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員中還有一個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歡樂的可愛的孫女，曾在北京一個區重點中學的重點班讀書，如今是首都師範大學公共事業管理學院二年級學生。她課餘熱愛旅遊，練習武術，已拿到“合氣道”的四級證書。
猴年春節，我們全家在成都過年。原因是妻子原籍成都，今年八十整，回老家探親掃墓。年三十那天大聚會，共有36人。我在餐前致辭，建議把“認認真真做事，本本分分做人”這12個字作為家訓，並說，每過年都希望來年好運，但想轉運要先轉心：“心寬才能納福，心善才能聚財，心慈才能助人，心正才能立業。我願與家人共勉。”
第三節 難離不棄的書房
10年前，“書房”二字在我心目中無異於不敢問津的奢侈品。當時全家三代五口人擠在一起。住房麵積由最初的十幾平方米到20 多平方米，再到60 多平方米。居住條件雖然不斷改善，但畢竟騰不出一間獨立的房間做我的書房。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的《民族魂》一書就是在樓房過道一台縫紉機的台麵上寫完的。我每當看到文人雅士坐擁書城，擺弄著文房四寶，懸掛著名人字畫，難免生羨慕之心，卻從來不妒忌和怨恨。盲目攀比徒增心理垃圾，我懂得這個生活哲理。
進入21 世紀以來，我的住房更寬綽了，但其中有喜有悲。因為含辛茹苦養我成人的老母已魂歸淨土，我們夫婦含辛茹苦養大的兒孫又先後獨立成家。
在老伴的鼎力支持下，將家中一間20 多平方米的臥室改成了書房——不過還得兼做餐廳和會客室。夜闌人靜，老伴入睡，我獨坐書房，舞文弄墨，也常有冷清之感襲上心頭。
我不是收藏家，從來舍不得花大錢去購買孤本秘籍，隻不過畢竟在學術圈混了三四十年，總會有一些靠它吃飯的專業書、工具書以及一些師友贈書。師友中又不乏知名人士，所以我還攜帶著冰心、蕭乾、蕭軍、台靜農等人的簽名本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搞了一次書展。我沒估算過現有多少藏書，反正這些書已經擠滿了書房的四壁。書架有六七層，每一層又擺著雙排書，但還是不夠用。眼下擺不下的書已堆在書架的邊緣和書房的地麵，還有一些隻好裝箱存放到兒子家的涼台和雜物間。書一旦裝箱，就與廢品無異。
老伴頗以這些書為苦，因為它強占了太多的空間，影響了其他家庭成員的生活品質；但又萬分無奈，因為“書到用時方恨少”。我是“科盲”，不會在網上收集資料；又腰痛腿乏，無力到圖書館看書。因此家裏這些書就成了我唯一的資料來源。這些書幫助我釋疑解惑，讀起來是一件快事，但查找起來卻異常艱難，甚至有時要付出“血的代價”。
我跟其他人一樣，書籍上架時當然會有一個大體的分類，但久而久之，界限就越來越模糊起來。書脊上的字原本不大，再擺到高處，辨認起來更加吃力。這就迫使我有時不得不站在凳子上或梯子上找書，稍一不慎，書架上的書就會像山體滑坡似的轟然坍塌，不僅嚇自己一跳，還免不了驚動跟我隻有一牆之隔或一板之隔的鄰居。說付出“血的代價”也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圖省錢，我的書架是“私人訂製”的，所鑲玻璃全部沒有磨邊。打開書架門時，稍一著急，手就會被鋒利的玻璃邊劃開一個口子。我眼神不濟，加上笨拙，被劃得血流如注的事情數次發生，有一次夜間還不得不去複興醫院看急診。
書房雖然常使我受些無妄之災，但我仍然離不開它，就好像一對歡喜冤家，常常爭吵鬥氣，但仍然難離不棄，廝守終生。我住的樓房老舊簡易，既無電梯，又無物業。老伴每次上樓都得緊拽樓梯扶手，以資助力。如果發生了水管堵漏，或門窗受損一類生活細事，常常求助無門。優點是地段適中，位處首善之區的核心地段，離著名的釣魚台國賓館隻隔一條馬路，所以樓房雖有近40年壽命，仍能賣出一個高價。因此，隻要賣掉老窩，我完全有經濟實力到僻遠地區買一套高檔住所。令人糾結的就是這間書房，挪動一下太麻煩，難以讓搬家公司越俎代庖。老人因裝修搬遷發生意外的不乏其例，所以看來我此生隻好跟這間簡陋的書房不離不棄了。記得當年老作家蕭乾住在複興門外一處樓房裏。他是文史館館長，屬高幹層，完全有條件搬進新居。但他斬釘截鐵地跟我說：“我的書房搬起來太費勁，這輩子無論分給我什麼高檔房子，我都不搬了。”不覺間蕭老已過世多年，如今他的老伴文潔若老師還守著那個舊樓，那間蕭老的書房……
第四節 學術上的新開拓
記不清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哪一年，友人楊天石曾贈我一本他跟校友劉彥成合寫的書《南社》。扉頁上題寫了兩句詩：“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原詩出自蘇軾的《和子由澠池懷舊》。當時我讀後不禁心頭一震，真切感到引用者抱負的非凡和遠大。後來天石兄果然在學術上不斷開拓，由一位熱衷於寫詩並研究近代詩歌的北大中文係畢業生成了今天蜚聲中外的民國史專家，他研究蔣介石的專著多次躋身於學術著作發行排行榜的前列。
準確說來，我認識天石是通過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的周思源。他是天石的中學同學。思源當年利用業餘時間一邊搞小說創作，一邊搞文藝批評。記得有一個周末，他竟請人把自己反鎖在宿舍趕寫一篇評論《雷雨》的文章，以避外界幹擾。如今，思源的學術事業不斷開拓，不但在中華書局連續出版了研究《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專著，而且還出版了長篇小說《文明太後》《吳大帝孫權》等。他在《百家講壇》的講演和談文化史的論文，也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
說來真是緣分，20 世紀60年代，我跟思源同在北京西城區的中學教書：他在三十一中，我在女八中，兩校隻隔一條東西向的馬路。天石雖在宣武區的一所中學任教，但該校宿舍卻在西城絨線胡同內的西栓馬樁胡同，正好位處我跟思源單位的中間，因此他家常成為我們的聚會地點。“文化大革命”後期，因為沒有做其他學問的條件，我們三人曾約定共同研究魯迅。1976年秋，天石在我參與編輯的《魯迅研究資料》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與中國近代史上的護礦鬥爭》，接著又在同刊第二輯發表了《釋“擠加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入”》，在同刊第三輯發表了《魯迅早期的幾篇作品和〈天義報〉上署名“獨應”的文章》。這些論文，都以新穎的史料填補了魯迅研究的空白。思源也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四五篇文章。其中研究哈姆萊特、賈寶玉和阿Q這三個著名文學典型的論文在魯迅研究界獲得好評。他提供的殷夫研究資料更為珍貴，因為他的母親就是《孩兒塔》中青春詩人的抒情對象——F女士。
因為對南社和泰州學派頗有研究，粉碎“四人幫”之後天石就調到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源是三十一中的骨幹教師，直到1982年才調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我們三個人當中，我最早調離中學進入了研究機構，但就研究成果而言，他們的成就的確令我難以望其項背。不過他們的學術生涯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那就是隻要不斷探索、不斷進取，在文史哲領域是可以觸類旁通的。
退休之前，我寫過一則讀書劄記《“我總算得到自由了”——讀蘭姆的〈退休雜感〉》。文中說：“剛退休時蘭姆的心情是‘快樂的’。‘快樂’，是因為擁有了好像多得無法支配的時間，每天都成了禮拜天，就像一個時間上的赤貧者突然間發了時間的大財的富翁。從此他能夠以輕鬆的表情，隨意的手勢，不慌不忙的步履，漫無目的地走動。他借用維吉爾的話高呼：‘我總算得到自由了！’蘭姆在《退休雜感》中抒發了他的快樂之情：‘表麵上說，誠然我已度過五十寒暑，但是，從中扣除那些不屬於我本人或者說為別人而活的時間後，你就知道我仍是個年輕的家夥。因為隻有那些完全屬於自己的時間才能真正地稱作時間……我退休後的餘年，或長或短，但皆三倍於退休前同樣的時間。假如我能奢望自己還有10年好活，那麼這未來10年，就等於退休前的任何30年。
這是以一當三的計算法。’”
不知道退休之後我還能工作多少年，但積習難改，能夠工作的時間，我恐怕還會用於工作。
首先是研究胡適。1990年12月15日，台灣友人邀我飛赴台北參加“胡適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我趕寫了一篇論文《同途殊歸兩巨人——胡適與魯迅》，在會上獲得好評。會議期間，台灣兩家主要報紙——台灣《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以很大的篇幅刊登了我研究胡適的論文和提供的胡適研究資料，增加了我研究胡適的自信。退休之後，我獨立寫了一本《胡適心頭的人影》，又與學生宋娜合寫了一本《胡適與蔣介石》。我認為胡適和魯迅的文化業績和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互補性，胡適研究界的氣氛也遠比魯迅研究界寬鬆。所以今後如有機會，我仍將在胡適研究方麵下一點功夫。
1996年7月，第七次全國丁玲學術研討會在丁玲曾經生活過的山西長治召開。我在會上被推選為中國丁玲研究會副會長。圍繞丁玲冤案和她跟沈從文的關係，我先後寫過4 篇長文，每篇都提供了新的史料。2009年12月26日，我又在第十一屆丁玲國際研討會上就丁玲與蕭軍的關係發表了長篇論文，與會者也感到頗有新意。
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趣並非起始於魯迅作品，而是起始於巴金和冰心的作品，但長期以來我對這兩位大師卻缺乏研究。2009年2月至3月，為紀念冰心去世10 周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福建省文聯、中共長樂市委市政府、冰心研究會和冰心文學館在北京舉辦了以“永遠的冰心”為主題的係列紀念活動。
3月29日上午，我應邀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發表了題為《魯迅與冰心》的講演。
主持人在總結時說：“陳先生把魯迅、冰心這文化個性明顯不同的兩路人歸於學術一路來講，在不長的時間裏如數家珍般地說魯迅、說冰心，帶給我們深沉凝重的思考。對作家，對知識分子，的確不能簡單地作價值判斷，也沒有什麼意義。我想說，像今天陳先生這樣的演講，會撞擊我們的靈魂。”
2009年11月23日，我應邀赴上海參加在複旦大學複宣賓館召開的巴金國際研討會。24日下午，我在會上發言，題為《我不願給拖進三十年代口號之爭裏麵——對巴金一封信的闡釋》。在這篇長達兩萬多字的論文中，我對“左聯”
後期發生的“兩個口號”之爭進行了全麵的曆史回顧，否定了把“兩個口號”
之爭視為路線之爭的傳統說法。這是巴金研究領域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也是對我此前觀點的反思和修正。發言之後，與會的旅美作家張辛欣立即熱情予以肯定。《書屋》雜誌主編胡長明同意發表此文，但感到篇幅太長，他親自動手進行壓縮，壓來壓去，最後仍決定一字不改地全文刊出。
2009年是“五四”運動90 周年。我先後應邀到華東交通大學、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和國家圖書館“學津清談”講座進行了有關講演，並在《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政協報》《人物雜誌》《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多篇紀念文章。長篇論文《“五四”新文化運動新議》已收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選編的《紀念“五四”運動9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位讀者說，這是他涉獵的有關論文中最持異議的一篇。
2010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80 周年。3月2日，我應上海“左聯”
紀念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之邀，在紀念會上作了主題發言——發言稿被《中國社科院院報》《文學報》摘登，全文由《魯迅研究月刊》刊登。6月10日，我應邀出席了在浙江省象山縣舉行的殷夫烈士100 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並為《殷夫年譜》撰寫了序言。這篇序言刊登於6月8日的《人民日報》。6月22日，我應邀赴廣東汕尾市海豐縣，參加另一“左聯”作家丘東平烈士100 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作了專題發言和大會發言講評。《汕尾日報》發表了我的專訪。7月11日，我到長沙參加了中國魯迅研究會和湖南師大聯合召開的“魯迅與‘左聯’”學術研討會，作了《我對“左聯”的幾點基本理解》的發言，發言要點刊登於7月19日的《人民政協報》。有朋友開玩笑說：“你快要成為半個‘左聯’研究專家了。”
退休之後我還做了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參與整理許壽裳遺稿。許壽裳是我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文學家，也是魯迅的摯友。1998年3月26日，我曾在魯迅博物館主持召開“紀念魯迅摯友許壽裳殉難5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偉長、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廷翰、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林文漪等160 多人。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跟許壽裳的女兒許世瑋即有交往。經我和其他同人努力，許世瑋將許壽裳的一批遺物捐贈魯迅博物館收藏，其中有字畫12 幅，藏書65 種，手跡75 件，照片269 張，明信片71 張，名片134 張，以及各國郵票近萬枚，豐富了魯迅博物館的館藏。目前我參與整理的許壽裳遺稿，原由我的摯友、日本愛知大學教授黃英哲保存。英哲是台灣嘉義人，旅居日本25年，1996年以《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之研究——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1947 為中心》獲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導師北岡正子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秦賢次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大約是1995年，許壽裳在台灣的遺屬將許壽裳遺稿2000 多頁交黃英哲保存，並委托他處置。魯迅說：“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白莽作〈孩兒塔〉序》）英哲捧著許壽裳遺稿也有同樣的心情。為防意外，他甚至還自費將其中的重要部分寄存在銀行的保險櫃裏。英哲跟我商量這批文稿的處置辦法，前提是他不從中謀利。我建議他捐贈上海魯迅紀念館，由上海魯迅紀念館負責出版其中的重要部分，以達到保存和流布的雙重目的。
上海魯迅紀念館的法人王錫榮是懂行之人、做事之人。他認為了解魯迅的通人有兩位：一位是馮雪峰，另一位就是許壽裳。該館已征集到了馮雪峰的部分文稿，如果再能征集到許壽裳的文稿，那就更能豐富該館的鎮館之寶。目前，這批文稿正在整理之中，即將影印出版的有許壽裳的《章太炎先生傳稿》（166 頁），《中國小說史》（204 頁），《舊體詩》（23 頁），《聲韻學》（73 頁）……遺稿中最為珍貴的，我以為是《我所認識的魯迅》一書的部分手稿，以及許壽裳研讀魯迅著作的筆記。在現存魯迅回憶錄中，我以為最生動的是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而最可靠的是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2009年，許世瑋從新西蘭回國，11月30日下午到寒舍探訪。我向她彙報了此事，她表示支持，並同意擔任顧問。整理許壽裳遺稿十分不易，因為很多係草稿，而且采用了多種字體，極難辨識。確實是出於對魯迅和許壽裳的尊崇，參與其事的人都在勉力以赴，特別是這一項目的牽頭人王錫榮。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之外，我還對中國當代文化建設問題和公務員的心理建設問題稍有涉獵，並在廣東和山西的一些市級單位舉辦講座，反響也還不錯。平心而論，對於作為科學的心理學，我還未登堂入室；讀一些書，學一點皮毛，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心靈的救贖。
這樣一來，我目前的生活節奏有時就變得比退休之前還要快。我明白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老年人最大的財富是身體健康。我希望爭取在健康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多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友人給我發來一條短信：“人生如賽場，上半場按學曆、職位、業績、財富，比上升；下半場按血壓、血脂、血糖、尿酸、膽固醇，比下降。兩場都贏的法則是，沒病也要體檢，不渴也要喝水，再煩也要想通，有理也要讓人，有權也要低調，不累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再忙也要鍛煉。”我知道友人的好意，今後盡量照此去躬行吧。
2010年7月25日，是我69歲生日。根據習俗，男人生日做九不做十；也就是說，我已是名副其實的古稀之人。記得明代唐伯虎有一首《七十詞》，寫的是：“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裏過了。算來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既然“人因垂老漸知秋”，那今後的日子該怎麼過呢？我想起了魯迅的一句名言：“要趕快做！”
第五節 我的這五年
我70歲之後的生活，減少了上班這一主要內容，也減少了許多社會活動，但有時仍然顯得忙碌，自己也覺得可笑：這豈不成了《紅樓夢》中的“無事忙”賈寶玉？
說“無事”，其實也有正事和非正事。正事就是寫作和講演，非正事就是休閑。
這五年來，我完成的著作主要有兩本：一本是文章結集《本色魯迅》，近30 萬字，2015年3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收入我主編的“魯迅研究新前沿”叢書。這本書除序跋之外，共收文章27 篇。原擬的書名是《魯迅的紅色、灰色和本色》，取自我在浙江省圖書館講演的題目。我明確解釋道：“我在這裏使用的‘紅色’二字，並不是象征魯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而是專指對魯迅的神化和拔高。這種情況在‘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前屢見不鮮，其表現就是把魯迅的一言一行都擺在絕對正確的位置，讓魯迅為某種狹隘的功利目的或現行政策服務。”所謂“灰色”，是指撥亂反正過程中產生的另一種傾向，即“通過對魯迅作品的娛樂閱讀、淺表化閱讀，將魯迅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用“好玩”
二字對魯迅進行整體概括。而在我看來，離開了魯迅的獨異性談他的平凡性，離開了魯迅的卓越性談他的人間性，離開了魯迅的超越性談他的局限性，那是沒有什麼積極意義的，反而會扭曲了魯迅的形象。我認為，要準確把握那個曆史上客觀存在的魯迅的“本色”或“本相”，就必須反對以上兩種傾向。然而料想不到的是，“灰色”二字在一些人眼中是一個有禁忌的字眼。出版社為慎重起見，堅持上報送審。這一審查當然就折騰了大半年，最後將書名改為《本色魯迅》了結。所以在這套叢書中，我的書稿交得較早，出得最遲。根據現行的出版審查規定，魯迅研究這類學術性著作是無須送審的，不料我的這本書竟因“灰色”二字，開了魯迅著作送審的先河。
“魯迅研究新前沿”叢書的出版還遇到另一個大曲折，那就是經費問題。
在不少出版社追求“印數決定一切”的當下，學術著作的出版舉步維艱。出版方原以為這套叢書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充滿了正能量，多半會獲得國家出版資金的貼補。不料申請未獲批準。出版社退而求其次，繼續申請省一級的出版補貼，結果同樣是碰壁而返。編輯的積極性銳減，於是要求叢書縮小規模，要求作者壓縮字數，拖了兩年多才勉強出齊。叢書中的有些著作隻印了2000冊，按3000冊支付7% 的印數稿酬，而且稿費一拖再拖，有些作者是在著作出版的一年零三個月之後才收到那幾千元的酬勞。其實，這套叢書的作者還是幸運兒，因為稿酬雖然微薄，但畢竟用不著自掏腰包。據我所知，當下如果要在一些名牌出版社出版一部學術著作，10 萬字恐怕要付3 萬至5 萬元補貼，名曰“合作出書”。這就是當下的出版生態。
另一本書是201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搏擊暗夜：魯迅傳》。應該說，撰寫一部史料可靠而又能讓一般讀者讀得下去的魯迅傳記是我的夙願。這個願望萌生於35年之前。1981年，為紀念魯迅誕生100 周年，我曾在《中國青年報》連載過供青少年閱讀的《民族魂——魯迅傳》。因係連載，所以編輯部有十分明確的規定：一、要有可讀性；二、每篇要有一個小故事；三、限定每篇在2500字左右。從當年的7月中旬到8月上旬，我利用一個多月的業餘時間，完成了這篇5 萬多字的連載文章。由於時間過於倉促，種種未盡人意之處均屬難免。後經修訂增刪，擴充到119000字，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83年7月出版，初印11000餘冊，很快售罄。後又有不同出版社用《魯迅簡傳》《魯迅評傳》《魯迅正傳》等不同書名四五次再版。在我的著作中，這本書的發行量就算是相當可觀的了。
2012年3月16日，《文藝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中國作家協會啟動了創作出版“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大型叢書的工程。我覺得這是彌補《民族魂》種種不足的好機會，於是遞交了一份萬餘言的創作提綱，很快獲得通過。重新撰寫一部魯迅傳的工作就這樣擺上了我退休之後的工作日程。這份提綱名為《真實的魯迅，真實的傳記》，現已收入《本色魯迅》一書。關心此事的讀者可以參看。應該說，這份提綱提出的種種設想還是有可取之處的，然而剛一開筆，身體就出現了狀況。
俗話說：“人過七十，一年不如一年；人過八十，一月不如一月；人過九十，一天不如一天。”我有多種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高膽固醇、高尿酸、前列腺增生……但服藥後大多可控，並不感到十分痛苦。最折磨我的就是腰疾：既患腰椎間盤突出，又長骨刺，右腿主動脈還全部堵塞，所以坐立難安，隻宜平躺。但四腳朝天，又如何閱讀，如何寫作？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部傳記的進程和質量。
因為我閱讀魯迅作品的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又在專門研究魯迅的研究室吃過32年俸祿，因此被一些好心人稱為“資深魯迅研究家”。一旦“資深”，自然就有人寄予厚望，希望我的魯迅傳能在當今已出版的魯迅傳中脫穎而出，給讀者以一種全新的驚喜。對於這種期待，我既理解、感激，又惶恐不安。我最近新添了一個毛病，就是邊寫文章邊聽歌。剛巧從手機裏聽到了一首La Paloma（《鴿子》）。這是西班牙民間作曲家依拉蒂爾於1862年在古巴譜寫的曲子，因而被古巴人視為本國民歌。據說，100 多年以來，這首歌已有1000 多個演唱版本。但我想，這首歌雖然版本眾多，風格各異，但主旋律終歸還是一個，否則就不叫《鴿子》，而成了《麻雀》或《鳳凰》。已出版的魯迅傳當然沒有《鴿子》的版本這樣多，但國內外加起來大約也有近50 部。據我所知，早在1909年，東京出版的《日本和日本人》雜誌就已經介紹周氏兄弟的文學活動，距今已有100 多年。在近一個世紀的漫長研究過程中，有關魯迅的基本史料已經大體收集齊備，如果不是有意神化或顛覆，要塑造出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魯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生物的變異都是在遺傳的基礎上進行的。
正如同孩子的長相終歸跟父母有相似之處，如果既不像爹，也不像媽，那就肯定出了什麼別的狀況。有人希望我寫魯迅傳能跳出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的老套路，但是我認同對魯迅的這種評價，隻是認為魯迅對革命有獨特的理解和獨特的配合方式。簡而言之，魯迅理解的革命就是變革。
2015年10月中旬，這部25 萬字的魯迅傳終於寫完，將書名定為《搏擊暗夜》。因為魯迅生活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他一方麵跟社會的黑暗麵抗爭，搏擊暗夜，爭取光明；另一方麵又跟人類靈魂的黑暗麵抗爭，不僅無情地解剖他人，而且無情地解剖自己。寫完後重新翻閱一遍，覺得雖然沒有處處標新出彩，但每章每節都有一些新資料、新看法，素材的擇取既遵循了存真求實的原則，又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寫法雖然中規中矩，沒有運用什麼魔幻手法、心理分析、星座預測，但讀起來還不至於令人昏昏欲睡，也不會讓人感到雲山霧罩，不知所雲。
第一章《夢魂常向故鄉馳》，描寫魯迅18歲之前在紹興的經曆，或繁或簡，均著眼於越文化及其親朋對魯迅的具體影響，而沒有分散筆力，麵麵俱到。對於魯迅“缺失母愛”，跟周作人有同性戀傾向，以及衍太太兼具“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身份等謬說，在傳記中也逐一予以了澄清。
第二章《戎馬書生》，描寫魯迅在南京時期的讀書生涯。文中突出了《天演論》在當時的傳播情況及對青年魯迅的強烈震撼。魯迅回憶他在水師學堂的學習情況時說，當時“幾乎整四天是英文”。我長期以來望文生義，以為魯迅當時一周有四天都在學英語，這次寫傳才弄明白，這裏的“英文”其實是指西學，包括數、理、化等基礎課及其他專業課程。而“中文”則專指中國傳統文化。此事雖小，但屬曆史細節，理解錯了也會貽笑大方。
第三章《扶桑正是秋光好》，寫的是魯迅在日本的7年留學生涯。我根據中外魯迅研究者最新發現的史料，說明魯迅等編撰的《中國礦產誌》，取材包括了宏文學院佐藤傳藏編撰的教材《礦物學及地質學》，而魯迅的譯文《造人術》則源自美國作家露易絲·斯特朗的小說《一個不科學的故事》。日本抱一庵主人在節譯過程中改變了作品的主題，使一部充滿種族歧視的作品成了一篇單純的科學幻想小說。在介紹《藤野先生》一文時，我首次比較全麵地介紹了作品中“史”（史實）的成分和“詩”（虛構）的成分，幫助讀者了解魯迅懷人散文的藝術特征。在介紹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時，我具體指明了安特萊夫的《謾》《默》和迦爾洵的《四日》對魯迅的具體影響。
第四章《木瓜之役》介紹魯迅在杭州的教學生活。我在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魯迅科學論著集》時，曾把魯迅在杭州兩級師範使用的生理學講義視為原創著作。2014年武漢大學文學院的宋聲泉先生發現，魯迅的這部講義基本上是根據日本宮島滿治的《生理學講義》編譯的，同時還參考了斯泰納所著的《生理學講本》。我吸收了這一新資料，矯正了以前的誤判。
第五章《迎接光複》新意不多，但把魯迅的文言遊記《辛亥遊錄》改寫為白話，以充實傳記的若幹細節，也算是一種新嚐試。
魯迅北京時期的生活一共用了12 節文字來展現。我曾經出過一本《魯迅在北京》的小冊子，又曾負責編撰《魯迅年譜（四卷本）》中的北京部分，因此對這方麵的史料相對熟悉。這次寫作當然增補了不少新內容。比如《教育部公務》一節增加了南京政府教育部的籌建細節，對於蔡元培的“美育”主張及魯迅的支持配合也作了詳細介紹。《〈新青年〉同人》一節對沈尹默的回憶進行了辨析，明確了魯迅在《新青年》編輯部的“客師”地位。《為先驅者呐喊》一文雖沒有對魯迅《狂人日記》的文本進行解析，但較全麵地梳理了“狂人”
這一典型人物的構思過程。
《阿Q 誕生》一節原是我為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插圖本〈阿Q 正傳〉（漢英對照）》撰寫的代序。這本書開本雖小，但蘊含了一些出版曆史上的故事。
《阿Q 正傳》的英文譯者是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責任編輯原為詩人、翻譯家李荒蕪。1953年，荒蕪建議將漫畫家丁聰1943年為《阿Q 正傳》所繪的24 幅插圖收入此書，以收圖文並茂之效，卻遇到了阻力。原因是丁聰來自“國統區”，而不是“解放區”。1998年春節，新世紀出版社的編輯陳有升跟丁聰夫人沈駿（原名沈崇）等人到楊憲益、戴乃迭家拜年，賀戴乃迭八十壽誕。丁夫人沈駿又提議出版半個世紀前擬議出版的這本書，得到了陳有升的支持。這位資深編輯足足花了兩年工夫，終於推出了這本書，由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新華書店和外文書店經銷。84歲的丁聰實現了47年前的夙願，很是高興，特意為本書撰寫了一篇《後記》，其中兩次提到我這篇代序。他還說：“新世界出版社把《插圖本〈阿Q 正傳〉》漢英對照本作為世紀之交極具象征意義的文學圖書經典精品出版物，奉獻給海內外讀者，我感到是一項很有意義和甚可欣慰的事。”我的代序綜述了阿Q 這一精神典型的醞釀過程，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東有啟明，而有長庚》一節，應該是這本傳記頗有創意的一節。因為它取材於80年代我寫的一篇考據文章。這篇文章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分析，因而被周作人研究者頻頻引用。魯迅和周作人原本對他們絕交的原因都未做出正麵回答，而周建人當時又未置身現場，所以成為一個千古之謎。但香港趙聰在《“五四”文壇點滴》一書認為這件事“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周作人在1964年10月17日致鮑耀明的信中對趙聰的上述說法表示首肯，認為“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去事實不遠”，這就為判斷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論據。這是我的一個發現，即用周作人的話來證周作人日本妻子之過。周氏兄弟失和之後周作人以“丙丁”為筆名翻譯了《傷逝》一詩，這也是我的發現。
《魯迅在北京》這一章中，我對未名社停辦的原因，魯迅跟高長虹的決裂，跟陳西瀅的論爭……也作了比較全麵的分析。關於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情，是以我撰寫的《許廣平傳》為基礎縮寫的；關於許廣平的初戀，她在散文《新年》中僅隱晦地作過暗示，我以此為線索，采訪了許廣平的閨密常瑞麟，才了解到全部真相。關於魯迅與朱安有無夫妻之實，這也是近些年來不少讀者提出的問題。對此，魯迅曾告訴荊有麟：“Wife（本義妻子，此處泛指性生活），多年中，也僅僅一兩次。”（《魯迅回憶斷片》）我認為荊有麟的上述回憶可靠，故在這本魯迅傳中予以采用。
支持女師大學生運動，沉痛悼念“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民眾，是魯迅前期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也是《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不少雜文的創作源泉。
近年來有個別權威研究機構的“學術帶頭人”帶頭對此進行顛覆。這些人的直接矛頭似乎僅僅指向國民黨派係中的某些人，如易培基、李石曾，實際上是顛覆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運動，為此竟不惜為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和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巧言開脫。這本傳記雖然沒有正麵批駁這種錯誤觀點，但忠實還原這些事件的曆史情境，對於明是非而正視聽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七章《鷺島的鼓浪者》，跟過去寫魯迅在廈門時期的文字有很大不同。
剛研究魯迅時，我跟一些同人習慣性地走過一段“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的老路，對曆史人物的評騭往往不敢僭越魯迅作品的雷池一步。魯迅雖然有知人之明，對不少人物的評價一語中的，但對有些人士（特別是私人信件中涉及的人士）的評價往往隻限於一時一事，這絕不能被視為對他們的全麵評價乃至蓋棺定論，而且對這一時一事的評價也不見得全部正確，不能排除其中有個人局限和情緒化的成分。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跟愛人暌離，又加上水土不服，情緒難免失控。在跟許廣平的私人通信中，經常將種種不滿宣泄出來，事隔90年之後，我們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就會發現魯迅當年對林文慶、顧頡剛、陳萬裏等人的批評不無片麵之處。我在介紹魯迅在廈門135 天的經曆時，對魯迅跟廈大同人間的人事糾葛作了比較全麵的評析，從而顯示了這部傳記真實客觀的特色。
第八章《別有追蹤》介紹在廣州時期的魯迅。廣東是中國魯迅研究的重鎮，魯迅在廣州時期的基本史料已被挖掘殆盡。這本傳記以魯迅在廣州時期的思想轉變為中心，對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進行了重點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對於《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講詞，我並沒有拘泥於“借司馬懿篡位，影射蔣介石背叛新三民主義”的傳統說法，而是強調當時的魯迅是在思考如果能夠在黨派紛爭、殺機四伏的生存環境中“師心”“使氣”，獲得心靈的最大自由。這一時期魯迅曾到香港發表兩次講演，劉隨、趙今聲等當事人對此發表了回憶文章，但尚存疑點，有待進一步考證。
在上海時期是魯迅一生當中最為輝煌的時期，也是各種矛盾縱橫交織、錯綜複雜的時期。對這一時期魯迅的創作實踐和心路曆程，都很難準確把握和再現。這本傳記描寫了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家庭生活，飲食起居、鄰裏關係、疾病死亡，力圖從中挖掘傳主豐富的人性。但決定魯迅特質的畢竟不是這些生活細事，而是中國黎明前最黑暗歲月中他在文化戰線的戰鬥。有人認為介紹魯迅後期的章節中論辯味濃，希望我減少論爭性的文字，這是我不能理解也無法接受的。燧石的碰擊能夠迸發出火花，使人類通過火和工具的運用完成了從猿到人的質變。魯迅也正是通過跟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自由人”“第三種人”“民族主義文學”的論爭中，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左翼文化，並成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我無法用文學性的描述去取代這些論爭性的文字，也無法在缺失可靠史實的情況下對魯迅進行所謂心理探尋。不過我介紹魯迅親曆的論爭都是以大量的原始資料為依據，脈絡清晰，介紹客觀，並加以點評，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些論爭的性質和是非。對於圍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兩個口號論爭”曆來評價不一，在“反右”時期和“文革”時期還有人利用這一論爭製造冤假錯案，釀成了令人發指的悲劇。我在魯迅傳中不僅提供了新的史料（周揚以“企”為筆名發表的第一篇提倡“國防文學”的文章，最早就是我跟我的助手在上海《大晚報》上發現的，遺忘此事的周揚為此感到十分驚喜），而且提供了論爭雙方的不同說法，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獨立判斷的空間。對於左翼營壘本身的不成熟之處，我也沒有著意遮掩。比如，這本傳記就明確指出了瞿秋白以魯迅名義發表的《王道詩話》存在失實之處，指出了魯迅嘔心瀝血培養的青年作家葉紫有少不更事的一麵，還指出魯迅說胡秋原從“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並沒有事實依據……這些看法大概在其他魯迅傳記中並沒有出現過。
傳記中還特別安排了兩節，專門批駁魯迅是“漢奸”、魯迅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是“間諜”的說法。有些好心的朋友認為我做這種事情太無必要：也許是認為這種謠言可以不攻自破，也許是覺得我寫這種文章是自掉身價。然而我隻看到這類謠言在網上瘋傳，除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原館長王錫榮外，尚未看到魯迅研究界有人出麵澄清。《韓非子》中有一則故事，大意是說，有一個人說街上出現了老虎，魏王不信；兩個人說，魏王仍然不信；但有三個人持同樣說法，魏王就信了。這就說明謠言的蠱惑力會在傳播過程中增強。成語中的“眾口鑠金”（輿論的力量可熔化金屬）、“積毀銷骨”（毀謗積累多了可以置人於死地），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魯迅是相信這個道理的，所以他的七絕《題〈呐喊〉》中發出了“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的感歎。作家的寫作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具有當下性。我刻意寫下這些文字，也就是為了留下一些曆史的痕跡，給人以一種21 世紀初的在場感。
我想，任何作家都會希望讀者群中能有他的知音。這種知音並不是當下那種“發燒友”和“粉絲”，而是真正懂得他的人，包括他的優長和不足，然而這種“知音”真的難覓，故《莊子》中說“逃空穀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曾肯定魯迅雜文的價值，並指出魯迅筆下的陳西瀅和章士釗並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社會上的某種典型，魯迅讀到此處興奮異常，抽煙時居然忘掉了煙頭燒到自己的手指，這就是“空穀足音”之感。不知不覺，我為自己撰寫的魯迅撰寫了以上這許多自賣自誇的話，大概也就是抱著“天涯海角覓知音”的期待吧。
這五年來我也編選了一些書，如跟薑異新合編的《胡適論教育》，跟宋娜合編的《梁啟超論教育》等，也修訂重版了一些資料性讀物，如兩次重印了我主編的《一個都不寬恕》。但我比較看重的是《魯迅同時代人（上、下）》和《教材中的魯迅》這兩種書。
有人說，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必須以魯迅為坐標和參照係。那麼，研究魯迅，也必須以他的同時代人為參照係。我曾經把跟魯迅發生聯係的同時代人分為四種類型：一、感情至篤，終生不渝，如魯迅與許壽裳；二、冰炭不同爐，如陳西瀅、梁實秋，魯迅認為跟他們的交鋒是“實為公仇，決非私怨”；三、始於相親，終於疏離，如跟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高長虹的交往均如此；四、始於誤解，雙方交惡，終於諒解，盡釋前嫌，如魯迅跟魏建功、魏猛克的交往。魯迅跟同時代人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了一部色彩紛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早在1985年7月，友人彭定安、馬蹄疾就編寫了《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書，分上、下兩卷，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由於當時資料有限，對有些人物的介紹過於簡單。我跟薑異新合編的這本書，盡可能選用了魯迅同時代人及其家屬撰寫的回憶錄；如有缺漏則選用相關研究專家的文章，使本書的內容更加客觀、詳盡、厚實。不足之處是有個別魯迅的同時代人，一時未找到合適的介紹文章；又由於篇幅多達100餘萬字，隻能分為上、下兩冊出版，定價近百元，不能不影響到銷售量。還有一個失誤，是出版社將上冊定名為《民國那些人（1881—1927）》，將下冊定名為《民國那些事（1927—1936）》，但又忽略了在封麵印上上冊和下冊的字樣，致使一些讀者覺得這是互不相幹的兩本書。為了省錢，有人隻買了上冊，又有人隻買了下冊，一讀方知內容不完整。我不知道何時才能彌補這一失誤。
編選《教材中的魯迅》一書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長黃旭的倡議。2011年春秋之交，魯迅作品是否應該從教材中撤退一事，正被媒體宣傳得沸沸揚揚。
雖然有人表示所謂“大撤退”純係炒作，但教材中魯迅作品逐年減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必修教材調整到自學教材，也反映出教材編者對魯迅作品現實功能的一種認識。所以我跟黃旭都認為把近一個世紀以來魯迅作品在教材中潮汐般湧進和退出的情況輯成一本資料讀物，對研究魯迅經典的傳播史和接受史很有意義。於是我痛快地把這個選題應承下來。
待這項工作啟動之後，我才知道比預想的要繁難很多。首先是收集資料的困難。在一般圖書館中，教材都不作為藏書典藏，而我們這本書要介紹的不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語文教材，還有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的教材和三年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教材，以及十年“文革”時期的教材。在附錄部分，我們還介紹了日本、新馬泰及中國台灣地區的教材。國內教材中又分統編教材和地方教材，查閱難度可想而知。其次是授權問題。現在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重視，這是一件好事，但也給編書增加了難度。本書原想多選教材中的導讀和插圖，但都涉及授權問題；選收海外作者的文章，也要首先解決授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