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退休,人生掀開新一頁(3 / 3)

這本書能順利編成,首先應該歸功於兩位副主編王澗和李斌。王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任編輯,長期編選語文教材,又承擔了相應國家課題,所以可以說是輕車熟路。李斌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博士生,其畢業論文的內容就是語文教材研究,所以在資料上有長期積累,單靠一時突擊絕不可能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還有不少友人鼎力相助,順利解決了本書的相關版權問題。2013年9月,《教材中的魯迅》一書順利出版,被評價為“一個經典文化符號的教材傳播史和接受史,現代語文教材發展研究的一個經典範本”。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山中季廣專程來北京對我進行了專訪。日本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把這本書作為他的研究生的教材。

值得一敘的還有我新近出版的兩本學術隨筆:一本是2015年11月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並不紛紜:民國文壇鉤沉》;另一本是2016年1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爐邊絮語話文壇》。第一本書2008年已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原名《剪影話滄桑:中國現代文壇珍聞趣事》。但這次再版時內容調整了一半,增補了約20 篇新作,又改進了裝幀,給人的感覺是麵貌一新。北方文藝出版社並不是一家實力強大的出版社,能夠出版我這本有賠錢風險的書,要感謝該社一位我原不相識的編輯王爽。這位20 來歲的青年人居然愛讀我這種幾近迂腐的書,而且向領導鼎力推薦;在編輯過程中,她又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使我十分感動。第二本書收錄了14 篇文章,有的是我在一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雖說也屬於隨想、隨筆,但都下過一點功夫,並不是隨意寫出來的。我在2016年1月20日《中華讀書報》的國際文化版發表了一篇自評。

有個成語叫“敝帚自珍”。我絲毫也不把這兩本書視為“敝帚”,不但自珍,而且比起我寫的其他書,我更加珍愛它們。前人說:“考據家不可與之論詩。”意思是說搞史料的人不懂文學,跟他們談文學相當於跟夏蟲語冰。又有人據此進一步發揮,說“考據家也不可以與之論史”,意思是搞史料考證的人沒有史識,不懂理論,沒有獨特的學術眼光。我認為這是一種絕對化的說法。

史料、史識與文采的有機統一,應該成為文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我承認自己藝術感受能力比較差。有一位作家看到一個蟲子執著地從牆根往上爬,掉下來又接著爬,於是寫出了一篇頗有哲理性的散文。我沒有把一個小蟲子寫得惟妙惟肖的才能,所以年輕時的“作家夢”終成泡影。我也承認自己缺乏思辨能力和抽象思維的能力,再加上學生時代政治運動多,沒有真正掌握一門外語,因而對西方文論(如精神分析學、女權主義批評、後殖民批評、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批評等)十分隔膜。然而中國真正懂西方文論並且能夠加以辨析的學者並不多,我也沒有看到運用這些理論研究魯迅所獲得的重大成果。再說,不懂西方文論也不等於完全不懂理論。跟有些文史工作者一樣,我在學術上的追求也是史料、史實和文采的有機統一,而文史隨筆就是能夠發揮我學術個性的最佳體裁。我在撰寫這類文章時完全掙脫了世俗的偏見,獲得了心靈的最大自由。至於這種文章跟那種峨冠博帶的西式論文相比,哪種的學術壽命會更為悠長,那隻能拭目以待,讓時間來作回答。

四處講學,也是我近五年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講演的內容大體有三個方麵:一、有關文化建設及全民讀書問題。這類活動大多由國家圖書館推薦,在國家圖書館和有些省市圖書館進行,如福建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包頭市圖書館等。二、有關公務員隊伍建設問題。如應佛山市委黨校、山西長治市農業局之邀講《公務員隊伍的心理建設》。三、文學和曆史專題。邀請我講演的有廈門大學、蘇州大學、福建師大、上海大學、江西大學、河北師大、西北大學、陝西師大、山東師大等,還有一批農、林、理工科大學,如湖南農業大學、陝西農林科技大學、江西理工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常熟理工大學等,講題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魯迅研究、胡適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等方麵的內容。2015年6月20日和10月31日,我還應邀在北京國際茶文化博覽會和湖北天門“茶聖節高端論壇”作了兩次演講,題為《喝茶何以能成為文化》和《茶文化與軟實力》。

2015年5月,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辦的《新青年》創刊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陳子善教授在講評時戲稱我為“演說家”,事後師兄施建偉教授也借此調侃我。我當然不是“演說家”,而且從小訥於言。母親為了培養我基本的人際交往能力,小學三年級時就讓我硬著頭皮去參加講演比賽,以訓練我的口才。我記得我講的是一個小故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孫中山從海外歸來,隨身攜帶了一口皮箱。歡迎者問他帶回了多少從外國募集的捐款。孫中山的回答是:“我沒有募集到一分錢,帶回來的隻有革命精神。”這樣簡單的演講當然不可能獲獎,但以後我在人麵前講話時膽子居然大了許多。高二那年暑假,我還參加了湖南省中學生夏令營的活動,被編在話劇班。回想起來,我們當年的演出隻能被視為自娛自樂,但借此練習了一個月的普通話。參加朗誦比賽時,我還在全省中學生中得了一個第三名,朗誦的篇目就是詩人未央的抒情詩《車過鴨綠江》。完全未曾想到的是,58年之後,我在紀念丁玲誕生110 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竟然見到了這位詩人,談起了這件溫馨往事。詩人因為也讀過我的書,當即在紙上給我寫了一段鼓勵的話。朗誦他的詩那年,我剛15歲,而與詩人聚首時,我已七十有三。日月如梭,的確言之不虛。

對我提高口頭表達能力幫助最大的是號稱14年的教學生涯,雖然中間經過10年“文革”,但我上講台的時間至少也有六七年。我教的是中學,講課的基本要求是深入淺出,不能使用那種似懂非懂甚至連自己也搞不懂的“神”與“獸”的語言。為了讓學生聽講不打瞌睡,講話也盡可能要有些趣味,正如魯迅所言,刪除枝葉,絕得不到花果。這影響到我後來的講演。我雖然沒有完全脫稿滔滔不絕講兩小時的才能,但在大多場合能受到聽眾的歡迎,這就是教中學練就的基本功。不過,更重要的是,每次講演,無論聽眾人數多少,層次高低,有無報酬,我事先都一定備好課。如果有人要我提供講演的經驗,那我首先介紹的一條就是“認真準備”。

講演給我留下了一些難忘的記憶,有的讓我欣慰,有的也讓我尷尬。有一次到北京工業大學講演,正值周六,當晚除我的講座之外,學生會還組織了一台京劇晚會,以及另一台服裝表演。我估計觀眾都會被這兩台演出吸引過去,便做好了隻要還有一名聽眾仍然要堅守陣地的思想準備。料想不到的是,安排我講演的那個小禮堂很快坐滿了人,晚到的聽眾隻好一排排站在邊上,堅持聽了一個半小時。另一次去湖南農業大學講演,出麵邀請我的是學生會,課酬雖低,但學生熱情很高,作宣傳,貼海報,印入場券,接送講演人,全由他們親力親為。休息時他們還準備了茶點,講完後又送上了鮮花。讓我難過的是,因為聽眾太多,散場時擁擠,一位學生頭撞在玻璃上,劃開了一個大口子。我立即讓那輛準備送我回賓館的車送那同學到醫院去急診,縫了好幾針才止血。在湖南工業大學講《當前文化建設的若幹熱點問題》,學生反應十分熱烈。講畢,很多學生在朋友圈內討論,覺得享受了一場“精神盛宴”。在國家圖書館講《撲朔迷離的曆史》,因為涉及一些普遍關注的問題,所以我講畢離場之後,聽眾仍然在報告廳自發地長時間討論。當然也有尷尬的時候,我在國內外都碰到過。有一次國外某大學邀我講演,我認真準備好了講稿,但後來邀請者說,他們那裏的學生對聽講演興趣不濃,組織聽眾有困難,課酬照付,活動取消。還有一次是在國內某重點中學講課,大禮堂擠滿了穿校服的學生。校方還特意請來了電視台和紙媒的記者作現場報道,說是“大師進課堂”。但開講之後,很多學生都在沙沙地寫作業,或哼哼唧唧地背書。記者好奇地問:“學校請專家講課,機會難得,為什麼不好好聽?”學生坦然回答:“魯迅離我們很遠,考試離我們很近。”第二天,學生的這句回答就成為報紙報道的標題。將來有機會的時候,我希望能夠出版一本比較完整的講演集,現在僅出了一本《陳漱渝講魯迅》,其他講演因為內容龐雜,還沒有物色到合適的出版社。

談完工作再談休閑。畫家繪畫講究“留白”,隻有“留白”才能畫出意境,這就相當於生活中的休閑。工作與休閑看似是相對的概念,其實並不對立。記得魯迅有一篇妙文,叫《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先生的意思是“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休閑亦如此。即使是一個體壯如牛的工作狂,也不可能24 小時不停頓地勞作,恰如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而打盹是為了更好地發威。記得林語堂說過:“看到秋天的雲彩,原來生命別太擁擠,得空點。”

我不但不是工作狂人,反而嗜睡成癖。長期晚上11時入睡,早上7 點起床,這就睡足了8 小時。從中學時代開始又有午睡的習慣,這樣每天“夢周公”

的時間就將近10 小時。這固然因為我是“瞌睡蟲”,上了年紀之後又肯定跟血管硬化、腦供血不足有關。跟普通中國人一樣,我的主要休閑方式是看電視,除非出差,每天7 點半至9 點半幾乎雷打不動。這兩個小時,是一天當中我跟老伴靜坐廝守的時刻。既然以廝守為前提,對電視節目也就沒有什麼苛求:好的點個讚,差的吐個槽,並不入心。

老了添了一個嗜好,就是聽歌。西洋古典音樂我基本不懂,聽的多為民歌和流行歌曲。流傳至今的民歌多為經典,無可挑剔,如《蘭花花》《信天遊》一類。我高中畢業時曾想選修民間文學,原因之一就是被民歌陶醉。流行歌曲良莠不齊。在內容上,我厭惡那些無病呻吟的愛情歌曲;在形式上,我討厭那種摻雜洋文的中文歌。外文歌不乏金曲,如《斯卡保羅集市》《布列瑟農》,我都聽得如癡如醉,更不要說我年輕時代所欣賞的那些外國民歌,如《鴿子》《西波涅》《紅河穀》等。但中文摻雜英文,的確像錢鍾書形容的那樣,像牙縫裏夾了雞絲,不剔出來就渾身難受。

我喜歡聽歌一不是因為懂音樂,二不是為了附庸風雅,主要原因是歌曲能喚起我的許多回憶,有溫馨的,也有苦澀的。比如《白毛女》的插曲《北風吹》,那是建國初期才學會的。我跟母親當時住在長沙郊區唐家巷的一間茅草屋內。母親從事新式接生工作,經常晚歸甚至徹夜不歸。冬天茅屋四麵透風,9歲的我獨守一個小煤爐,哼著“我盼爹爹早回家,歡歡喜喜過個年”。我至今聽到這首歌,還會想起當年耳邊北風的呼嘯聲。《冬季到台北來看雨》是我在80年代末在台北聽到的。我生父雖在台北有房,但我有家歸不得,常寄居在朋友家。有一年聖誕之夜,台北下著紛飛細雨,我撐一把布傘在街邊踟躕,心裏有說不出的酸楚,這時就想起了這首歌的歌詞:“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別在異鄉哭泣……”想讓自己內心變得強大。最讓我勵誌的還是1992年在大陸走紅的《水手》這首歌。殘疾人歌手鄭智化唱出:“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擦幹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使我在人生的穀底仍然仰望星空,讓自己不趴下,不停步,拚搏至今。如果說,作為一個凡人,我也多少做出了一些成績,其中少不了各路朋友長期以來多方麵給予的幫助,所以我每當唱周華健的《朋友》這首歌,唱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我的心中除開升騰起一股暖意,還會感到澀澀的酸楚,因為這些朋友有的已經作古,有的天各一方,再見也難。

作為唱歌的副產品,還有我的兩篇短文:一篇叫《踏歌行》,另一篇叫《〈康定情歌〉解讀》,我覺得都有點意思。前一篇講我為了看“白浪逐沙灘”如何特意飛往澎湖,為了體驗《小城故事》中那座小城的“真善美”,特意在台灣坐莒光號火車去了一趟該片的外景地三義。後一篇文章是寫我為了解讀《康定情歌》中的歌詞,如何到康地進行實地考察,了解到什麼叫“溜溜調”,當地為什麼有希望女性“會當家”的擇偶標準,以及當地為什麼會有“任你愛”“任你求”的擇偶觀。前文刊登於《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人民政協報》,後文發表於中國藝術院出版的《藝術評論》,在談音樂的文章中應屬於另類。

我還有一種休閑方式就是旅遊。70歲之前幾乎走遍了全國,70歲之後由於腰疾、腿疾,行走不便,更不能爬山,去的地方就少了。這五年來印象深刻的隻有兩次,一次是2015年1月11日遊雁蕩山,另一次是同年2月17日至24日遊泰國。雁蕩山峰巒疊起,奇而不險,晝看成嶺,夜看成峰。我下午上山,晚飯後歸,可寫之處不多,下麵主要記敘泰國遊的經曆。

我雖然多次出境,但多屬學術交流,尚無全家出國旅遊的經曆。2015年春節,在我退休7年之後,這一機會終於來臨。

安排這一活動的是二兒子,參與策劃的是小孫女,我跟妻子坐享其成。大兒子是中層幹部,來不及辦好私人護照,未能成行。

出發的時間是2月17日,即除夕的前一天。淩晨3 點起床,趕6 點50分的泰航班機,中午抵達泰國首都曼穀。在曼穀機場轉機,下午抵達了泰國的旅遊勝地普吉島。因係家庭組團,配有專車和導遊。導遊是一位新近畢業的泰國女大學生,學的是中文。她說,這是她剛找到的一份工作,感到十分幸運。入住賓館之前,我們專門去超市買了沙灘服和沙灘鞋。北京正值隆冬,這裏卻是盛夏,不少外國男遊客光著上身,騎著租來的摩托車在馬路上橫衝直撞,很少見到紅綠燈和交警。入住的賓館叫鮑曼公寓(Bauman Resident)。兒子說,選擇這裏是因為離海濱近,又便於餐飲購物。但這家賓館設施一般,隻有一樓的大泳池十分壯觀,可以在池邊的躺椅上休憩,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外出乘坐的是“嘟嘟車”,即摩托三輪,幹淨而鑲有彩燈,每次大約需200 泰銖,約40元人民幣。四人乘坐,十分合算。

除夕那天的活動是“攀牙灣一日遊”。攀牙灣是普吉島最美的地方,有“小桂林”之稱,這裏有數以百計的嶙峋怪異的小島,還有許多數不清的鍾乳石岩穴和怪石:有的岩穴狀如象鼻,有的小島形如圓柱。岩壁上生長著紅樹林和說不上名稱的胎生植物。略感遺憾的是我們乘坐快艇在海灣內穿行,船身顛簸,水花四濺,因年邁,心不禁怦怦直跳。憶及10餘年前乘摩托快艇遊千島湖,船身像砸夯機似的,咚咚地砸到湖麵上,心髒並沒覺難受,反倒是因為刺激而頗為快慰。畢竟是歲月不饒人,年過古稀之後,原先這類刺激帶來的快樂已完全被緊張取代。如果能像劃小舟遊漓江那樣悠閑自在,即使不在船上熬魚湯品白酒,那也會平添幾分詩情畫意。晚上旅行社優待我們這幾位中國貴賓,提供了一頓“免費”年夜飯。

大年初一去皇帝島。因我跟妻子都年逾古稀,在碼頭上船之前必須立一份“生死狀”,承諾身體發生意外,旅行社概不負責。我們義無反顧,兩人都莊重地簽了名。不料這一天雖未發生心梗或腦梗,皮膚卻被沙灘的陽光灼傷。這成了我們遊泰國旅程中的一件窘事。

那天上船時,我們發現導遊把一塊大浴巾嚴嚴實實裹在頭上,隻露出兩條眼縫,覺得搞怪搞笑,而不知其真實用意。島上有西式賓館,一些中外佳侶在此旅行結婚。他們盛裝攜手在沙灘上穿行,給這個旅遊勝地增添了許多浪漫氣息。孫女參加潛水活動去了。我們老兩口跟兒子租了一頂帳篷,在沙灘上觀海景,曬太陽,我還在近海遊了一陣子,開始頗覺水涼,但是幾分鍾也就適應了。極目海天一色,頓生“今日得寬餘”的閑情和豪情。回程途中,還在神仙半島拍了幾幀照片。

然而樂極生悲。第二天早起洗臉,鼻尖有疼痛感,一照鏡子,才發現紅腫如櫻桃。擦上身時又發現一塊塊蛻皮。再看小腿,隆起了幾個大水泡。妻子跟兒子出現同一狀況,沒想到短短幾小時,我們三個全都被曬傷了。隻有孫女幸免於難,因為她塗抹了防曬霜。我們平日從不擦油,旅行須知上似乎有提示,但並沒有強調,導遊也沒有特意交代。我們這才知道導遊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意圖,但為時已晚。

對於老人來說,一天行程,兩天旅遊,十分勞頓。初二上午就在賓館休息,把腿上的水泡挑開,上了一點隨身帶的消炎藥。下午的節目是看“人妖秀”,這是到泰國旅遊的保留節目。據導遊介紹,人妖就是男人變性後的藝人,大體分三類:一類是上、下身徹底變性,一類是變上不變下,還有一類是身體不變打扮變。當下泰國男人當人妖大多並非生計所迫,而主要是一種性取向。比如泰國有名的人妖寶兒(poy),從小就很想成為女人,感覺身上的男性器官很惡心,難以忍受,所以17歲時便忍受劇痛做了變性手術,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感覺舒服多了。人妖的收入甚豐,但很多人婚姻生活卻十分不幸,甚至中年自殺。

我們看的那場“人妖秀”內容健康,有古典歌舞,也有現代歌舞,還有中國的流行歌曲《小蘋果》。演出大約有一個半小時。演出前後,劇場反複播放的是《發財歌》,“老板發財”的歌詞不斷重複,覺得喧囂而俗氣。退場後人妖在一塊空地上列隊,等著跟觀眾合影,照一張付100 泰銖,大約合20 元人民幣。這是一次新奇的人生體驗,直接感受到了泰國的特色文化。

初三從普吉島飛曼穀。這回的導遊姓黃,是一位40 來歲的華裔中年婦女。

她兒子上大學,家庭負擔不輕,也是剛找到導遊這份工作。她說泰國近些年經濟狀況不太好,貧富懸殊,導致了社會不安定。我們入住的是萬豪酒店,位於市中心,設施和服務都遠勝於鮑曼公寓。黃導遊提醒我們每天早起都要在床頭櫃上付小費,因為清潔工的工資太低。我們深表理解。

下午拜“四麵佛”。這是曼穀香火最盛的地方。“四麵佛”是印度婆羅門教的神祇,所以準確地說應為“四麵神”。這四尊佛像分別朝向東西南北,代表了愛情、事業、健康和財運,據說是“有求必應”。朝拜者可以獻上鮮花、香燭、木象,也可以放生麻雀。如果作一些供養,還可以請出八位盛裝的少女跳舞祈福。據說2006年有一位精神病患者要砸佛像的頭部,結果被信徒圍毆致死。2015年夏天,又聽說在“四麵佛”附近發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令人感到後怕。願“四麵佛”不斷顯靈,給這個紛擾的世界帶來安寧。

初四上午參觀大皇宮。大皇宮是曼穀的標誌性建築,始建於1782年,包括了一所為國王舉行宗教儀式的玉佛寺,總麵積有21.84 萬平方米。遊人比肩繼踵,魚貫而行,無法欣賞玉佛寺走廊那些精美的古代壁畫,也沒有趕上每天隻有兩場的傳統泰國舞蹈表演。現在留下的印象,隻有“雕梁畫棟,金碧輝煌”這八個字,還有皇宮前那右手執槍站崗的衛兵,白色頭盔,白色上衣,深色長褲,似乎連睫毛也不眨一下,這也成了大皇宮的一道景觀。

初四夜遊湄公河。這是我們此次泰國之行的最後一個節目。遊船頂部鑲滿了五光十色的彩燈,像美女的細脖上佩戴了一條令人眼眩的夜明珠。夜風吹進兩層船艙,像一雙溫柔的手在輕撫著肌膚。河麵鱗光閃閃,恰似一條飄逸的絲帶,看不到這頭,也看不到那頭。岸邊是鱗次櫛比的現代建築,一幢幢都閃耀著霓虹燈的媚眼,跟夜色中的湄公河相映成趣。河麵是寧靜的,而甲板上卻充滿著歡樂。演員跟遊客互動,邊唱邊扭,頓時消失了年齡、性別和種族的界限。我不禁想起了一部叫《湄公河大案》的電視劇,揭露國際販毒集團在這條美麗的河上製造的血腥暴行,深感隻有戰勝邪惡才能贏得眼下的和平。

初五上午去逛了曼穀最大的時尚購物廣場,覺得價格不菲,便又去了幾家大眾化的批發市場。那裏有很多華裔的業主,跟他們溝通並無障礙。我還看到一個老板娘穿著不俗,正在吃飯,她的鉛飯盒裏裝的全是菠蘿,這就是她的正餐。我由此感受到他們在這裏打拚生根的不易。

下午休息,晚上乘機回國,抵達北京已是初六的淩晨。因為回家後心情輕鬆,更感到陽光灼傷的疼痛。第二天去醫院看病,說傷口已感染,我又有糖尿病,合並成了“糖尿病足”。我拒絕住院,堅持在家療傷,待痊愈時,已是4月末。因缺乏旅遊常識而被折磨了48天,是高興之餘的教訓,也是旅遊中樂極生悲的一件窘事。

第六節 從丁酉到戊戌

2018年3月14日(農曆戊戌正月二十七),老伴跟往常一樣,洗漱完畢,到客廳去吃早餐。突然保姆大呼一聲:“叔叔,快來!”我從隔壁臥室直奔過去,發現老伴站在靠椅前麵,身子直往下滑,臉色煞白,渾身出虛汗,似無知覺。保姆信基督教,又在養老院受過一點護理培訓,便一麵大喊上帝保佑,一麵掐老伴的人中。老伴微胖,我跟保姆想合力把她拽到椅子上,但她仍然鉛塊一般地往下沉。我隻好讓她順勢躺在地上,在她腦後放了一個墊子,馬上打“120”急救電話。“120”頓時就打通了,可是要根據我的住址接分機,而分機卻久久無回音。保姆乘我打電話時跑出房門,想找幾個鄰居中的中青年人幫忙抬人,但跑了幾層樓,隻有三個自身難保的留守老人,中青年人大概都上班了。無奈中,我剝了幾塊巧克力,塞進老伴嘴中,幾分鍾後她慢慢蘇醒了。

我跟保姆便合力把她拽到了靠椅上。我立即給兒孫發微信,倉促中隻寫了三個字:“快回家!”大兒子和孫女住得較近,40分鍾就趕回來了。二兒子住在五環之外,到家時已經上午10 點整。

大家問老伴發病的原因。我說,她頭天晚上腰椎、頸椎劇痛,自己提出要吃一片治療中、重度疼痛的“泰勒寧”。吃止痛片前,她還服過兩種活血止痛的中藥衝劑,結果胃不舒服,臨睡前嘔吐,把藥都吐光了,沒想到早上出現了休克。是低血糖?低血壓?還是其他原因?我們無法判定。老伴已恢複過來,頭腦清醒,去醫院急診似無意義,更何況她下樓又極其艱難。

老伴年輕時即體弱,中年時得過青光眼和神經官能症,退休之後這兩種病都好了,讓她經常困擾的是另外三種病:一是口腔潰瘍,常用藥是維生素B2和同仁堂出品的潰瘍散,但都不能根治,發作起來難於進食;第二種病是血壓的壓差太小,特別是低壓太低,醫生說這是血管硬化所致,但並無有效治療手段;三是膝蓋內有剝離物,一旦卡住即不能行走。醫生說可用膝關節鏡取出,屬微創小手術。然而老伴年逾八旬,骨質嚴重疏鬆,她擔心手術時會影響到膝蓋的其他部位,一直下不了決心,以致拖延至今。

導致她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是2017年(農曆丁酉年)6月25日突發的。那天下午,她坐在沙發上跟一位老朋友“煲電話粥”,因為久未聯絡,又交流彼此看病的體驗,不知不覺打了一個多小時,待一站立,頓時就邁不動腿了。

病來如山倒,猝不及防。6月28日做了X 光透視,7月5日又做了核磁共振,結論是骨質疏鬆,退行性病變,腰椎間盤輕度膨出,腰椎三至四節間有磨損,周邊出現輕度水腫。有一處信號失常,原因不明。醫生問我老伴的病史,我如實介紹,大夫說我說的那些病都不算病。

北京有一家積水潭醫院,據排行榜是全國骨科第一名,老伴想托醫院的熟人掛號,但醫院整頓院風,無人能夠幫忙,隻能電腦搶號。二兒子花500 元搶到7月18日下午5 點的一個專家號。專家看了兩分鍾,斷言我老伴骨頭沒病,建議第二天上午8 點去看血液科。血液科的大夫也是專家,剛從住院部趕來,建議馬上驗血,下午5 點再做一個CT。化驗共92 項,有些30分鍾即可看結果,有的要等14 天,最終結論是有炎症,以致白細胞和血沉高,但不知何處發炎。

CT 檢查也沒有什麼新結論,建議再做核磁共振。因為老伴疼痛不已,醫生便開了幾盒止痛片。2017年10月10日,老伴又感到頸椎不適,按摩了幾下,適得其反,以致不能坐(腰痛),不能站(腿痛),不能躺(脖子痛)。10月11日和12日晚,是我後半生最黑暗的兩個晚上。老伴疼痛難熬,半夜隻能勉強坐在椅子上,讓我站著輕柔地按她的背,才稍微舒暢一點。北京深秋的後半夜很冷,又沒到供應暖氣的日子,幸虧二兒子買了兩個“小太陽”電暖氣,在寒夜給我和老伴帶來些許暖意。10月14日早上,記得是個星期天,老伴主動要求去住院,既是由於她想減輕痛苦,也是因為她擔心我的身體會被拖垮。

在兒子、兒媳的護送下,老伴當天上午就順利住進了複興醫院。這是老伴的公費醫療醫院,離我家隻有四站地,乘電車十分方便。這家醫院沒有規定探視時間,我跟兒子每天隨時都可以去輪流照顧她;還花6000 元請了一個護工,主要任務是扶她去廁所。護工姓周,甘肅人,網名叫“旺財妹”。她同時還照顧同室的另一位病友——一位陝西籍的離休幹部,費用更高一些。這位病友80多歲,已有70年黨齡,因坐輪椅外出,顛簸時腰部骨折,入院趴著做微創手術,肋骨又斷了,大小便都要在床上進行。老伴的主治醫生是一位被評為“患者最為滿意”的大夫,治療措施主要是讓患者吃止痛片,外加輸液擴張血管。

又做了兩個部位的核磁共振,醫生的結論是老伴的腰椎病是次要的,主要是頸椎病。但也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治療措施,無法深究。老伴在醫院住了18 天,11月1日出院。出院時開了一點補鈣、止痛的藥,但核磁共振的底片卻在醫院弄丟了,導致出院之後再看病隻能憑口述。

老伴出院至今已有七個月,病情時有反複;從犯病到寫此文則將近一年。

如今的狀況仍是腰椎、頸椎輪番疼痛,不能正常行走,隻能扶著一把折疊椅的椅背在室內緩緩挪動。她把這張折疊椅戲稱為“寶馬”。此外還有兩種折磨她的疾病:一種是反複發作的口腔潰瘍,另一種是牙根神經外露。牙病並非不治之症,正常情況下可以去看牙醫,但老伴行走困難,更下不了三樓,看牙又遠比看其他病麻煩,所以就隻好拖著。這幾種病雖然一時均不會帶來性命之虞,但共同點是讓人疼痛不已。一般性的止痛片難以控製,而止痛效果好的藥物又有種種副作用,如使人神誌混亂、產生幻覺,甚至導致自殺傾向,等等,使患者看到說明書就渾身觳觫。

這一年來老伴因病生活不能自理,使我切身感到了“無奈”與“無助”。

“無奈”是指沒有針對她的有效治療措施。眼下科技雖有迅猛發展,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仍有許多盲區。骨科的治療手段有手術、推拿、按摩、膏藥、理療,乃至蜂療……但並非對每個患者都能適合。老伴年逾八旬,手術已不在考慮範圍。她又不適應其他治療方法。廣告上宣傳的那些一吃就靈的神奇藥物,對她療效甚微,就連貼膏藥也會導致皮膚過敏。世上苦人多。別人的呻吟我雖能看到,聽到,生同情心,但並無切膚之痛,而老伴是跟我相依相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親人,所以她的疼痛每時每刻都在牽動我的神經,而我又愛莫能助,不能分擔她的痛苦。在無奈中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晚上吃了安眠藥仍噩夢連連,或者是夢中找不著家,或者是想起床而手腳動彈不得。

“無助”不是說沒有任何人幫助,而是難以得到最有效的幫助。醫生護士都是直接幫助老伴減緩痛苦的人,來自親朋好友的電話也給她帶來了精神上的慰藉,但這些畢竟都代替不了對疾病的根治。全家人對老伴都是關愛的,甚至可以說,老伴一病,證實了我們彼此之間的親人關係。但大兒子是機關幹部,不能懶政,除必須按時上班之外,還有隔三岔五的學習培訓。二兒子在北京電視台當導演,蒙領導信任,出任戊戌年春節晚會總導演。一台好的“春晚”節目既是觀眾的期待,又眾口難調,這是公認的事情。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二兒子為了表達孝心,堅持從網上替家裏購物,從燕窩到手紙,隻要需要,無不盡快送到。但他不得不因工作減少了回家的次數,直到戊戌年大年初二,我們全家才算是吃上了一頓團圓飯。孫女戊戌年大學畢業,準備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去讀碩士。她愛奶奶,堅持每天打一個電話請安,但她有屬於自己的世界,無法要求成長期的年輕人對久病的老人貼身陪伴。老伴出院後,我們請了一位全天候的住家保姆,因此,很多生活細事就偏勞保姆了。

如今保姆市場的行情看漲,這取決於供求關係,不足為怪。中國陡然步入了老齡社會,合格家政人員的稀缺就成了不難理解的事情。常言道,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問題是要找到一個能融入家庭的保姆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這裏並不存在什麼是非對錯。來自不同地域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在一起生活,當然需要磨合。夫妻之間共同生活了幾十年,仍有磕磕碰碰的時候,更何況從天而降的一個保姆?目前我跟老伴不但對保姆平等相待,而且常懷感恩之心,幾乎她每做一件事,我們都必言謝。但究竟能相處多久,那就隻能看緣分。10 多年前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叫《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很接地氣,反映了當前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問題。

老伴生病,暴露出我們家的一個深層矛盾,那就是我沒有把握好家庭與事業的平衡點。我跟老伴曾經是同事,因在同一學校教同一學科、同一年級而長期相處,在一種非常歲月中相濡以沫,產生了戀情。結婚時我們都出奇地單純,完全沒有考慮婚後將會麵臨的種種具體問題。屢經坎坷而能堅持走到今天,主要是因為都能看到對方的長處而包容那些不夠完美的地方。我們常常回想起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有人說,前生500次的回眸,才能換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過,那結為夫婦三生三世要修煉多久?到了晚年能不倍加珍惜嗎?遺憾的是日子越來越好,而身體卻越來越差。老伴生病脆弱之時也不無抱怨,說我不懂得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其實我何嚐不知道,隻是一時難於達到她的期望值而已。

老伴的需求在她看來十分簡單,無非是希望我在退休之後能放下手頭的學術工作,全身心跟她相依相伴。而我雖然樂意盡自己的努力去履行一個丈夫的責任,但仍難以徹底放下讀書寫作這些跟學術事業相關的事情。我生來愛好單調,對於有益於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很多事情(如栽花、遛鳥、搓麻將、養寵物、跳廣場舞)全無興趣,因此,看書寫作就成了我的一種活法。這種活法雖然給我帶來了一些光環,但爭名逐利的確不是我追求的目標。我目前還沒有選擇跟老伴搬到北京的五環之外去住電梯房,或斥巨資住進一家條件較好的養老院,主要是離不開我這間難以搬遷的書房。離開了這間書房,我感覺自己就像涸轍之魚,會因對知識的饑渴而窒息。“蓮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癡。”

書房就是我的癡迷所在。我知道終究有一天我什麼都將放下,我也不會有“把人生的秋天染上春天色彩”的浪漫想法,隻是想趁還有殘年餘力之時,抓緊做一點想做而尚未完成的事情,包括修訂增補這本學術自傳。丁酉年那些特別痛苦的寒夜裏,我仍堅持寫了一些文章,比如《猶戀風流紙墨香——關於丁景唐先生的瑣憶》《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朱安傳〉序》《把本國作品帶入世界視野——夏目漱石與魯迅》。這些文章都是苦中作樂寫出來的,權當心理療傷。老伴斷言我會有後悔的一天。我想,她的預測應該很準。生活本來就是一個教訓接一個教訓。目前我在不斷的追悔中反思人生,將來必然也會有將來的追悔。人都渴望被理解,我目前的想法和做法能被人理解嗎?

戊戌年七月,我已經77 周歲了,離太公遇文王之日已不遙遠。目前我患有糖尿病、血壓高、血脂高、尿酸高、頸椎病、腰椎病、慢性胃炎、前列腺肥大等多種疾病,還因顱內滲血開過顱……醫生早已把我列入“極高危人群”。

不過服藥之後大多數指標仍能控製,腰部、腿部的疼痛在服用止痛片後也能緩解。所以,我尚能維持正常狀態,生活可以自理。現在有一個時髦的新詞,叫作“無齡感”,意思是上歲數之後要忘掉自己的年齡,始終保持一顆童心。我的心理年齡一直偏低,但一上公交車就會有人給我讓座,外出開會與會者也習慣於稱我“老爺子”,可見我的“老”不是用穿著和心態所能掩蓋的。其實現在的老年人大多數並不忌諱“老”字,也不畏死,隻是希望活得有尊嚴,死時少痛苦。這個要求看似很簡單,其實很奢侈,因為很少人能夠真正做到“一吃了之,一睡了之,一走了之,一埋了之”。

記得丁酉年滿76 周歲那天,我教中學時的學生租借我家旁邊的華文學院食堂為我舉行了一次聚會,主題是“和陳漱渝老師一起追憶魯迅中學的青春歲月”。那天吃得十分簡單,但內容豐富,氣氛熱烈。學生要我發言,我即席致了一篇答謝詞,題為《珍惜眼前人,過好每一天》。我說:“誰是眼前人?你的親朋好友就是眼前人。今天聚會的各位都是眼前人。我的中學同窗也搞過聚會,臨別贈言是‘五年後再見’‘一個都不能少’。但不到五年,原班人馬就湊不齊了。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眼前人都不珍惜,那還有什麼是可珍惜的呢?過好每一天,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健康、快樂,活出人生的真性情、真境界、真意義。從來就沒有完美的人生,隻有看得開的生活,要想活得快樂。就隻能不斷調整心態,不斷在生活中發現幸福和快樂。有些看來很平淡的事其實是很快樂很幸福的,比如我今天能從家裏走到這裏來參加聚會,看似普通,但一旦有一天要坐輪椅了,就會發現今天能夠走路是何等快樂和幸福。再比如我今天能吃能喝,並不覺得是一種特別的幸福,而有一天雖能買得起花生米但老得沒牙了,什麼都咬不動,才會感到今天能夠享受粗茶淡飯是何等快樂和幸福。一個人能感到生活中幸福滿滿,就會比那些怨天尤人的更健康更長壽,活得更加滋潤。”這些話,雖然句句普通,但是我在老伴生活不能自理之後感悟出來的。

結語

“看天空,飄著雲,還有夢……”這是韓國電視連續劇《大長今》主題歌的歌詞,10年前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

我今年整整七十有五,但“還有夢”……夢有多長,要看壽有多長。

有人說,中國人目前的平均年齡是80歲。我如果活到平均年齡,還有人生的最後一個“五年計劃”可以實施。

又有人說,人的壽命是父母年齡的平均數。我母親1915年誕生,1993年去世,享年78歲。父親活到85歲。那麼我的享年應該是82歲,還可以苟延7年。

不過,這種推算都不科學。據科學家說,還有96% 的物質存在形式尚屬未知,被稱為“暗物質”或“暗能量”。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就是因為現代醫學還沒有發達到能夠預測生死的水平。2015年重陽節,我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參加文藝理論家陳湧的追思會,碰到一位中年評論家熊元義。他在會上侃侃而談,超過規定時間,被主持人打斷,說明他精力相當充沛。11月到同一單位同一個會議室參加另一個會議,未見熊元義,一打聽,方知他也因腦出血撒手人寰,聽後著實嚇了一跳。

又憶起10年前,即2006年,我回故鄉長沙參加母校雅禮中學百年慶典,跟初中同窗會餐,分手時約定五年後再聚,“一個都不能少”。餐後好友李惠黎邀我茶敘。我因為還有應酬,到茶藝館後凳子尚未坐熱即匆匆離去,不料竟成永訣。他的死因是心髒肌瘤,去世前一天尚無征兆。也是這次聚會時,好友史庭堅要送我兩隻板鴨帶回北京。我因忙,在他家門前拿到板鴨即刻告辭,居然沒進他的客廳小坐片刻,此次見麵也成永訣。因為事後他外出講學,不慎摔了一跤,引發多種疾病,終成不治。鑒於生死無常,我銘記兩句話:一是珍惜眼前人,二是“要趕快做”——凡今天應完成之事,不要留到明天。

“要趕快做”,我究竟還要做些什麼?究竟還能做些什麼?我也講不明白。

記得馬裏奧·普佐在《教父》一書中說,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要走五步:第一步要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顧好家人;第三步要盡可能幫助善良的人;第四步為族群發聲;第五步為國家爭榮譽。這就是他心目中的人生追求。回首我75年的生涯,甚感愧疚,因為嚴格說來這五步我都沒有走好。

特別是第五步,則是完全沒有做到。如果降低要求則可以說,自我價值還是多少實現了一點點,因為我是一個渺小的自我,本來的價值就極其有限。如果讓沙粒創造鑽石的價值,那是一種奢求;但沙粒摻進了混凝土,融入了建築物,這就實現了它的最大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愚鈍的我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就可以說是實現了自我價值。對於家人,我當然懷有照顧不周、關愛不夠的愧疚。雖然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丈夫,為晚輩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在今後的日子裏應該少說一些,多做一些,以補償以前的種種不足。不過,年齡畢竟不饒人,所以在未來的歲月裏要不斷調整和降低對自己的期望值,直麵現實,順其自然。

“要趕快做”,並不是違背正常的生活規律和身體承受能力,而是要在有限的時間裏發揮盡可能明顯的效能。這的確是一門科學,一門藝術,或者可以稱之為“時間管理學”。要學會“整段時間做要事,見縫插針做小事”。以我家狀況來說,早上最費時間的事情是燒一大壺開水,這大約需要一刻鍾。那麼我起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燒開水,與此同時洗茶杯、換茶葉、熱牛奶、削水果……待水一沸騰,其他瑣屑的事情也全部做好了。這就叫事半功倍。

要想時間增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堅持不懈。古希臘傳說中有一位跑得快的英雄,名叫阿基裏斯;地球上又有一種行動遲鈍的動物,叫作烏龜。按常理,烏龜當然跑不過阿基裏斯。但有一位叫芝諾的雄辯家卻提出另一種假設:如果烏龜位於阿基裏斯前方100 米,而阿基裏斯的速度又僅僅是烏龜的10 倍,那他就永遠追不上烏龜。因為阿基裏斯跑完100 米,烏龜在他前方10 米;阿基裏斯再跑完10 米,烏龜還在他前方1 米;阿基裏斯再跑1 米,烏龜仍在他前方10 厘米。烏龜要保持領先地位的前提,是需要不斷向前爬行。我無法效法阿基裏斯,隻能拜烏龜為師,學會堅持不懈。

有人誇我文章寫得很多,書也出了不少,那秘訣就在於除開有特殊情況,我每天都筆耕不輟。一個人如果每天堅持寫1000字,那積累下來,每年就能寫出36.5 萬字的作品。堅持30年,作品的總量就會相當於魯迅一生創作和翻譯文字的總和,這是一個多麼鼓舞人心的數字!

自古以來,人們多有追求長壽的願望。其實比壽命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質量。從今以後,我要學會過一種無齡感的生活,即不為年齡所累,忘掉“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一類古諺,以樂觀的心態去感悟不同年齡段的生活。健康地多活一天,就能多爭取到一次創造價值的機會。待到走到生命盡頭之時,希望能像意大利畫家達·芬奇所說的那樣:“就像安排得滿滿的一天會讓你睡個香甜覺一樣,得到充分利用的一生同樣會使你死得甜蜜。”(法國伊莎貝爾·布利卡編著:《名人死亡詞典》,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頁)

這就是我在朝80歲邁進途中的夢……201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