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競爭反映了人性的醜陋麵，損人而不利己。我自傳中的個別章節，就是通過平心靜氣的事實陳述來彰善癉惡。這是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來的。
若幹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約我寫過一篇短文，叫《挺直你的脊梁》，因書籍文稿雜亂無章，一時找不到了。記得寫的大意是：我的脊梁和腰椎受過三次挫傷。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帶學生下鄉秋收，那時叫作“搶收”。在“搶”的過程中垛麥垛，用木叉不停地把多捆麥稈垛到比我高出兩個頭的麥垛上，扭傷了腰，好幾天趴著，動彈不得，下炕隻能直身滾下來。後來臥床加治療得到緩解。
第二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15歲的紅衛兵女將拿著軍用皮帶狠狠抽我，那皮帶特別寬，大銅扣，銅扣準確無誤地落在我的尾脊骨上，讓我受了內傷。一個原本溫婉靦腆的小女孩，一夜之間人性完全被獸性淹沒，這應該是她自己和未經曆過那種特殊歲月的人所難以相信的。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了把失去的那些黃金歲月奪回來，我常去當時位於北京西黃城根北街的北京圖書館報庫查閱資料，我走在人行道上，邊走邊低頭看卡片，不料整個人都掉進了一口井裏。那井蓋被撬開擺在路邊，井口跟我的腰一般粗，正好把我卡住。原來園林工人打開井蓋取水澆樹，澆完在附近的草地上抽煙喝茶，沒有及時蓋上井蓋。他們見我直通通地卡在井口，既未幸災樂禍，也未伸以援手，任我狼狽地從井口爬出，連半句道歉的話也沒有。那次之後，我的腰傷就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退休後到醫院做核磁共振，發現腰椎間盤突出，腰椎管狹窄，又長了骨刺。理療無效，緩解方法隻有手術。我不願承擔哪怕隻有百分之五的風險，采用了保守治療，而所謂保守就是臥床平躺，外加吃止痛藥。
然而，已劃入“極高危人群”的我並不甘心從此趴下，也不願整天貓著腰過日子，我還要盡最大努力挺直我的腰板。這不僅是為了盡晚年餘力繼續寫作，也是為了在各種現實的壓力和誘惑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屈服於金錢，不屈服於邪惡，不屈服於病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中國古人崇尚“但立直標，終無曲影”“磊磊落落，日月皎然”的“直道”，認為人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都應該正直如矢，像箭一樣挺立；又如琴上的朱弦，玉壺中的冰塊：“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鮑照：《代白頭吟》），即使不容於時也不改變初衷，直到臨終仍像《離騷》所說的那樣，“伏清白以死直”。我想，即使我最終仍未能攀登上這種境界，但向往之心則是永恒不變的。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