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這種邏輯路線，自然會得出啟蒙優先於政治改革的結論，顯然，這是一種與康有為不同的改革路徑。不過梁啟超並沒能堅持住他的主張，還是順從了他的老師。
細究起來，頗耐人尋味的是，進化論嚴酷的自然選擇與淘汰之理，與中國傳統哲學中仁道、中道之理是全然不相諧的，甚至可以說根本不相容。中國傳統倫理排斥競爭或者說掩飾競爭，更嫌惡赤裸裸地鼓吹弱肉強食。在政治上，王道總比霸道來得更光明正大。但是，士人們卻十分容易而且十分樂意地接受了這種十分冷酷的理論，並將之視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看起來，一是嚴酷的現實證實了自然淘汰法則的合理性，二是在中國人心靈深處，性惡論的陰影始終未能去掉。相信人性之惡，自然會理解弱肉強食（深惡荀學的維新派，骨子裏還是脫不去苟學的影響）；三是在中國人的近代經曆中，有道義的中國總是敗在不講道義的侵略者手裏，反而要向蠻不講理的列強賠款賠情，原因隻是列強兵強馬壯，船堅炮利，這一段曆史恰好是物競天擇理論的最好注腳。基於這三種原因，中國人從堅信仁義可以為幹戈於櫓，走向自己的反麵，相信弱肉強食才是真正的宇宙真諦。
另一個蹊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倡導者雖然並不都是殖民主義者，但這種理論卻為殖民主義所喜歡，因為根據這種理論，殖民者的行為無論如何凶暴，都有其合理性。這是一種強者的理論，勝利者的理論，是使殖民者不受譴責，使殖民主義者不為自己的暴行感到內疚的理論。但是，作為受侵略、被宰割、受欺淩的弱者的一方，中國人卻熱衷於相信，而且宣揚這種為侵略者提供借口的理論，甚至以這個理論的某些關鍵詞作為自己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顯然，中國人熱衷社會達爾文主義，絕無為侵略者張目的意思，他們隻是看到了這個理論的另一麵，即發揚主觀能動性，奮發圖強，在競爭中適應環境，變為適者生存中的“適者”的一麵。而且，在潛意識裏，幾千年文化的優勢地位，使得中國士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劣等民族”，是“弱者”，梁啟超、嚴複等人在宣揚權利與智力相配理論的同時，好像有意回避那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得出的民智低下者理應受到“優等”民族侵略與奴役的結論。一層很薄的窗戶紙，但就是沒人願意捅破。
給自己改名為“適”，字為“適之”的胡適，很注意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大概因為他自己就是進化論的虔信者。他在日記中記載過一件趣事，他說他聽同事馬幼漁說，在維新運動期間，馬考入葉衷澄所辦的學堂，試題為《三國多遊說之士論》，試卷請的江標來看，大概由於馬的答卷比較出色，江批其卷時雲：“可與談天演。”卷子發下來，馬幼漁不知“天演”為何物，遍問人，人無知者，查《佩文韻府》也照樣糊塗。這個江標就是後來參與湖南新政的那個湖南學政，他實際上是康梁的戰友，接觸過《天演論》的人接收它實在是太快了。更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康有為《兩考》出世會有人彈劾，而戊戌政變之後，譯出了《天演論》的嚴複卻未因此而獲罪。
三、紳權與民權
民權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為“人民的權利”，這種解釋源於法國大革命，源於盧梭的理論，其實質為一種“集體”的淩駕於個體的人之上的權利。另一種即為作為人個體的權利，這是一種近代英美的概念，源於洛克、約翰，密爾，也源於美國獨立宣言，它的本質是宣稱每個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天然權利，強調這種權利的神聖性（源於自然法的神聖性）。後者，實際上就是眼下十分時髦的“人權”。
這種在當時又可被稱為民權的“人權”，是以社會的個體本位作為前提的，從這種前提出發，人權又引伸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維新變法運動期間，康梁等人所熱衷的民權到底屬於哪一種呢？還是讓我們來看他們是怎樣說的。梁啟超在《時務報》時期，談民權談得最多，他曾這樣說過：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
從這裏看，宛如約翰·密爾《自由論》的口氣，所以說，康梁所謂的民權沒多少法國氣，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親自研究過約翰·密爾的嚴複，當然更是這種論調，還在《時務報》未問世之前，他就在《直報》上發表文章《辟韓》宣稱：“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嚴複將約翰·密爾《自由論》譯為《群己權界論》，文中今譯自由者，均譯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權，就來源於天賜的“自繇”。
進一步，由這種天賦“民權”，他們順理成章地將之導向民主，導向議會政治，甚至導向公開對君主專製的否定。梁啟超說：“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權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然眾權之繁之大，非一人智與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糜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這是公開在報刊上發表的言論，尚且暗示君主權力的不合理，至於梁啟超等人的私下議論，則更是“非聖非君”，他曾在時務學堂學生的筆記上批道：“臣也者，與君同辦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這樣說來，君與臣就成了雇傭關係，合則留，不合則散，“三綱”就等於一張廢紙。這話可以與孔融入之於母，像瓶中裝物的妙語相映成趣，啟發梁啟超思路的是西學，但他靈感的來源卻還是傳統。
在另一份的時務學堂學生筆記的批注中，梁啟超還寫過這樣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聖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後來，葉德輝、蘇輿等人在此條旁加案語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祟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曆代褒崇為從賊矣。”葉德輝之流雖然無恥到說：“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但是他們看康梁有時還是看得很準，或者說嗅覺很靈，梁啟超的確有很明顯的“非聖非君”的思想傾向，抬孔子壓君王，最後孔子也隻能是摔在地上。
譚嗣同這位豪俠之士比他的同誌來得更直接了當，他說：“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就像鄉下鄉社賽會，必須找一個人總領其事一樣，如果不稱職，就得換掉。又說：“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進而更借“學問冠絕地球”的法國人之口，出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以泄萬民之恨。”
中國的文人，大概說的和做的總難達成一致。康有為後來的學生總是感到疑惑，不知為何老師推崇民主卻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卻又要左一個右一個地納妾。其實，梁啟超與譚嗣同也未嚐不如此，不過性質稍有不同。有英雄豪氣的譚嗣同斷不會做出不英雄的事來。譚嗣同和梁啟超對君主一無好感，甚至還相當嫌惡，可到了變法實踐中，他們可以說都對光緒很忠誠，尤其是譚嗣同，進京之後人值軍機，楊銳說他最黨康有為，然當值尚稱安靜，說明思想激進的他處理現實問題時很冷靜，也很能替光緒著想。政變的危難之際，他首先想到的是糾合江湖俠士營救光緒。最後能逃而不逃，從容赴義，雖然本意並非“以死殉主”，而是要以他的血來喚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卻很像是“主危臣死”古之忠臣義士（維新派後來也就是這樣推崇他的，甚至上還編造出他如何如何地“孝”，事先準備好與父的絕交信，以便洗清父嫌的故事）。
現實的策略考慮（還有感情因素）使他們不能不從理論口號的高處走下來，從現實出發設計他們的行動方案，對君主的態度如此，對民權的鼓吹也是如此。當他們發現他們麵對的是受幾千年愚民政策毒化，知識水平低下的一般老百姓時，當他們發現這些老百姓對他們救國為民的變法舉動根本不理解甚至誤解時，他們就不再迷戀於興民權的種種“益處”了。至少維新派在湖南的社會改革運動在民眾中的命運“教訓”了梁啟超他們，他們意識到了興民權必須有個程序的問題，興民權必須先開民智。首先要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其次還要灌輸西方近代政治常識，否則不會選舉不會開會，不知義務不明責任，民權根本就興不起來。梁啟超到了時務學堂當總教習後曾對陳寶箴講：“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也矣，然民權非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這種說法像他們熱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樣，往往會導致西方統治東方的殖民邏輯，但是那個時候的他們，看問題往往就像他們僅有的數學常識歐幾裏德幾何學（這是最早引進中國的西學）一樣，是平麵上直線運動，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作怪，很輕易地就借民智不開的大棒，打掉了一般老百姓的民主權利。
開民智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工作，他們當時還沒有能力想到後來胡適博士想出的“幼稚園民主”的辦法，在現實變法政治的急切需要麵前，他們很快就把工作從開民智轉為“開紳智”，把口號從“興民權”改為“興紳權”。“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
士紳階層是中國社會的文化精英，有知識、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議政幹政的傳統。士為四民之首，紳為無冕之官，在中國社會，抓住了士紳，問題就解決大半，至少在太平年景是如此。但士紳們同樣昧於世界大勢，同樣不知近代政治為何物，同樣不會開會和選舉。更有甚者，“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收檢。袌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所以欲興紳權，必開紳智。梁啟超說：“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偽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為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
開紳智、興紳權，有兩種途徑。一是興辦學會，在當時的條件下，康，梁等人認為組織學會，可以提高士紳的西學水平，使他們了解世界大勢，更重要的是可以組織起士紳議政、參政，參加變法。梁啟超曾專門著文，以類八股文的形式一比一比地將學會的目的、辦法、內容、功能等等排了出來：
臚陳學會利益，專折上聞，以定眾心，
建立孔子廟堂，陳主會中，以著一尊；
貽書中外達官，令鹹捐輸，以厚物力，
函召海內同誌，鹹令入會，以博異才；
照會各國學會，常通音問，以廣聲氣，
函告寓華西士，邀致入會，以收他山；
谘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備儲藏，
盡購已翻酉書，收庋會中，以便借讀；
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
廣翻地球各報，布散行省，以新耳目；
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
大陳各種儀器，開博物院，以助試驗；
編纂有用書籍，廣印廉售，以啟風氣，
嚴定會友功課，各執專門，以勵實學；
保選聰穎子弟，開立學堂，以育人才，
公派學成會友，遊曆中外，以資著述。
這樣的學會，集學校、研究院、出版社、編譯館、博物院、圖書館以及試驗室於一體，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康梁等人也確如此操作過，像編西學書目，購譯西書，出報刊等等，在北京辦強學會時，由於全北京連一幅世界地圖都找不到，沒辦法，隻好派人從上海覓得一幅，全會上下，視若拱璧。但是，像梁啟超描繪的那種學會，在維新運動期間，一個也沒有出現過，顯然，在啟蒙時期，不具備這個條件。而且，即使辦起了就像梁啟超說的那樣的學會，也還是像個以啟蒙為主的“窗口”。在那個披榛辟莽的年代，即使才華橫溢如梁任公，想象力也是有限的。
開紳智興紳權的第二種途徑是開辦“短訓班”，梁啟超曾為湖南的新政出過這樣的主意：
先由學會（指南學會--筆者注）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鹹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勵之；多延通人，為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為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為各州縣分會之議員，複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
這種短訓班，有教學，有實踐，如果認認真真地辦起來，應該是有成效的。
實行民主，倡導民權的確應該與開啟民智聯係起來，行使民主權利也與使用者的知識水平有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知識的人就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剝奪他應享的權利。西方的代議製民主政體並非是等到全民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了才建立的，而不發達國家也決非隻配專製政體的統治。政體與一個國家人民的教育水平的般配並非是絕對的。對於中國來說，雖說近代知識尚欠缺，但農村中的識字人數在不發達國家是名列前茅的。農民們在農村辦自己村社的事時，能夠有良好的自治能力，稍加訓練，就可以部分地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實踐證實了這一點（實際上這種實踐就包含了胡適幼稚園民主的內涵）。
當然，我們不好去苛責前人，在那個時代倡導民權的人，除了自身濃厚的英雄史觀而外，在接受西方政治學的時候，也順便受了老師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其實梁啟超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權的說法就來自於李提摩太。當年的帝國主義者，就是以這種理論借口，剝奪了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當然，這種理論也有真假難辨的“合理性”摻雜其間，即民主權利的充分行使，的確需要依賴全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用這種合理性的東西摻進去，再經過幾個巧妙的轉換，殖民統治就合理合法了--要想獨立嗎？要想民主嗎？你們等吧，等到你們都有了知識再說，就算你們等到了那一天，而我們宗主國的人還是比你教育水平高，所以殖民統治還是合理的。
開民智與政治改革多年來被人說成了像那個古老的命題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樣麻煩，是先開民智還是先搞政治改革，這對於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個必須同步進行，而且也隻能同步進行的程序，雖然步子可能有時此一方會大一點，有時彼方大點，但誰缺了誰都將是不可能的笑談。
四、議員和議郎
西洋的議院，自王韜開始，一直是中國思想家所關注的熱點。留學英國的嚴複，一有空閑，就愛鑽到英國議院去旁聽，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們，也常把觀察議院開會當成一件趣事和要務。從中國人直觀的感覺出發，他們敏感地發現這是中西政治中差別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處。也可以說，議院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個無法消釋的“結”，更是一個“神話”，一個可以呼風喚雨的神話。
當然，在王韜那個時候，他對議院的認識還相當浮淺，認為議院的作用就在於使統治者以通下情。“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而英國政治，“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固而“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負地認為，議院政治實在是中國古已有之，而議院在泰西的存在，“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後來的何啟、胡禮垣由於長期在西方受教育，並在香港從業，雖然對西方議會政治認識較清楚，但他們基本已遊離於本土知識界，所以他們的認識，並不代表中國士人的認識水平。而鄭觀應的看法幾與王韜相同，他說：“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並吞四海，無難也。”
接力棒遞到維新派的手上，他們畢竟是比前輩進步了，雖然沒有出國實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學的書籍還是能找到幾本，所以，他們對議院的認識比王韜他們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雖然也重彈了前輩設議院以通民情的老調，認為中國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但議院的功能則是“俾輪班人直，以備顧問。並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而議員的產生則是“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而且“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宜示天下’。把議院的產生、換屆以及議政、立法的功能都說了出來，而且除了“輪班人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議會當時的情況。看起來，“康聖人”的書是比王才子讀得多一點。不過，“康聖人”的議院，卻沒有議院之名，隻是讓皇帝“開武英殿”，而議員也不叫議員，“因用雙製，名曰議郎”，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啟超，居然進一步論證了“議郎”這種古以有之貨色的根據。他曾專門寫過一篇《古議院考》，他居然考證出中國古代雖無議院之名，但卻有議院之實。在他看來，議院的思想，實在可以從儒家經典中找到根據。比如《禮記》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裏“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類，都講的是議院的實質內容。又著重考證了他老師提到的“議郎”，他認為其實漢代的議員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諫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議郎。他提出證據說東漢王隆的《漢宮解詁》裏講“議郎不屬署，不直事，國有大政、大獄、大禮，則與二千石博士會議”。而且漢朝官製，高級官員還有“議曹”的名目，也屬於古之議員。甚至，他連清朝入關的“八王共議國政”的軍事民主製的殘餘，也說成有議院之風。
很明顯，梁啟超這種考據是為政治服務的，很難做到科學和合理，目的就是為了給議院這種躉來貨找點傳統的依據。漢代的議郎不過是皇帝宮中中下級的屬官，係一種低檔次的顧問與谘詢侍衛，有時也參加禦前會議、宰輔會議和百官會議，他們在相權尚十分囂張的漢代，實際上是作為皇帝的幫閑來出席會議的，在會上隻能為皇帝幫腔起哄，作用與地位都非常低微。相對來說博士作為太常（九卿之一）的屬官，位列清要，在上述會議上倒是樂於也敢於發言，因而參政議政的分量要大得多。但也談不上是什麼議員，因為即使在漢代，這三種會議並不常開，即使開，一般也是實際控製局麵的帝或者相說了算，發言權還是以官階的大小為準。漫說並不敢多說話的議郎，就是敢於直言的博士們，說了話有沒有人聽也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