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光緒的政治經驗也遠遠不如西太後，當然，這是一種沒有辦法的事情，長在深宮成於婦人之手的他，沒有多少機會來磨煉自己。雖然1889年，光緒年滿18歲，在名義上西太後已經“歸政”，但西太後指使禮親王世鐸等人炮製的《歸政條目》卻仍然以法規形式讓光緒的“親裁大政”名存實亡，所有奏折，甚至“呈遞請安折，仍應於皇太後、皇上前各遞一份”。用人，也仍需“請懿旨遵行。”歸政儀式完後，西太後退居頤和園，但是她“身在頤和園，而精神實貫注於紫禁城也。”沒有最終決定權的光緒，麵對的是一個燙手的爛紅薯；一團亂麻式的朝政，日見困難的財政，卻要麵臨修頤和園和準備西太後60大壽。而更為現實而嚴峻的問題是已經大大落後於日本的海軍建設。這些難題西太後一股腦都丟給了光緒，而她將最後決策權收在懷裏，隔岸觀火，利用光緒有心修好頤和園讓西太後“頤養天年”從而真正放權的心理，把大修園林殿堂不恤民生的屎盆子讓光緒來頂。光緒親政之後，身陷於繁難的具體事務中，而且比未親政之前還多了一項“勞役”，每隔幾天必須至頤和園請安，風雨不誤。實際上是去請示彙報。這樣一來，盡管到變法時光緒已名義上親政近十年，但閱曆和經驗卻沒有多少長進，西太後政治經驗方麵的優勢依舊很大，也許，這正是西太後潛意識裏所希望的，她就是要讓光緒什麼事也做不成，還焦頭爛額，從而向朝臣顯示，清朝離了她不行。
大太後小皇帝的政治架構是一種失重的二元結構，對於政治運行，這種結構顯然是不利的。但是，這種局麵卻是維新變法活動所不得不麵對的，不整合好這一不合理的結構，變法的政治運行就難以成功地啟動。
二、難產的交班：歸政及其他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政權的繼承和交接是一個大難題，它困擾著幾乎每一個朝代，造成無數的逼宮、奪嫡的骨肉相殘的慘劇，而且，隻要掌權的先一輩一息尚存，和平交接就幾乎不可能。
儒家經典《周禮》為了維護宗法封建製度，規定了“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的繼承製度。然而，東周以後，宗法封建製度就變得殘破不全從而變形了。因此，這一製度很難再不走樣的執行下去。嫡長子不再承負西周時代的大宗的意義，或者至少這種意義已經淡化。所以對他們的能力、德行諸方麵的要求就突出起來，老國君的喜好也往往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在實際的皇位繼承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局麵，老皇帝在自己尚年富力強時，就預先選定太子，安排專人培養教育乃至專人輔佑（這種太子可能是嫡長子，也可能不是），往往老皇帝尚未現老相，而太子卻已成年，有的甚至聚攏了一定勢力。這樣一來，儲君與現君之間，雖然是兒子與老子的關係，也不免隱然出現權力之爭。即使並無真正的衝突，雙方也會十分敏感，一有風吹草動，就會釀成骨肉相殘的權力衝突。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的悲劇，是老子處理掉了兒子，也有兒子逼宮弄死老子的，如齊桓公園死別宮。
但是，也存在這樣一種情況，老皇帝出於各種原因，還沒有死就提前把皇位讓給兒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趙武靈王是出於一種理想主義，而唐高祖和唐明皇則是出於無奈。清代的乾隆居然是出於他的誓言，他發誓不超過他爺爺康熙的在位年限，因此退居太上皇。
至於老皇帝死得太早而嗣君年幼無法親理政事的情況，在清朝之前有太後臨朝的慣例，在清朝則由攝政王或輔政大臣來代行“君職”。如果是太後臨朝，因為這是一種非製度化行為，沒有什麼歸政不歸政的問題，除非野心極大如武則天，可以幹脆作了女皇，其餘的早晚會將決定權交給兒子，而所謂的攝政王和輔政本身就不是君王，除非想篡位，否則也不存在賴住權柄不放的問題。
西太後與光緒之間，從表麵上看有點像清以前的漢族政權的太後臨朝，但實際又不是，因為漢族政權沒有什麼皇帝親政不親政的問題，但清朝卻有幼君成年(16歲)必須親政的嚴格製度規定，這是滿清的祖製。西太後麵對長大成人的光緒，既像是臨朝稱製的漢家太後，又有點像當了太上皇但仍不肯放權的乾隆。此時的西太後，其心態其實與太後的身份並不相符，倒像是執政的老皇帝。親裁政務三十幾年，突然之間要交權，心有不甘其實很正常。
傳統王朝每逢新老交替，總要大拆大換，改弦更張，俗稱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子信任的寵臣，往往是兒子的眼中釘，肉中刺，隻要一朝大權在握總要有一班兒新人袍笏登場，一些兒新政出台。什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對於皇權來說那都是兒戲。如果前任已入黃泉，眼不見心不煩，倒也沒事，隻是倒黴了那些沒有隨老皇帝於地下的寵臣們。可是如果老的還在，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政策被“篡改”，自己政績被人享用，自己信任的人七零八落，這口氣怎又能咽得下？如果是後來人以實力逼宮奪的權，當然也隻好容忍，但對方並沒有實力，全由自己把權交出去，然後再任憑後來人在自己開出的田地上折騰，叫人怎麼能心甘情願呢？西太後從1889年光緒親政大典之後，麵臨的就是最後的一種情況。
我們前麵說過，西太後是一位政治野心極強，權力欲極旺盛的女人。秉政以來她的政治才能所帶來的所謂“同光中興”的政績，水漲船高般地煽旺了她的權力欲。為了把持權力，甚至她的親兒子她也不放手交權。同治死後，為了能繼續垂簾，她不惜讓她親兒子絕嗣，偏要立一個與兒子平輩的人當皇帝，她好接著當太後。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朝野的議論紛紛。再加上同治皇後阿魯特氏以“不得寵於慈禧皇太後，穆宗（同治）崩，慈禧皇太後訓責備至。後本已慟極，誓以身殉，遂不複食，至是崩。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一時間，居然沸沸揚揚，竟有禦史借給同治後上諡號的名義，說三道四。到了給同治下葬的時候，前禦史（時任吏部主事）吳可讀居然“自清隨赴襄禮。還次薊州，宿廢寺，自縊未絕，仰藥死，於懷中得遺疏，則請為穆宗立嗣也。”以屍諫的方式表示抗議。
但是，事情涉及她能否繼續掌權的“原則問題”，她半步都不讓。她一麵靠親信大臣的彈壓，一麵靠寶廷、張之洞這些清流黨的巧舌如簧，再退一步說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恤。”還是將物議壓了下去。不過，通過這場風波，也讓朝臣們再清楚不過地意識到了西太後攬權的欲望和決心。
但是盡管如此，“凡鳥偏從未世來”，西太後畢竟沒有像武則天那樣做女皇的魄力，她也不敢公然不讓光緒親政。太後臨朝，雖然漢家朝廷習以為常，但清朝卻從無先例，也就是說，在製度上，她的權力沒有絲毫的合法性依據。所以，她一方麵死死抓住權力不放，一方麵又要不斷放出空氣，好像她自己也不願意這麼做。再三聲稱“垂簾聽政之舉，本屬一時權宜”，“一俟嗣皇帝學有成，即行歸政。”甲午戰敗後，一次與光緒同在養心殿召見翁同龢，居然假惺惺地表示：“熱河時，肅順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請，一時糊塗，允其垂簾。”雖然一肚皮不情願，她還是得讓光緒“大婚”，親自為之操辦“親政大典”，然後自己無限戀棧地離開紫禁城，住進了頤和園。
盡管隻是交出了處理瑣碎事務的權力，她還是可以照樣在奏折上批“懿旨”，但離開紫禁城和臣工奏折上出現另一個人的批語還是令她十分不快。“一日榮祿侍西後看宮內紮花，西後問此花我紮，你看好不好，榮謂後不獨紮花好，西後即謂我亦隻可紮花。”無限的惆悵和感慨，當著親信榮祿隨著這一聲長歎！“我亦隻可紮花”都發了出來。
對維新變法來說，最可悲的事是隨著光緒親政這幾年的磕磕碰碰，光緒與他的“皇爸爸“之間已經開始出現裂痕（這種情況是必然，隻要有二元體製，就必有不和與矛盾，除非有一人是木頭），在西太後眼裏，光緒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不聽話，越來越礙眼。而且，在光緒周圍由於政務的需要，也開始出現一批朝臣，這些人被開始稱為“帝黨”。顯然，這種情況是西太後所不願看到的，因為她從中依稀看到了一旦她全部失權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遠景。更為令西太後難堪的是，幾年歸政，她滿心讓光緒出醜的計劃並沒有實現，大家都明白真正行使權力實際上是她，因此，事情辦得不好，大家嘴上不說，可心裏都想著壞事的緣由必定是她的牽製和掣肘。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輿論將罪過一方麵歸於李鴻章，而另一方麵就怪罪於她西太後，這倒是她始料未及的。甲午戰爭，兩江總督劉坤一奉召進京，她忍不住對劉發牢騷說：“我賞李鴻章內帑銀二十萬作軍餉，言者遂謂我存銀數百萬，不思我存銀何用？前代後妃多顧外家，我外家衣食粗足，誰不知之。”過了一會兒又說：“我本年生辰原飭內外諸臣不許上禮，爾何竟至過費。”當劉坤一勸她不要聽信宦官的話時，“語未畢，太後諭曰：‘我不似漢太後，聽信十常侍輩，爾可放心，但言官說我主和，抑製皇上不敢主戰，史臣書之，何以對天下後世？”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朝中輿論對西太後貪財好貨，借壽聚斂，不恤國難，大開壽慶，以及信用宦官，抑製光緒種種倒行逆施已經很不滿了。不僅有禦史高燮曾、安維峻的上奏，還有大批官吏的腹誹，連劉坤一也在婉勸西太後不要寵信太監（實際上等於指責她），無怪乎西太後要大光其火，不等劉把話說完就打斷滔滔自我辨解。當然，這些輿論有出自開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頑固派的一方，更有那些純然看重傳統義理之人。但不管怎麼說，經過近六年的親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戰爭中的政務糾紛，一方麵輿論對西太後徹底交權的壓力更大了，另一方麵帝後也開始真正出現了矛盾的裂痕。在甲午戰爭期間，因軍費短缺，光緒曾請西太後暫停頤和園工程；而西太後則將光緒的二妃（珍、瑾）降為貴人，還以顏色。這一切都為日後到來的變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陰影。
三、帝黨與後黨的界線
帝後黨爭是晚清的一個話題，也是後來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中日甲午之戰與戊戌維新必然要談及的問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帝黨雲雲，後黨雲雲，甚至開列了名單，還點出誰是魁首，誰是中堅，誰是尾巴。
這樣的說法，其實來自於晚清的文人閑談。盡管雍正帝曾將歐陽修的《朋黨論》加上按語與《聖諭廣訓》一道下發，而後的清代諸帝也三令五申嚴禁朝臣與士大夫結黨結社。但是，士大夫在平時飯後茶餘的閑談中，特別喜歡用××黨這一說法來進行政治界限的劃分。巴結鼇拜的自然叫鼇拜一黨，巴結和坤的叫“和黨”，靠近穆彰阿的叫“穆黨”，晚清好發議論的言官與詞官被稱為“清流黨”，然後就是“帝黨”與“後黨”。
士大夫在說什麼什麼黨的時候，其“黨”的含義明顯帶有幾絲貶義，因為有“君子不黨”的古訓在，況且還有朝廷的明白禁令。一旦被認定為某某之黨，一旦這人倒了台，還真有吃牽連的可能。所以，幾乎沒有人肯自承是屬於什麼黨的。
清朝有沒有朋黨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結黨結社是士大夫政治生活中一個牢不可破的習慣，斷不會因為皇帝的幾紙禁令就安分守己，規規矩矩。正當一點有詩酒酬唱，清談議政，不正當的就是結黨營私，利用同年、同鄉、同門等種種關係，形成一夥一夥的小圈子。而那些權傾朝野的重臣周圍，也不可避免地麇集一些欲借大樹好乘涼的人。由於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結了（少數的詩社除外），但“黨”是一種“暗”頭銜，還照結不誤。
平時士大夫七嘴八舌，說誰和誰是一黨，原是很隨意的，沒有什麼嚴格的標準，雙方走得比較近，或者有地緣、血緣、業緣種種關聯，自然會被視為同黨，有時政見相同相近，甚至有過一兩次相同的意見也會被視為同黨，有時也就是有相同的習慣和愛好，也可能被視為一黨。我們所要討論的“帝黨”與“後黨”也就是士大夫眼中的這種“黨”，所不同的是原來的什麼“穆黨”之類是徹頭徹尾的私黨，而這回多少有點“公”的意思。
“帝黨”與“後黨”這名號的緣起是由於光緒的親政。親政之後的光緒，雖然沒有實權，但總要處理政務，因此，必須有人襄助，原來的師傅是最容易拉來幫忙的人，通過師傅及其他的關係，漸漸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真正讓“帝黨”“後黨”這名目叫響叫開的是甲午戰爭，主要是戰爭後期，關於戰與和的分歧，才使“帝、後黨”真正叫響。
近代以來中國所有的對外戰爭，幾乎都有關於戰與和的紛爭，然而這次意見分歧，背後卻有了帝與後的意見傾向。由於堅持抵抗從來都是當之無愧的正義之舉，而妥協求和又與西太後戰爭期間種種不光彩的事項（挪用海軍經費、辦理萬壽慶典，寵信宦官等）聯係在了一起，因此後黨之稱也就有了貶意。主持戰事而戰敗，主持求和而割地賠款的李鴻章就被人們公認為後黨領袖。清朝最有名的狀元公張謇的兒子張孝若說：“那時慈禧太後和光緒帝，表麵上雖大家還能保持相當的禮貌，可是實際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後二黨，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勢。太後本是一個很能幹厲害的人，到了政權不能不交還光緒帝的時候，心裏不願意，很是勉強，存了一種試不好再來垂簾的想頭。光緒帝人是好人，可惜沒有多大才幹，一到執到了政權，就非閑散時可比，好像鳥出了籠，魚得了水，很想做出一點驚天動地的事來。其時外邊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於北洋大臣李鴻章，而帝惟師傅翁公之言聽計從。翁、李隱然是兩派的首領，後麵是帝後的背景。”這種看法，在那些關心國事的士大夫中相當普遍。所謂的“帝、後黨爭”就這樣浮出了水麵。
士大夫借“黨爭”來指陳時事，譏諷朝政，當然是件無可厚非的事。但是，作為後來的曆史研究者，再來審視這件事情的時候就要有一種客觀的眼光。至少，我們要能做到將這些士大夫的七嘴八舌抖一抖水分。不好直接把當時的議論和對人物的臧否作為真實的政治派係和政治格局劃分的依據。
依我個人之見，所謂的“帝黨”“後黨”，實際上是界線非常不清晰、劃分十分隨意的概括。光緒由於親政，身邊是漸漸聚攏了一些人，這些人聚在皇帝身邊後，和原來政壇上的糾紛派爭自然也帶了進來（如翁同龢就與李鴻章有夙怨），而在這次甲午戰爭中，原有的紛爭演變成作戰方略上的分歧。仗打敗了，直接指揮的李鴻章成了眾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聲音自然就更響，而決策圈外麵的人，有不少憤憤於敗局，更羞見求和的屈辱，紛紛聲援求戰的一方，膽子大的，直接上書，膽子小的，就在背後議論紛紛。這兩部分人（後一部的代表人物）當時都被人稱為“帝黨”。其實，不僅所謂帝黨的這兩部分人之間沒有什麼橫的聯係，就是每部分內部也沒有聯絡和溝通。
同樣，人們將李鴻章和那些附和和議的人都稱之為後黨。
所以，所謂後黨帝黨，在當時而言，主要是根據甲午戰爭中的態度而定的，在此之前和之後，這種劃分都不一定合適（而我們的曆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這樣劃帝、後黨的，所謂帝黨主戰，後黨主和，進而認為帝黨支持變法，而後黨反對變法）。
先說所謂的帝黨，李鴻藻是公認的帝黨領袖，但此公又是清流黨的領軍人物，思想意識極為守舊，清流黨恰是西太後用以牽製洋務派的一支奇兵，每在關鍵時刻，總是能幫她渡過難關，同治死後，吳可讀的屍諫造成的輿論紛紛的難堪，就是由清流黨那生花妙筆掩飾過去的。李鴻藻與西太後的關係，肯定要比與光緒的關係來的密切，李鴻藻之主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習慣（他從來在曆次戰爭中都主戰），並不一定是由於他支持光緒。而且，按我們某些曆史學家的邏輯，是帝黨戰後必然支持變法維新，而李鴻藻卻無一言的表示就死了(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識，看來也很難傾向變法。
再說“後黨”。剛毅、奕勖還有王文韶，都是公認的後黨中堅，在變法期間都是著名的頑固派，但他們在甲午戰爭期間都是主戰的。西太後親信禮親王世鐸，在甲午戰爭期間卻未對戰和置一詞。
所以說，主戰和主和，本身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標準。中國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這種毛病，未參與戰事之前，喊主戰喊得很響，但真的身臨前線，或者具體參與指揮戰事，態度往往就會分化成兩途，或者仍舊主戰直至戰死，或者來個180度大轉變，轉向低調乞和。在未能將之推向戰場之前，以他們的態度劃線顯然是不可靠的。在戰前諸臣傾向於帝，還傾向於後，在戰後，是否擁護變法，實際上與戰爭期間的態度沒有多少必然的聯係。
如果以是否附合西太後作為標準劃線，那也很成問題，因為附合西太後的人實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違拗這位女強人的意旨。而實際上大家公認的後黨首領李鴻章，卻在戰敗後死活不肯主持和議，最後還是西太後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脅要將他兩罪俱罰（戰敗和抗命），才勉強從命，顯然，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當然知道此舉會遭致千古罵名。
所以，我們在回顧這一段曆史的時候，不能按當時輿論的邏輯來劃分帝黨後黨，而且也不應該以很成形的政治派係視之，無論帝黨還是後黨，作為派係還隻是雛形，帝黨在尚未成氣候的時候，翁同龢就被西太後無端攆回老家，從此，帝黨如鳥獸散，沒了帝黨，後黨也就沒有意義了（作為實際上的中國統治者，她的親信和信寵都不能算是她的“黨”，這樣劃是不符合中國傳統政治的常規的）。帝黨後黨隻是某種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存在過，並且界限十分含混的政治區劃，過分強調其政治派別的意義，不是合理客觀研究曆史的需要。
如果我們很拘泥地看待帝黨與後黨，甚至開列名單，定量分析，解剖麻雀，並以定性的帝後黨的頭銜固定在某些曆史人物的頭上，進而以此作為分析政治格局演變的依據，那我們隻會越分析越糊塗。
四、維新政治與道德陷阱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對女人的道德束縛明顯要比男人多，對她們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應地對女人的道德評判也相當嚴厲。盡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於政治之外，但政治道德的批判卻未能放過她們，“女禍誤國”成為男人世界政治失敗的一個慣常的解釋與開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