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以往各章節一樣，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複述百日維新的艱難過程，因為這種過程的描述已經太多了，想要大略了解可以看眾多的教科書，想要詳知端底可看幾種專門史。而且我們也不想重複維新派和頑固派力量對比懸殊的老調，因為很少有政治變革中，變革的力量能占到優勢。關鍵是誰順應曆史的潮流，誰代表進步的方向，沒落的一方在開始總是力量強大的，過於強調這一點，就等於什麼都沒說。
我們在本章所要討論的是百日維新自身所特有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變法的發生也引向了它的夭折。
中國人比起東鄰日本來，在近代的遭際真可謂是多災多難，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失敗的消息傳到日本使它不吃大虧就能學乖。日本的變法，是在沒有多少戰爭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中國卻隻能在割地賠款，最終負債累累、國家殘破的情況下開始，而土地與金錢（相當於清朝兩年多的歲人）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該近代起步（原始積累）的資本變成了負值。從此以後，貧困和資金嚴重匱乏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瓶頸。
從國內政治來看，戊戌變法也是有點生不逢時，中國真正的鐵腕人物慈禧太後恰在變法契機到來前後麵臨她在製度和輿論壓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權的局麵。在皇權政治中，幾乎再沒有比這種事更令人難堪而且難以忍受的了。其次，經過太平天國之後幾十年漢族官僚的勢力上升，能力雖差但心氣頗高的旗人開始出現反彈，至少在中央政府，他們加強了自己的聲音。從政治上說，這種反彈是一種倒退，因為長期養尊處優的旗人確實拿不出太多的人才。但又是滿清王朝特殊政治結構的一種必然結果。這種反彈從19世紀最後10年一直斷斷續續拖到清王朝覆滅，甚至成為滿清滅亡的一個原因。
這種兩個特殊的情況極大地改變了變法前後中國政治的格局，也改變了中國政治的走向，當然，這是中國的不幸。
一、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構：大太後與小皇帝
約占中國人口一半的女人，雖然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也不許有參與政治的權力，但是看來卻不缺乏政治才能，在曆史很少的機會裏，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表現。從舍身當第五縱隊的美人西施，到幕後出謀劃策的醜婦無鹽，個個身手不凡。由於中國傳統政治的特殊氛圍，有施展機會的女人多限製在有可能生活在帝王將相這種權力重心周圍。她們本來隻是由於美色或者出身地位而成為這些有權男人的配偶，原本的意義隻是生育工具和玩弄對象，但由於特殊的政治機緣，也由手傳統政治倫理中不可逾越的孝道原則，往往會使她們脫穎而出，在政治舞台上一試身手，甚至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但是問題是，所有有機會一窺政柄的婦人並非都是具有政治才能之輩，有些有政治野心而缺乏政治才幹，有些則缺乏必要的胸襟和道德感，所以有些女主的政治實績並不太好，因而給了屬於男性世界的政治倫理以口實，理直氣壯地去排斥女性。其實，縱觀中國曆史，雖然宦官、外威與女主擅權號稱政治上三大禍患，但所謂女主之禍的為禍程度非但不能與前兩者相比，而且比起那些男性的昏君暴君來，她們幾乎個個都算是不錯的統治者，也就是在她們之間有好壞賢愚之分。
不知是中國的幸運還是中國的不幸，在近代40多年裏竟然有了一位女主來統治。在葉赫氏被努爾哈赤征服後二百多年，一位姓葉赫那拉的官宦小姐被當秀女選征入宮，她的入宮並非像某些野史稗聞說的那樣，印證了葉赫氏遭屠戮後老族長的咒語：葉赫氏哪怕隻剩下一個女人，也要報仇，而隻是作一位清麗、乖巧的蘭貴人給鹹豐帝解悶消愁。
然而，年輕的鹹豐帝接過的是一座瘡痍滿目的江山，他的屁股在龍椅上還沒坐熱，饑寒交迫的農民們就燃起了遍地烽火。不久，洋鬼子又趁火打劫，在廣州重開戰端，把兩廣總督葉名琛也擄到了加爾各答。焦頭爛額，愁眉不展的年輕皇帝的綿綿愁懷，使善解人意的蘭貴人有了用武之地，得寵的那拉氏很快懷上了鹹豐唯一的龍種，小皇子一落地，蘭貴人母藉子貴，高升為懿妃，次年再進為懿貴妃。九泉之下的安徽徽寧池廣太道的道台大人惠征終於可以合上眼了，他的寶貝女兒成了娘娘。這個時候的那拉氏幹政是談不上的，也許曾為鹹豐出過點間接的主意，也有人說她曾幫助鹹豐批過奏折，不管怎麼說，亂世給了那拉氏最初的政治經驗。若不是世道大亂使年輕的皇帝六神無主，惶惶不安，按清朝的規矩，那拉氏是連處理政務的一般消息也不會聽到的。
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給了那拉氏一個清朝所有後宮婦人都不可能得到的機會。被攆出北京“北狩”到承德的鹹豐，羞憤交加，一病不起，六歲的小載淳被抱上了龍椅，肚子爭氣的懿貴妃被與正牌皇後鈕祜祿氏並尊為皇太後，東西並立。六歲的小皇帝離不開媽，而他媽的政治野心卻起來了，拇指大動的西太後外聯恭親王奕，下靠擁兵在外的勝保，幹脆利落地收拾了“讚襄政務”的權臣肅順等八大臣，在滿族親貴的擁戴下，一開清朝未有之先例，兩宮太後垂簾聽政。由於鈕祜祿氏一向是個合乎傳統標準的貴婦人，脾氣絕佳而野心極小，所以實際上所謂的“太後垂簾”就隻是西太後一個人的事。
西太後是個什麼樣的人？由於她是實際上的末代統治者，又是傳統倫理所忌諱的“女主”，所以不少野史筆記將她描寫得非常不堪，既殘暴又荒淫，而且思想頑固、迷信。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梁等人將一腔怨憤都發在這“老太婆”身上，汙水一盆盆潑上去，西太後幾乎成了集天下暴君惡婦於一身的變態狂。
晚清是亂世，而亂世是出人才的時代，晚清文臣武將，稱得上是個人物的不少，可是這些滿腹經倫並韜略的大男人居然都能安帖地聽這位婦人的擺布，從這一點也足見此人不一般。八國聯軍入侵，西太後出逃，在犯了那樣大的荒唐錯誤後。西方人原以為西太後不會再有威信，中央政府可能會垮台，然而，西太後逃到哪裏，哪裏就變成了中央，連倡導東南互保的南方督撫也擁護她。
西太後不能稱之為一個好的統治者，在晚清特殊的時代，也的確很不稱職。但是，她確實是一個高明的權術大師，一個很明智又很功利的政治家。無論什麼時候，她都很清楚政局的利害所在，總能把握住全局的要害，順利地把握各種勢力間的平衡，無師自通很純熟地玩弄一打一拉，聯甲製乙，聯乙製甲的手段。祺祥政變，她搞掉了肅順，但卻十分明智的重用肅順提拔起來的湘軍諸將，給予曾國藩以空前的統轄四省的權力，讓他放手剿平太平天國。她不僅利用曾左、曾李之間的矛盾，時而揚彼抑此，時而揚此抑彼，還有意扶植清流黨，安撫頑固死硬派，從總體上牽製洋務派。對恭親王奕，開始全力依靠，待發現此人有驕縱跡象，就毫不手軟地罷免了他一切職務，打掉其威風後再開複一部分職務，又推出醇親王奕譞來牽製之。滿朝文武，也許隻有李鴻章可以與之打上痞子腔，暗中抗衡一下。
西太後的統治特點一是善於玩弄權術，二是極其實用，極其功利，隻要能解決難題，尤其眼前的難題，她並不在乎什麼主張、觀點，甚至什麼夷變夏，夏變夷，主意隻要頂用她就會采納。其三是權力欲極強，時時抓住權力不放，從她垂簾聽政那一刻開始，她從來沒讓大權旁落過。應該說，她並不是一個昏庸的統治者，知道如何用人，也知道政局的利害。但是，她畢竟是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女人，她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戲曲來完成的。也許，別的貢獻還談不上，但對京劇的發展，西太後的確有不可磨滅的功勞，西太後極愛聽戲，對當時的名角程長庚、譚鑫培、楊小樓、餘三勝等人均優禮有加，賞賜不吝。傳說中她對京劇演員作威作福的事是根本沒有的，在京劇名角麵前，她的確堪稱和藹可親的老佛爺。京劇界對她自然也很捧場，結果是幾乎所有劇目中的太後形象都是正麵的。《法門寺》這出鬧劇，那時卻演得火爆爆，因為它不僅捧太後，連太後寵愛的太監也捧。曾任西太後身邊“女官”的德齡，說西太後常常興致勃勃地為她們講戲曲故事，在演戲前不講夠不罷休，就是“在演戲的時候，太後還不肯安靜；盡是絮絮不休的把戲劇上的各種習慣和軼事說給我們聽。”可見其對戲劇興趣之濃，所知之深。
也許由於這種戲曲教育的結果，西太後一方麵是個愛憎與恩怨分明的人，小小的知府吳棠，隻因在西太後扶父之柩歸葬的危難之際誤送了一筆饋贈，就使得日後吳棠官運亨通，越做越大，無論如何貪婪昏暴，誰參劾也不準本。庚子中，隻因救駕有功，岑春煊與吳永也得到了誰也參不倒的信任。相反，對於她所謂的“負義”之人，則向來手狠心辣，珍妃已被打入冷宮，臨逃亡前還不忘提出來推說井中，對罵過她的沈藎，一旦俘獲，居然不顧清朝規矩當殿亂棍打死，結果引起國內外輿論大嘩。
恩怨分明也許作為一個人來說算不上什麼大缺點，但是作為統治者就未免有意氣用事之嫌。加上她寵信太監，耽於享樂的種種富貴女人的積習，使得她缺乏儒家道德責任感的形象更加鮮明。如果說在她接手掌權之初還有所收斂的話，到了甲午戰爭前夕，她覺得天下已無大事，況年事已高，來日無多，於是就放手享樂。為修頤和園，她先後以各種名目挪用海軍經費達一千餘萬兩，從海軍衙門的開辦費、海軍常年經費、海防捐到以海軍名義借的外債，甚至艦船的修理費、工料費都加以擠占挪用。海軍衙門大臣奕譞對海軍事務不聞不問，卻把全付心思用在修建頤和園上，以致北洋水師艦隻失修，不惟兵艦無從更新，而且連艦炮也陳舊不堪。西太後死的時候，中國已是民窮財盡，但從孫殿英的挖掘看，她的陪葬之中，在清代諸帝後中堪居前列。
另一方麵，她又明顯地缺乏遠見卓識，從未有對民族國家或者說對滿清王朝的長遠打算。以她功利主義的直覺，明明知道西方的強大和西方事物的優越，但在位三十多年期間，卻從未接觸過任何一種西學或介紹西學的書籍（她最早接觸這方麵的書還是在甲午之後）。明明清楚洋務派在熱火朝天地搞洋務，但卻從來沒有現場考察過任何一種洋務事業，寧願站在洋務派與頑固派中間的位置，以便施展搞平衡收牽製之利的本領。
就這樣，拉那氏成了清朝獨一無二的女人。在這個把漢人的禮數講得比漢人還要過分的朝廷裏，她是唯一的一個敢於站在前台對男人的世界發號施令的女人。也許有人會提順治的母親孝莊皇太後來，孝莊也算滿州巾幗中的一位強人，但是她的強是十分有限的，前有多爾袞的霸道，後有鼇拜的專權，這種局麵怎麼能跟那拉氏相比？議政王奕在那拉氏眼裏比不上攝政王多爾袞的一個腳趾，而在肅順之後，那拉氏的眼前再也沒有出現過什麼權臣。
葉赫那拉氏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女強人，政治強人。她從不讓大權旁落，卻善於聽取意見，對大臣的進諫，即使是十分尖刻她也不至於讓人家人頭落地，心愛的太監安德海被山東巡撫砍了頭，她能優容。李鴻章時不時的抗命不遵，她也能退讓。在晚清地方勢力膨脹的情勢下，她善於妥協，知道什麼時候不能讓步，什麼時候隻能忍讓。在晚清錯綜複雜的政局中，她始終能把握政局的平衡，成功地將臌脹的地方勢力限製在許可範圍之內，雖然沒有讓犯規逾矩的地方大員丟掉吃飯的像什，但也能保證督撫的升遷調任之權控製在手裏。
據說當代南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爾克斯曾經說過，實際上女人的權力才是轉動世界的權力。那拉氏獲得權力，是因為她是女人，而她麵臨的權力困惑，也因為她是女人。盡管她處理政務決斷剛果，駕馭群臣遊刃有餘，威權孚於海內，群臣莫不出於她的擢拔。但是在男性世界裏，無論從社會法則還是按政治製度，她長久地把持權力都是不合法的，在製度上她唯一的憑借就是她是母後。母後按製度應該退居後台，遠離權力中心，但製度卻沒有規定，如母後非要站在前台，兒子將怎麼處理她。
對比起龐然大物的葉赫那拉氏，可憐的光緒帝載湉隻能算一個政治侏儒。他這輩子能當上皇帝純屬偶然，按道理，無論同治早死還是晚喪，與同治帝平輩的他是無論如何也排不上的。但是事情就是這樣巧，同治十九歲就命歸黃泉，身後無子，不論是死於天花還是野史所傳的花柳病，總之他的突然死亡給權力中心留下了一個形式上的空白，也給實際把持朝政的西太後出了一個難題，國不可一日無君，必須找出個皇帝來，要保住自己的權力，嗣皇帝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皇族近支（不如此不足以服眾）；二與同治平輩（不如此就無法再以母後身份臨朝）；三年齡要足夠得小（不如此不好垂簾）；四要與葉赫那拉氏有血親關係。算來算去，黃帶子裏符合條件的隻醇親王之子載湉一個而已。於是那拉氏力排眾議，幾乎沒有在乎初喪親子的悲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四歲的小載湉抱入了皇宮。
那拉氏的小算盤無論在當時還在以後都讓人看得很清楚，“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則已可以重執大權，且得其母為己之妹，則他日帝雖年長，亦可使之恭順以從己之意也。”清末名士羅悖屘也說：“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後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倘為穆宗（同治）立後，則己為太皇太後，雖尊兩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算盤珠雖然撥好了，但這樣一來自己的親兒子就無嗣了，在宗法製度裏，這是男人的大不幸，一般百姓尚且在意，何況同治身為九五之尊，然而，旨意來自他親生母親，誰又能奈其何呢？
四歲的小載湉被糊糊塗塗地抱到龍椅上，這是他的幸運，更是他的不幸。幸運的是本來沒份的他當了皇帝，這在傳統時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殊榮、地位和光輝。不幸的是他的個人生活與政治社會生活從此就隱在了一個女強人的陰影裏，他不僅失去了童年的歡樂，而且失去了作一個正常人的權利，甚至連像以往帝王那樣行使自己意誌的權力也被剝奪幹淨。相距35年的歲數居然毫無作用，光緒還是死在了那拉氏前頭，死後的光緒居然也與西太後一樣，被人盜墓，衣服剝光拉出棺外。
與他那名義上的母後（光緒實際上是慈禧的外甥，但必須以皇太後為母）相反，光緒是個生性懦弱的人。雖然，作為人和作為皇帝，光緒的人品相當不錯，也很想有所作為，有較強的道德責任感，但他的確不算是個堅強的漢子，也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光緒的生父醇親王奕譞就是個老實聽話而且沒有什麼能力的人，他一生最了不起的功業就是帶兵抓過毫無準備的肅順，這位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從結婚開始，就受到西太後的控製，一生謹小慎微，對西太後亦步亦趨，小心侍奉，雖然換來了畢生的榮華尊寵，可也戰戰惶惶，不敢越雷池半步。當他得知自己的兒子被選為嗣皇帝時，居然“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內，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症，實屬委頓成廢。”顯然，他當時想到不是作為皇帝“本生考”的榮耀，而是害怕從此被卷入宮廷鬥爭的漩渦，因為他深知他那位“大姨姐”的厲害，更深知在皇權周圍的種種險風惡波。
光緒的生父，就是這樣一位過於謹慎的人，而他的生母，雖是西太後的親妹妹，卻沒有西太後的半分剛氣，一生隻是一位安分守己的貴太太。
出身於這樣的家庭，又在剛記事時就被抱入深宮，生長在慈禧身邊，使他根本不可能培養出男兒的陽剛之氣。雖然，看在親姐妹的份上，也出於有意培育養子的初衷，西太後對小光緒還是不錯的，慈禧曾說，“皇帝抱入宮時，才四歲，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濕不幹，我每日親與滌拭，晝夜常臥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節其飲食。皇帝自在邸時，即膽怯畏聞聲震，我皆親護持之。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尚安有他？”這些話應該說有些是真實的，“晝夜常臥”其左右可能是真，但“親與滌拭”恐怕就未必，“日書方紙”教皇帝識字可能，“口授《四書》、《詩經》”則未必，因為她自己就沒學全過。西太後對光緒雖然不錯，但女強人的愛總有點讓人受不了，往往愛得專製，愛得霸道，連她親兒子小時候都跟她不親，愛往東太後那裏跑。所以，這種朝夕相處的“愛”，照樣從小給光緒的心靈上印上了“母後”威嚴可怖的烙印。光緒幼年害怕雷聲，少年時代仍舊懼怕打雷，常常不顧君臣體麵，拱到師傅翁同龢懷裏尋求庇護。一方麵，西太後作為人（她是一個心理很健康的人，絕非外間所傳之變態狂），她希望將妹妹的孩子變為自己的孩子（因為她現在無子亦無孫），因此斷然割斷了小光緒與親生父母的聯係，雖同居一城之內，但醇王夫婦想見親兒子一麵有如登天（無疑，這對光緒孩提的心理發育會造成不良的影響）。西太後要按自己的意誌塑造小皇帝，讓他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成長，這種塑造即使以“愛”的形式出現，也會讓人感到難受，但小光緒卻隻有無條件接受的份。從小攏在身，及長又為他指定她的侄女，又一位葉赫那拉氏當皇後，根本不顧及光緒是否情願。另一方麵，從內心深處，她又不希望這孩子變成真正的皇帝，不願意因此而丟掉已經握了很久的印把子。由於有這種矛盾的心態，西太後待小光緒既不可能像她自己所說的是一心嗬護的慈母，也不像康梁亡命海外時所說的如凶暴酷虐的後娘。恩，誠然有加，威，也不會乏。盡管一入宮西太後就“特地囑咐那幾個被指定著服侍光緒的大太監，要他們必須盡力設法教導小載湉，使他知道自己的尊嚴。”但這種“萬歲爺”的尊嚴在他的“皇阿爸”麵前卻冰消雪化，都跑到爪哇國去了。就是不用人家教育，在耳濡目染中小光緒也很快就知道了“皇阿爸”深不可測的威嚴，這種印象會在悄然不覺之中牢牢盤踞在他的腦海裏，使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想反抗“皇阿爸”。
對光緒頗有好感的張元濟在變法期間他應召去見光緒，說光緒語氣極溫和，而麵貌“殊欠剛健”。其實，光緒的性格更是“殊欠剛健”。雖然在甲午慘敗，民族危機的強刺激下第一次，也最後一次表達了他自己的意願向西太後要求主持變法，但是其時他已經“親政”，按清朝的製度和規矩，這本是他職責範圍份內之事，況且西太後當時為嚴峻的情勢所迫，也並非不願意變法（當然變到何種程度另當別論），隻是不情願放權。所以光緒的勇氣還是要打折扣的。我不太相信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所記載的在百日維新之初光緒就通過慶親王奕勖向西太後攤牌：“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而西太後居然會殺氣騰騰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這一來不符合當時的情勢，光緒與慈禧遠遠未到關係破裂的程度；二來也不符合光緒的性格，如有如此剛性，他政變時不會呆若木雞，一任西太後擺布，以致後來文學作品到此總願有悖邏輯，非強加給他幾句“以死抗爭”的豪言壯語。其實，這隻是人們的一廂情願，光緒一生最後一次出於本意的諭詣是這樣的：“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後己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在風聲緊急幾乎人人皆知將有“宮闈之變”的當頭，光緒的密詔（給楊銳的）竟是如此軟弱無力，而且言語絮亂，可見其內心的軟弱與空虛。又據時人記載，光緒被囚於瀛台之後，“（瀛台）殿中之室均懸掛德宗（即光緒）禦筆，以為紀念。然所有禦筆，均托稱臣全忠敬書。蓋自戊戌政變，宮闈間常有責言，故德宗托名全忠，表明心跡，稱臣不敢以帝自居也。”好個可憐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