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凱賓斯基酒店我見到了李宗燦先生。他是一位身材矮胖的年輕人，辦事顯得精明幹練。他向我表達了建立兩國學會交流合作的良好願望。韓國的魯迅研究已有70 多年曆史，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又產生了一批才華橫溢的新生代，所以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願意促成。1996年12月28日，中韓兩國魯迅研究團體的合作意向書簽字儀式在凱賓斯基酒店的一間會議室裏舉行。中方出席者有周海嬰先生、林非先生，我記得還有陳瓊芝教授和其他人。韓方出席者有國會議員李敬在、李宗燦會長、曹秀美常務副會長。在我印象中，曹秀美是一位歌唱家，曾在國際比賽中獲獎，但似乎並不懂魯迅。
這份意向書簽訂之後，我原想借此機遇切切實實做點事情，比如在中韓兩國分別舉行魯迅國際研討會，把穿針引線的陳瓊芝也請到論壇發表高見。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很快就危及了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一些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李宗燦先生的叔叔似乎也未能在韓國政壇大展宏圖。據我判斷，這兩個因素製約了韓國魯迅學會的發展，1997年可以說沒有作為。
1998年8月，正值中韓建交6 周年。李宗燦先生想舉辦一次活動——韓國第一屆魯迅文學獎頒獎。這次活動得到了大韓航空公司和中國駐韓大使館的支持配合。在初審委員會委員名單中，有中國駐韓代理大使田寶珍、文化參讚陸思德、魯迅之子周海嬰，我也忝列其中。韓方評委有大韓民國藝術院院長趙炳華、韓國議員秋美愛、外交通商部文化協力局局長鄭貞儉，當然還有韓國魯迅學會的正、副會長李宗燦和曹秀美。評審結果，是把這個大獎授予韓國著名作家趙廷來。這位作家思想進步。他的長篇小說《太白山脈》《阿裏郎》是史詩性質的作品，在韓國十分暢銷，印數多達800 多萬冊。韓國人口4000 多萬，也就是說，每5個韓國人中就有1 部趙廷來的作品。
此次頒獎活動定於1998年8月16日至8月25日進行。限於舉辦方的經費，邀請對象隻有海嬰先生和我兩個人，既沒有陳瓊芝教授，也沒有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其他負責人，我為此深感不安。16日下午3 點40分，我跟海嬰先生飛抵首爾（那時還叫漢城）的金浦機場。李宗燦先生把我們迎到了明洞附近的一家叫“太平洋”的普通賓館。也許是因為趕上了亞洲金融風暴，又趕上了周日，所以一路上看到很多商店關門閉戶，一些高樓的玻璃上寫著出售、出租的大字。
連行李都沒有放妥，李宗燦先生就安排我們趕赴樂天飯店參加魯迅文學獎審查委員會會議，直到晚8 點才回賓館。
8月17日，李宗燦先生請了兩個中國留學生當導遊，陪同我們參觀仁沙洞的文化街、南大門、南山塔。首爾的文化街相當於北京的琉璃廠，我們去時生意十分清淡，偶有一些中國觀光客。我在這裏買了一兩件小飾品。南山塔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倒是南大門熱鬧非凡。這裏聚集著1 萬多家商店和商販，五花八門的生活雜品一應俱全。我買了一件打折的鱷魚牌T 恤，又買了一點韓國的土特產紅參。據說南大門興建於1395年，又稱崇禮門，是朝鮮王朝始祖李成桂時代的標誌性建築，可惜2008年2月在示威遊行中被付之一炬。
8月18日，我們會見了韓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方定煥的公子方雲容，他贈送了一套厚重的方定煥文集。接著，又驅車來到國際飯店，會見了韓國魯迅學會常務副會長曹秀美和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的獲獎者趙廷來。當晚，中國駐韓使館為我們舉行了晚宴。
8月19日，參觀景福宮、德壽宮和奧運會競技場。景福宮是李成桂（1335—1408）的正宮，跟南大門一樣，也是始建於1395年，此後屢遭焚毀破壞，成了朝鮮民族多災多難的曆史見證。德壽宮是成宗之兄月山大君（1454—1488）的邸宅，有大漢門、中和殿、鹹寧殿等古典式建築。但對於我這個多次參觀北京故宮的中國皇城居民，它並不令人感到震撼。那天參觀奧運場館的人也不多，我隻對那個伸大拇指的巨型雕刻印象清晰如昨。
20日參觀了位於首爾近郊京畿道的韓國民俗村和龍仁自然農園。在民俗村，我們正巧趕上了拍攝韓國古典題材的電視劇，似乎是迎親場麵，有坐花轎的俏美新娘，有騎白馬的英俊新郎，還有前呼後擁的迎親隊伍，場麵煞是壯觀，吸引了不少遊人的目光。據說，風靡神州的韓劇《大長今》就是在這裏拍攝的。民俗村裏有一座木橋，就是該劇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地方。當晚，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秘書長樸宰雨宴請了我們。餐後，樸教授問我想去哪裏，我信口說，想去漢江南岸看看，因為中學時代讀過一篇報告文學作品《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樸教授開車帶我前往。但一路擁堵，到南岸時已將近晚10 點，於是隻好仍舊折回。此次夜行唯一的印象，是韓國收取小轎車過橋費是看乘車人數。如滿員則免收，空餘座位越多越多收。我想，這項舉措是為了節約能源，鼓勵拚車，是值得借鑒的。
8月21日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天。因為根據李宗燦先生的安排，我要在豪華的新羅飯店王朝廳發表講演。講題是李先生親自指定的，叫《魯迅與21 世紀的對話》。我認為這個題目有開拓性，也有當代意義，便認真做了準備。但開講前不久，我才知道李先生並未認真組織聽眾。韓國魯研界的學者並不知道韓國魯迅學會這一組織，也不知道這次活動，李先生事前也沒有跟他們進行溝通。為了避免冷場，漢城大學老教授金時俊臨時帶了幾位研究生前來捧場，才避免了出現沒人聽講的尷尬場麵。這篇講詞，現已收入《假如魯迅活到今天：陳漱渝講魯迅》一書（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關心此事的讀者可以參看。
當晚，舉行了中韓建交6周年紀念晚餐。李先生說，這一活動是他負責的韓中友好交流基金會資助的。
8月22日，我的韓國友人嚴英旭博士接我們去光州、全州、慶州觀光。嚴博士除了在高校任教，還在夜校教學生學中文。學生中有一位年長的董事長，好像姓南，對研究中國現代散文頗有興趣。他在慶州開了一家賓館，接我們去玩兩天。沿途參觀了一處海港，那裏有一艘中國山東的貨輪，正幫助韓國把美國的救濟大米運往朝鮮。到了慶州那家賓館，除了我們一行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人投宿。因為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這裏沒有什麼遊客。我問賓館靠什麼維持。董事長說，賓館有一個大眾化的澡堂，還有一個咖啡館，每天還有一定數量的當地人光顧。慶州留給我的印象，就是嚴英旭博士的熱情，董事長的好客，董事長太太製作的可口泡菜……8月24日，我們回到漢城，第二天早上8 點乘機歸國。此行在學術交流上可以說是毫無所獲，韓國魯迅文學獎產生的社會影響我也不得而知，倒是行囊中塞滿了韓國的辣白菜和辣蘿卜，除饋贈親友之外，家裏還美美吃了半個多月。
這次活動之後，韓國魯迅學會似乎就偃旗息鼓了，讓我談《魯迅與21 世紀的對話》的李宗燦先生也再未跟我“對話”。前些年，陳瓊芝老師因乳腺癌早逝，我想讓她去韓國交流的願望終成泡影，心中的愧疚也就永遠無法彌補……
第五節 美國訪學雜記
——我的美國印象
2002年6月17日至30日，我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係主任王德威教授和該係訪問學者、日本愛知大學教授黃英哲之邀，到紐約、華盛頓、波士頓這三座城市作短期訪問。此行的主要收獲，是對紐約等美國大城市有了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我專程拜訪了美籍華人夏誌清教授，並在哥倫比亞大學調閱了張學良檔案。
一、浮光掠影看紐約
跟一個陌生人聊上一兩個鍾頭，也許就能寫出一篇頗為漂亮的印象記；反之，如果跟他一起摸爬滾打20年，反而不知如何下筆，唯恐將他寫走了樣。同樣，我在北京生活了40年。我愛這座城市，熟悉這座城市，但從來沒有描寫它的衝動。反之，我隻在紐約生活了半個月，回國之後卻有不寫不快的感覺。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可寫的。紐約留在我腦海中的隻有一些無法連綴的畫麵，好比是打翻七彩瓶後留下的一堆碎片。告別紐約之前，接待我的友人鄭重問我：“紐約好還是不好？”我一時語塞。友人大失所望，似乎他的一番盛情全部付諸東流——原來我是這麼一個不識好歹的人！
紐約是好，還是不好？
飛機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後，我乘坐黃色的出租車到位於曼哈頓區的哥倫比亞大學，行程24公裏，車資花了約50美元（包括過橋費、小費）。這就提醒我，紐約的出租車是一種奢侈品。大眾化的出行方式是坐地鐵——出哥倫比亞大學正門就有地鐵站。地鐵車票很便宜，坐一趟1.5美金。用地鐵的乘車卡也可以乘坐公共汽車。還有一種4 美元的通票，可以用一整天，無論坐多少次，跑多麼遠都可以。這真是平民的福音。
走到地鐵的進站口如臨監獄。一道道鐵柵欄將旅客阻隔分割。支撐地鐵站的是一根根墨綠色的鋼梁。因此，走進地鐵站，又好像置身於一個大而無當的建築工地。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是地鐵站的水泥地麵，滿處都是黑色的汙漬，好比一個垂危者臉上密布的老人斑（我為這個貼切的比喻而驕傲）。最令人不堪的是站內無冷氣。燠熱的夏天在站內候車，如鑽進蒸桑拿浴的小木屋，頓時就會汗流浹背，如果有幸碰上了帶空調的車，又會立即噴嚏連天。一冷一熱，忽冷忽熱，怎能不如此呢！
地鐵車廂內儼然一個小聯合國，有黑人、白人、皮膚棕色的印度人，也有國籍難辨（中國？韓國？日本？）的黃種人。美國的婦人多肥胖，一人要占兩人的座位，沒地方坐的人隻好握著扶手站著。但一轉眼，發現旁邊站著一位頭發幾乎貼著車廂頂部的壯漢，露出兩條肌肉鼓綻的胳膊：一條上麵盤著青龍，另一條上麵刺的是我們祖宗的古訓：“不成功便成仁。”你不禁會嚇出一身冷汗。車到站，停車那一刹那又躥上幾個黑人。領頭的一位先用洪亮的聲音發表宣言，接著集體用聲震車廂的和聲哼兩句流行歌曲，於是便舉著紙袋到你跟前斂錢。你又會被嚇出一身冷汗，並對這種既高雅而又粗暴的乞討方式表示敬佩。至於詩人北島筆下那種讓在車廂裏打盹的男人“醒過來，混濁的目光像霧中的燈一閃”的“絕色美女”（《紐約變奏》），我乘車的日子裏尚未飄然而至。
我不知是自己豔福太淺，還是這種“絕色美女”基本上不會在美國地鐵的車廂內亮相？
查查紐約的觀光手冊，可以遊覽的地方真多。但我首選的是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廢墟。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原是110層的摩天大樓，以地下街相連，中心內原有1200家企業，5萬員工，每天約8 萬訪客，是美國控製進出口國際貿易的樞紐。2001年的9月11日，兩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使這裏的兩幢高樓都變成了廢墟，殉難者達3500多人。如今，人們從瓦礫堆中將死者的衣物挖出，懸掛在四周的牆壁上，供上鮮花，燃起蠟燭，連成了一座座簡樸而神聖的祭壇。我流連於絡繹不絕的憑吊者當中，不禁想起了2000年在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廢墟前致哀的情景。是的，一切形式的恐怖行為都是反人類、反和平、反文明的，都應該遭到正義的譴責。“9·11”事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既要尊重生命與人權，又應該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差異，並通過積極的交流和對話來擴大共識，淡化仇恨，控製衝突，逐步消除導致全球衝突的危險因素。
從83號碼頭乘船遊覽哈德遜河，是紐約遊客的一大享受。哈德遜是一個荷蘭人的名字。1609年，他搭乘“半月號”海輪抵達這裏，發現了這塊神奇的土地。遊輪分兩種，一種遊3個小時，船票25美元；另一種遊1.5小時，票價自然也便宜一半。在遊船上可以看到會議中心、炮台公園城、聯合國大樓，可以看到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但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瞻仰紐約灣的自由女神像。女神屹立在藍天白雲之間。她頭頂齒輪形的桂冠，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捧著1776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這是法國人民在美國獨立100周年之際贈送給美國人民的珍貴禮物。雕刻家弗雷德裏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以自己的母親為模特，曆時16年才完成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女神像。遊船在女神像四周盤旋，耳邊響起了貝多芬的《歡樂頌》，給我們以無限的希望和夢想。走下遊船，在毗鄰碼頭的公園徜徉，一個會眨眼的“自由女神”勾住了我的肩膀。我跟她合影一幀，代價是付以一美元。這是一種“軟性乞討”方式。據統計，這樣的乞討者在紐約就有3萬人。一方麵是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製，另一方麵是不斷滋生的弱勢群體，可見人類想通達真正自由的境界還要做出艱巨的努力。
到了紐約，不能不去考察紐約的文化。代表紐約高雅文化的是博物館。在紐約，各具特色的博物館近20個，如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修道院博物館、美國映像博物館、美國工藝美術館、美國印第安博物館、警官學校博物館、I.C.P 國際攝影中心、猶太人博物館、現代美術館、傳播博物館……其中最具規模、藏品最豐的是大都會博物館。這座西半球最大的博物館位於第五大道近80 街處，1866年7月由約翰·傑伊在巴黎倡議籌建。展廳共分19個主題美術館。一樓展出埃及、希臘和羅馬以及中世紀的藝術珍品，也有非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藝術珍品。二樓展出亞洲、歐洲、古代近東的藝術珍品及伊斯蘭藝術品等，每年吸引約500 萬觀眾。我是6月28日（周五）傍晚到這裏參觀的。該館平日下午5時15分閉館，而周五、周六則延長至晚8時45分。門票費分10 美元和5 美元兩種。因為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所以隻需象征性地交5角或1 元，作為支持讚助費。館內展品均為實物，大約隻占藏品的四分之一，要仔細參觀至少需要整整一天。因時間關係，我隻重點觀賞了荷蘭倫勃朗的35 幅原作和西班牙莫奈的18 幅原作。
代表美國通俗文化的應該是百老彙的音樂劇。美國的音樂劇保留了歐洲古典歌劇優雅高尚的風格，又加以改造，輔之以輕鬆、通俗的表現方式，用以表達美國大眾的情感。百老彙一帶大約有30 多個劇場，曆演不衰的劇目有《西貢小姐》《貓》《蜘蛛之吻》《窈窕淑女》等。比如《西貢小姐》以1975年侵越美軍撤出西貢為背景，描寫了一位叫金的西貢小姐對美國軍人克裏斯一往情深的愛戀。其實，這出戲表現的隻不過是美國人的自作多情和自戀情結，但一演就是4000 多場。這種文化現象在今天的中國真是匪夷所思，所以我到美國前親友就叮囑我一定要去看音樂劇。
6月23日晚，我在一家叫Roundabout 的劇院看了一出音樂劇。準確的劇名記不清了，內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德國的進步記者在一家飯店跟一位女演員相戀的故事，最後雙雙逃離了蓋世太保控製下的柏林。現在留在記憶中的是那個穹頂極高的劇場，擁擠不堪的座位，頭等票觀眾座位上擺著的紅罩台燈。中國劇場的樂池是在台下暗處，而百老彙劇場的樂池在舞台上方，好比懸在演員頭頂的閣樓。樂隊隨著燈光的明暗時隱時現，演員在樂池和舞台之間上上下下。劇場的氣氛是熱烈的，每一個主要角色出場都會迎來觀眾的陣陣掌聲和尖叫聲。我因為言語不通，很難融入那種觀眾和演員打成一片的互動境界。我買的二等票每張40 美元，據說頭等票約100 美元。
凡到紐約的中國人自然都會去逛唐人街。所謂唐人街在莫特街（Mott St.）、貝亞街（Bayard St.）、沛爾街（Pell St.）一帶，有2 萬多華人居住，三分之一的店鋪是餐廳，粵、滬、京、川四大風味的美肴俱全，還有素食吧和廣式茶樓。我在這裏吃過一種牛筋麵，8 美元一碗，味道極佳，至今回憶仍流涎不止。唐人街還有一些旅行社，組織遊客到波士頓、華盛頓、夏威夷、舊金山、拉斯維加斯乃至加拿大旅遊，收費合理，服務規範，是不通英語的中國遊客的最佳選擇。比如到華盛頓的二日遊，費用僅68 美元，包括在五星級酒店住一夜，遠比個人旅遊合算。紐約過去還有一個小意大利區（Little Italy），南至運河，北抵休士頓街，東至百老彙，西到費耶特街。以意大利黑手黨為背景的電影《教父》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但現在華人移居驟增，小意大利區被人改稱小台北，成了紐約第二處唐人街。
離開紐約已經10 多年了，我腦海中還不時浮現出高達102 層的帝國大廈（世貿大樓坍塌後，它就成了紐約的最高建築），莊嚴肅穆的聖巴特裏克教堂，我去時剛整頓完色情表演場所的曼哈頓42 街，華爾街證券市場前的銅牛，以及夜間不敢獨自行走的黑人聚居地——哈利區……遺憾的是我很少接觸真正的美國人，不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特征，所以我無法簡單回答“紐約好還是不好”的問題。我筆下所能描繪的也隻能是紐約的浮光掠影。
二、與夏誌清教授一席談
2002年6月27日下午2時，我按約定時間來到紐約曼哈頓區113 街610 公寓，拜訪了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夏誌清教授。夏教授所住的單元房在五樓A 座，我乘坐舊式木門電梯直達房門。電梯門剛閃開，笑容可掬的夏教授就撲入眼簾。
夏教授原籍江蘇吳縣，1962年開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先後開設了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唐詩、宋詞、明清戲曲、小說研究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1991年退休，至今仍筆耕不輟。他的學術著作甚豐，最有影響的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夏誌清文學評論集》（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等。當時，一部完整的《夏誌清論文集》正在翻譯整理之中。
為了打破初見學術大師的沉寂，我先聊了一些閑話。我說：“夏先生，我在湖南長沙上的雅禮中學原是美國耶魯大學創辦的，兩校至今仍有交流關係。這次訪美，我專程參觀了這所名校的校園。我知道，1951年12月您在耶魯大學英文係獲博士學位，是從英國文學入手研究中國文學的。”夏先生開懷大笑說：“你對我的曆史還研究得真清楚。”氣氛活躍之後，我便開始對夏先生提問。夏先生說話節奏快，帶上海口音，還不時夾雜一些英文詞語和短語，我聽起來有些吃力。
我首先請教夏先生：“您認為什麼叫‘純文學’？一部作品如果流露出作家的憂患意識，洋溢著作家的使命感，是否就會背離了文學的正途？”夏先生不假思索地說：“沒有什麼‘純文學’。自象征主義出現之後，有人追求一種比文學境界更高的文學。這是開玩笑。以當下的創作趨勢來說，作品的內涵越來越淺，這是不好的。一部中外文學史充分證明，任何偉大的作家都會關注人生。
中國現代文學從來都洋溢著感時憂國的精神，洋溢著道義上的使命感和澎湃的愛國熱情，無論是小說、劇本、詩歌、散文，都是這樣。其實，中國愛國誌士夢寐以求的理想，跟現代西方文明致力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我接著問：“那麼，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來判定一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如何才能把研究者個人的審美趣味跟史家的客觀標準統一起來？”夏先生說：“這個標準應該由批評家自己來決定。批評家不要隨波逐流，要信任自己的直覺。直覺感悟來自閱讀文本，即多讀書。我讀過很多書，差不多讀完了莎士比亞、荷馬、彌爾頓、喬叟、斯丹達爾、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從西方人的角度研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國現代小說之前，我把耶魯大學收藏的相關作品都讀完了，然後每月再到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去借書。上午動身，下午讀書，傍晚借一手提箱書回耶魯。此外，香港友人也幫我郵寄了不少書。孫中山說他積革命40年之經驗。我是積讀書40年之經驗。讀完作品，憑直覺感悟判斷其優劣。
如果判斷失誤，那就表明自己的經驗太淺，作品讀得太少。我開始肯定張愛玲的時候，曾被一些人取笑。但好就是好，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我不是說理論不重要，隻是認為寫論文和文學史，要先讀作品，理論書籍慢慢看，防止讀了理論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請記住，理論早晚會過去的；千萬不要輕信評論家的話，連我的話也不要輕信。”
我告訴夏先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於2001年開了一次會，研討現代文學研究的“生長點”，即如何突破舊樊籬，取得新進展。我問夏先生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夏先生說：“不要為創新而創新，不要為求變而求變。詩人、評論家龐德（Ezra Pound）、艾略特（T．S．Eliot）這些人，攻擊傳統，熱衷於創造。但真正的大師是罵不倒的。中國大陸‘文革’時期捧李白抑杜甫，那有什麼用呢？李白終究是李白，杜甫終究是杜甫。文學研究用不著一天到晚革命。”夏先生拍著一條長沙發補充說，“文章不是沙發。沙發可以經常更換，而對文章的評論不好常變。不過，革命性的批評家就是要改變所謂定論。至於改變得對不對，要具體分析。”
因為我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所以十分關注夏先生對中國20 世紀30年代文學，包括對魯迅和左翼文學的看法。夏先生坦誠地說：“我不諱言，我的政治態度跟你有所不同，但我並不因此否定全部左翼文學。比如我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用專章評價了茅盾和張天翼。我肯定了茅盾文學批評的眼光，也肯定《子夜》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我非常讚賞張天翼的才華。他的小說能超越宣傳層次，用意趣橫生的筆觸剖析人性。在30年代的獨立作家中，我特別佩服蕭紅。蕭紅能看透人的真相，特別是男女關係的真相，實在是偉大。《生死場》中王婆賣馬的描寫，簡直可以跟杜甫的作品媲美。她的《呼蘭河傳》是永遠的經典。當時美國有一個青年人葛浩文研究蕭紅。我是哥大教授，不能跟他爭寫一個題目。遺憾的是，葛浩文的蕭紅研究似乎並沒有進一步深入。”
在跟夏先生的談話中，我們自然也涉及了魯迅這個敏感的話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夏先生設專章評價魯迅。一開頭就說：“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夏先生當然反對神化魯迅。不過他也指出，在被神化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
夏先生對魯迅的譯文不甚佩服，認為《死魂靈》翻譯得不好，連書名都不通。
“什麼死魂靈，意思就是死鬼嘛！”夏先生還說，魯迅勸林語堂翻譯英國文學名著，這是外行話。搞翻譯當然要譯名著，普通人的作品翻譯它幹嗎？再說，一個大作家，哪有工夫去搞翻譯？對於夏先生的上述看法，我當然並不完全認同。我想，魯迅翻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作品，目的是從被損害的民族中尋求叫喊和反抗的聲音，以激發國人的鬥誌，打破舊中國的沉寂。這首先是一種時代的需求。事實上，林語堂對魯迅的建議並未反感。他解釋說，他不過想在中年先把中國文學名著翻成英文，到晚年再把英國文學名著翻成中文。
這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他並沒有認為搞翻譯是暮氣。
聊完天，夏誌清教授出示了他珍藏的三本周作人手稿：《希臘女詩人薩波》《〈呐喊〉衍義》《百草園》。《希臘女詩人薩波》是周作人的譯文，1951年8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百草園》共94 篇，收入《魯迅的故家》一書，1952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呐喊〉衍義》共90 節，收入《魯迅小說裏人物》一書，1954年4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後來，周作人將這幾本書的手稿分別贈送給該出版公司的三位編輯。夏先生通過師陀的夫人收購了他目前保存的這部分手稿。夏先生對周作人的書法讚不絕口。
在這批手稿中，還夾了周作人致師陀的一封信，可作為周作人佚文看待。
全文是：
師陀先生：
前信想已收到。《魯迅的故家》內容請仍照舊，用那三部分，《補樹書屋》則皆保留。因近擬寫《呐喊》《彷徨》衍義，將來當並在其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或年內可另成一冊也。得康君信，雲書名已商定，可加《百草園》字樣。唯我忘記以“在東京”為附錄。列表名不加亦無妨。如書首有一頁中間書《魯迅的故家》，例加小字三字可耳。
此致
敬禮
二月十五日十山白
師陀，原名王長簡，另一筆名為蘆焚，小說家，1950年至1952年1月任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魯迅的故家》分為四部分：《百草園》，94 篇；《園的內外》，33 篇；《魯迅在東京》，35 篇；《補樹書屋舊事》，15 篇。出版時署名周遐壽。
十山是周作人在《亦報》發表文章時常用的另一筆名。康君指上海出版公司的康嗣群，亦即《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的責編。該信寫作年代應確定為1952年。
臨別前，夏先生將他的新作《耶魯三年半》相贈，上書“漱渝吾兄存正夏誌清贈 2002年6月27日，紐約”，又坐在沙發上跟我合影留念。見沙發後的牆邊擺了兩幀油畫，其中一幀是人像。畫麵上是一個中年人，紅襯衣，留分頭，瘦長臉，戴眼鏡，鏡框圓形赭色，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寬而長的前額。我誤認為是夏先生中年時代的畫像。夏先生解釋說，這是他的恩師王際真先生，當年亦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35年，王先生曾根據沒有刪節的中文原本翻譯了《阿Q 正傳》，發表於同年10月、11月和1936年1月在美國出版的《今日中國》（China Today）雜誌，譯名為Our Story of Ah Q。該刊編輯在按語中說：“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資深領袖魯迅，被他的朋友和敵人同樣地視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最傑出的天才。”他的這篇譯文連同他翻譯的其他魯迅作品合編成《阿Q 及其他》（Ah Q and Others）一書，1941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1971年美國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重印。夏先生說，他準備寫一篇文章，介紹王際真先生的成就。經夏先生建議，我手捧這幀油畫，照了一張相。
不知不覺已近下午5時，夏先生的女兒要回家看望老人。我趕緊告辭。夏先生邊說邊送我到電梯口。他說，他年齡大，記性差，眼不好，應酬多，想做事而感到精力不濟。我祝願他保重身體，老樹新花，再結碩果。他說：“歡迎再來！書信聯係！”
三、張學良文件揭秘
2002年6月初，我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考察組赴四川，在飛機上閱報，一則消息撲入眼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開張學良檔案》。正巧，6月下旬我有機會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便抽出一天時間到該校總圖書館6 樓瀏覽了部分張學良文物。該館規定，張氏文物的所有權（知識產權）屬於張將軍之子張閭琳先生，複製文物需經張閭琳先生或其指定代表簽準。如出版張氏文物，需與該圖書館館長艾史珍博士（Dr．Jean Ashton）接洽。現經該館同意，根據我的印象將這批文物作一簡略介紹，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根據該館提供的英文目錄，這批文物大致分為六個部分：
一、信件。大多為1937年至張學良晚年，他與有關人士的通信，其中包括蔣介石、宋美齡的來函，也包括邵力子、陳果夫、陳儀、陳誠、胡宗南等國民黨黨政要人的來函。
二、手稿。其中包括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雜憶隨感漫錄》。張本人起草，趙一荻代書寫。其中包括唐德剛、郭冠英和蘇誌平、何張誌如的兩份采訪錄音及整理稿。
三、筆記。係張學良被幽禁後至晚年研讀宗教、哲學、曆史、英語的學習筆記。
四、日記。係張學良1937年至1989年間的日記，有中斷，從中可以窺見其思想變遷軌跡。
五、藝術類。係張學良收藏的書畫卷軸。張學良曾師從陳半丁大師學畫，惜無恒心，學了一兩個月即中斷。
六、有關出版品、年表、新聞報道。張學良晚年皈依基督教，收藏了一些港台出版的基督教讀物。他收藏的新聞報道中，不僅有1936年《紐約時報》關於西安事變的報道，還有《中國郵報》《舊金山記事報》《紐約時報》關於他晚年活動的部分報道。
在我看來，張學良文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的手稿（包括口述曆史）、日記和信函。不過有兩點是首先應該提醒研究者注意的：一、張學良撰寫回憶錄或口述曆史，總的態度是“力排主觀”，力圖為讀者留下一部“信史”。但是，由於任何人的記憶都有局限，因此即使是一部謹嚴的回憶錄，也難免有個別史實的失誤。比如他談到宋慶齡的友人中有一位黃祺翔，是鐵軍的副軍長，經常出現在宋的左右，“走哪帶哪，她一點也不在乎”。我以為，黃祺翔顯係鄧演達之誤。鄧是宋慶齡的親密戰友，北伐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並參與葉挺率領的第四軍（號稱“鐵軍”）軍部的指揮工作。又如，張學良晚年在談話中曾主動承擔“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亡的責任。
他說，所謂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當時蔣介石已下野，隱居於浙江奉化溪口，蔣“不負那個責任”。而他之所以決定不抵抗，是被所獲情報誤導，認為日方是想借中村震太郎失蹤一事製造矛盾，擴大事端，應該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而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占領東北全境並妄圖進一步鯨吞中國。張學良勇於自以為非的精神當然可嘉，他對於東三省淪喪的確應該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一部分責任。但是，蔣介石下野偕宋美齡回溪口老家是當年12月22日以後的事情，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即同年8月16日，蔣介石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因此，製定的“攘外必先安內”投降賣國政策的蔣介石，對於東三省失守不能“不負那個責任”。二、張學良撰寫的回憶材料由於年代不同，所處環境有異，因此對一些人物或事件的評價前後有所出入。對蔣介石的態度即為一例。比如1957年元月至同年4月20日，他“自度已近花甲，歲月無多”，特撰寫了一部《雜憶隨感漫錄》。當時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張學良的文稿準備請蔣介石審定：“鈞座認為有應修改或增減之處，俯乞明加指示為叩。”因此他對蔣的評價和對中共領袖的評價，自然會跟1975年蔣介石逝世之後的提法有所不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不能把張學良一時一地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一律視為他的真實看法和最終看法。
當然，張學良文件之所以引世人矚目，究其原因無疑是這批文件所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這批文件提供了張氏父子鮮為人知的生平史料。比如，張學良本姓李，世為貧苦農民，除耕種之外以燒堿為生。清代初年由老家河北省大城縣逃荒至遼寧海城。到他曾祖父那一代，因本係親屬的張姓無子，領李家之子以繼香火，遂冒姓張氏。張學良原名從善，取“從善如流”之意，因為太俗，故改名學良。又如，1928年6月3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姑屯車站炸毀了張作霖的專列，張作霖因傷勢過重於次日午前9時30分去世。張學良分析了慘案發生的原因。其一是因為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向他提出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的無理要求，以進一步控製滿蒙五大鐵路權益，為張作霖嚴詞所拒。其二是因為日本出兵山東，向北京政府提出維持關外治安的照會，張作霖對此提出嚴重抗議，正色道：“我們家中的事，不勞鄰居費心。”日方見張作霖不能充當傀儡，致使其遭皇姑屯之難。張學良還補充說，日本侵略者當年真的請他在東北當皇帝，以不跟國民黨中央合作為條件，為他所拒。出麵請他當皇帝的就是土肥原。
在一般人心目中，張作霖是個軍閥加胡子的形象。作為張作霖的愛子，張學良在回憶中提供了張作霖鮮為人知的一麵，如愛鄉土，富於人情味……比如，1917年張勳複辟失敗之後，有三個人刺殺張作霖，結果炸彈反炸死了兩個刺客，剩下的一個被抓獲。張作霖問他：“你為什麼要炸死我？”答：“因為你跟張勳搞複辟。”張作霖說：“你誤會了。我跟張勳雖是親戚，但我不僅沒參與複辟活動，我還反對複辟呢！你若真為反複辟而暗殺我，那我放你一條生路，你走吧。等我今後真搞複辟，你再回來炸死我不遲。”
二、張學良文件中的獨特價值，還表現在提供了他對中國現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看法。對於蔣介石，張學良認為他是一個獨裁者，有袁世凱當皇帝的野心而無袁世凱的魄力。蔣介石愛奴才，不惜人才，希望每個人都絕對服從他，稍有違抗者便視為叛徒。尤其願意聽小話，當麵跟他講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為了“安內”之事，張學良曾跟蔣介石進行過辯論。張學良斷言蔣消滅不了共產黨。蔣問為什麼，張答：“因為我們背後的老百姓，沒有他們背後的老百姓多。”張學良講了幾個他率部跟共產黨打仗的故事。有一次，他們看到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門旁立一個竿子，用繩拴著。原來這個老太婆是紅軍的情報員。她把繩一拉，竹竿倒下，就是通報國民黨的軍隊來。還有一次，他們部隊剛到駐地，就有一群小孩來玩耍。其實這都是些兒童團員，趁玩的工夫把他們部隊的人數武器都摸清了。張學良歎服道：“你沒辦法對付老百姓呀！”
對於毛澤東，張學良的評價較為持平。有訪問者告訴他：“現在中國大陸有些人非議毛澤東。你不看報嗎？報上都有。”張學良回答：“我不這麼想。共產黨之所以成功，毛澤東出了很大力量。不過毛澤東到了晚年不那麼謹慎了，沒有像諸葛亮那樣‘一生唯謹慎’。毛晚年失敗在江青手裏。”
張學良多次表示，在中國現代，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來，可惜死得太早了。周恩來這個人辦事以國家利益為重，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周恩來是人才，國家有為之人，既能治國又很謙虛。所謂謙虛，就是能把自己往後退一下，不像現在有些急功近利的年輕人，隻要有利可圖總是爭搶。跟周恩來接觸容易溝通。隻要你點到，他頓時就都明白了。可以說，西安事變前他跟周恩來一見麵，就答應了周恩來的所有條件。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愛國誌士，千古功臣”，張學良非常感激。有人對張學良說：“功臣這個詞不好，是封建社會的稱謂。”張回答說：“不管什麼，反正他們有這麼兩句話。”
三、張學良文件中最有曆史價值的部分，無疑是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雖然目前關於西安事變的資料及研究論著頗多，但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張學良的回憶畢竟屬於第一手資料，為其他資料所無法取代。
張學良總結，他發動西安事變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一、“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失陷，國家和自身均蒙受損失。由於“九一八”事變時他未能堅持抵抗，不為國人所諒解，故內心承受雙層苦痛，急欲抗日救國，以彌補以往的過失。二、為謀求國家的獨立自由。張學良回憶說，1936年12月31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對他進行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李烈鈞曾訊問他有什麼個人圖謀，他感到十分惱怒。因為他的動機隻有一個：團結禦侮抗日救國。三、痛恨日本軍閥，誓死雪恥消恨。四、基於人性、同情心和民族正義感，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當然，蔣介石辦事不公，特別是重中央軍輕東北軍的倒行逆施，也是刺激張學良及其部屬發動兵諫的因素。1936年“雙十節”，南京國民政府授勳，有馮玉祥而無張學良；製定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唐生智而無張學良，充其量隻讓他充當後方的“預備隊長”，這一係列做法都使張學良憤怒不已。張學良晚年有一次對訪問者說：“我率領的是東北軍。我有兩個師（指東北軍一一○師和一○七師）都被紅軍殲滅了。折了兵沒有補充，死了人沒有撫恤。頂多開張白條，叫士兵回東北去領撫恤金。我們連老家東三省都沒了，還到哪裏去領撫恤金？我手下有一個營長，打仗受了傷。他說，他家在東北，有家回不去，隻能流亡要飯去。我聽了真是傷心透了。你中央軍可以招兵，我東北軍不可以，讓我們自消自滅，槍械損失也不補充。誰也不是傻瓜。傻瓜才會替你國民政府賣命。”張學良滔滔不絕，越說越激動，致使張太太打斷他：“別盡講這個啦！別盡講這個啦！”
關於跟中國共產黨的接觸，他記憶中最初是由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牽的線，後來是由劉鼎擔任他跟我黨之間的聯絡員。他記得他跟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次接觸是在上海，“此人非潘漢年，恐即為饒漱石，如今已回憶不清楚了”。
但據有關資料記載，在上海跟他會談的是原《新生周刊》總編杜重遠。後來，張學良發現孔祥熙也派員赴延安洽談貿易（如買賣食鹽），這更增強了他跟共產黨接觸的願望。1936年3月4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就紅軍與東北軍的六十七軍合作抗日問題進行了會談。張學良回憶說：“李克農這個人好厲害，很會談話。共產黨人的嘴巴都會說。”不過，張學良當時懷疑李克農能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便提出願跟毛澤東或周恩來直接會談。1936年3月9日晚8時，周恩來跟張學良在延安城內一個教堂裏舉行了曆史性的會見。兩人情投意合，一直談至深夜。據申伯純《爭取張學良聯合抗日的經過》一文披露，這次談判取得了八點共識（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精華叢書》第2 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 版，第635—636 頁）。但張學良的回憶有九點，內容與上述資料不盡相同，茲錄出以供參考：一、共產黨的各地武裝，集結、點編、受訓，以備抗日；二、取消紅軍名稱、製度，待遇同國軍劃一；三、共產黨不得再在軍中做政治工作；四、國民黨方麵保證不繳械，不欺騙；五、共產黨停止階級鬥爭的宣傳和行動；六、國民政府下令釋放被捕的共產黨人；七、劃陝北區為中共後方，準其非武裝的黨人居留；八、抗戰勝利後中共武裝與國軍同等複員、遣散；九、準許中國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
張周會談之後，張學良原想將情況向蔣介石轉陳，但未能遇到合適時機。
特別是蔣介石在閱兵訓話時，嚴斥共產黨為“最大的漢奸”，“妄言容共，實為共產黨張本”，使他的幻想迅速破滅，“甚為懊喪，曾自飲泣”。張學良向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傾訴了心中的苦悶，楊深表同情，勸張學良不可消極。楊虎城認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願為抗日而死，不受‘剿共’的活罪”。10月22日，蔣介石來西安布置“反共”軍事計劃。張學良兩次向蔣介石陳詞，均遭斥責，張、楊遂決定於12月12日實行“兵諫”。張學良聲明，此舉隻跟楊虎城及自己的少數從屬會商，中國共產黨無人參與。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到西安會商善後事宜。周恩來及博古等中共代表也批評了張學良的行動過於冒失。
張學良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政治軍事人物，其政治生命實際上從被蔣介石軟禁之日起即已結束。但作為一位傳奇人物，他36歲之後的幽居歲月也必將受到世人關注。因此，張學良文件中的筆記、信件、日記部分，同樣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為研究張學良生平者所必讀。張學良不擅文字，但晚年仍親筆寫了一首詩作為人生的總結：“白發催人老，虛名誤人生。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他認為自己的一生是以失敗告終，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泄了氣的英雄”。然而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和全麵抗戰的實現，張學良仍不愧“愛國誌士，千古功臣”的評價。
此次訪美期間，我還應張鳳女士之邀，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社發表了講演，趙元任大師的女兒趙如蘭教授伉儷出席；乘船夜遊了波士頓灣，遭遇到模擬“海盜船”的襲擊；參觀了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肯尼迪中心、華盛頓紀念碑等著名建築，這些都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第六節 獅城訪史探幽
——我的新加坡印象
“獅城”是新加坡的別名。相傳在14 世紀，有位蘇門答臘的王子帶著隨從抵達這裏，無意中發現了一頭獅子狀的動物，覺得是個吉兆，便決定在這裏建立一個新的王國。從此“獅城”的別名不脛而走。1959年，新加坡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成了馬來西亞聯邦的一部分。1965年，新加坡又脫離馬來西亞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1986年，新加坡的經濟已經超過了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舉世矚目。
2008年4月，我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機來到了這個馬來半島最南端的國家。到機場迎接我的是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圖書館的館長潘文汝和她的助手阮陽。我此行的目的，是應該校文學院院長王宏誌博士之邀，參加他們舉辦的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簽名本書展”並發表講話。提供珍貴簽名本的有新加坡和香港的一些藏書家，我也提供了丁玲、蕭軍、蕭乾、林海音、台靜農等人的簽名本，比較特殊的還有兩本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一本是《燦若繁星——冰心傳》，扉頁除有傳主冰心的簽名外，還有作者卓如和出版者陳信元的簽名；另一本是《浪跡人生——蕭乾傳》，扉頁除有傳主蕭乾的簽名外，還有作者李輝和出版社陳信元的簽名。
配合這次書展還舉行了一場報告會。我第一個發言，講題為《魯迅藏書縱橫談》。第二個發言者是香港學者小思（盧緯鑾的筆名），她介紹了她收藏的簽名本，並舉例闡明了簽名本的史料價值。第三個發言者是新加坡的一位頗負盛名的中年歌詞作家梁文福。他邊放歌曲邊講述如何欣賞歌詞。講座在南洋理工大學一間大的階梯教室舉行，除開有自發前來聽講的大學生外，還有一小部分特邀的高中生。我們三人的發言都受到了熱烈歡迎，效果之佳超出了舉辦者的預期。主持人在總結時說：“陳漱渝教授暢談了魯迅豐富的藏書，帶著觀眾遊覽了一趟魯迅的秘密書房。盧緯鑾（小思）教授講述了簽名本的多種意義，並與大家分享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家故事。梁文福助理教授則用了許多動聽的歌曲，讓觀眾沉浸在現代中文流行歌詞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親密關係之中。你們精彩的演講贏得了觀眾的熱情掌聲，講堂裏更不時傳來陣陣的歡笑聲。你們的幽默，以及對學術研究的認真，讓觀眾上了一堂寶貴的課。”
此次出訪的時間雖然短暫（大約一周），但我抓緊時間，利用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和新加坡國立圖書館的特藏資料，訪史探幽，回國後發表了4 萬多字的文章。
主要收獲是撰寫了一篇長文《折戟獅城——林語堂與南洋大學》，刊登於《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
1954年10月2日至1955年4月17日，中國現代幽默大師林語堂曾出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校長，不久即與以僑領陳六使為首的南大執委會（相當於董事會）發生激烈衝突，於1955年4月6日在獲得一大筆遣散費後辭職。這種人生經曆一點也不“幽默”。事後，林語堂一方把這一事件說成是“遭受到共產黨人陰謀破壞”，陳六使一方則斥責林語堂是“存心吸華僑血”的臭蟲，其作品長時間在南洋的學生讀物中被禁。我在圖書館找出了林語堂披露的一束信函，對這一事件做出了較為客觀的分析。結論是，這是一場“雙輸”的對抗。林語堂的失誤，主要是辦學方針“貴族化”而非“平民化”，完全脫離當時當地的實際，再加上他恃才傲物，任人唯親，計較錢財，堅決反共，因而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留下了一個“小醜扮青衣”的形象，蒙受了道義上的損失。陳六使一方當初則出於“思賢若渴”的心態，在動員林語堂出山的信函中對他作了後來無法兌現的承諾，最終以折財消災的方式解決糾紛，因而蒙受了重大的經濟損失。
另一收獲是收集了1921年至1927年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林文慶博士的生平史料。長期以來，我跟很多讀者一樣，對林文慶的印象完全來自魯迅的《兩地書》，知道他是一個“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由於他的“尊孔”立場跟魯迅的“反孔”立場相衝突，又提出壓縮魯迅任職的廈大國學院的經費，魯迅“乃提出強硬之抗議，且露辭職之意”。筆者是“尊魯派”，因此對林文慶絕無好感，覺得他是洋奴加腐儒。如果要以“魯迅在廈大”為題材編一部電視劇，筆者一定會以魯迅作品為依據，把林文慶設置為一個臉譜化的反麵人物。
到新加坡查閱了一些史料，我才知道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教諸方麵，林文慶都做出過獨特的貢獻，難以用畫臉譜的粗線條勾勒出他的形象。在政治方麵，林文慶長期致力於新馬地區華人社會的改革。1898年即出任“華人改革黨”
的領導人：興學、剪辮、禁煙、複興儒教、破除惡習，跟宋鴻祥、阮添籌合稱為“新加坡維新三傑”。他先支持康、梁的維新變法。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為流亡新加坡，他就是保護者之一。1905年至1911年，他又結交了孫中山，並讚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即任命他為機要秘書和衛生部總監督。由於林文慶精通英文，孫中山當年致各國政要的電文多出自他的手筆。在經濟領域，僅一件事情即可以使林文慶名垂後世。有一次，他偶爾在植物園得到了幾粒橡膠種子，立即洞察到這種植物的經濟潛力，便決定試種、改良，在馬來亞地區全麵推廣。橡膠至今仍是南洋取之不竭的富源，林文慶因此被陳嘉庚譽為“橡膠種植之父”。在科技方麵，林文慶也是一位奇才。1892年，他取得了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內科榮譽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回新加坡行醫，被患者頌為“藥到春回，起死回生的再世華佗”。他更熱衷於辦教育。
他放棄了國外優厚的收入，應陳嘉庚之聘主持廈門大學校務。由於學校經費支絀，他三次到東南亞沿門戶勸捐，僅1935年就為廈門大學籌集了20 多萬元中國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雙文化代表人物”。他不僅用英文撰寫了《孔教大綱》，而且把《離騷》譯成了英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當然，林文慶的性格有其複雜的一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日軍威逼出任“華僑協會”會長，為侵略者籌集了5000 多萬“奉納金”，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汙點，他晚年的生活從此暗淡。但有研究者指出，他出此下策，也有“掩護華人安全”等考慮。他當時多次發表過支持中國抗戰、擁護盟軍抗擊法西斯的言論，並在廣播講演中抨擊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所以，我根據新史料寫了一篇文章《林文慶：一位難勾臉譜的曆史人物》。
此次查閱資料時無意中的一個收獲，是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的一個私人藏書庫中發現了一個小冊子《祖國前途與華僑出路》。這是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全馬代表大學政治報告，署名“中國民主同盟馬來西亞支部編”，由位處新加坡古寧街40號的南僑出版社印行。我斷定這種文獻存世不多，跟胡愈之在南洋的革命活動密切相關——書中有胡愈之致大會開幕詞的照片，對於研究民盟的曆史乃至華僑的曆史至關重要，便向館方申請複印。因保護版權，該館一般不允許完整複印任何一本書，卻破例滿足了我的請求。回國後查閱有關資料，才知道胡愈之本人就是這份政治報告的起草者（張楚琨：《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胡愈之印象記》，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2月版，第176 頁）。所以這本書既是研究民盟盟史的珍貴史料，也是研究胡愈之革命活動的珍貴史料。所以我又寫了一篇文章：《民盟史上的一篇珍貴文獻——兼談胡愈之在南洋的革命活動》。
乘出國之機，當然要安排旅遊。東道主問我想去哪裏逛逛，我說我有獵奇心理，凡是有特色的地方都想去。他們於是帶我去了有著中國移民懷舊風情的“牛車水”，滿街沙麗裙擺隨風飄逸的“小印度”，出售各式馬來風情商品的“馬來文化村”。台灣友人秦賢次還專門飛到新加坡，陪我到這裏的度假勝地“聖淘沙”逛了一天。可惜那天下雨，我們隻是走馬觀花地轉了一遭，也沒有觀賞晚上上演的以海洋為舞台的聲光表演秀。歸國前匆匆采購了一點紀念品，主要是肉骨茶、傳統肉幹、魚尾獅造型的鑰匙圈、煙灰缸、牙簽盒……我的新加坡之行，觀光上留下了遺憾，學術上得到了滿足。
第七節 他的裸足與大地親吻
——托爾斯泰莊園行
2016年9月5日，經過九個小時的漫長飛行，我們乘坐的俄航班機終於在莫斯科機場降落。在機場出站口迎候我們的是一位俄國的中年男子，長得相當英俊，著西服，不係領帶——我見到的俄國男子大多如此打扮，即使在正式場合。他露出的是禮節性的微笑，因彼此言語不通，所以沒有更多的話語。他把我們一行八人領上了一輛中巴，直奔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的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這裏屬圖拉州曉基諾市，距莫斯科市區有200 多公裏。乘車時是早上，抵達時已是正午。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根據魯迅文化基金會跟托爾斯泰基金會的交流合作計劃，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如何翻譯托爾斯泰與其他經典作家的作品，與會學者來自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土耳其、意大利等國。參會的中國學者來自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共七人；另配備了一位翻譯，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博士生。
關於托爾斯泰莊園的記載最早見諸17 世紀上半葉的相關資料。當時這裏有一家織造廠，以生產毛巾和桌布著名。這邸宅原是托爾斯泰母家弗拉廣斯基王爵的遺產。托翁1901年到此定居，直至1910年去世。在這裏，他經曆了深刻的精神危機和世界觀的轉變，創作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等一批重要論文，並決心捐出家產，以完善道德。因此，這座莊園成了俄羅斯的文化聖地，一個多世紀以來，吸引了五大洲不同膚色的人們絡繹不絕前來“朝聖”。
經過長時間的飛行，又經過半天的汽車顛簸，我們一行人似乎並無疲憊之感。中午匆匆吃完快餐，大家便急不可待地想去領略一下周邊的自然風光。我們下榻的地方是托爾斯泰基金會管理的一處兩層小洋樓，這裏離托爾斯泰莊園還有兩公裏左右，既無公交車，也無出租車，大家便向莊園的方向進發。沿途是蜿蜒的公路，但極少車輛經過。我們走在公路邊的小路上，腳下是碎石和黏黏的黑土，兩旁生長著野生的苜蓿，寬葉的牛蒡，隨處可見的蕁麻，還有一望無際的田野和森林——密密匝匝的白樺林和蘋果樹。蘋果掛滿枝頭，一律青色，品相不好，但吃起來卻柔軟酸甜。蘋果都是自然生長，可隨意摘采，墜落的都入泥土化為肥料。1920年秋，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記者的身份赴“赤都”莫斯科采訪，曾專程來到這裏參觀。他留下的文字是：“秋雲微薄，樺林蕭瑟的天氣，自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行來。小橋轉側，樹影俯窺溪流，水雲映漾，輕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氍毹，心神散暢……轉向北，直望大道，兩旁矗立秋林，紅葉斑斕，微風偶然奏幾闕仙樂……”（《餓鄉記程·青田村遊記》）我當時並無這種美妙的感受，可能是詩人把自然景觀過度詩化了吧？唯一感到奇妙的是，天上雲彩飄忽，時而下雨，時而放晴，約20分鍾一輪回。這種經曆，倒是我此生中極罕見的。
9月6日至7日基本開會，8日安排了參觀活動。會上發言十分踴躍：有人談托爾斯泰作品如何譯為法文、阿拉伯文；有人談民族心理語境下的文學翻譯；有人談托爾斯泰對土耳其文學和歐洲文學的影響；有人談托爾斯泰作品的總體風格；有人談托爾斯泰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有人談《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說結構……中國學者還專門將托爾斯泰跟魯迅進行了比較，介紹魯迅收藏了托爾斯泰的十多種著作，文章中談到托爾斯泰的地方近百處。魯迅友人劉半農還用“托尼思想，魏晉文章”概括魯迅的思想和風格。
可能是因為我年長，被安排在第一組發言。我說，在我的心目中，托爾斯泰代表了人類的智慧和良知。他是偉人，又是一位天真可愛的老頭兒。此語一出，會場上發出了一陣會心的笑聲。我的意思是：托爾斯泰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但他提出的一些設想卻無法達到其追求的目標。魯迅舉過一個例子：托爾斯泰反對戰爭，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以為，隻要士兵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這個仗就打不成了。
然而，魯迅一語道破了這種辦法的空想性：“如果一部分人偏聽皇帝的話，那就不行。”（《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關於翻譯，我也談了一點粗淺的感受。我說，文化交流要靠翻譯搭橋，但這是一種十分艱辛的工作，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翻譯，其難度常常不可思議。因為基本含義相同的語詞，在不同場合、不同地域往往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比如“談話”這個詞，在中國就有聊天、扯淡、侃大山、擺龍門陣等不同說法，譯成外文，很難體現其地方特色和獨特韻味。特別是漢字往往具有多義性，既有字麵意思，又有深層內涵，給外國翻譯家帶來了很多困難。像魯迅雜文集中有一本最為鋒利，書名叫作《二心集》，譯成俄文時，或被譯為《兩顆心》，或被譯為《兩麵人》，這就似是而非，違背了作者的本意。因為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上刊登了一篇《文壇貳臣傳——魯迅》，攻擊“魯迅被共產黨屈服”，對執政的國民政府懷有二心，魯迅便以“二心”作為書名，公開表示對現行體製的叛逆，明確宣布他“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所以，把這個書名譯為《叛逆者》，是比較符合作者原意的。將魯迅的《三閑集》譯為《三個遊手好閑的人》也是誤譯，因為當年創造社理論家成仿吾說魯迅“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他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洪水》1927年第3 卷第25期）。“閑暇”一詞重複三次，意在諷刺魯迅歸屬於沒落的封建階級，魯迅借三個“閑暇”反擊成仿吾，指出成仿吾並沒有資格代表“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再比如俄國名詩人安娜·阿赫馬托娃把魯迅引用的《離騷》名句 “吾將上下而求索”譯為“我向上飛又向下降——朝向自己的命運”
也不確切。因為魯迅不是宿命論者，他援引這句詩是為了表達他在不倦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執著精神。我不是翻譯家，所表達的隻不過是一個普通讀者的感受。
會議期間參觀了托爾斯泰故居，內有藏書室、書房、臥室、餐廳、過廳。
書房中擺著一張有圍欄的大書桌，文具很簡陋，書架上有一部老子的《道德經》，漢英對照，美國芝加哥出版。我似乎看到這位白須老翁在昏暗的燭光下潛心寫作，往往為一字一句而反複推敲。我似乎聽到這位老人在嘟囔：“我不明白怎麼能沒有多次修改就寫作。我幾乎從未重讀自己已經刊印的作品，因為一旦重新讀到某一頁，我就會覺得必須修改——這才是我要說的話……”我還似乎聽到他在感慨：“如果還年輕，我一定要去中國。”因為他熟悉中國的經典，其中受老子的影響最為巨大。
我有腰椎間盤突出的宿疾，參觀完故居已覺雙腿鑄鉛般發沉，但仍然堅持去托爾斯泰的墓地憑吊。墓地在一片密林深處。離墓地數百米處已有禁止喧嘩的牌示。我從沒有見過如此靜謐的地方，也從沒見過如此簡陋的名人墳塋：既沒有雕像，也沒有墓碑，一代文化宗師就長眠在一個棺木形的土堆裏。土堆上覆蓋的是青草，周邊是憑吊者插上的鬆枝和白花。這時我想起了一幅托爾斯泰的油畫肖像，畫麵上的托翁長髯飄飄，白衣，黑褲，雙手插進皮帶裏，一雙裸足與大地親吻。他口袋裏有一本書，我不知道是不是《聖經》。他似乎在告誡那些熱衷於侵略擴張的人：“你懺悔吧！”
我還想起了托爾斯泰《人生論》中的一段話：“人死了，但他對世界的態度繼續影響著人們，甚至不是與他活著的時候一樣，而是比他活著的時候強烈許多倍。這種影響隨著理性和愛的增多而加倍，就像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它永遠不會死亡，也不會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