆子”，讓農民每人每天能吃足國家供應的口糧，在饑荒之年盡可能不要餓死人。
那年我還未滿20歲，思想水平低。因為政治上起點低，從動員到下鄉又十分倉促，所以對執行這次任務的背景不甚了然。若幹年後經過學習才知道，1960年3月，有“一位不願署名的政協委員”反映，安徽和縣銅城閘與無為縣糧荒嚴重，曾發生餓死人事件，有些農民逃亡在外，有的拋棄兒女，幹部作風惡劣。周恩來總理將此信批給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請他派人前往兩縣調查，希望引起注意。我不知道曾書記反饋的意見如何，反正當年8月，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承認糧食生產指標偏高，估產不實，糧食消費安排不好，管理不善，致使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麵。《指示》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加強農業戰線是全黨的長期的首要任務。同年9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糧標準的批示》。同年11月3日，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製定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要求整風整社，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特別要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等。我們這些乳臭未幹的學生去抓“三類隊”，就是落實中央“十二條”精神的具體措施。當時我爛熟於心的最高指示就是“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吃飯第一”，這原本是一個樸素淺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在饑餓年代一經領袖之口說出，卻讓人感到那樣深刻、那樣及時、那樣聖明。
我所在地區人均口糧供應標準是每天4 兩。很多農民已經餓得渾身浮腫，眼裏布滿血絲。有一位老農餓死前的最後心願，就是想啃一口“紅窩窩”（即高粱米做的窩窩頭）。工作組成員的處境比當地農民更難，因為我們有一條鐵的紀律，就是要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三同”的實際行動取信於民。但農民從公共食堂打回用4 兩糧食蒸出的幹糧之後，還可以挖一棵自留地裏種的大白菜，熬上一鍋清水白菜湯。而我們這些城裏來的大學生就全靠這一天4 兩糧食活命。但大家精神狀態卻非常好，真正像“一二·九”時代的青年，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使命感，雖然幾乎人人浮腫，從頭到腳一摁一個深坑，但決不多吃多占，決不侵吞基本群眾賴以活命的口糧。我母親得知我的處境後，曾用一口小木箱從湖南老家寄來兩斤炒麵和一條幹魚，但我不敢搞特殊化，所以直到完成任務返回母校之後，我才撬開這隻裝滿了精神和物質雙重食糧的小木箱。
在那種艱苦歲月中，地方黨政領導對工作組成員的身體非常關心，偶爾也將我們集中到縣委食堂開小灶；浮腫嚴重者則被送到縣醫院治療，多少補充一點糖水。所謂小灶，在我的記憶中是8人一桌，一桌上一盤煮黃豆或炒黃豆。
我從小不會使筷子，眼睛又高度近視，手拙加眼拙，經常夾得黃豆滿桌滾，既顯貪婪又吃不進嘴。看病也非易事，有一次，一位同學兩腿腫得像饅頭，根本走不了路，隊裏派了一輛牛車拉他去看病。臨行前幫他以1 兩糧食換7 兩胡蘿卜，以便在路上充饑。誰知那頭老牛比人還餓，拴根胡蘿卜在它眼前晃晃根本騙不了它，最後隻好用全部胡蘿卜填補它的饑囊，牛車的膠皮軲轆才開始緩緩轉動。
我從小至今都是牙口好、胃口好、吃嘛嘛香的人，一旦一天隻能吃4 兩糧食，那渾身的滋味可想而知。為了充饑，隻好跟大家一起吃代食品，如紅薯藤——邯鄲地區稱之為山藥蔓（音wàn）、柳樹葉、棉花殼、芝麻秸、小球藻……但代食品也是有限的，並非敞開供應。有一天，我實在餓得眼冒金星，偶然發現生產隊辦公室有一口缸，裏麵裝有半缸生糠，便趁無人之際，抓了一把，硬塞進嘴裏，生吞了下去。在我們老家，糠是連豬都不吃的東西。我小時候一度在長沙近郊養豬，豬食是用碎米、豆腐渣、菜幫子熬製而成的，如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些飼料豈不都成了美味佳肴？
俗語雲：“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我做了虧心事，自然會招來眼前報。第二天早晨，我就發生了便秘。萬般無奈之下，我隻好采用了土辦法，蹲下來，用一根竹筷從脹得圓圓的肛門口將那把生糠一點一點地摳出來。在正常情況下，無論是人還是牲畜，糞便總是有臭味的。但如實地說，我當時摳出來的糠不僅沒有臭味，幾乎連一點異味都沒有。這是沒有同樣體驗的人難以想象的。
當下的媒體，對“感覺”這個詞使用頻率極高，俊男靚女們常常談論各種各樣的“感覺”，如初戀的感覺，飲啜“卡布奇諾”咖啡的感覺，瘦身豐乳的感覺……這些生活在消費主義大潮中的新新人類唯獨缺乏的是饑餓的“感覺”！
13 億中國人沒有了饑餓感，這是自盤古開天地以來最讓世界震驚的一件大事，也是使我們民族足以自豪的一件大事。我堅信那種連吃一口“紅窩窩”
都成了臨終遺願的歲月不會再來。聽說，當下國庫的儲糧足以抵禦大災大難。
在蔬菜、肉類供應空前充足的情況下，人們即使一天隻吃4 兩糧食不僅仍然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而且還可以防止像糖尿病一類的“富貴病”產生。然而，作為太平盛世的國民是不是還應該有另一方麵的隱憂呢？一方麵是工廠、住房、道路、公路以及合法、不合法的各類開發區對農田的不斷侵蝕，另一方麵是人口的逐年遞增和對口糧、飼料、工業用糧需求的不斷增長，在若幹年之後還有沒有可能出現供求之間的缺口呢？萬一出現了這種缺口，又能指望哪國的出口糧食來將它填補？可見，如果我們不堅定不移地控製人口增長，如果不控製農田不恰當地轉為非農業用地，如果不下大力氣遏製土地的鹽堿化和荒漠化，未來中國的糧食能不能成為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的基礎”，實在是頗成問題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相信，隻要我們在糧食問題上不掉以輕心，就能有效防止諸如在酷熱降臨時重新拉閘限電一類的情況重演，我在有生之年也就不會重犯偷一把糠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