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清末以來，排滿的革命家們將滿人政權痛詆至一無是處，但平心而論滿清還是蠻有特色的一代王朝，遠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實有鳳鴨之別。究其由，並非清代製度比之明季有什麼優處，而在於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兩朝有很大的差別。清代之帝，不論賢與不肖，個個都有圖治之心，說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從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沒有。就更沒有像明武宗那樣自封“總兵”和明熹宗專事斧斤的胡鬧帝王。更何況還出了兩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稱明君的康熙與乾隆，前後統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傳統政治中，君主的明智與勤政顯然比任何賢臣都更加有效。
雖然清朝政治頗有氣象，但由於在製度上“清承明製”之故，幾乎明代政治的舞弊與隱疾，清代也都有，換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與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無相權的皇權集權，以相互牽製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機構，中央與地方外輕內重的布局，地方的簡政與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製等等大都大同而小異。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任何政治係統，隻要能實現統治目標，就應該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數情形下中國封建統治者最關切的統治目標是對國家的控製，消解內部的叛離，至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繁榮則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與國家機器的腐敗，往往能換取皇權的穩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看來的所謂政治係統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種統治所必需的合理代價。隻是，這種代價在政治體係運作過程中會逐漸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損傷整個係統。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變，就是在這種代價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於西方勢力的介入的刺激而發生的。政治重心由內重外輕轉為外重內輕，新興的湘淮軍製部分彌補了傳統兵製的怠滯，從而使清代政治呈現出一定的彈性和靈活性，雖不足以抗擊西方的衝擊，但已可延緩其壽命。
一、清季政治傳統：補丁機製
中國進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論，是進入了衰落期，統治方麵無論是製度還是經驗手段都過分的致密而煩瑣，政治目標體係中保守主義傾向加重，過分地強調政治穩定，盡可能地避免或減少任何可能的動蕩乃至波動。相較而言，清代比明代這方麵的特征更明顯。
清季統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講究“祖製”，或許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許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特有謹慎，總而言之，清朝統治者心目中的“祖製”有著近乎神聖的意味。日常事務，以循行祖製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於祖製則理直氣粗，不合則躲躲閃閃，有時明明是新舉措，也偏要打著祖製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變以後，西太後那拉氏與恭親王奕聯手，為了遮人耳目，混淆視聽，故意給奕以實際上已經廢置了一百多年的議政王稱號，來陪襯她的“垂簾”，即讓祖製上有的“議政王”掩著祖製上沒有的“太後垂簾”。
但是，看重祖製的清代政治還遠遠談不上像我們一般作為常識公認的那樣是僵化的，它在適應情勢變化方麵，還是具有彈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數時間裏，能夠應付統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運作過程中，衍生出一種“補丁機製”，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應付局麵，或者為統治者所不喜時，用某種“補丁”政策和要素來修補之，並不去掉舊的。道光帝對此曾有段佳妙的議論，他說：“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這種“補丁機製”運行起來有兩種情況，通俗點說，就是一種補丁小，一種補丁大。不論補丁大小，要的就是補得“整齊”，麵上光。
前一種情況的例子比較典型的是清代的財賦政策。清代中晚期，社會動蕩加劇，軍費開支陡增，囿於賦稅不增的祖製，盡管軍情火急決沒有人再敢在國家日常賦稅上打主意，於是隻好開捐，最後又加上厘金征收，盡管捐額與厘金比例越來越大，但比起國家常稅，它還是一種小補丁。又如總理衙門的設立，盡管不僅彌補了原政府機構欠缺的外交職能，而且凡有洋務之處，無不插手，事實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職權領域，但比起原來龐大的政府機構來，它承負的行政功能還是要少。
屬於大補丁的情況相當多，像內閣之於議政處，軍機處之於內閣，前者雖然沒有撤銷，但職能均為後者抽空，成為名符其實的“閑衙”。再有像以湘、淮軍為首的勇營之於八旗與綠營，以及後來的新建陸軍，遞次相補，國家正規軍的位置先是由勇營擠走了八旗綠營，而後新軍又擠走了勇營，但直到清朝覆滅時，八旗與綠營仍在苟延殘喘。又如官俸，清承明製，實行低俸祿製，正七品的知縣，年俸45兩，四品知府105兩，巡撫與總督，貴為封疆大吏，也不過155兩和180兩（乾隆時米價，每兩不過買一石米多一點）。明知這點官俸根本不夠養家活口，卻不肯加增，開始默認官吏在耗羨上打主意，後來則添加高出俸祿百倍的養廉銀。最典型的莫過於漕政，漕運在晚清由河運改為海運之後，河漕的一整套機構無事可做，但一直擺在那裏，戊戌變法時好容易要撤了，沒幾天又恢複了。在這種情況下，補丁有時已經大過了它所補的東西。事實上是聽任原有的東西自我萎縮，自生自滅。
清代政治這種自我調節的修補功能，雖然能滿足政治變革的部分需要，也確有減少政治震蕩的好處，甚至麵對西方的衝擊，也能作出相應（雖然很笨拙）的反應。但是，修補一旦成為一種政治慣性或者傳統，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為因循、守舊提供堂而皇之的棲息地。當步入近代麵臨近代化和對付西方侵略這雙重課題時，修補功能就愈發力不從心，機構的疊床架屋，政策的混亂重複，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隨著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務的日重，這種修補政策實際上已經走上末路窮途。可惜的是長期的修補傳統在人們心理上已經形成了因循遲滯，得過且過的慣性，和對徹底變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補舊的操作定勢。這樣，人們在進行大規模變革的時候，其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就顯得格外的厚重。李鴻章在晚年曾不無自嘲地稱自己是個於事無大補的裱糊匠。不錯，李鴻章給清王朝這座風雨飄搖的大廈裱上了淮軍和北洋水師，裱上了洋務企業和幾個半洋的學堂，可急風驟雨一來，依舊房倒屋壞，補丁畢竟隻是補丁。
二、旗下閑人政治及其沒落
清王朝是少數民族政權，滿人是統治民族，自然擁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權。清末的反清誌士們，將滿人對漢人的民族壓迫渲染得非常嚇人，其實“紂之惡不至若是之甚焉”。滿清入關之初，八旗鐵騎橫掃華夏之時，對漢人的殺戮、欺淩與壓迫的確堪稱是殘酷的，“揚州十日”、“嘉定之屠”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再加上圈地的豪奪，“逃入法”的暴虐，說是令人發指也並不過分。但是經過清代盛時長達百餘年有意為之的文化融合與政治上的掩飾，滿漢矛盾已經漸趨緩和，滿人雖有特權，但活動卻被盡可能地限製了，也可以說是盡可能地與漢人生活隔離開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對滿人壓迫的感覺並不那麼直接，以清末刺殺五大臣而聞名的反清鬥士吳樾，在自述中就承認他在接受革命宣傳之前，對滿漢之分毫無感覺。
當然，說滿人壓迫“不若是之甚”，並不是說這種壓迫不存在，終清之世，滿人的特權和滿漢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終存在。而且盡管漢人參政的份額不斷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中國政治的重心在滿不在漢。隻是當初賦予滿人特權、給予滿人種種優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的種種給予在曆史發展中反而成了滿人的一種甜蜜的桎梏，不僅使他們在生活上喪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見其低能。
自從努爾哈赤將建州女真編為四旗，而後是八旗以來，滿人逐漸贏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稱謂（也包含少部分漢軍和蒙軍旗人）。八旗製度從其主導方向說，應該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軍事製度。但這種製度決非隻有軍事上的意義，前輩清史專家鄭天挺的看法是頗有道理的，他說：“八旗究竟是一種什麼製度呢？有人認為八旗製度是軍隊製度，實際它並不是單純的軍事製度，有人說是戶籍製度，其實它也不單純是戶籍製度。因為它還有應盡的其他義務和應享的其他權利。可以說這是在民族聯盟的殘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階梯統治，它是滿人入關前的政治製度。”應該說，八旗製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種媒介和渠道。由於八旗製度所特有的氏族殘餘性質的軍事民主意味，旗下政治在滿清未入關之前主要表現為旗下人較為普遍的議政與參政，在上層表現為八貝勒共議國政，連諸貝勒與汗（皇太極）相見之禮居然是他們“各至汗前，依次抱見。”在中下層則表現為各旗內部的相對自治和甲喇、牛錄及披甲人對各自事務的發言權。這在遊牧、半遊牧的氏族軍事民主製度中是常見的情況（八旗是由原來極民主的穆昆塔坦製度發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漢化的誠意與速度是在他們之前的所有少數民族統治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漢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過於政治製度，從皇太極開始，清朝皇帝製度漢化的最大敵人，就是八旗的議政製度與傳統。不言而喻，這場較量皇權取得了勝利，但是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順治應該說不算是位很熱心漢化的皇帝，但突然發病身死的他，身後卻冒出來一個痛悔自家“漸習漢俗，於淳樸舊製，日有更張”，“委任漢官”，“以致滿臣無心任事”即後悔漢化太快的“遺詔”。顯然，這是滿人元老意誌的體現。實際上是旗下政治傳統對製度漢化的反彈。康熙時，輔政大臣鼇拜在小皇帝麵前還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這種現象說成是鼇拜有不臣之心其實是後來的誅心之論，說穿了不過是滿人軍事民主傳統的孑遺而已。直到雍正繼位，滿人入關己曆半個世紀，他還接二連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禦史二員，“稽察八旗一應事務”，改八旗都統在“私家辦事”為“俱於公所辦事”。並將八旗都統的印信“固山額真”改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這說明，直到這時，八旗各旗自治的遺風尤存。
當然，滿清入關以後，旗下政治還是發生了較為根本性的變化。八旗原有意義上的“議政”傳統在帝王加強中央集權措施的打擊下的確逐漸消亡了，但旗人對國政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卻沒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話來說，“滿洲乃國家根本”，醉心集權的清初諸帝，一方麵伸出拳去打擊旗下政治對皇權的幹預，一方麵卻又要將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勢必要給旗人更大的政治發言權。在晚清之前政治係統電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據，縱然滿缺和漢缺對等，比漢人少得多的滿人顯然機會要多得多。在沒有相權的情況下，皇帝實際上是集帝相角色於一身，既然又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所以處理行政事務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書房和軍機處），還要依靠有關人員的“議政”，遇有重大事項，不但要交各部議，而且還要征集督撫的意見。雖說這種“議政”與清初議政王大臣的議政有本質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種參政，甚至說參與決策的形式。在這種議政中，旗人的分量無疑是最重的。
旗人對政治的影響力並不僅僅限於正式途徑。私下議論、小道傳播、暗中托請等非正式途徑無疑也是旗人於政的又一法寶。這種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夾纏不清的輿論與托請的力量，從來都是不能令人小窺的。康熙曾斥責議政處說：“今聞會議之事，尚未具題，在外之人，即得聞知。此皆會議處不加縝密、不嚴行約束閑雜隨從之人，以致聽聞傳說，將國家大事，預先泄漏。”這種隨意泄露機密，議論國是的現象，後來也免不了。乾嘉時，軍機處的台階上下，窗外廊邊，常有人“藉回事畫稿為名，探聽消息，折稿未達於宮廷，新聞早傳於街市，廣為談說，信口批評。”自恃有特權的旗人就更肆行無忌，先是泄秘，而後就是議論和托請、幹請。如果“具題”之事不合祖製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後續的活動也許就會更熱鬧些。 旗下政治在滿清入關後並沒有因統治者的漢化進程而融入漢人政治傳統之中，由於旗人隔離與半隔離的生活狀態，和他們所侍的政治特權，使他們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傳統和習慣，清初會議政務，“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宮：漢宮議內無一滿官”，後來隔離的情況雖有所改善，但即使與漢宮交契融洽的滿員，也仍舊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須遵行那個圈子的規矩和慣例。
滿清入關之後，旗人生活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圈子呢？一想到這個問題，對清史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浮現出一幅手拎鳥籠，無事泡茶肆酒樓戲苑的“八旗子弟行樂圖”。顯然，這並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卻是很惹眼的一種象征。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僅僅十幾萬人馬，從山海關打到雲南，無堅不摧，攻無不克，其驍勇善戰，世所罕及。但是天下初定，滿載飽掠的子女玉帛的八旗將士，在清廷厚餉飫糧的喂養下，居然漢化或者說腐化得比他們的主子還要快。八旗兵無師自通地將往日的驍勇用在了醇酒婦人上，用在琴棋書畫上，幾年之內，戰鬥力銳減，順治七年(1650)，當國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說：“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戲，耽娛絲竹。違者即拿送法司治罪。”但是沒有用，八旗將士仍舊“怠於武事，以披甲為畏途。毫無起色。及到康熙朝平定三藩收複台灣之時，八旗兵已大不濟事，朝廷不得不依靠綠營充當主力，害得康熙老著臉皮自我解嘲道：“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哉！”滿洲兵從主戰淪為“助戰”，據說仍然觀望不前，“諸將皆閉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
當八旗勳舊抱怨順治帝漢化太快時，順治也在指責八旗人等的“習漢書，人漢俗”，順治以後的一連串滿清“聖主”、“英主”及不聖不英之主無不以為八旗的腐化是由於漢化的緣故。將板子都打在漢文化的屁股上，當然並不全是冤枉，八旗子弟確大有人熱衷於詩書經史、琴棋書畫、清玩清供，也有人因效慕漢俗而邯鄲學步，甚至連姓名也漢化掉了，比如將鈕祜祿氏改為郎姓，再取上些漂亮的漢字意思的名字，什麼甘露珠、嘉木燦之類。至於沉溺於八股製藝，頭頂高頭講章者，更是車載鬥量。因此而荒疏了騎射也是沒辦法的事兒。隻會張嘴說別人的滿清皇帝，自己也擋不住漢文化的誘惑，漢化得比誰都厲害，康熙的經史功夫，雍正的書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至於乾隆就更了不得，光炮製的詩詞就成千累萬，巡幸四海，到處舞文弄墨，至今各地的斷碑殘石，猶有遺文，自家拚命附庸風雅，偏要“奴才”們恪守舊俗，怎麼可能呢？況且，旗人漢化也不是沒有好處的，旗人吸收了處於較高形態的漢文化，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層次，有些人的文學造詣，居然達到了令漢族士大夫也歎為觀止的地步，曹雪芹還可以說是漢軍旗，自身有漢文化的基因，但是納蘭性德的詞，太清的詩，足可獨步一時，袁才子：“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之語，怕也是由衷之言。更何況，通過吸收漢文化，旗人也相應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行政能力，乃至權謀智術，為維持少數民族統治奠定了人才之基。同樣是少數民族政權，元朝的蒙古人始終要靠翻譯，而滿人官吏卻可直接“牧民”，滿清長達280餘年的統治，不為無因。事實上，低層次文化的少數民族在置身高層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時候，妄想抗拒高層次文化的誘惑是不可能的，即便強調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必須以吸收和學習為前提。
客觀地說，導致八旗腐化喪失戰鬥力乃至族群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其實是滿清皇帝自己，是他們對旗人無限製遷就的豢養政策。八旗兵在未入關之前的皇太極時代，隨著戰爭進程勝眾負寡，搶掠日多，俘獲日眾，於是漸漸將名下的田地交予俘掠的奴隸耕種，自己則化為專事戰爭的“職業軍人”。入關以後，掠俘陡然增加，再加上清初旗人的圈地，從而使得旗人不事生產有了更豐厚的物質基礎。皇帝也就順坡下驢，禁止和限製旗人從事生產或別謀他業，以優厚的餉糧豢養旗人。八旗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工匠長每月餉銀四兩，工匠每月餉銀三兩，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兵領催每月領餉二兩，步兵每月領餉一兩半，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月領餉二兩，每年支米三十六石。7歲以上的旗丁都領全份，7歲以下的“養育兵”，也領半份。旗人的女孩一落生還要給脂粉銀。至於宗室就更是優待，無論黃帶子還是紅帶子，到了18歲沒有爵位的，一律賞給四品頂帶，妻子兒女也按品食俸。如此優厚而穩定的糧餉，再加上清初車載鬥量的掠獲，大量的圈地，使得八旗將士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翻升了幾個台階，即使是普通的兵丁也是如此。生活水平一旦上去了，就很難下來。他們不再屑於關外粗樸的衣食和風俗，他們講穿、講吃、講玩、講規矩，漸漸的旗人會吃會玩和禮數多，就連漢族縉紳世家也瞠乎其後，穩定的糧餉和朝廷的恩顧使得他們花起錢沒有多少顧忌，當值和不當值的旗員，都沒什麼事可做，應盡的職守也盡量地玩忽，掠來的財貨花光了，就賣地，圈來的地也賣差不多了，還照樣賭博、逛戲園子、鬥雞、鬥鵪鶉、鬥蟋蟀。任憑生齒日增，任憑坐吃山空。從清朝的所謂“盛世”起，八旗生計問題就叫得滿天響，其實，比起漢人的貧民來，八旗生計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八旗貧丁有的也確有饑寒之虞，但主要是他們敗家子作風造成的，祿米關下來，先去變錢花掉，待到無米下鍋，再花幾倍的錢買回（或賒回）。八旗子弟的這種生活方式，不管朝廷怎樣三令五申，讓他們節儉，也不管皇帝如何慈心大動，屢加賞賜，甚至為他們贖回典當出去的田地，他們還是依然我故，雍正有時一月之間開賞數次，每次三、四十萬兩，但不到10天，旗人老爺的口袋又是空空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