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講的讀一部活書，讓我們眼界大開。通過這次訪問，日本學界也了解到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研究室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我清楚地記得，當年7月14日下午在東京大學舉行的學術座談會上，丸山昇教授熱情地在總結發言中說：“今天我們聽到的是我們能夠接受的觀點而不是一些討厭的套話。我感到日中兩國學者能夠互相理解的領域越來越廣闊了。這種交流很有意義，希望今後能進一步加強交流和理解。”會後尾崎文昭也十分興奮地對我說：“這下放心了。你們已經獲得日本學界的普遍認可了！”
二、難忘的丸尾常喜教授
我第二次訪問日本是在1993年4月1日至6月29日期間，經費由日本學術振興會提供。邀請人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丸尾常喜，申報的研究課題是“日本近代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由於此次訪學時間長達90 天，待遇也頗為優厚，所以妻子秦世蓉跟我同行。此行的研究成果首刊於1994年12月台灣《漢學研究》第12 卷第2期，後收入拙著《披沙簡金》，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丸尾常喜先生（1937—2008）是日本魯迅研究前輩學者增田涉的學生，其代表作《“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在中國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有一次我在東京大學碰到丸山昇教授，他突然問我對“阿Q\\u003d 阿鬼”的觀點作何評價。其時我不知提出此問的背景，未置可否，表情顯得有些尷尬。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為丸尾先生綜合運用宗教學、民俗學、曆史學、思想史學等方法研究魯迅，通過對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人物形象的分析，從魯迅小說中理出“國民性之鬼”與“民俗之鬼”這條線索，力圖使讀者加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我以為研究者盡可以對“阿Q （Quei）”是否等於“阿鬼”的論點持不同看法，但丸尾先生運用的上述研究方法是極富啟示意義和開創意義的。丸尾先生還特別注重借鑒中國傳統的訓詁、注疏方法，從詞義學的角度解讀魯迅文本。比如《狂人日記》第十二節中有一句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丸尾先生不僅查閱《現代漢語詞典》《漢語詞典》《岩波中國語辭典》等工具書中探討“難見”一詞的真義，而且還從《文心雕龍》《紅樓夢》《金瓶梅》《創業史》乃至《魯迅全集》中的其他篇章來考證“難見”的用法和意義，得出了這篇小說中的“難見”二字是“沒有臉見”的結論。我接觸的中國魯迅研究者中，似乎還沒有人如此下苦功來閱讀魯迅的原著。丸尾先生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態度嚴謹，是基於他對魯迅的虔誠。他的新著《魯迅〈野草〉研究》開筆之前，就專門到魯迅北京西三條的故居小院靜坐了半個小時。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申請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經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競爭十分激烈。最早提出跟我合作研究的並不是丸尾先生，而是大阪市立大學的片山智行教授。早在1988年片山先生就開始著手申請，但連續兩次被否決。片山先生失去了信心，便於1990年轉托剛剛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丸尾先生出麵。1990年2月底丸尾先生來函：“尊敬的陳漱渝先生閣下，您好！我一向愛讀大作諸篇，非常佩服。這次由片山智行先生托付跟您一起申請日本學術振興會辦的外國人研究員招聘經費來繼續共同研究，我非常高興。”同年11月5日，我托友人給他捎上拙作四本。他於10日複信說：“大作四種收到，非常感謝。大作《魯迅史實求真錄》，如在申請書裏寫過，早就是我喜歡看的書，從來非常佩服。其他三種，我還沒有看過，我相信一定能夠得到很多教益……我很希望通過和您的交流和合作而受到您的指教，盡微力來發展我的研究工作。”然而丸尾先生出麵申請也幾經曲折，直到1992年申請方被批準。我1993年4月到他在東京涉穀區惠比壽南的寓所去拜訪時，他出示了為此次申請填寫的種種表格，摞起來可能有一尺多高，使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經過丸尾先生的精心安排，我此次旅日除了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查閱資料，還遊覽了京都、大阪、神戶、仙台、鬆本、劄幌等城市，並在東京大學中國學會的例會上發表了題為《魯迅·胡適·周作人》的長篇演講，又在信州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大阪經濟大學、北海道大學發表了6次不同內容的講演。除了在東京的活動始終得到丸尾先生的關照之外，當年6月17日至25日我的仙台、劄幌之旅，丸尾先生也是全程陪同。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6月18日那一天，我們穿過海底幹線，從仙台抵達電影《非誠勿擾》的外景地之一——美麗的北海道，下午躺在劄幌的草坪上，看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白鴿……感到這裏真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晚餐時痛飲剛剛釀成的北海道啤酒，接著跟北海道大學的朋友們聯歡：大家圍成一圈，雙手放在左右兩側舞伴的肩頭，踏著節拍，唱起了日本大學生的“寮（宿舍小屋）歌”，我跟丸尾先生好像都回到了難忘的學生時代……丸尾先生為人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嚴謹、刻苦、拘於禮節。他的嚴謹不僅表現在治學方麵，而且表現在生活中的方方麵麵。他給我的每封函件都一絲不苟，偶有誤寫，也會用塗改液塗得了無痕跡。我在日本90 天的活動，他也安排得準確無誤，有點類似於外事活動的“日程表”。丸尾先生在東京惠比壽南的寓所似乎是租賃的，後來就在琦玉縣日高市武藏台買了一處房子。這裏離東京較遠，所以乘坐新幹線往返於東京都和琦玉縣的乘車時間就成為他的備課時間。
丸尾先生拘於禮節可以說是達到了極致。有一次我在北京請他吃牛肉火鍋。我不停地替他夾，他唯恐駁我的麵子，也就隻好不停地吃下去，後來我才發現牛肉質量並不好，跟日本的神戶牛肉有天壤之別，於是後悔不迭。我想，我的這一次宴請，好比《克雷洛夫寓言》中那位傑米揚，勸人不停地喝他熬的乏味的魚湯，這對於生怕失禮的丸尾先生真可以說是一場災難。還有一次是丸尾先生邀請我和妻子跟他們夫婦一起休假，住在琦玉縣名栗溫泉在鬆閣。洗溫泉是男女分浴，並不是日本傳統的混浴。當我跟丸尾先生在浴池“赤誠相見”時，他一邊頷首，一邊用雙手緊捂住私處，那種誠惶誠恐的模樣也令我至今難忘。
常言說，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麵有一個偉大的女人。成功人士丸尾先生背後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順子。丸尾先生兒女較多，家務事幾乎都落到了夫人身上，他的分工大概隻是倒垃圾。丸尾先生不熟悉電腦，所以他的論文和一切郵件全部都由夫人打印。10年前，他夫人第一次到中國，遊覽了北京、西安兩座城市，算是辛勞一生中難得的一次休息。不幸的是，大約是2006年底或2007年初，順子夫人因照顧女兒生產，勞累過度而猝死。丸尾先生異常悲痛，他得了癌症，於2008年5月7日病逝。恩愛夫妻很快能在天國重聚，這應該說也是一種緣分。
丸尾夫婦撒手人寰之前在想些什麼，我當然無法全部了解，但我正巧找到一封2006年春節他們夫婦寄來的賀歲信。那年日本派兵到伊拉克“維和”，劄幌也有青年入伍，街上懸掛了許多黃色小旗，祈願士兵能夠生還。一家酒店門口還張貼了一幅標語，寫的是“花束裝在槍口，祈願無事歸來”。丸尾夫婦擔心日本重新成為“可戰爭之國”，特別警惕有些人奢談“國際貢獻”，拿平民百姓的生命來進行政治賭博。這封信的開頭用抒情筆觸寫道：“花匠說，我家庭院裏那株厚樸樹快要開花了。樹苗原是長孫出生時從山裏移植的，如今長到8米高了。我們盼著這棵年輕的樹快綻放出大朵的白花，但又免不了擔憂，生怕將來這些美麗的白花會被槍彈傷害，被軍靴踐踏……”
三、訪學中的花絮
我1993年赴日期間還有兩個花絮：一是當年6月9日趕上了日本皇太子成婚。當時我寫了一篇通訊《小雨中的期待》，作為“特稿”發表在6月26日的《團結報》。二是寫了一篇反映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散文，題為《櫻花雪》，發表在同年8月25日的《團結報》。現將這兩篇文章照錄於下。
（一）小雨中的期待
6月9日早6時30分，進入梅雨季節的東京細雨霏霏。原來在日本外務省工作的才女小和田雅子在位於東京目黑區南一丁目的寓所門前，跟她的祖父母、父母、兩個妹妹（雙胞胎）依依惜別。特別有意思的是，雅子告別的對象中，還有一隻名為“巧克力”的寵犬。從此，雅子小姐就失去了娘家姓氏成了“雅子太子妃”，她的名字從戶口簿上注銷而列入了“皇族譜”，她的公民權利也為一些其他特權所取代。
據媒體報道，小和田雅子跟浩宮德仁皇太子的這段姻緣經過了一波三折，直到今年2月19日，日本皇室會議才全體通過雅子作為日本2000 多年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太子妃。4月13日舉行了傳自中國古禮的納采儀式。皇宮的聘禮有一壇清酒、六卷絹布，以及象征吉祥的兩尾鯛魚。雅子柔聲地答謝：“謹予接受。”
“謹予接受”四個字說起來是很輕捷的，但為這場30 多年才逢一次的盛典進行周密籌備卻非易事。僅雅子家的陪嫁整整裝了5 卡車，其中有貴重的首飾、家具、字畫、運動器械；由於雅子曾留學美國，學識甚佳，所以陪嫁的書籍也有10 多紙箱。皇室的工作無疑更為繁重。宮內廳為此專門成立了“皇太子禦婚儀委員會”，除了規劃安排儀典的各項細節之外，最關緊要的是跟政府部門配合做好安全保衛工作。由於有一些民眾團體示威遊行，標語上寫著“打倒天皇製”“粉碎婚禮慶典”的字樣；一枚6 英寸迫擊炮彈還擊中了距雅子家約2 英裏的一所警察局的窗戶，所以警方出動了3 萬名警員嚴陣以待。雅子寓所門前經常有約70名警員守護。皇宮附近在婚禮前夕更呈現出戒嚴態勢。
曆時僅13分鍾的婚禮是在午前10時舉行的。在800名參列的賓客中，率先出場的是皇太子的弟弟文仁和他的妻子川嶼紀子。相傳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的祖先是日照女神，所以結婚儀式在“宮中三殿”中的“賢所”舉行。人們無法了解皇室婚禮的神秘細節，就連800 名賓客也隻能神色凝重地坐在神殿的兩側。在電視熒屏上，人們看到的隻是皇太子和雅子轉來轉去：皇太子著黃丹袍，頭戴垂纓，手持貼紙，雅子則身著名為“十二單”的重達14 公斤的和服，日本傳統的皇室婚服也是來自中國，仿於唐裝。據報紙報道，皇太子和雅子是在有兩麵日照女神形象的鏡子前雙雙跪拜。皇太子捧讀了他與雅子“將永遠互相疼惜”的“誓告文”，然後互飲了“禦神酒”。於是，兩人正式結為夫妻，外務省次官的女兒成了菊花王朝的正式成員——1億2000萬日本人中最特殊的人。
婚禮的高潮自然是新婚夫婦的出巡遊行。下午4時30分，東京的細雨剛停，由29輛小汽車組成的車隊駛出了皇宮，繞道新宿、四穀一周，前往4公裏外的東宮。太子和雅子乘坐的是一輛勞斯萊斯敞篷車。
太子著西服。雅子著西式禮服，頭上的皇冠鑲有1000顆鑽石——這是傳家寶物，現在的皇後美智子和老皇太後都戴過它。夾道歡呼的十幾萬人中，有的是頭天晚上就占好了位置又在雨中等到天明。他們當中有的揮舞著日本國旗，有的高舉著寫有“祝禦成婚”字樣的燈籠。合唱隊唱起了貝多芬的《光明頌》。他們期待著33歲的太子和29歲的雅子能早生下一個兒子作為菊花王朝的繼承人，期待著這位非常美國化的太子妃能逐步打破皇室傳統，更期待著衰退不振的日本經濟能伴隨著這場喜事而逐漸複蘇。新婚夫婦穿過夾道的人群時顯得非常激動。
特別是雅子，一邊不斷地揮手，一邊不時地跟太子細聲交談。此時，他們從神道色彩濃厚的氛圍中走出，真正呼吸到了人世間的清新空氣。
跟伺機牟利的商人和激情奔放的年輕人不同，有不少納稅人對皇室如此耗費他們的稅金頗有微詞。這次皇室的結婚預算高達2 億8600 萬日元。出席“饗宴之儀”的2700 位嘉賓，每人的料金平均2 萬—3 萬日元。皇太子、太子妃婚後的仆役侍從共50人，生活津貼高達2 億9000 萬日元。無怪乎有的遊行者高喊：“不要將納稅人的錢用於婚禮上。”
如今，婚禮的高潮已過去了。電視台陸續播放的是拍攝婚禮慶典的諸多秘聞。大多數日本人還在期待著，期待著他們的期待能美夢成真。
（二）櫻花雪
“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這是魯迅《藤野先生》一文開篇的名句。用“緋紅”形容櫻花的色彩，真是再準確不過的了。但是，為什麼要用“輕雲”來比喻櫻花呢？今年春天，我有機會在東京上野公園目睹了櫻花盛開的壯觀場麵，才對魯迅用詞的精當有了深刻的理性認識。
今春偏冷，花訊來遲，直至4月初櫻花才開到堪稱爛漫的地步。4月2日晚看“NHK”（日本放送協會）的新聞節目，得知當天有20餘萬遊人赴上野賞花，盛況空前。於是，第二天下午，我也興致勃勃地彙入了湧向上野公園的人潮。
公園附近張燈結彩。甬道兩側擺滿了出售各種風味小吃的小攤，令人眼花繚亂，饞涎欲滴。我隨著比肩接踵的遊人徐徐走上山坡，猛抬頭，隻見綿延數百米櫻花怒放，一簇簇，一團團，不見枝葉，酷似彩雲飄浮。不少遊人在林蔭道旁鋪上塑料布，擺上食物，以花佐酒，謂之櫻花宴。還有不少年輕人攜來卡拉OK 機，邊舞邊唱：
櫻花啊，櫻花啊！
陽春三月晴空下，
一望無際的櫻花啊，
花如雲朵似彩霞，
芳香無比美如畫。
去看吧，去看吧！
快去看櫻花……
置身這種情境，我的腦海中不禁又冒出了《藤野先生》一文中的另一句：“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
中國留學生赴日本求學，始於19 世紀末期，距今已近一個世紀了。在浮槎東渡的中國學生群中，曆來存在流品不齊的狀況。眼下的情形又如何呢？
在東京大學上山會館的研究室內，我遇到了一位身材頎長、風度翩翩的青年劉君。他是電腦專業的博士生，每月領取10餘萬日元的獎學金。太太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在一家旅行社任職，每月有20餘萬日元薪俸，一年還有兩次獎金，總額相當於她四五個月工資。除去食宿零花，夫妻倆每月尚能節餘十幾萬日元。所以劉君能夠潛心治學，無須打工。劉君頗為自豪地對我說：“你是研究魯迅的。魯迅在日本仙台留學時不就說過，日本學生的思想行為決不在中國青年之上嗎？
目前東京大學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很多是中國人，可見中國人智商一點也不低。關鍵是要為人才成長提供土壤。”我問他想不想歸國，他斬釘截鐵地說：“肯定要回國。目前仍然留在日本，無非是利用這裏的先進儀器，多掌握一些尖端技術，所以我整天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山上會館雖然是東京大學的內部招待所，住宿費遠比賓館便宜（大房間每天1 萬餘日元，相當於100 美金；單人小間每天5000餘日元，約50 美金），但我仍然感到難以長期承受。於是，一周之後，我搬到了位於東京港區的東京大學國際交流會館。這是特別優惠外國學者的公寓。在這裏，我又碰到了一位姓洪的中國留學生。
洪君是一位研究農業經濟的碩士生，留學之前就出版過幾十萬字的學術論著，因此頗受其導師賞識。遺憾的是，他來日本一年，始終沒有申請到獎學金，因此隻能靠打工維持學業。洪君挽起袖口，露出傷痕累累的胳膊對我說：“你瞧，這些疤都是在餐廳洗碗時燙傷的。
吃日本料理，要用數不清的盤碗盞碟。站著洗碗，隻有上廁所時才能喘一口氣。有一次實在太困倦，坐在洗手間的地上就睡著了，直到老板推醒我。”我問：“這就是你後來離開餐館的原因嗎？”洪君連忙擺手說：“哪裏，哪裏。洗一小時碗能掙七八百日元（按：在日本能買一碗麵），再累也會挺住，我是被老板炒了魷魚。”我詫異地問：“像你這種老實人，怎麼會被解雇呢？”洪君說：“為了打抱不平。
一次，一位中國女留學生在我們店裏端盤子。她問顧客：‘先生，您要一點什麼？’那位顧客一副似醉非醉的樣子，在她屁股上捏了一把，輕佻地說‘我要你’。那女學生轉身哭了，正巧被我碰見。我衝上前去，對那位顧客大吼一聲：‘你想幹什麼！’他一時嚇呆了。老板當時沒說什麼。過了兩天，我就被辭退了。”說完，洪君黯然一笑。我的心中頓時也像被澆上了鉛水。
凡是來到日本的外國人，都會想逛逛東京最繁華的地段——新宿，所以當日本朋友問我想到哪裏玩時，我衝口而出地說：“看看新宿的夜景吧。”於是，被邀請到一家名為“加壽翁”的日本餐廳吃牛肉火鍋。這家餐廳不僅招牌吉利，而且位於新宿一座高樓的第50層，可以邊吃邊看夜景。日本的國產牛肉的確非常細嫩，身著和服的女招待也一個個氣質不凡，隻是沒有看到那種燈火璀璨的“不夜天”景象。
日本朋友不無遺憾地解釋道：“眼下日本經濟有些不景氣，夜景也有些令人掃興。”
吃完飯，又到另一處喝咖啡，不知不覺夜已闌珊。我想趕乘末班地鐵回寓所，匆匆行走，眼睛又近視，不慎與垃圾車後的一位清掃工撞個滿懷。我連忙用生澀的日語加英語向他道歉，不料他卻用在異國聽來倍感親切的漢語對我說：“你不就是陳先生嗎？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定睛一看，原來是老相識張君。他博士出身，頗有成就，是上海一所大學的副教授。我正在納悶時，他搶先說：“你留下電話、地址吧，改日我去看你，一起聊聊。”我趕忙將地址寫在紙條上塞給他。他縱身跳上垃圾車，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幾天後，我準備了一些餃子、啤酒，在住處招待張君。食物雖然再簡單不過了，但張君卻吃得特別香。他甚至激動地說：“老陳，真不是說客氣話，這是我到日本以來吃得最痛快的一頓。”我問：“你不是以訪問學者身份來日本的嗎？”他說：“對，我是訪問學者。但事前已經講明，邀請我的大學隻出具請柬，提供住宿，但不付工資，不安排工作。”我又問“那你何必要掃大街呢？”張君瞪大了眼睛反駁說：“掃大街？掃大街的活都不好找。一周隻能安排兩次。找不到這種差事就隻好替人搬家。”我問：“搬家是重活，你這個書生幹得了嗎？”他說：“情況不一樣。有些東西搬起來簡單些。如果碰上搬遷戶有鋼琴，或者書箱，又正巧電梯壞了，要爬樓梯，那你就隻好認倒黴。每當我穿上工作服，坐上搬家公司的卡車就感到前途未卜，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麼。”聽到這裏，我不禁長歎一聲：“你這又何苦？
圖什麼？”張君似乎有了幾分醉意，大聲回答我：“圖什麼？搬一次家有1萬日元工資啊，我現在上海私下能換800 元人民幣，相當於我這個副教授5個月的基本工資啊！什麼叫吃苦？吃不著苦比吃苦的苦還要苦！”說到這裏，電視台正播放安徽某藝術團赴日訪問演出的實況。該團有一位能歌善舞的女侏儒，被稱為“袖珍姑娘”。電視屏幕上顯示出以下文字：“這位23歲的袖珍姑娘在中國月薪500元人民幣，超過北京大學教授的工資。”我跟張君相對無言，每人又大口吞下了一杯啤酒。
這次來日本之前，不少親友托我打聽到日本進語言學校的情況，要我實地考察一下在這類學校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的住宿條件。我對環境不熟，隻好求助在日本待了7年的李君。李君告訴我，在東京的伊朗人常在代代木公園聚會，從事非法活動；韓國人居住的赤阪一帶，被人稱為“韓國人街”；至於中國人，多住在池袋至大塚一帶，形成了一個內部緊密聯係的中國人村。到語言學校就讀的中國人，很多都是借此作為居留手段，誌在就業，而不是就讀。這類學校各方麵條件均差，名為學校，實為學店。一天晚上，李君領我走進一條狹長的小巷，來到一排兩層木房前。他說：“這就是日本的‘寮’，譯為‘阿帕托’，你進去看看吧。”我擔心地問：“不顯得冒昧嗎？”他說：“沒關係。住在這裏的不少人都是我介紹的。”我們攀上窄而陡的樓梯，來到宿舍門口。隻見每間房隻有六七平方米，裏麵躺著兩至三人，幾無翻身之地。室內不僅沒有空調設備和衛生間，就連電視、電話、電扇也沒有。門口隻有一個煤氣灶眼，和一個一尺見方的公用洗臉槽。
李君想叫醒幾位說說話，回答的是鼾聲；他又用腳踹了踹幾位，也無反響。李君無可奈何地說：“打工太累了。我們走吧。”我鼻子陡然一酸，差點掉出淚來。
為了衝淡這種凝重的氣氛，李君邀我去新大久保去喝咖啡。我問消費標準。他說，那裏有一家野貓咖啡店，由一位中國人管理，是他的朋友，不會多收費的。
這是一家低檔的咖啡店，顧客可以邊喝飲料邊玩帶賭博性質的遊戲機。剛坐下就聽見一個女人的挑逗聲：“你為什麼死盯著我呀？”
我被她的聲音吸引，一看，她塗著濃重的眼影，抹著猩紅的唇膏，體態豐滿，但神情疲憊。我不解她為何見人都要說類似的話。李君說：“賣淫的，上海人。”我好奇地問：“東京的紅燈區不是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嗎？”李君是日本通，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裏費用高，接一次客16000日元，陪一宿四五萬不等。新大久保是‘野雞’出沒的地方，跟客人當麵議價，有時收一萬，有時收八千。”我忽然憶起了一首新詩，題為《甚至連貧窮也不懂的女人》，說中國高原上的女人“什麼也不懂”，“甚至連貧窮和勞苦也不懂”，“隻有一身岩石一樣結實的肉”。眼前這位肉體豐碩的上海姑娘雖然懂得貧窮和勞苦，急於讓自己連同親人趕快擺脫貧窮和勞苦，但付出了如此代價，是不是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呢？
我跟李君走出咖啡店，不知怎的，感到步履越來越沉。忽然，路旁一張布告赫然撲進眼簾。上麵印著：“通緝林峰，中國人，1960年生，在池袋搶劫。”我駐足凝視，心隨之怦怦地跳動，兩腿幾乎邁不開了。
李君拽住我的胳膊說：“走吧，走吧，這種事大約月月都有。上月有4名中國人因搶劫4000萬日元被捕。這月的報紙上又刊登了兩名上海人被捕的消息。罪名是謀財害命。被勒死的是85歲的大淹升先生和他45歲的長女枝野清子。”
不知不覺間，我短暫的旅日生活即將結束，中日友好人士A先生在東京高田馬場的一家牛排館為我餞行。A先生說，他從50年代起就從事日中友好運動，提出過“日中友好基礎在民間”的著名見解，多次被周恩來總理接見。這家餐館，就是他經常宴請中國朋友的地方。
牛肉是專門從神戶運來的，所以店鋪的門簾上有“神戶牛”三個大字。
見到A先生，我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真是抱歉，我們有的同胞給貴國添了麻煩。有人說，在日本，幾乎每月都有中國的‘容疑者’（按：在日本罪犯判刑之前均被稱為‘容疑者’）被捕。”A先生幽默地寬慰我：“這不稀奇呀。在日本，每天都有我們的日本同胞被捕。”談話的氣氛頓時輕鬆了許多。我接著問：“本世紀初，魯迅這一代人留日時，正值甲午戰敗。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罵做豬頭三’。如今，日本人如何看中國留學生呢？”A先生說：“我是學者、教授，看書講演時，我總是反複告誡日本青年，日本的現代化是建築在侵略中國的基礎之上的，引導他們正確看待中國和中國人。同時我也想對中國青年說，無論是戰前或者戰後，日本的國家性質並沒有根本變化。日本是商業社會，並不是遍地有黃金可撿的天堂。所以，來日本之前，必須正確認識日本社會，正確認識自己，否則就會產生深刻的隔膜，甚至釀成悲劇。”我問：“您目睹過這種悲劇嗎？”A先生說：“目睹過。”於是他跟我講述了一件事。
有一天，A先生乘地鐵回家，在車上看見一個麵容憔悴的女孩子，神態顯得異常。A先生懷疑她是中國人，便先用日語發問進行試探：“你病了嗎？要不要我送你去醫院？”那女孩反應遲鈍，答話語音不純。A先生於是斷定她是中國人，便改用漢語親切地說：“我是中國的老朋友，多次去過中國。我的兒子也在中國受過中等教育。你如遇到困難，我可以幫助你。”女孩緊咬嘴唇，淚珠一串串流下來。
她告訴A先生，她是上海一位著名攝影師的孩子，跟一些上海女孩一樣，嫁到日本，是想當一個部門經理，至少開一家小店，但出嫁之後幻想破滅，丈夫不僅毆打她，而且逼她賣淫。她不想活了，整天在地鐵車站往返，考慮如何結束自己短暫的生命。A先生建議她找使館幫助。女孩說：“在東京的中國人不知多少萬，還有偷渡者，中國使館管得過來嗎？”A先生說：“你先自己找找試試，解決不了我再出麵。我跟使館的人很熟。”過了若幹時日，A先生接到這位上海女孩的電話，說歸國問題已經解決，感謝那些使她絕處逢生的人。
話題自然轉到了日本的賣淫問題。A先生告訴我，性在日本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早在1958年3月，日本政府就頒布了禁止賣淫令，但各種花樣翻新的色情和變相色情場所仍隨處可見，如粗俗的脫衣舞廳，無短褲吃茶店，提供“全套服務”的土耳其浴室，陪酒兼陪身的“庫拉布”（Club）……這些場所是青春的陷阱，不少原本純潔的少女在這裏獲得的隻是一種被推到死亡邊緣的快樂。A先生痛心地說，隻要你深夜經過新宿街頭，就可以看到一些被日本高消費的黑手推到色情場所的中國小姐妹……離別東京的前夕，我在住處打點行裝，電視裏又傳出了熟悉的《櫻花》歌的旋律。我走近一看，熒屏上出現的是櫻花落瓣的另一番美景。隻見夜間凋謝的櫻花，花瓣晶瑩閃爍，在空中升騰，旋轉，終至飄落，恰如一幅瑞雪圖，日本人稱之為“櫻花雪”。不知怎的，麵對此情此景，我腦海中接連浮現出許多雜亂無章的場麵：在橫濱當搬運工的福建小夥兒在一天勞累之後，邊喝酒邊唱《大刀進行曲》；在新宿陪酒的上海女孩剛從客人手中接過小費，就強作歡快地在街頭電話亭給母親掛越洋電話：“姆媽，我撥儂買了一台大彩電，儂開心哦！”在上海的日本使館門前，人們不分晝夜地排著長隊等候簽證；在北京的立交橋下，自費留學人員捧著四處籌措或變賣家產得來的大摞大摞人民幣，從“黃牛”手中換來薄薄一疊真假摻雜的美鈔或日元……於是，我在眼前這紛紛揚揚的櫻花雪中，似乎看到了點點晶瑩而苦澀的淚珠……
四、第三、第四次東渡
我第三次和第四次訪問日本是在1996年8月初和1999年5月25日至7月25日。第三次訪問日本是應邀參加福岡市綜合圖書館“竹內實文庫”落成典禮。魯迅博物館派出了一個三人代表團，由副館長時煜華帶隊，成員有我和陳列部負責人王慧敏。配合文庫落成，我們還在該館搞了一個小型的“魯迅展”。
竹內實是日本一位相當有實力的中國問題研究家，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部長。他既是毛澤東研究專家（著有《毛澤東傳》，翻譯過《實踐論》《矛盾論》，撰寫過論文《詩人毛澤東》……），又是魯迅研究專家（著有《魯迅遠景》《魯迅周圍》，翻譯過《二心集》《南腔北調集》，是日本學研社版《魯迅全集》的主要譯者之一）。1992年，著譯多達40餘種的竹內實榮獲福岡市第三屆亞洲文化獎的學術研究獎。作為答謝，竹內實先生將他珍藏的11000冊圖書捐贈福岡市綜合圖書館，其中魯迅著作和相關研究資料1225 種。出席開幕式的有各界人士250人，福岡市綜合圖書館館長高橋良平和時煜華副館長先後致辭。竹內實先生發表了題為《21 世紀的亞洲及魯迅》的演講。活動期間，福岡市市長桑原敬一和教育長町田英俊分別接見了我們。
我第四次赴日本是作為東京慶應大學的特聘教授，與該校經濟學部的竹內良雄教授共同講授“論魯迅的文學”課程。促成此事的是明星大學教授千野拓政。但不知什麼原因，簽證辦理手續延誤了整整一個月，致使原定三個月的授課壓縮成了兩個月。邀請書上說來日航空費由該校負擔，但後來並沒有全額報銷；又承諾學校為我跟妻子提供住宿，但後來才知道這種“提供”仍需支付一定的費用。這些曲折和隔膜雖然給此行帶來了一些不快，但我對千野兄和竹內兄的感謝之情並未因之稍減。
我的授課對象是一般的大學生，所以內容十分淺顯。在此期間的學術活動主要有7次：一、6月5日在日本第44 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即席發言，題為《魯迅在東京》。二、6月17日，下午在東京大學20 世紀30年代文學研究會上講《魯迅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生成》，請我發言是丸山昇教授的建議。會議主持人是尾崎文昭教授。尾崎先生跟我交代，說隨便聊聊就可以了，介紹一下中國魯研界有什麼新人，發表了什麼新見解。我就根據我的了解，結合講題，介紹了張新穎、秦家琪、解誌熙，特別是王乾坤、李新宇當時發表的一些見解。三、6月21日在慶應大學生文學會講演《人之子——魯迅》，關根謙教授翻譯。四、6月29日在福岡市市民中心第三會議室講《魯迅與中國國民性改造問題》。聽眾多為學習中文的市民，年齡、職業各不相同。這是熱衷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台灣文學研究的橫地岡先生的命題。五、7月1日在名古屋市愛知大學中國學部講《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安部悟教授主持。六、7月3日在東京都立大學講演，題為《“五四”運動80年祭》，千野拓政教授翻譯。七、7月23日在東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講演，題為《魯迅與21 世紀的對話》，池澤滋子研究員翻譯。
此次赴日值得一提的還有兩件事：一件是7月20日至22日重遊仙台，就住在阿部兼也教授的私邸。20日，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顧問本田勝利等為我舉行了晚宴。另一件是在湯山土美子教授的陪同下，我們夫婦在6月6日遊了一天東京迪士尼樂園。這次撰寫自傳，無意間找到了當年的一則日記 ——《 遊東京迪士尼》，引錄於下：
“老夫聊發少年狂”。我去逛了一趟東京迪士尼樂園。
門票售價不菲——5300日元，約相當於300 元人民幣，但是我仍願出點“血”，以親自體驗一下這處“夢與魔幻的王國”。因為它的創始人華特·迪士尼是這樣宣傳的：
“我深切期盼，
迪士尼樂園，
是一個帶給每個人幸福的地方，
也是一個不論老少都能體驗生命的驚奇及冒險的樂趣，
並且能留下快樂回憶的場所。”
東京迪士尼今年才16歲，正青春年少，但園內那位跟米老鼠共享盛名的唐老鴨卻已有了65歲高齡。然而又有誰能看到它的半點“老態”？為了給它祝壽，樂園特別修建了“唐老鴨花壇”，營造了“唐老鴨的瘋狂王國”，因而吸引了數不清的遊客。每逢雙休日，遊人如織，比肩繼踵，所以我特意選定了一個正常的工作日——星期二踏上遊程，希望這時候遊客能相對稀鬆一些。
東京迪士尼位於千葉縣浦安市舞濱一番地。從地鐵東京站乘車，一刻鍾左右即可到達，可謂便捷已極。但據知情人說，要遊完這座樂園則至少要花兩整天。
時間有限，人們隻好作不同的選擇。孩子和帶孩子的家長當然會首選“卡通城”和“夢幻樂園”。在這裏，孩子們可以乘坐兔子羅傑的卡通轉轉車和哢嗒哢嗒搖晃的搖滾樂電車，可以乘坐唐老鴨的汽船漂浮於卡通湖上，可以在森林裏會見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還可以在迷你攝影棚中跟世界級的超級明星米老鼠相會。在這裏，“卡通市民”愛吃的爆米花和米老鼠愛吃的春卷勾引得孩子們饞涎欲滴……我重點遊覽的是“西部樂園”“探險樂園”“未來世界”三個景區。
在“西部樂園”，遊人坐機動的木筏到湯姆沙耶島去探險，觀賞美國原住民的帳篷，又乘坐拓荒時代充滿浪漫氣氛的豪華輪在“美國河”上航行。如果你感到疲乏，不妨到頑熊劇場坐坐，那裏有18 頭頑皮的電動熊為你演奏鄉村音樂。它們前爪彈琴，左腿打著拍子，陶醉時雙唇一張一合，表情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如果你感到饑餓，不妨到西部劇場邊吃邊觀賞歌舞秀的表演，熱情的演員會走下台來，約你同台跳法國式的康康舞。
在“探險樂園”，遊人乘船駛向加勒比海，那裏有海盜在激烈槍戰，劫掠成堆的金銀珠寶；還可坐探險船深入原始叢林，那裏有猛禽怪獸、長藤古樹，巨蟒可能冷不丁向你伸出長長的舌頭。有購物欲的遊人可以在這裏購買到世界各地的香水、香皂、幹燥香花，以及中南美、東南亞各地五花八門的工藝品，給自己留個紀念，給親友備份禮物。
不過，我以為真正融知識性與趣味性於一體的還是“未來樂園”——宇宙與未來的世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超越時空界限的旅遊。短短幾十分鍾內，遊客就在活動劇場了解日本從太古時代至現代的曆史；時間機器又將遊客引向時光隧道。那是一個環形電影廳，座位上有英文、中文等語種的同聲傳譯耳機。在這裏，我見到了7歲的莫紮特蒙著雙眼在生日慶典上演奏彈琴，又見到了大胡子達·芬奇和他創作的《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最驚險刺激的當然莫過於“星際旅行”，在這裏，迪士尼和著名導演喬治、盧考斯精心設計了一個航程，讓你來乘坐飛船以星速在宇宙遨遊。樂園不斷向心髒病、高血壓、頸椎病患者及老人發出警告，勸阻他們進行這種太空冒險。但據我這位老人和體弱者的親身感受，在這裏遨遊宇宙其實是有驚無險。
東京迪士尼樂園的特殊景觀還有下午3時、晚上7時半的花車遊行，以及晚上的焰火表演。每次遊行時間約半小時，演員不時停下來跟孩子們共舞或合影。遊客們有節奏地鼓掌，把遊園的氣氛推向高潮。
晚8時整，“仙履奇緣城堡”的頂部就會發射出五顏六色的焰火。對於中國遊客來說，焰火變幻出的“鯉魚戲水”“五穀豐登”“星光燦爛”等圖案並不稀奇。但少見的是噴射火球。一個個大火球騰空而起，像蘑菇雲，整個城堡就像在熊熊燃燒。這時，雷射光柱用各種美麗的圖案將城堡包裝起來，讓遊人恍若置身於夢幻之中。
9時許，拖著疲憊的雙腿踏上歸途。在回味一天的遊程時，又不禁有些感觸：東京迪士尼樂園固然給遊人帶來了歡樂，樂園的現代化管理水平也著實令人驚歎，但對於日本人來說，它終究是一種舶來品。
日本人是一個善於模仿的民族，但模仿再惟妙惟肖，也終究替代不了創造。當前我們正處於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但在這趨勢下，各民族文學的原有特點絕不能消解，因為隻有異質文化的多元並存、多元發展，才能使世界文化的園圃群芳爭豔，美不勝收。是的，米老鼠是可愛的，唐老鴨也是可愛的，但如果中國沒有孫悟空，日本沒有一休和尚，那世界豈不會變得枯燥呆板？
五、為池田大作會長頒證
我第五次訪問日本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目的是授予國際創價學會會長、創價大學創辦人池田大作以魯迅博物館名譽顧問稱號。促成此事的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的總編輯孫立川。孫先生原是廈門大學中文係畢業生，曾協助該校莊鍾慶教授注釋《兩地書》，1977年即與我相識。20 世紀80年代中期他留學日本，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而後在香港立業。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過池田大作先生的係列著作，都是通過孫立川的關係。1999年8月初，他介紹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理事長李剛壽與我聯係，商榷授予池田會長名譽稱號事宜。經過反複考慮，我建議授予池田先生以魯迅博物館名譽顧問稱號。同年8月23日，國家文物局正式批複（見文物博函〔1999〕522號），同意了上述建議。我於9月8日將此事函告池田先生。他於9月15日複信說：尊敬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
陳漱渝先生：
早晚清爽的陣風，使人感到秋天的接近，想陳副館長公務繁忙，謹頌清祥。
接到副館長書信，得知欲聘我為貴博物館名譽顧問，不勝榮幸，衷心致謝，並誠心地接受這項榮譽。信裏並提及我推行的各種友好交流活動，予以充分理解和讚賞，感謝之餘，愧不敢當。
眾所周知，魯迅先生是今世紀中國誕生的天才。他不單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努力於改變社會的革命家，愛民如己出的大文豪。通過他的作品與生平，我深受啟發。所以，一有機會，我就對廣大的日本青年廣為介紹。
今後，為了不辜負陳副館長以及貴博物館對我的期待，一定會更努力共同攜手推進日中友好，以及文化、教育交流。
至於具體的聘請儀式時日等情況，今後會通過李剛壽先生進行聯絡，征求貴博物館的意見，做出決定。
最後，謹祝陳副館長愈益健康活躍，貴博物館繁榮發展，並期待後會有期。
1999年9月15日
創價學會名譽會長
幾經商榷，出訪時間最後定於2000年4月1日至7日。出席頒證儀式的有周海嬰夫婦、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張全國和我。4月3日上午，頒獎儀式在能容納萬人的創價大學禮堂隆重舉行。這一儀式跟創價大學的開學典禮相結合，所以該校全體師生員工全部出席，禮堂樓上樓下三層，座無虛席。我代表魯迅博物館致賀詞。致辭時聽眾席上一片雅靜。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的集會有如此良好的秩序。我的賀詞是：
尊敬的主席、嘉賓，
女士們、先生們：
在這個莊嚴而美好的時刻，我們將向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頒發榮譽證書，特聘他為中國國家級博物館——魯迅博物館的名譽顧問。這在我們館44年的曆史中尚屬首次。
我們審慎地做出這一重大決定，首先是基於池田先生是中國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在中日友好之川尚未完全解凍的嚴峻的曆史時刻，池田先生即以他的政治遠見和廣博愛心致力於恢複兩國邦交。今天，堅冰已破，大地回春，中日兩國正以信賴為基礎進行多方麵的交流與合作。為了繼續推進中日友好的崇高事業，池田先生仍奮力排除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的潛在障礙和不穩定因素。這種“越是困難，越不顧利害，保護朋友到底”的深情厚誼，中國人民將銘記於心。
我們審慎地做出這一重大決定，同時還由於池田先生是致力於世界和平的“平民大使”。在已經成為曆史的20 世紀，曾經發生過兩次使人類蒙受空前浩劫的世界大戰。在剛剛拉開帷幕的21 世紀，雖然“和平與發展”將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異質文化的撞擊、政治理念的分歧、民族利益的失衡、社會分配的不公，都有可能導致不同領域的衝突，乃至引發規模不等的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池田先生及其領導的創價學會為和平所做出的積極的創造性的努力，就顯得十分可貴，理所當然地為和平的祈求者和受惠者所格外尊重。
我們審慎地做出這一重大決定，更是基於池田先生對我國文豪魯迅的深刻理解和彼此內心的溝通。魯迅先生的光輝一生始終以改造中國人的靈魂為己任。他在承認物質文明是現實生活根本的同時，特別注重療治在商品大潮衝擊下所產生的物欲膨脹、精神萎靡的社會弊病。
早在20 世紀初，魯迅就提出了“張靈明”（即發揚人內心光芒）的主張，並懇切告誡我們：“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隻能看到物質的閃光。”池田先生對此產生了強烈共鳴。在人的意識和價值觀極其紛亂的當今，池田先生不倦地弘揚生命尊嚴理念的哲學，力圖恢複和增強人們在現代文明中逐漸失去的精神推動力，為未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說，池田先生堪稱魯迅在東瀛的知音。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授予池田大作先生為魯迅博物館名譽顧問的榮銜是恰當的。希望先生能夠愉快地予以接受。
最後，讓我們衷心祝願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祝願世界真正成為民眾的樂園、和平的寶土，祝願池田大作先生健康長壽，祝願今天與會的所有朋友們在為他人、為社會做出貢獻的生活中獲得最大的幸福。
在這次盛典上，張全國副館長代表魯迅博物館給池田會長頒發了證書，並贈送了一套《魯迅輯校古籍手稿》，以及我館畫家陸燕生的一幅山水畫《大禹陵》。
當天下午，池田會長跟我們一行四人舉行了座談，關於座談會的記錄，在《聖教新聞》上有詳盡的報道。在我的印象中，池田會長反複表示他最崇拜的中國人有三位：孫中山、周恩來和魯迅。而對於魯迅，他又有三點重要認識：一、魯迅作品中始終貫穿了對民眾的摯愛，是“呼喚民族魂的偉大哲者”。這一點跟以民眾為社會運動基點的創價學會精神相通。國家的主角是人民，沒有什麼比紮根於人民之中的文化更強大有力。二、魯迅是“不屈的以筆為武器的戰士”，是“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要以自由的搏擊去衝決思想的樊籠”。
三、魯迅的“希望哲學”引起了他強烈的共鳴。池田先生曾在日記中抄錄魯迅《隨感錄·六十六》中的一句話：“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還抄錄過魯迅小說《故鄉》的結尾：“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頒證活動結束後，我們一行在香港國際創價學會李剛濤、陳萍生、孫立川先生，以及聖教新聞社香港支局記者加倉井惠一的陪同下，參觀了創價學會辦的美術館、鋼琴博物館，又在東京和仙台跟創價學會的會員舉行了座談。我在座談會上作了專題發言，題為《魯迅的人學與池田大作的人學》。
回到北京後，我收到了池田大作會長的一首長詩《文學界的巨人，精神界的先驅》，表達了他這次接受名譽稱號的心情，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歲月的輕車
駛過了四分之一世紀
五十載輝煌的共和國曆史之日
我受聘為北京魯迅博物館名譽顧問今生何幸？
我惶恐萬分
小生何幸？
魯迅是我最景仰的先生將魯迅的文學
續向日本的青年傳誦
讓日本的青年
學習魯迅，繼承魯迅
我謹記——在這個至高的榮譽之中也有著一份無上光榮的重任在肩
……
看滿堂的創價大學新生
與百年前的魯迅共擁青春歲月
或信有緣，
先生知之一定笑開顏
薪火相傳
吾儕努力駕駛這和平友好之船
六、在日本談魯迅死因
2001年10月4日至10日，我第6次訪問日本：先應山田敬三教授之邀飛抵福岡，參加日本的中國學會的年會，同時應邀的中國學者還有上海的章培恒教授；在此期間又應岸陽子教授之邀到東京早稻田大學作學術報告。
山田敬三原是神戶大學教授，後到福岡大學任教。他是日本魯迅研究權威學者竹內好的弟子，對他的恩師既有師承又有超越，其代表作《魯迅世界》早在1983年就有中譯本，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日本的中國學會的年會由各地輪流舉辦，山田教授是這一年的東道主。
按慣例，日本的中國學會正式開會的前一天下午，都要由兩位學者作專題發言，好比是正式比賽之前的熱身。這次確定的發言者是我和北岡正子教授。
對於我而言，這是一種肯定，又是一種禮遇。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其中涉及圍繞魯迅死因的爭論——主要指魯迅逝世跟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的關係。我談到中國有人認為須藤有“謀害”魯迅的嫌疑，依據之一就是他曾經擔任過“烏龍會”（一個“在鄉軍人”團體）的副會長。當我發言提到這一情況時，丸山昇教授當場站起來，即席發言。他明確指出，烏龍會是日本“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的一般性組織。須藤醫生擔任軍醫是1898年至1918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已經退伍13年，以此作為他“謀害”魯迅的政治依據是站不住腳的。
會後有日本友人告訴我，經過認真調查，須藤醫生擔任過上海日本岡山縣僑民團體的副會長，目前似乎並沒有發現他擔任烏龍會副會長的檔案。我又問：為什麼魯迅去世之後須藤醫生就銷聲匿跡了呢？是不是心虛？那位日本朋友說，須藤醫生1946年從中國回到了他的老家——岡山縣川上郡成羽町，成了一名頗受當地居民信賴的醫生，人們交口稱讚他“醫有仁術”，1958年還專門舉行了一次“須藤老醫生盛讚會”。1961年3月，許廣平率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日本時，須藤醫生已經去世兩年了，當然不可能主動去跟她聯係。
參加中國學會的年會之後，我即離開福岡赴東京，在早稻田大學作了一次講演。接待我的是岸陽子教授和她的丈夫安藤彥太郎先生。我幾次赴日本期間，幾乎都得到了安藤一家的關照。我和妻子還曾應邀跟他們一家到箱根度假，不僅欣賞了如詩如畫的風光，而且觀賞了畢加索的素描真跡。岸陽子教授跟山田先生一樣，也是日本著名魯迅研究家竹內好的學生。她對中國現代文學有深入研究，而且她翻譯的《莊子》也是日本的暢銷書，她的丈夫安藤先生是曆史學家，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的會長。1999年該會成立20 周年時，我曾在賀信中說：
自中日兩國恢複邦交以來，特別是近20 多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加強了交流與合作，為中日兩國關係史譜寫了新的篇章。這方麵的顯著成績，固然跟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和努力有關，但中日兩國友好之樹的根須曆來卻是深深紮在兩國民眾的沃土之中。因此，對於日本進步民間團體（包括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所做的貢獻，我們無論怎樣評估都不能算高。
毋庸諱言，我在訪問日本的過程中，也切身感受到目前兩國關係蒙上的陰影。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責任，日本的一些右翼政客始終持推卸和否認的態度。近些年來，以藤岡信勝為代表的所謂持“自由主義史觀”的人，以維護日本民族的自豪感為名，極力美化那場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都帶來了深重災難的戰爭。在關於《日美安全條約》的防禦範圍是否包括我國台灣的問題上，日本有些政治家的解釋也顯得模棱兩可，使得像我這樣的中國普通知識分子難以表示信任。而在跟安藤彥太郎等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的朋友接觸的過程中，我感到他們的立場非常堅定，對問題的認識甚至比我的有些同胞還要清晰。這就使我加深了對他們的尊敬，以及對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的尊敬。
我是一名魯迅研究工作者。魯迅對日本人民始終懷著十分美好的感情。即使在中日兩國交兵的歲月裏，他仍然堅信“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希望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的朋友們繼續堅持國際主義的正義立場，排除政治道路上的重重障礙，把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不斷推向前進。
曆史發展進程充分證明，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工程科學是支撐科學大廈的三大支柱，共同推動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在實際生活上，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又常常為人們所忽略。今後，希望通過中日兩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提高社會科學的聲譽，為21 世紀的和平與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封賀信，真實表達了我跟安藤彥太郎夫婦友誼的基礎。2009年10月27日，安藤教授因病去世，終年92歲。我在唁電中說：“安藤教授去世，是日本學術界和教育界的一大損失，但他的音容風範將活在親友的心中，他的學術生命並沒有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上終止。”
第三節 我當了一天“倒爺”
——我的蘇聯印象
一群金發的蘇聯兒童向我簇擁過來。他們有的拿著文具盒，有的拿著用過的郵票，有的拿著各式硬幣，連聲喊著：“大大！大大！”一位溫文可愛的小女孩默默走到我的身邊，閃動著一雙褐色的眼睛，把一張畫片塞進了我的衣兜。知情的旅伴告訴我，這群孩子是想用他們的物品交換中國的“大大”泡泡糖。遺憾的是，我身上恰巧沒有帶這種糖，隻能向他們聳聳肩，擺擺手，用英語說聲“對不起”。我急著想把那張畫片退還給那位小女孩，但她的身影卻在人群中消失了……
這是在1991年春天赴蘇一日遊途中發生的一幕。這次旅遊的起點是位處黑龍江省東北部的黑河市，目的地是蘇聯阿穆爾州的首府布拉戈維申斯克（以下簡稱“布市”）。這兩座一衣帶水的城市，雖然已有100多年的貿易交往史，但開放對等一日遊活動卻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新鮮事物。我是利用赴齊齊哈爾師範學院黑河分院講學之便參加這次活動的，交付的旅遊服務費共350元。
早上6時半，旅遊者在中國國際旅行社黑河支社集合，導遊先宣講“旅遊須知”六條，其中有一條是“不許與蘇方人員換外幣、兌換物品和出售物品”。
聽到這裏，在場的人都哄笑了起來，因為這次旅遊活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以物易物”；因繳稅需要，兌換外幣也是雙方都默許的事情，所以有人將這種“一日遊”稱為“一日倒”。
因為要“倒”，所以旅遊者都用同樣的尼龍編織包，攜帶大致相同的物品：運動衫、襯衣、珍珠項鏈、運動鞋、“大大”牌泡泡糖……無論男女老少，每人還一律穿上一種黑皮夾克——人們戲稱之為赴蘇聯的“國服”。我的同行者共160人，分編為四個團，大部分是東北人，主要來自工廠企業。每個團各配備了一位中方導遊小姐，一位蘇方導遊小姐。
上午9時許，客輪抵達布市碼頭，迎接我們的是一排巨臂長舒的起重機，還有七八位蘇聯海關人員。他們手握步話機，頭戴大簷帽，帽簷鑲有一條綠邊，煞是威風。
登岸後的場麵十分壯觀：前麵有蘇方的警車開道，後麵是我們乘坐的四輛大轎車，還尾隨著一二十輛小汽車，簡直可跟國賓進入北京城的氣勢媲美。尾隨的是蘇聯的個體戶，他們準備在我們停留的任何地方隨時交換物品。出動警車是為了保護中國旅行者的安全。布市隻有20餘萬人，但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這裏也聚集了來自蘇聯各地的社會渣滓，偷盜、搶劫、鬥毆的事情時有發生。我們此行之前經過整頓，情況大有好轉，但在我旅遊的當天，仍有一些旅伴的尼龍包被割破，錢財衣物被偷走。
旅遊的第一項活動是瀏覽市容。布市市區麵積為30平方公裏，街道整潔寬闊，具有現代風格的建築物鱗次櫛比，但商店極少，行人不多。我們路經了一些高等學校，如醫學院、音樂學院、工學院，還有話劇院、少先隊之家……導遊介紹說，布市居民每5人中就有一名大學生或中專生，享有“遠東的科研中心”和“學生城”之稱。在瀕臨江邊的堤岸街，有幾十名中國勞工正在那裏修築江堤。蘇聯國內勞動力匱乏，而中國各地又亟須勞務輸出。看來，中蘇雙方在勞務合作方麵的前景是相當廣闊的。我們還途經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碑前火炬常年不熄，據說碑下掩埋著一些烈士書信，無人知道內容，要等到幾十年之後才能啟封。
在列寧大街的廣場上，我們的大轎車停下來，蘇聯攝影師為來自黑龍江南岸的旅客合影留念。不久，每人都拿到一張5 寸的彩色照片，不過相紙的質量及衝洗水平遠遜於我們國內衝洗的彩照。接著是參觀“地方誌博物館”。這裏展出了布市的不少文物以及藝術品，共10餘個展廳。導遊小姐召集旅遊者進館參觀。有人嚷道：“看這玩意兒幹嗎！”說完就在博物館附近擺開了交易的陣勢。前來參觀的不到20位旅遊者中，有人在展廳大模大樣地抽煙，急得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慌忙上前勸阻。博物館的女講解員看到大多數旅遊者意在交易，並無心參觀，所以講得十分草率，我氣喘籲籲地跟著她樓上樓下跑了一圈，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中午在中蘇合資的友誼賓館吃飯，五人一桌，供應啤酒、酸梅湯、麵包、軟糖、一盤肉、一碟魚、一小盆土豆湯，還有幾塊十分粗糙的點心。正餐桌上擺糖果，這在我的人生經曆中尚屬首次。按理說，這些食物原本是不夠吃的，但偏偏每桌都剩下許多。除開不合口味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不少人不但無心參觀，而且無心吃飯。胡亂吃上幾口，他們又在賓館門口擺起了地攤。
一日遊的主要內容在下午進行。大轎車在一處交易市場門口停下。導遊小姐說，這是以物易物的主要場所，在這裏共停留兩個半小時。100餘名旅遊者剛下車，就被數以千計的蘇聯換物者包圍得水泄不通。他們見到男的叫“同誌”，見到女的叫“馬丹”（太太）。在這種場合基本上沒有什麼語言障礙，隻需要極簡單的比畫比畫就能明了對方的意思。蘇聯人拿來交換的物品有望遠鏡、釣魚竿、手表、嬰兒車、不鏽鋼餐具、呢大衣、呢帽、西服、呢料、照相機、家用電器、自行車。貴重皮毛按規定是不準攜帶出境的，但仍有人拿出來進行交換。當時用一件皮夾克（售價100 元人民幣）加一套運動服（售價60 元人民幣），就能換得一件毛領呢大衣（約值600 元人民幣）。中國旅遊者覺得自己賺了，但對方也很滿意。因為一件毛領呢大衣在蘇聯的售價跟一件皮夾克相當，還多換了一套運動裝，他們也覺得賺了。我用兩件價值22 元的襯衣換了兩輛鋁合金製的折疊式嬰兒車，又用一套價值58 元的運動衫換了一件蘇聯將軍穿的呢大衣。這兩個半小時的“以物易物”好比是一場激烈的搏鬥，也好比是一場劇烈的運動。不少旅遊者帶來一包物品，換到兩三包物品。轎車裏沒有行李架，大大小小的包占領了全部座位，人隻好擠在座位間的通道。為了防止偷盜，車窗絕不能打開，於是這輛沒有空調設備的旅遊車變成了悶罐車。熱空氣裏還彌漫著汗味和汽油味，有的人禁不住嘔吐起來……最後一個節目是參觀商店。我們參觀了一家百貨店和一家食品店。百貨店商品單調，價格昂貴。食品店裏人們排隊購買憑票供應的食品，醬油、味精、蔬菜都十分缺乏。我想，以蘇聯的綜合國力和雄厚的基礎工業，如果調整局部政策，改革某些不合理的體製，農業和輕工業某些環節的暫時失調狀況應該能迅速得到扭轉。這次旅遊也表明，中蘇貿易的前景十分廣闊、十分光明，問題是需要及時總結經驗，不斷加以改進。
晚餐後乘車回國。先通過蘇聯海關，有的旅遊者攜帶的自行車、銀狐皮領大衣被查出，或被罰款，或被沒收。但有人將事先準備的“良友”香煙、易拉罐飲料塞給蘇聯海關人員，不少違章物品就在這半推半就的過程中蒙混過了關。乘船返回黑河口岸，再次接受中國海關的檢查，一日遊活動即宣告結束。
這時，已是晚上8時半。
回到賓館，從衣兜中掏出那位蘇聯小女孩塞給我的小畫片，上麵畫的是一位聖誕老人，扛一株聖誕樹，背一個紫色包，身後一隻小狗，一隻小貓，都提著饋贈給孩子們的禮物。我想到未能回贈這位小女孩“大大”泡泡糖，也未送她其他禮物，心中久久不得安寧，感到欠了她一筆人情債，不知在何時何地才能給予補償。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12月下旬，蘇聯正式宣告解體……
第四節 一次夭折的國際學術交流
——我的韓國印象
我一生最小瞧那種過河拆橋之人，但不幸自己也辦過類似的事情——雖然可以自辯的是，事態的發展的確非我的綿力所能掌控。事情要從1996年底說起。記不得那年的哪一天，我接到了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陳瓊芝教授的電話。她是我的同鄉，也是注釋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同人。她因為曾在吉林延邊大學任教，所以朝鮮族的學生較多，其中有一位李宗燦先生。據說李先生的叔父是韓國的議員，曾任要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又熱衷於中韓文化交流，因此出任韓中友好交流基金會的理事長，也是韓國魯迅學會會長。李先生很希望韓國的魯迅學會跟中國的魯迅研究會建立交流關係，因為我是中國魯迅研究會的秘書長，陳瓊芝和她的學生便希望李先生直接跟我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