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居民存款12 萬億元，一年就有5000 多億元進到了開發商、大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腰包，使廣大居民資本收入比例低於資本持有比例，這種格局不利於中間階層經濟水平的提高，延緩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
如果居民擠兌，更會出現災難性後果，因此，必須通過提高利率調整金融市場的分配機製。這樣不僅有利於增加中間階層的收入，而且能有效地遏製一些地方日趨活躍的高息融資和非法集資活動。
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從1997年至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連續四年呈下降趨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有效措施是在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前提下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量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農民的非農業生產性收入。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推進農業標準化、信息化建設，提高農業生產的競爭性與前瞻性，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跟加快小城鎮建設並行不悖。在當下，比一般農民生活水平更為低下的是赤貧人口，這個群體的人數至少有2900 萬，其中五保戶占1\/5，有些人甚至集老、病、殘、愚於一身。這一數字是建立在人均年收入不足637 元的較低標準上的，如果將標準提高，中國貧困人口將達到8517 萬。對這一部分人，必須首先落實社會保險補貼政策，進行救助式扶貧，分款入戶，補貼到人，所需經費可從國家和社會兩個渠道募集。
要合理調節分配機製，必須建立並完善財富統計製度，在此基礎上正確進行財產征稅，充分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過程中的杠杆作用。
現在我國稅收製度漏洞太多，逃稅避稅情況嚴重。比如，私人承包的礦山遍布全國，收稅標準根據國家規定的年產值，而實際開采量卻遠大於此。又比如，到飯館吃飯，到商店購物，無論數額多少，都應該開具發票，不能要發票就開，不要發票就不開。不開發票如何能準確統計營業數額？如何能保證稅收到位？在征稅過程中，存在寬嚴不均的情況，應該引起有關行政部門的重視。比如對一般知識分子征稅過嚴。一個作家，稿酬收入超過800 元的部分一律征稅，這顯然不合理。
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800 元並非他一個月的精神勞動所得，而是凝聚了他數月乃至多年的心血。另一方麵，沒有征收遺產稅、特別消費稅。國外遺產稅數額達到40%—55%，體現了財富取之於社會，也要回歸於社會的原則，應該充分借鑒。
當前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必然引起民眾的認識混亂，不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應該大力開展正確利益觀的教育。
要堅持利益與理想的統一，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求利目的與求利手段的統一。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實行的分配原則不僅是按勞動要素參與分配，而且同時按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這就使得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將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不可避免地存在。公平不等於平等，平等不等於公平。
平等不平等是收入差異問題。公平不公平是價值判斷問題。所謂公平是指在機會麵前人人平等，並不是指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
所以，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同樣需要弘揚無私奉獻的精神，舍己為人的精神，顧全大局的精神。這並非人人都能達到的思想境界，但卻是先進分子應有的精神追求。前一時期有些作品宣揚極端個人主義，嘲諷公而忘私的高尚風格，這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噪音，不利於團結穩定的大局。
第二節 兩次人民大會堂發言
2005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召開。我所在的社會科學界召集人李君如（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告訴我，中央領導人有可能在會議期間參加社科界的聯組討論，希望我準備一個簡短發言，談談“主旋律”方麵的問題。於是我準備針對文藝界的現狀，就“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問題談幾點個人看法。3月6日下午李校長問我準備得怎樣，我粗略談了以上想法。李校長說：“你領會錯了。不是要你專談文藝，我說的主旋律是指有關當前國家的大局的問題。”我一下子蒙了！晚飯後回房間，想寫一份發言提綱，但頭腦一片空白。為了不浪費時間，我決定先養精蓄銳。睡到淩晨4 點忽然醒了，決定就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發表五點意見；到早上6 點，終於理出了一個頭緒。
3月7日上午，中央及有關部門領導人來到了社科界聯組討論的會場。他們是胡錦濤總書記，賈慶林主席，中國社科院陳奎元院長，文化部孫家正部長，還有一些其他領導。會上有10 位委員發言。因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態度都很謙和，所以我情緒放鬆，沒有照本宣科，而是脫稿作了一些即興發揮。記得我在現場說，我們今天構建的和諧社會不是儒家的“仁政”，不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更不是西方的“福利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做到“誌之和”和“利之和”。古語說：“道不同，不相與謀。”所謂“誌”就是理想信念。所謂“利”就是利益分配。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有兩條基本經驗：一條是有精神追求，所以才能靠“小米加步槍”戰勝敵人的“飛機加大炮”；另一條是給工農大眾以切實的物質利益，所以工農子弟兵才會喊著“保衛勝利果實”的口號衝鋒陷陣。
當前的社會隱患正好出現在以上兩個方麵。鑒於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合理調整分配格局當然會有一個過程，但當前迫切需要做到的，是嚴懲貪汙腐敗，堅決打擊非法致富行為，有效遏製過高收入，給低收入的弱勢群體以切實的生活保障，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逐漸變成橄欖形。如果不能在實踐中切實把握和尊重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的規律，做到社會財富增長的最大化和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統一，構建和諧社會就會成為紙上空談，而不能取信於民。和諧的基礎是社會各群體根本和長遠利益的相同。儒家所說的“和而不同”是在“不同”中求“和”。但“同”畢竟是“和”的穩固基石。離開“同”求“和”，就難免成為緣木求魚，可望而不可即。
聽完委員發言，胡錦濤主席作了重要講話。他說：“剛才有10 位同誌發了言，講得都很有見地，聽了以後很受啟發。在我們這樣一個有13 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怎樣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才能從貧困走向富裕，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曆史性課題，需要我們哲學、社會科學來探索規律，來尋找、完善我們的發展思路。”臨近中午的時刻，社科界的另一位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江藍生對我說：“今天與會的領導同誌對你的發言評價很高。”當天下午，全國政協原常務副主席王忠禹給我們小組秘書打電話，通知我在3月10日下午以構建和諧社會為主題在人民大會堂作大會發言。
3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厲以寧、陳漱渝談調節收入分配構建和諧社會》。厲以寧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時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我從來沒有就經濟發展問題跟他進行對談。一打聽，原來是記者從我們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不盡相同的觀點，進行了以下對比：
正確看待貧富差距
陳漱渝：社會收入分配不公是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去年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6.8%，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城鎮居民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顯著快於低收入組，高低收入差距已從改革初期的4.5∶1 擴大到12.66∶1。
厲以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同時存在兩種差距——本國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和國內各地區之間的差距。同時解決上述兩種差距是困難的。對我國來說，首先要縮小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過程中，國內地區之間差距的擴大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隻有正確認識和分析這種分配不均的現實，才能找準對策，縮小貧富差距。
調節並非“劫富濟貧”
陳漱渝：社會財富增長的最大化與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統一，是實現社會公正、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要求。而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手段，就是主動調節分配製度，切實提高中等收入階層在全社會人口結構中的比重，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變為橄欖形。提高中等階層的經濟利益有多種途徑，比如通過提高銀行利率調整金融市場的分配機製；建立並完善財富統計製度，在此基礎上正確進行財產征稅，充分發揮稅收調節收入過程中的杠杆作用，等等。
厲以寧：我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應該引起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主要應該依靠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是靠有些人提出的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產者。
“劫”富“濟”不了貧，“劫”富的結果，隻會使剛剛步入中產者行列的人群感到驚慌，使本來可能成為中產者的人們感到心灰意冷，不願繼續致富。
反哺農業回報農民
陳漱渝：今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問題，這是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可以在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的前提下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量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性收入。此外，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推進農業標準化、信息化建設，也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厲以寧：工業之所以要反哺農業，這是因為農業是一個天生弱質的產業。按照恩格爾定律，經濟越發達，農產品消費比重越低，在完全市場條件下，它不可能達到平均利潤率。因此，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其他產業必須反哺農業。從曆史上講，我國的農民為我國的工業化做出了貢獻。今天采取反哺的方式，是對農民的一種回報，也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保持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
今天，當我在回憶這次發言的時候，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階層之間、群眾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持續擴大。這種狀況構成了我國改革開放“高風險期”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深刻根源。我期待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利益格局失衡與收入分配秩序失範的狀況能進一步得到扭轉。
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我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紙麵上，也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那些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多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10年來，我通過不同途徑反映過城市醫療改革中的問題，改善出租車司機工作條件和待遇問題，北京海澱區四季青鄉農民養老金過低的問題，安徽阜陽地區某農民的冤案問題，遼寧昌圖縣中醫院退休人員退休金不能全額發放問題，北京市西城區居民鄭樹林、謝沙浮落實私房政策問題，農民工祝尚坤等被開發商派人毆打致傷問題，落實北京原玉淵潭棉紡廠99 名退休職工醫保待遇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有些反映之後渺無下文，如泥牛入海；有的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2006年4月10日，《人民政協報》刊登了一篇報道，介紹了我反映社情民意的情況：
“現在我們敢去看病了”
——陳漱渝委員一份社情民意讓近百位退休職工有了醫保本報記者毛立軍
今年58歲的盧慧英女士是原北京玉淵潭棉紡廠的一名幹部。她對記者說：“請寫一下全國政協委員陳漱渝的故事吧，因為他的幫助，我們廠90 多位退休職工的醫保問題得到了落實，我們從心裏感謝他。”
原北京玉淵潭棉紡廠是北京市紡織局下屬的一家全民所有製企業，屬工農聯營企業。該廠於1979年成立之初，從國棉一、二、三廠抽調出了99 名幹部和職工去承擔管理幹部、工程技術人員和生產技術骨幹的任務。盧慧英就是其中的一員。但是，到了20 世紀90年代末，因形勢需要，棉紡廠下馬了。北京市紡織局將該廠轉入玉淵潭鄉，並與玉淵潭鄉簽訂了一份協議，雙方在協議中約定，有全民所有製職工身份的仍保留原身份，享有全民所有製待遇。然而，讓盧女士他們想不到的是，玉淵潭鄉接收這個企業後，隻為職工們辦理了鄉大病統籌，沒有入北京市醫保。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人當中生病的人越來越多，但因為農村大病統籌報銷額度低，那些癌症或糖尿病、腦血栓、高血壓、高血脂及心髒病的患者差不多都是在自費治療。很多人負擔不起高昂的醫療費用，都不敢去看病了，患了重病的人感到很絕望。為了落實應有的醫保待遇，從2001年開始，該廠老黨委書記、原副廠長和盧慧英等人開始為大家奔走呼號。
“沒想到這一跑就是四年，如果沒有陳漱渝委員向政協反映這個問題，還不知拖到什麼時候呢。”
盧女士說，這四年中，他們先後走訪了海澱區政府、玉淵潭鄉、北京市紡織局、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信訪局等各級相關部門，但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陳漱渝曾是盧慧英的中學老師。“陳老師待人誠懇，平易近人，作為他的學生，雖然過去很多年了，但我們很多人都和他保持密切的聯係，大家有什麼苦惱的事兒也願意和他說說。”在一次聊天中，盧慧英向陳漱渝委員講述了他們廠90 多位退休職工麵臨的生活困境。
陳漱渝委員自從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以來，一直把反映社情民意、幫助群眾解決生活難題當作一名政協委員應盡的職責，他多次通過社情民意將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向政協反映。為此，陳漱渝委員還被全國政協聘為特邀信息員。這次，聽了盧慧英的介紹後，陳委員感到十分震驚，他認為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關乎一個群體生存狀況的大事。如果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社會穩定，還會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陳漱渝委員決定通過政協組織來幫助這90 多位退休的紡織職工。
在接下來的日子，陳漱渝委員對盧慧英反映的問題進行了全麵深入的了解，結合盧女士他們寫的相關材料，陳漱渝委員於2005年3月中旬向全國政協信息局提交了一份《盡快改變原玉淵潭棉紡廠退休職工醫療保障待遇》的社情民意。全國政協很快將這份社情民意轉到了北京市相關部門，責成有關部門盡快解決。
2005年3月底的一天，對盧慧英和他們廠90 多位退休人員來說，是一個令人高興的好日子。這天，他們每個人都接到了玉淵潭鄉打來的電話，讓他們帶著照片去辦理醫保手續……“有了醫療保險做保障，現在我們敢去醫院看病了。大家都說，陳漱渝委員真是為我們辦了一件大好事，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老百姓就需要這樣的政協委員。”盧慧英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