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圍繞回憶錄的鑒別問題我寫過一些文章，並說了一句惹得有些人極不高興的話：“盡信回憶錄不如無回憶。”現在我要公開出版自己的回憶錄，會不會重蹈商鞅“作法自斃”的命運，掉到自己挖的坑裏去呢？說老實話，我倒沒有這方麵的顧慮。寫自傳要講“傳記道德”。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秉承“實錄”的原則，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地重現曆史的記憶。盧梭說得好：“隻有本人，沒有人能寫出他的一生。他的內心活動，他的真實生活隻有他本人才知道。”（盧梭：《懺悔錄》第二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24 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傳非他人的評論或回憶文字所能取代，具有其獨立價值。
那麼，我的自傳中就沒有傳記和回憶錄中經常出現的“誤”“偽”“隱”的情況嗎？首先，我以為“偽”的情況可以排除。我雖然沒有新鳳霞一天能寫一萬字的才華，但由於既不刻意雕琢文字，也不刻意提出新論，所以這本自傳的寫作進度也還算快；耗費的時間主要花在尋找當年的文字記錄（包括報刊、書信），也花在重遊故地和尋訪故人。作為“學人自傳”，不需要追求情節的曲折奇離，所以沒有必要用想象去補充事實。“寧可枯燥些，也要真實些”，這就是我寫作的最高追求。但在記憶的篩選過程中，有意無意的主觀性和自辯性恐怕不能絕對避免，但這跟有意違背事實和憑空杜撰事實的作偽行為還是有本質區別的。
“誤”的問題則難以絕對排除。任何人的記憶都不可能做到絕對準確。比如我將宣布免去我行政職務的時間寫為2002年4月4日，年是不會錯的，月大概也不會錯，但具體日子則有點含糊，不知是否會是3日或2日？因為我沒有記日記的好習慣，而魯迅博物館的人事檔案中又隻能查出國家文物局黨組做出免職決定的時間，一時查不出宣布決定的時間，好在我不是什麼大人物，自傳中也絕對不涉及影響曆史進程的大事件。萬一出現此類瑕疵，經人指正立即修正就是了。
“隱”的情況當然也會有——不是專“隱”所謂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包括相關人士的一些事情。這主要是由這本書的性質和出版社的要求決定的，因為我寫的不是《文人膩事》或《學林外史》。更何況出版社還專門來函，叮囑我盡量跳出人事糾葛的旋渦，所以書中除了不能不略微涉及與我相關的學術論爭之外，大多章節都是圍繞我的學術生涯和學術活動展開。這種“隱”，跟貪官隱瞞贓物和嫌疑人隱瞞案情也是有本質區別的。
我感到不足的主要有以下兩點。一、對友人和同人的相關學術貢獻表現得很不充分。我非常清醒，我在學術上的任何一點小成績，都離不開家人、單位和同人的支持和協作。在很多方麵，其他人的貢獻遠比我大，比如魯迅博物館的業務工作，又如編輯注釋《魯迅全集》，我付出的勞動都比不上很多參與其事的同人。
我絕對沒有貪天之功以為己有的念頭，隻是由於我寫的是作為“私人敘事”的自傳，隻能主要從我個人參與的那一部分著墨。將來如果有機會修魯博的館史，或撰寫《魯迅全集》出版史，我自然會極力提供和挖掘其他人的先進事跡。二、缺少對個人生平的深刻總結。自傳中有一類叫精神自傳，如J.G. 哈曼1758年所寫的《關於我生活經曆的思考》。我並不是不想“思考”，更不會拒絕“懺悔”，隻是因為當前置身於一個價值標準相對混亂的曆史轉折時期，很多事情又剛發生不久，要進行深刻的總結，做出經得起曆史檢驗的是非判斷，的確非我目前的能力所能達到。倘能生存，我仍當思考；待事實經過時光的沉澱，我對自己的精神軌跡能夠略為勾勒得清晰一些，這本自傳還是會爭取再作必要的增補修訂。
我寫作這本自傳的2010年，真是人類曆史上一個災難頻仍的年頭：墜機、翻車、沉船、水災、旱災、地震、泥石流、森林大火、火山爆發、恐怖事件、踩踏事件、超級細菌、受汙染雞蛋……夏天又有一股股熱浪襲擊北半球，整個7月份北京都出現了曆史上罕見的桑拿天氣。這本自傳快要煞尾時，經友人安排，我到一條溝壑迂回、峰巒疊起的大峽穀附近去清涼了幾天。這是一個土地瘠薄、水源枯竭、缺乏人類必要生存條件的貧困地區。在這裏，我目睹了那些農民在這裏種植糧食和榨油用的小向日葵，又看到那些皮膚黝黑、肌肉隆起的工人在烈日下開鑿隧道，修築公路，深感推動曆史前進的其實是這些不會寫自傳，也不可能出版自傳的人們。跟他們相比，所謂名聲、成就、地位……其實都不過是靈魂的贅物。
2010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