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洋務派各派之間態度如何，他們對變法的態度在開初都是相當積極的。誠然，我們可以說他們誌在唱推行洋務運動的老調，並不是真心變法維新。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洋務運動也是一種變法，而且洋務運動事實上並沒有在全國認真地全局性地鋪開過，況且維新運動的相當多的內容與洋務運動是一致的。於變法變政之前，先將洋務運動推一推顯然是有好處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麵我們先來具體談談洋務派對維新變法的態度。首先看看李鴻章。
李鴻章在晚清幾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權勢的洋務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實力派。李鴻章和他的淮係，即使他的老師曾國藩尚在時，已經隱隱然駕乎湘係之上，待老湘係逐漸式微之後，淮係更是不可一世，李鴻章也成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謂同光中興時期的重大政治，外交決策，幾乎都擺不脫他的影響。清末有三大總督位置最為重要，湖廣、兩江和直隸，尤其是後兩個，一個居清朝財賦之地，一個扼京畿咽喉，且兼著北洋與南洋大臣，位尊權重，非尋常可比，而李鴻章總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幾十年，位極人臣，門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後起之秀張之洞挾清流之助與之鬥法，卻總是處於下風。這不僅因為他是所謂平發撚的大功臣，而且由於他的政治經驗和手段與見識。
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李鴻章應該算是洋務派官僚中西學水平最高的，長期而繁複的洋務實踐，與洋人頻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學人才的影響和出洋看世界的閱曆，都使得他在當時的中國的官僚中見識非凡。雖然他的中學功底比不上科舉之鼎甲、長期任學官的張之洞，但西學知識卻非張能比。台灣王爾敏所編輯的《上海格致書院誌略》中的《格致書院課考》裏收錄了李鴻章為書院士子考試所做的幾道命題，其中一題為，“西學格致，始於希臘阿盧力土話爾德（亞裏士多德），至英人貝根（培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爾文（達爾文）、施本思（斯賓塞）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這種考題，就是今天學西方科技史專業的人答起來也未必答得全。當然，這道題是出自李本人之手還是幕僚代庖還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鴻章對此也非一無所知。他見李提摩太時，能隨口講出李提摩太新譯的馬懇西的《泰西新史攬要》，說明他很留意於此。
正因為李鴻章對西方及西學的了解，所以在洋務運動中，他的改革見識也並沒有囿於器物和技術層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進西學改革科舉製度來著，但卻因為阻力太大，沒有結果。
甲午戰爭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戰爭不僅損失了他的看家本錢的大部：北洋水師和一部分淮軍，而且因簽訂《馬關條約》導致名聲大損，舉國上下，從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罵他是賣國賊。由此還丟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於李鴻章多年的經營，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潛勢力仍然大得很，盡管地方的張之洞、朝中的翁同龢與張蔭桓等都在極力排擠他，但他於名聲狼藉之際卻仍然不倒，這並非隻是由於西太後對他的信任，關鍵是他在朝中的分量，當時，無論中外都認為他是中國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鴻章對維新派的政治行為是持支持態度的。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在1896年的一連串議變法的上奏中，是態度最積極，求變較全麵的一位。他的《條陳自強大計折》，強烈要求清廷在練兵、理財、育才三件大事上著連變革，以求救時。盡管因甲午戰爭的緣故維新派對李頗多微詞，而且康有為等人在聯絡公卿時也有意冷落李鴻章，但強學會一成立，李還是主動提出捐銀2000，結果卻被維新派斷然拒絕，原因當然是所謂的名聲和道德因素。初登政治舞台的維新派並非不知李鴻章並非真的“賣國賊”，他簽訂《馬關條約》也非心甘情願，但為了維護自身的道德形象，卻不惜將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宮。無疑，這種拒絕在當時是很令人丟麵子的“絕事”，事實上犯了中國傳統政治運作上的大忌。
此後，許多論者都提到了李鴻章指使親家楊祟伊彈劾強學會，還有所謂“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麼？”的懷恨之語。不過，我以為，楊崇伊之舉是否受李之指使，沒有證據能說明之，親家之間，政治態度不可能全都一致。查楊係李鴻章兒子李經方的兒女親家，曾因借貸不還被李鴻章查處過，雙方早已談不上交情。況且楊又與翁同龢為同鄉和親戚，雙方來往也頗多。而翁又與李鴻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汪大燮傳出的這句李鴻章咬牙切齒的話，不太像他的風格，而且又沒有第二條證據證明之。相反，還有其他一些證據表明，李鴻章對維新變法之舉始終是關注而且同情的。張元濟回憶說，在翁同龢被逐後，他去見李鴻章，李對此十分關切，連連歎氣。政變發生後，張又去見李，對他說：“現在太後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歎一口氣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因參與變法被革職後，李鴻章立即派人來慰問，並關照盛宣懷為其在上海找事做。而且，李鴻章還參與了營救徐致靖，使這位西太後“深恨之”的侍讀學士保住了腦袋。孫寶璿的《日益齋日記》曾有這樣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
（光緒下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詣昌言報館。枚叔、誥吾成在。問傅相作何語，傅相自雲：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獲此二人功勞甚大，過於平發撚矣，吾當進爵，語畢大笑。傅相詢餘是否康黨。餘答日：是康黨。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黨，先執餘可也。相曰：吾要能執汝，吾亦康黨也。瀕階辭時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比召對，大後以彈章示之曰：有人讒爾為康黨。合肥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大後默然。這裏的傅相，就是李鴻章。
讓我們再來看看張之洞。張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歲科場得意，年方十五即為鄉試解元，而後又成殿試探筏，由詞臣而學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順利。這個人可謂聰明絕頂，機運絕佳，論考試名列前茅，做學政名高政著，列台諫號稱直諫，為疆吏政聲顯赫。其實，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聰明機智，膽識過人。他曾經名列晚清“清流”之列，常常給前期的洋務派出難題，但是後來，待他做了疆吏，卻依樣畫葫蘆做起洋務，而且搞得比誰都火爆，因為不這樣，他就成不了名臣。他曾以敢諫出名，卻從不像其他直筒子的禦史那樣因犯顏直諫而丟官。1875年，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暴斂，引起鄉民眾怒，進城申辯，而孫定揚反誣鄉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紅皂白率兵進剿，燒屋毀寨，殘殺無辜400餘人，釀成特大冤案。案發之後，朝野上下鬧了好幾年，因事牽西太後特別寵愛的吳棠，所以始終不得平反。其實，張之洞早在於四川為學政時就對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鬧大了（連國外都知道了），才出麵連上數折，有意繞開吳棠，將直接責任者孫定揚頂罪，結果立竿見影，冤案按張之洞的建議得以昭雪，張之洞也由是聲名大振。另一個使張之洞獲得“直諫”名聲的案件也透著他的冰雪聰明。事情發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後命太監挑八盒食物送給她妹妹--醇親王的福晉，出宮時因事先沒有與護軍打招呼，護軍按規矩不放行，太監恃寵將食盒摔掉，回報西太後說護軍無禮。西太後大怒，立即罷免護軍統領，並將當值護軍交刑部拿問，將置重典。這件事也鬧得沸沸揚揚，大臣進諫，西太後一概不聽。結果張之洞以為西太後的自身安全考慮出發的勸諫（違反禁軍護衛製度，以後宮禁將無寧日），卻使得西太後聽得入耳，不僅護軍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監也受到了一定的懲罰。此事過後，張之洞名聲更大，從此為他日後的騰達鋪下了基石。出道時間不長，官位不尊的他，在清流黨中居然居於領袖地位。當時京師士人“呼李鴻藻（時為大學士，極品大員--筆者注）為青牛（清流諧音）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用以觸人；陳寶琛為青牛尾，寶廷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甚多。”
實際上，張之洞兩次直諫之所以奏效，關鍵在於他善於觀察和判斷進諫對象的心理與好惡，揣摸其脾味，而且洞明世事，知道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進諫的同時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所以，看似犯顏的直諫，其實沒什麼太大的風險（卻有絕大的利益）。後來，他為疆吏、辦洋務也是如此，工於心計，官做得很聰明，善於機變，雖然樂於為國家、為朝廷著想，但自己的算盤也打得很精。由於在清流黨的一段經曆，使得同樣出身翰林的張之洞與李鴻章在處世方式、為政風格上大不相同，李鴻章往往會取韌的戰術，關鍵時還會打“痞子腔”，在現實和聲名之間，他更看重現實。而張之洞則更注重自己的聲名，更在乎他與朝廷之間的“名節”。像簽訂《馬關條約》這種事情，不論情勢如何，張之洞大概是不會幹的。
但是，張之洞卻與李鴻章一樣，對維新變法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和關注。由於李鴻章的失意和被維新派有意冷落，張之洞的表現就顯得格外引人注意，與對李鴻章不一樣，維新派對張之洞的關切投桃報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雙方情投意密，關係十分融洽。
在康梁組織“公車上書”的同時，張之洞連上疏奏，要求拒和抵抗，與康梁的奔走遙相呼應。當康梁組織“強學會”的時候，張之洞的支持是最持久而且堅定的，“不僅捐銀最多（5000兩），而且他的兒子張權也列名會中。康有為一度與張之洞過從甚密，在江寧一呆就半個多月，“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張之洞對康有為的政治活動大力襄助，利用署兩江總督之便，為上海強學會的成立大開綠燈，《申報》刊發的上海強學會公啟，署的竟是張之洞的名字，而張居然加以默認。後來，雖因《強學報》用孔子紀年問題雙方生出齟齬，但關係並未破裂。
《時務報》創辦以後，數月之中聲名大振。返回湖廣總督任所的張之洞旗幟鮮明地表示了他對《時務報務的支持。他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門，各官辦學堂書院，按期定閱《時務報》，費用由善後局支付。他那有名的《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劄》，是被《時務報》刊出，作為“廣告”的：“查上海所設時務報館，每旬出報一本，本部堂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見增廣見聞，激發誌氣。凡所采錄，皆係有關宏綱，無取瑣聞，所采外洋各報，皆係就本文譯出，不比壇間各報，訛傳臆造。且係中國紳宦主持，不假外人，實為中國始創第一種有益之報。”這種來自官方公文的評價，稱譽之高，比之先進士大夫平昔的歡呼，也相差無幾。
不光是出於對梁啟超才氣的賞識，更有對維新啟蒙活動的讚同（當然是有條件的讚同），張之洞屈節致函梁啟超，力邀他來鄂一遊。函中居然稱二十出頭的梁啟超為“卓老”。
當1897年1月梁啟超路過武昌謁見張之洞時。張聞訊大喜，“令開中門及暖閣迎之，且問巡捕官曰：可鳴炮否？巡捕以恐駭聽聞對，乃已。”按清朝建製，總督衙署隻有欽差大臣及敵體官（即品位相當的中央及地方官）來見總督才開中門並鳴炮，若六部侍郎級官員來，隻開中門不放炮，其餘自兩司以下，統統由角門出入。張之洞這種破格接待，充分顯示出他對維新派的重視。更令梁啟超感動的是，梁來見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賀客盈門”，而張之洞撇下一大群賓客，一頭隻顧與梁啟超接談，當天晚上設宴相待，賓主徹夜長談，大有相見恨晚之勢。張之洞特邀梁留鄂辦事，想讓他當兩湖書院的山長。“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詞甚殷勤。”
當然，梁啟超這方麵對張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他惶恐地對張之洞執弟子禮，真誠地認為張之洞堪稱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他寫信給張之洞說，“今海內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見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者，尤莫吾師若。”（此處的“吾師”指的就是張之洞。）
洋務派新舊兩派的領軍人物的態度如此，其他人可見一斑。總的來說，洋務派是當時中國掌權的統治者中比較開明的一群，雖然他們思想禁錮較多，立場也成問題，但比之頑固派和相當部分混日子的官僚來，他們更樂意看到中國出現變化，對改革也持較為寬容的態度。
就當時中國的政治情勢而言，能否爭取到洋務派對維新變法的支持是成敗的關鍵所在。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了，由於太平天國之後地方勢力的崛起，一些有勢力的地方督撫已經足以左右全國政局，對全局性的國防、外交有時竟握有決定性的權力和影響力。沒有地方督撫的積極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項政策都難以執行。當然，由於資曆和功業、能力的差異，地方督撫相對的獨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辦洋務卓有成效的督撫獨立性較強。退一步說，．公開與中央政府對著幹，恐怕誰也不敢，但我借口不執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誰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於地方的主動，這種現象，實際上已有違封建末世的官場習慣，因為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創新”的味道。雖然說由於“中興”而激活的那點獨創精神隨著歲月的侵蝕逐漸褪色了，但是洋務派的實力還在，自“中興”以來地方督撫半獨立的政治習慣也還維持著。他們可以像張之洞那樣，興學堂辦工廠，也可以像譚鍾麟一樣將前任的洋務新政概行撤銷。應該說，就行政局麵而言，維新派所麵臨的情勢是嚴峻的，當年曾、左、李竟相“自強”的形勢早已消失，整個官場被末世的暮氣所籠罩，曾、左已逝，次一級的洋務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楨、劉銘傳等非死即退，雖然真正冬烘頑固的人在地方督撫中並不太多，但應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輩卻比比皆是。正因為如此，那些還有點改革精神的督撫就顯得更為難得。爭取了他們的支援，維新運動才有可能落到實處，有沒有具有一定聲勢的地方聲音，應該是運動成敗的標誌，假如維新運動在地方上已經形成了一定氣候，那麼西太後的態度很可能就不會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個樣子了。
顯然，維新派諸將，主要是康有為本人對地方洋務派於維新運動的意義並不十分明了，從他們輕率地拒絕了李鴻章來看，他們並沒有弄清楚政治操作與政治實力的關係，更不明白李鴻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處理與張之洞的關係上，前期過於樂觀和熱情，後來的梁、汪之爭又有些意氣用事之嫌，將觀點和策略上的分歧過多地看成派別之爭和控製與反控製之爭。大約是由於中國士大夫大一統觀念的持久與強固，也可能出於急於求成，使中國迅速擺脫滅亡邊緣狀態的心理，維新派尤其是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總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對於開明皇帝“乾綱獨斷”的希望太大，甚至還想借這次變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權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權威。願望雖然善良，目標也很正確，可惜就是無形中增加了本來就難度極大的變法的困難，從而使這場關係到20世紀中國命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失敗。
毫無疑義，維新派與洋務派官僚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雙方的政治見解有根本的不同。對於洋務派來說，清王朝的政治體係經過修補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變革誠然需要，也隻局限在“得人才”這種小的方麵以及某些法律方麵的調整（如對國際公法的適應）。對西方的學習應限製在技術文明方麵，而中國的變法改革也應主要在技術與經濟領域著眼。他們無論賢愚不肖，都對西方近代政治思潮與理論懷有不解和敵意。而維新派則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這種“他山之石”來改造中國傳統的政治體係，他們不僅讚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熱衷於將代議政體引入中國，甚至連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氣改造儒學成為一種新孔教，而康有為自然成為中國的馬丁·路德。
但是，對於政治家來說，政治見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見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觀點上有很大的歧見。而政治利益的異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聯合與爭取，打擊與反對的真正出發點。
政治家在政治運作中，尤其在進行這種亙古未有的政治大變革中，辨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是暫時的盟友，誰是可以依靠的對象，誰是直接的敵人，誰是間接的敵人和朋友，是首要的問題。在中國當時那個情況下，幻想在改革陣營裏保持清一色的誌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現實而且十分有害的。在這裏，我們可以參考一下一向為中國維新派所津津樂道的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
日本明治維新在倒幕階段，維新陣營裏不僅有精通西學的知識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層武士，而具有武裝實力的薩摩、長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是維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派和“開國派”，就連號稱“明治維新之傑”的木戶孝見、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三人，政見也不盡相同，西鄉就是一個相當頑固的攘夷主義者。但是，這些麵目各異，主張不同的人們在倒幕的前提下，暫時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暫時擱置政治歧見而聯合起來。日本現代著名曆史學家井上清說：“武士、地主、商人們的改革勢力，在攘夷這個反動口號之下開始有全國性的結合，而最保守的勢力，卻又在承認開國的進步和開明的外觀之下設法維持自己，這真是進步與反動勢力的奇妙結合與對立。”這種“奇妙”而又荒唐的聯合，在當時卻取得了巨大的實效，推翻了幕府統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階段，由於眼前的共同敵人和共同政治目標，“攘夷”與“開國”本身見解上的歧義，已經不是第一義的問題，隻是在倒幕之後，持兩種觀點的兩派才衝突起來，由於維新的領導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軍依次被擊倒屈服，明治維新獲得成功。事實上，在當時的東方實行具有向西方學習意味的改革，隻有形成這種麵目各異的混雜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為東方沒有像西方那樣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準備階段和頗有力量的市民階層的存在。
顯然，十分看重日本經驗，一心要效法明治維新的康有為等人不可能對這位鄰居的成功之秘毫無所知，但是，我們卻看不到他們對此有足夠重視的記錄，相反，在康有為進呈光緒“禦覽”的《日本變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等於把明治維新的重心由“誌士”轉向了天皇。
這種“篡改”正麵傳遞的信息是康有為希望光緒“乾綱獨斷”，實行君權變法。其背後則預示著康有為對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對光緒過高的期望。當然，這不能簡單地將之歸咎於康梁他們的軟弱和無能，中國的變法也確實有自己的特殊國情。也許中國戊戌維新的誌士們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人要差一些，但中國的光緒皇帝的確要高出那個當年乳臭未幹的明治天皇。光緒的確是個很不錯的皇帝，開明、通達，聰明而且好學。身為皇帝，當有人彈劾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有種種非君倡民權和變服飾的言論時，居然為梁辯解，說：“此不過梁啟超故作危言悚論以感動人心。安得據此羅織之耶！”這樣通情達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戰以後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個時代，而且在那個時代的中國，確實很難得。變法失敗以後，康梁等人稱譽光緒說“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也。”雖為溢美之詞，卻也反映出他們對光緒由衷的好感。清代入關之後前後九位皇帝，連末代皇帝溥儀都算上，光緒帝載淮的遭際最慘，人卻很通達開明，因此近代以來，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直到解放後，電影《清宮秘史》還是為光緒飽掬同情之淚，從而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所以，康梁輩對光緒期望過高，感情過濃，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