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現實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麼多感情在內。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歡誰就支持誰擁戴誰，而政治家卻不能這樣做。康梁們重視君權原也無可厚非，但因此而放鬆對洋務派的爭取則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失誤。他們任憑道德感的激蕩，輕率地打發了李鴻章之後，原來淮係的官僚與軍人自然也就疏遠了他們。聶士成這位曾極力使自己軍隊“西化”的統兵大將，在強學會成立之初曾捐銀相助，可到了後來卻與康梁視同水火（政變後曾賣力地追捕梁啟超）。待到康梁跟張之洞也鬧翻之後，實際上已成孤家寡人。過去的論者往往批評康梁因階級局限，不敢發動群眾。現在看來，在維新運動中，人民群眾是沒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論怎麼發動，最廣大的農民群眾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參加這場運動，當時的啟蒙，還僅僅在士人這一層次。決定運動成敗的，就是當時一些大的政治派別的動向。維新派一方麵與頑固派勢同水火（而西太後為了某種需要又日益何向頑固派），同時又與洋務派交惡分手，這種狀況反饋回來，進一步使得洋務派態度消極，而這種消極又轉過來更加激怒了維新派。羅振玉回憶說，因劉坤一“奉行新政獨緩，康君弟子韓某一日謂予曰：“頑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斬劉坤一、李鴻章首，以後即令行如流水矣。”有旨殺劉坤一和李鴻章誠是虛傳，但維新派此時普遍的急躁憤激情緒卻是真實存在的，要殺一二頑固派老臣的說法也流行甚廣，不過落在劉、李二人頭上，的的確確屬於維新派錯用了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塗。
甲午之後，中國的政治格局錯綜複雜，能夠影響政局的力量有這樣幾類：第一類是知曉西學，並銳意變法的士大夫，這部分人人數非常少。日本明治維新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回憶說，他1862年在倫敦碰到一個中國人，“那個人說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東方富強起來，接著問日本有多少人能讀洋書和傳授別人，福澤說全國大約有500人，並反問中國有多少人，那個中國人稍為想了一下，很慚愧地答說隻有11人。”經過幾十年的歲月，中國懂西學的當然已經不止11個，但是增加的幅度並不太大，總數也不過就是幾千人。
第二類是一批甲午後夢醒的士人，他們經過康梁等人的啟蒙和自身的努力，圓圈吞棗地吃進一些西學，對中國的危局與世界大勢粗有所知。他們的人數較多，有數以萬計，但絕大多數人地位較低。以上兩部分人對變法無疑是擁護的，但是大多位卑職微，在政壇上的發言權不大，而且有相當部分依附於洋務派大僚。
第三類人是粗知世界大勢，對西學也有皮毛的了解（當然個別人也許很精通）的官僚們。盡管他們的思想框架還是由儒家倫理和儒家的經世之學構成，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需要變，但怎麼變法他們心中也無數，無論怎樣變他們都不希望觸動現存的政治結構。這部分人又分成三種，一種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誌銳這些所謂的“帝黨”，又包括孫家鼐、王文韶這類所謂的“後黨”，他們對於變法雖有急緩的態度之別，但立場、觀點都差不多：一種是以李鴻章為首的前期洋務派（不是說這一派裏人人都是老資格，主要指淮係），最後一種是以張之洞為首的後期洋務派。而洋務派的見識與學識（主要對新學而言）又要超過在朝的官僚。問題是他們之間矛盾頗大，李鴻章與張之洞之間，帝黨與後黨之間常有水火之勢。
第四類人是大部分因循守舊的官僚。他們就像梁啟超分析的那樣，雖然也知道中國目前的危機，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們當官就是為了嬌妻美食和黃白之物，既無傳統的濟世之誌，又無現時的救國之心，隻要舊有政治體係的慣性能使他們向前滑動，他們就不願費心費力改變自己。
第五類人是一少部分死守舊道德，頭腦冬烘，不知變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們的代表。這些人如果不計較他們的立場，其實倒是蠻可愛的，他們是些真誠的守舊者。
第六類人是標準的頑固派，他們的立場與第五類人相同，隻是缺少一點儒家的理想，他們反對變法主要是從個人利益考慮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寧願看到日後的亡國的場麵，也不願意眼前因變革而失去權力，從而破壞了昔日的生活步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類人（主要是洋務派）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因循無所作為的官僚群保護中立，使維新運動有較大的聲勢和較堅實的基礎，反之，就會使大多數官僚跟著頑固派吠聲吠影，造成滿朝抱怨反對聲充盈的局麵，甚至會動搖一部分本來對變法很熱心的但與洋務派關係密切的開明士人對變法的支持。
與日本明治維新強大而龐雜的同盟軍相反，中國的維新隊伍隨著變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處走散，而反對者的聲勢卻越來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龢也被反對派驅逐時，本來應該成為同盟者的李鴻章落得隻有歎氣的份了，因為他知道，變法離失敗已經不遠了。
在變法失敗前夕，維新派曾寄於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來到中國。變法失敗後他發表評論道：“惟仆察彼所謂革新黨者之所為，其畫策未可謂盡得其當。竊料其事難成，果不出數月，其黨立敗，進銳速退，自然之理，然遽於有以數千年所繼承之文物製度，以及土風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邁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識卓拔之士為之輔弼，然後能創立大英業也。”顯然，在他眼裏，中國的維新派和光緒帝還都談不上才識卓拔和英邁逸群。當然，這也難免。
三、啟蒙與變政
戊戌維新是學習西方的變革運動。眾所周知，由於東西方兩大文明體係的隔膜，也由於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巨大優勢和中國人在接觸和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伴生的種種痛苦的遭際，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是充滿荊棘和充滿矛盾的一串連掙紮。他們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懼。中國士兵對於洋槍洋炮，開始非常不習慣，甚至開槍時常常不瞄準被射物，而是轉過臉去，所以在整個19世紀，中國士兵以射擊不準確著稱。中國農民乍一見到大工廠時，竟有人害怕被大煙囪吞掉，沒人敢去工廠做工。士人也是一樣，我們前麵已經講過，第一批幼童出國時所遭的全國士人的冷遇。
盡管不斷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勢，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學，士人的大多數也從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動地對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學習還是極少數人的事情。廣大士人（且不說一般老百姓）對西方，對世界，對今後中國賴以進步的新學，還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北京強學會成立時，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圖，好不容易從上海搞到，“會中人視同拱璧”。因而，對於戊戌維新這樣一種較高層次的近代化變革，思想文化啟蒙的任務顯得格外艱巨和繁難。由於中國人曆史包袱太重，時間耽誤得太多，啟蒙的緊迫性到了甲午戰爭也相當突出。從仇視西方到學習西方的思想彎子需要轉；在長期反洋教過程中積累的對西方文化的種種疑惑和誤會需要解釋；樂於學習的需要輸入譯介和點撥，不願學習的需要啟發說服；實行民主政治需要訓練。梁啟超說：“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為奴也。”救中國依賴啟蒙，而政治變革也需要啟蒙，梁啟超又說：“今日之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權。”
一、一身二任的困境
應該說，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對於“開民智”即啟蒙是相當重視的，他們也確實為啟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辦報與興學。變法失敗以後，他們所有的政治運籌都灰飛煙滅，但啟蒙的成果卻對後來的曆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後中國的幾代風雲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康梁以及其他維新誌士思想啟蒙之惠。但是，問題是在當時，變法的政治操作者和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者都是同一群人，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兩個難題：一是變法的政治操作與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哪個優先？二是啟蒙宣傳的口徑與變法的政治策略會不會相衝突？
從理論上講，思想啟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難的任務，而這兩項任務本身是有衝突的，不應該其實也不能由一種人來同時承擔。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操作和思想啟蒙分別由兩種人來幹，他們具有像吉田鬆蔭、福澤諭吉這樣的啟蒙思想家，也擁有像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允孝這樣的政治家。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雖然也有專心做啟蒙事業的人像嚴複、黃遵憲以及張元濟、嚴修等等，但是他們這些人在啟蒙上的知名度都遠非日本當年的吉田與福澤所能比擬，或者是還沒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國就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隻有能夠登高一呼，領袖群倫的人物才能吸引國人的注意力，一時間，思想大啟蒙的擔子，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出盡風頭的康梁頭上。但是，他們卻並不甘心長期把自己定位在並不顯赫的啟蒙思想家上，他們更熱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試身手，為帝王之師，為治世能臣。他們更希望在變法成功後，利用官方的權力來推行“開民智”的工作。因此，他們將運作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操作上，從而，幸運而又不幸地成為一身二任的時代弄潮兒。
客觀地講，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戊戌變法的事情姑且不論，從這兩人以後的政治實踐看，二人所做所為的確沒有多少值得稱道之處，康有為居然沒有看清張勳複辟的鬧劇麵目。一腳踏進，當了“複辟禍首”。梁啟超民初熱火朝天地搞政黨政治，連當了袁世凱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們為袁世凱火中取栗趕走了國民黨，才發現原來他們的舞台國會也連帶被自家一手完結了。後來加入人才內閣，本想一展身手，卻落得個罵名。最後還是乖乖回到他本來就應該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啟超曾說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家。”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很尷尬的結果，不擅長的事熱心去做，而擅長的事卻又投入精力不多，事實上是兩誤。
二、言論的尺度
其實，在維新運動中最令康梁諸人難堪的，往往不是他們能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們一身二任這種境況兩種角色之間衝突造成的問題。作為啟蒙思想家，他們的言論盡可以激烈一些，出格一些，無論怎樣危言聳聽，煽動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啟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們盡可能地打動人心，爭取群眾啟迪與教育群眾。角色要求他們無論情勢如何都要發出聲音來，必須犀利地抨擊時弊，渲染時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機，鼓吹變革，對於新學不僅要介譯引進，而且還要大力為之宣傳與頌揚。就是由此而被捕入獄，也是這個角色內涵中的應有之義。啟蒙思想家不是不需要考慮策略，但策略的考慮主要是為了保證他能夠出聲音，出不來聲音，這種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嚴格地說，啟蒙思想家的言論尺度的限度並不取決於統治體係所允許和容忍的範圍，而主要取決於當時公眾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為官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啟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被捕、放逐乃至殺戮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但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許思想家們盡可以利用租界、港、澳來發表思想，傳播觀念，地下的流通渠道無論是誰也控製不了的。當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講壇合法渠道，這是要盡可能地利用，因為合法途徑的傳播麵還是要比非法途徑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說政壇上的操作者們就不同了。無論是傳統政治還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隨便說話，更不能率性而為隨意表達自己的本意、真意。這樣做，就意味著會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在傳統政治，尤其是中國的傳統政治中，隨意說話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丟了前程，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清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鏞的為官名言“多磕頭少說話”，如果剔除明哲保身的內涵，倒也是為政的要訣。退一步說，就是我們不理會曹振鏞的官訣，在傳統官場中的正人君子中，少說話多做事也是一種美德。說得多的人，即使他幹得也不少，而且說得也都是有益有用的話，那他也可能會討人嫌。中國傳統政治氛圍中最受欣賞的是那種不露聲色運籌帷幄的智者形象。
當然，中國傳統政治的操作者並非沒有聲音的啞人，他們也要在官場上說話（以公文邸報和其他形式，雖然不是演說和答記者問），但是他們的聲音並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們的心裏話，他們的聲音永遠是策略的奴隸。一個中國傳統的政治家心裏想的事情，甚至於他的理想，不到環境、時機允許的時候他是決不會吐露半句的，他所說的往往是違心之言，或者說，是合乎當前政治需要的話。
嚴格地說，中國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告之外聽到的就是聖諭廣訓。進入近代以後，雖說外國人摻合了進來，但是中國政治的運作形式基本上還是老樣子，隻有極少數人，如奕、李鴻章才在極少的場合與外國記者談過話，而且這種談話也是發表在外文報紙上，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可能知曉。政治依舊是黑幕重重，人們所能看到的，還隻是邸報和京報上的官樣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後，情形大變。他們以改革者的銳氣打破了傳統政治習慣，一群人（尤其是梁啟超）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文章，以宣傳家和啟蒙者的姿態向國人公布他們的政治主張、政治設想，宣傳從西方竊來的思想和觀念。梁啟超聲名鵲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但是，正當梁啟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鼓蕩歐風美雨的時候，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日益明顯地擺在了他們的麵前，相當一些立場和態度居於改革和保守之間的人們，並不是將康梁當成啟蒙思想家來看，而是把他們當成變法政治的操作者，他們習慣性地把梁啟超所說的任何主張都當成他們變法實踐中早晚要落實的事情。而一些頑固派又抓住維新派的種種“非君”“非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臨了。顯然，這種西化的前景對於長期生活在傳統社會，耳濡目染聖賢之道的廣大士人來說實在是有些駭人聽聞。康門弟子在上海辦《強學報》，在封麵上赫然印著“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大字，並列於“光緒二十一年”之前，同時刊出《孔子紀年說》一文，公然主張采用孔子紀年。這種事情會讓一般落後士人以為是“改正朔”，而滿人見了更會受刺激，因為他們會敏感地以為這是對滿清統治正統性的否定（事實上後來革命黨人正是用“黃帝紀年”來表達這個意思）。結果連強學會中的“一二俗士聞之”，居然也“舌撟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己，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其他依違西端的士人的態度可想而知。其實，“孔子紀年”比起後來《時務報》、《湘報》及時務學堂的種種言論與文章來，還隻是小巫見大巫，後來“愈出愈新”的議論，興民權、開議會、講民主，排滿，改服飾甚至改良人種等等，的確嚇壞、嚇退了不少人。梁啟超後來回憶他在時務學堂掌教時的情形時說：“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惟日令諸生作劄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裏，此報遂流布人間（這裏的報就是梁作的批語--筆者注），於是全湘嘩然，成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翻人心而轉之，而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於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摭當時所批劄記之言，以為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徒非醉心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嚐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如果梁啟超僅僅是個報人或者是教育家，發這樣的議論，那些落後或中間狀態的士人不過是將之看成王韜一流的名士或者怪人，雖然不值不屑，但還不至於“嘩然”。而他們作為變法中堅，落後輿論對他的態度就不一樣了。而禦史們的彈章交遞，事實上也是把他們視為“新進之權貴”的。
三、民權的屁股
康梁與洋務派張之洞集團關於《時務報》之爭，以往的論者總將之視為維新變法時期兩種路線的鬥爭，是洋務派欲將變法納入他們軌道的陰謀。甚至把梁（啟超）汪（康年）之爭說成是張之洞趕走梁啟超控製《時務報》的一著棋。現在看來，這樣說顯然是有些過分，“紂之惡，不至若是之甚焉”，因為張之洞是名聲不太好的洋務派，還鎮壓了自立軍起義，就將戊戌政變前的張之洞與維新派的關係說得那麼黑暗以至險惡，其實並不符合曆史實情。
先說《時務報》的汪、梁之爭。據梁啟超當時的說法，他與汪康年的矛盾有這樣幾個方麵，一是因為汪經營不善，“銷報至萬份，而猶不免虧空”。二是汪氏仲昆把持報館，重大事務不相通報，“因為經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報館新來之人六七，未嚐一告，乃至曾敬貽定兩年合同，必不許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於重伯，是弟在報館為雇工人久矣。”三是汪康年對康有為頗有反感，“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諑、控酷（苦）南海先生為事。”而“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顯然，第二和第三項的不滿，才是雙方衝突的主要原因。這裏頭既包含了辦報主旨之爭，又包含了汪康年等人對康有為個人為人作風的不滿（有這種不滿的人決不止汪氏兄弟，當是章太炎也是一個），還有士人中原易產生的地域衝突。羅振玉回憶說，《時務報》主撰述中有人“以私意忿爭，致揮拳相向，杭人某傷粵人某，於是杭粵遂分黨派，漸成水火”。後來，梁啟超回憶這段齟齬時，又把賬直接算到了張之洞身上。他說，當時“文襄（即張之洞--筆者注）以報中多言民權，幹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雇用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看來，由張之洞插手的辦報方針上的不一致才是汪梁衝突的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