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發動公車上書開始，中國政治開始進入變革的“非常時期”，在日常政治運行的同時，另一條改良運行線也開始啟動。幾種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從未有過的政治形式出現了，政論性的報紙以直接的政治動員主導了輿論，多少帶有點政黨性質的“會”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渠道中活躍著。
也許，康梁等人並非當時中國懂得西學最多的人，也許，他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也並不透徹，也許，他們對當時中國政壇的基本情況都缺乏應有的認識，也許，他們都算不上是富有經驗和頭腦清醒的政治家。但是，他們有熱情，也有韌力，沒有他們堅持不懈的活動、推動和鼓動，這場維新運動是無論如何搞不起來的。
問題是，他們是中國人，而中國的政治的近代變革，麵臨的課題實在是太嚴峻。幾千年的積澱又太沉重。國內連像樣的資產階級都還沒有，卻要搞資產階級性質的變政，士大夫連像樣的西學都不知道，卻要搞西方的政治。一邊啟蒙，一邊政治操作，啟蒙話語過了點頭，就轉過來影響政治進程。微妙的政治交易，模糊的黑幕政治，難纏的政治慣例，還有搞不清的各種政治勢力的分化重組，即使沒有頑固派的反對，政治變革已經是步履維艱，一波三折。
變法的政治曲線，時而高揚，時而低徊，這是因為曲線的坐標雖然是西方的，但運行的平麵空間卻是中國的。
一、變法的政治動員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們倒是想一下子進入政治中樞，然後大力推行中樞變法，一舉成功。顯然，這種如意算盤是不現實的。1895年這個多事之秋的會試，康有為總算高中第五名貢士，但隨即又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試中降至二甲第46名，隨後的朝考僅列二等，結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機會，隻在六部中位列最後的工部當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啟超則受他老師名聲的殃及，成了康有為的替罪羊，幹脆被守舊的徐桐所淘汰。當然，康梁他們並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狀元入翰林，一步步入將出相。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他們雙雙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為實際上是幻想通過一次次的上書打動皇帝，重演秦孝公與商鞅、唐太宗與馬周的佳話，一躍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於保守，重視程序的清代，這是不現實的。
中式的變法之路走不通，隻好學西方和日本，用康有為的話來說就是：“泰西之強也，在開民智也，開民智之故在報館也。”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強，蓋在報館。”梁啟超後來回顧這段經曆時說他們“望變法於朝廷，其事頗難，然各國之革政，未有不從國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當然，這種“喚起國民”的大道理不是沒有包含在康梁等人辦報館、辦學會的動機裏，但他們當時最直接的目的，還是想借朝野的輿論來推動上層以權力變法，換言之，他們其實還是想通過這一途徑以動“聖聽”，實現中樞變法的初衷。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種可以自甘寂寞在啟蒙位置上獻身一世的“老實頭”。從政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要事。
維新派最先創辦的報紙是《萬國公報》，這個名字不用說，顯然是抄廣學會的，而在形式上，又與一般民間為打探官場信息而辦的《京報》相差無幾。所以在內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論，主要是引人西學，介紹西方的“新政”。而印刷和發行均由京報上房代管，免費送給在京士大夫閱讀。
由於這是中國士大夫首次辦政論性的報紙，以西方報業的標準，《萬國公報》隻能算是幼稚的“練習薄”。主編梁啟超、麥盂華也隻編過書，沒編過報，但這份幹巴巴的本版小報，還是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最初，由於《萬國公報》隨京報發送，在京官員一時不知其所由來（報上並無主編主筆之名），居然有人揣測它來自總理衙門和外國使館，及到知道了它的真正出處，康有為、梁啟超的名聲又漲了一節，由是吸引了不少原來與康梁並不相識的誌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陳熾、張權等等。也正是賴於他們的支持，報紙才得以維持。
後來，大概萬木草堂的才子們覺得學習期（學西方辦報的時間）已滿，強學會問世後，《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成為強學會實際上的會刊，報紙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除了社論之外，又加上閣抄、譯路透電，選譯西報，摘錄各省報及世界各國情況論介等五個欄目。在編輯之餘，才子們還乘興之所至畫龍點睛地加上幾筆，使得報紙顯得更有活氣。由於《中外紀聞》影響漸廣，居然有人肯出錢來買，於是報紙就順勢由贈閱改為營業性的訂售與發售。
通過這種“練習薄”，京中的官場得以吹進了一絲新鮮空氣，通過做“練習”，梁啟超等人迅速地變成了報界老手，此後就可以大展雄才了。因為，一個辦報熱潮已經到來了。
在旗人政治勢力強大，政治空氣保守的北京，維新派的會與報都難以生存，談“新”色變的頑固派，總能找出些“老理”來擋駕。不過風氣一開，就斷非幾個老朽和冬烘所能左右的。一批辦得更漂亮，風格更犀利的報刊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其中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澳門的《知新報》以及後來長沙的《湘報》，堪稱是這一時期報刊群中的佼佼者。
上海這個近代中國風氣最開化的大都市，一批才華橫溢、通曉西學的讀書人的存在，和中西文化彙流交碰的小環境，使得在北京辦報練老了筆鋒的梁啟超如魚得水，在《時務報》的小天地中得以大展身手，時梁方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精力過人，才氣也過人。《時務報》共出刊69期，每旬一期，絕大多數有梁啟超的政論與時評。梁啟超一枝生花妙筆，呼籲變法，抨擊現實，介紹西學，筆氣磅礴，淋漓暢快，“筆端常帶感情”，讀之者無不為之傾倒，“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有人得《時務報》“急讀之下，狂舞萬狀，自始至終莊讀萬遍，謹為四百兆黃種額手曰：死灰複熾；謹為二百裏清蒙氣、動物、植物種種眾生額手曰：太平可睹。與梁同時為報章聖手的嚴複，待時間過去很久了，還稱讚梁“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連梁啟超直接師法的老師李提摩太對《時務報》的功業也表示震驚，稱讚它的出現“從最初就是一個燦爛的勝利，震動了整個帝國。”
梁啟超和《時務報》，影響了中國不此一代人，多少年後，《時務報》的合訂本還在城鄉流傳，幾代青年讀書人，行文著述，莫不效梁任公之“時務體”。在戊戌變法時還是個不滿五歲的孩子的毛澤東，在長大成人後，首先學的還是一手時務體，梁啟超的影響許多人終其一生也未能去掉。
《時務報》的輝煌，首先是梁啟超的功勞，他的先知早慧，他對西學的領悟，他對社會觀察的敏銳，他的筆力雄健，氣勢恢宏，而且用功之勤，效率之高也非常人所能比擬，他後來回憶這段辦報生涯道：“每期報中論說4000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1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書報章，歸其複校，10日一冊，每冊3萬字，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心。6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但是，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時務報》的成功並不是康門弟子的獨家功勞。上海的一群開明的士人（他們中許多人西學水平比康梁還高），如黃遵憲、鄒淩瀚、孫寶镟、章太炎等人都為《時務報》作出過很大貢獻，就是經理汪康年也為報紙的經營發行乃至編輯做出過不可磨滅的成績。有些論者把汪康年視為洋務派的代理人，把後來的汪梁之爭說成是洋務派與維新派爭奪輿論領導權的鬥爭。在我看來，顯然失之簡單化。汪梁之爭，雖然背後有康有為和張之洞的背景，但骨子裏無疑有啟蒙宣傳與具體政治操作之間的扡格的因素在內。關於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談。即使退一步說，就算汪康年是洋務派的代理人，他的功勞也照樣不能被埋沒。但是我們知道，汪康年的議論與我們公認的洋務派論調並不相同，他主張民權，主張開議會，主張君民共主，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維新派主張。他後來對張之洞，梁鼎芬的妥協，是出於主張之相同還是出於策略的考慮，顯然是需要再斟酌的。《時務報》已經向世人表明：變法不再是康門弟子一家的事了。
《時務報》不僅在政治啟蒙與宣傳方麵獲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實現了康梁辦報幹政的初衷。《時務報》在風行海內的同時，也受到許多地方官吏的青睞。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西巡撫胡聘之、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安徽巡撫鄧華熙、江蘇學政龍湛霖、貴州學政嚴修、江西藩司翁曾桂等方麵大吏都表示過對《時務報》的好感，甚至憑借手中的權力為下屬撥款訂購。結果，“兩年以來，內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縣幾於人人日手一編。”《時務報》所領導的輿論，至少在前期對推動整個變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時務報》的成功，使之成為這時期辦報潮的圭臬，沿海沿江各大都會，愈出愈新的報刊，大都以《時務報》為榜樣，摹仿惟恐不肖，直到《大公報》時代，社論與時評還是報紙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不像西方新聞界那樣，以新聞為主。有名望的報紙以社論時評作用於讀者，導向社會輿論。這個頭，就是《時務報》開的。
辦學會是維新派政治動員的另一步驟。在實際政治運作中，辦會與辦報糾葛在一起，難解難分，但恪於清代禁止士大夫結社議政的禁令，辦會遠沒有辦報那樣成功。但是做為康有為“合群”即集攏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手段，辦學會也是維新變法很重要的一幕。
其實，與辦報比較起來，康有為更重視辦學會。辦學會影影綽綽是比著西方的政黨來的，但是，西方的政黨是個什麼樣子，又是怎樣進行政治運作的，誰也不清楚，嚴複這樣的留洋學生可能知道一點．但他們對直接的變法卻不願從組織上參與。所以，一旦辦起會來，大家（包括康梁）腦袋裏閃爍的還是明季士大夫幾社複社的影子。雖然清代士大夫詩酒酬唱，結會來往從來也沒斷了過，甲午之後，一部分感時憂世的京官也常在陶然亭議政，但一旦真的公開打出“結黨”的旗幟，士大夫還是心存顧忌，“君子不黨”的古訓，還在束縛著那部分即使是很開明的士人的靈魂。
盡管如此，由於康有為視開學會為中樞幹政的重要步驟，所以不能不堅持幹下去，也正因為幹政中樞的目的，康有為堅持將開學會的地點選在京師，在他看來，‘在外省開會，則一地方官足以製之，非合士夫開之京師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而舉之於輦轂眾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其實，“自白嫌疑”不過是個幌子，“登高呼遠”“四方響應”才是真正的著墨處。
經過康有為和他的弟子以及熱心維新誌士的奔走與努力，維新派的第一個學會強學會終於問世了。強學會成立之初，形勢還是不錯的，不僅陳熾、夏曾佑、文廷式、沈曾桐等人積極參加，位尊名高的翁同龢與孫家鼐也暗中相助（孫甚至將後孫公國安徽會館的一部分撥給強學會作會所）。張之洞的兒子張權、親信丁立鈞等人也相當熱心，地方督撫中的重心所在，張之洞、劉坤一和王文韶都以捐助的方式表了態。手握兵權的淮係諸將宋慶、聶士成和新建陸軍的袁世凱都樂意捐金相助。雖然因甲午戰爭而大傷元氣但潛勢力仍舊很大的李鴻章，甚至主動提“自願捐金二千入會”。實際上，強學會出台伊始，就已經聯絡了國內較有力量的政治勢力的半數。
既有頑固派借口“黨禁”極力反對又有強學會自己處置失當的因素，聲勢頗大的強學會中途夭折。但是中經上海強學會的暫短過渡，維新時期的辦會潮也接踵湧到。據外國學者統計，從1895到1898年間，一共報道過76個學會，大約2/3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隻有25個在內地。除了其中1個學會致力於提倡儒家的教義之外，30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15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23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熱情和政治覺悟。這些學會無疑多數是在康梁興辦強學會的榜樣力量感召而出現的，但多數卻非康門子弟所主導的，維新已經變成了一股潮流，幾乎把所有有誌愛國、改變中國命運的士人都卷了進來，當然，這些學會有的是一些以啟蒙和研究學問為宗旨的，但多數卻以政治活動為主要目的。所以，當國家形勢越危急，學會活動就越是熱鬧。在1898年瓜分危機出現之際，各省學會潮臻於極盛，康有為為貫徹推動中樞變法的初旨，再次於北京發起保國會。保國會與強學會相比，人數顯然多了不少，聲勢也較大，也終於打動了“聖聽”，起到了直接推動戊戌新政的作用，但各方勢力集團對它的支持卻大不如前。而且，變法一開始，保國會就無形中散掉，康梁建設西式政黨的嚐試結果變成了急功近利的過渡工具。為了使這個工具更加有效（更具聲勢），他們甚至有拉人入夥的行為，保國會開會，開始隻敢講是講學、是開茶會。最後不分青紅皂白，將三次來會者都算作會員（結果還招致了個別人的抗議）。當然，這種“拉郎配”的現象在西方各國政黨政治中並不乏見，康梁輩這麼幹，也可算是學習西方的一種副產品。 在辦會潮中，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是，關注婦女纏足的“不纏足會”（或曰天足會）出現的既早且多。成為眾會之中一枝獨秀的“奇葩”。這個事業還在19世紀80年代初，就由康有為開始了，未出茅廬的他做的第一件“維新之事”就是聯合曾出過國的鄉坤區諤良，在家鄉組織不纏足會。並身體力行，不為他的女兒們纏足。在維新運動期間，不纏足運動單兵獨進，發展奇快，很多省乃至縣份都成立了“不纏足會”。時務報還為不纏足運動大聲鼓與呼，上海由梁啟超、譚嗣同、康廣仁組織的不纏足會，麵對當時大足婦女出嫁難的現實問題，還在章程裏詳盡周到地規定了“入會人員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人會人員女子在9歲以上已無法放足者，報會登記後亦可與會中人婚娶。”
相當多的士大夫對女子不纏足運動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而且這種熱忱還在深入。湖南新花縣秀才曾繼暉不顧別人笑罵，挨家挨戶宣傳不纏足的好處。長沙一些士紳免費印送《不纏足歌》，任人取閱。還有人甚至特設定做各種雲頭方式鞋的鞋鋪。參加縣考的童生有人竟在考具上貼上“不纏足會”的字條。有人分析了《時務報》上刊登的捐助不纏足會者的情況，她說：“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這些捐助者官銜大多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舉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況變了，86注捐銀中，署正、教正、司馬等低級官吏和茂才、國學生等普遍儒生比例，明顯增大，而且出現了28位什麼也不是的先生和1位女子、1位和尚。到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6.9)出版的《時務報》58冊，僅1期中所載捐助者名單中，沒有頭銜而僅稱“先生”者就達40名之多。”這個分析說明了什麼？隻能說明，支持不纏足運動的人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深入到下層。據當時的外國教會統計，這幾年間，參加不纏足會的人數達30多萬。表示聲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
當然，在那個時代，發起和組織不纏足運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標準的男人。這場“婦女運動”基本上是些大男人的事情。這種情況，出現在婦女沒有絲毫權利，也沒有什麼社會活動的機緣的中國清代末年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國難當頭，百事待舉的關頭，一幹大男人們紛紛對女人的腳大感興趣，有時甚至比對其他政治大事還要熱心。
雖然我們習慣地將纏足稱為封建主義的惡習，但是這種惡習實際上與封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並無直接關係。盡管孔子說過女子與小人“難養”，卻也對鄭國那個名聲不太好的國君夫人南子，表示過相當的尊敬。而那個時代的儒家之徒，對一個為女子而死的尾生都是相當佩服的。隻是到了封建社會的中後期，纏足現象才開始出現，而女人的腳普遍地遭殃則是更加晚近的事。
據專家研究，將女子的腳從小就束住不讓發育的惡習，實在與中國男子（主要是士大夫）畸態的性心理有關，裹足之後，一來女人的臀部會變得格外的大，二來會使女人的小腳變成男人眼裏的別一種“性器官”。在明清文人的淺斟低唱中，關於三寸金蓮的描繪比比皆是，在秦樓楚館，玩小腳幾乎成為玩女人的代名詞。士大夫將才華過多地用在女人身上，也過多地花在小腳上。中國女人用身體殘損扭曲，滿足了士人的變態性欲。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蓄辮和纏足風俗受到了西方人最猛烈的嘲笑和抨擊，在兩者之間，蓄辮事關清朝“國體”，受的抨擊稍顯含蓄，而纏足由於其不人道，所受的攻擊尤其多。在康有為組織不纏足會之前，西方教會已經對此開展了持續的攻擊和責難。麵對西方人的嘲笑和攻擊，中國士人明顯地感到尷尬與難堪。盡管打教揭帖對教會幾乎所有對中國文化的挑釁都以予回擊，但卻找不到一份揭帖提及纏足和教會對這種風俗的抨擊。看起來，士人們是在有意回避這個難堪的事，傳統文化的人道主義精神畢竟還在起作用，使他們不好意思公然為這種殘忍行為張目。如果對西方懷有極大敵意的士人都如此，那麼那些與西方有過接觸並對西方心存敬慕的士人對此事的心態可想而知。
先進的士人的自尊心使他們不肯承認中國人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士人”、“野蠻人”，但又無法解釋纏足這種陋習，或者說纏足使他們丟臉。因為這成了西方人證明中國人在人種和文化上低劣的一個證據。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先進士人會如此急切地發起不纏足運動，他們是急於抹掉這一中國人的恥辱。他們似乎有些誇張地將不纏足視為改善中國人人種的一個必要手段，從而，不纏足就與“保教”、“保種”的大目標聯係在了一起。
盡管，維新運動的主導者康有為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把辦報與辦會當作一種幹政的手段，但是，他們以及一大批先進士人的不懈努力，還是借此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啟蒙，正是有了這場啟蒙，中國政治的走向雖然經過暫短的倒向運行，畢竟還是能沿著近代化的方向前進。
二、變法同路人：洋務派問題
洋務派與維新派的關係是一個學術界眾說紛紜的問題。總的來說，板子打在洋務派屁股上的相當多，說他們投機者有之，說他們耍陰謀者有之，說他們兩麵三刀者亦有之。變法失敗的罪責，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們身上。當然，洋務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應得的一麵，但是，在我看來，洋務派從維新派的同路人變成敵對者，在維新派方麵也是有過失的。
在維新期間，維新派，確切地說就是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能夠聯絡的力量有誰呢？除了那些先進的但手中無權士人之外，恐怕隻有洋務派了。
甲午之後，洋務派狀況有很大變化。老牌洋務派李鴻章尚在，雖然經過甲午戰爭和簽訂《馬關條約》而實力與名聲大損，但潛力尤在，淮係的將領以及與淮係有關係的地方督撫還唯李的馬首是瞻。洋務派的後起之秀劉坤一和張之洞，風頭正健，是後期洋務派的領軍人物，實力雄厚，但張之洞與李鴻章積久不相能，矛盾頗大。吳大激等後湘係，實力雖微，但也不可小視，通過甲午戰爭，力量有一定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