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康有為炮製《孔子改製考》來“托古改製”一樣，這種拾“西學中源”論之牙慧的行為，固然有其積極作用，可能會減少一些人對開議會的心理顧慮，也可以拿它去掩守舊派的嘴，當然掩得住掩不住另當別論。不過，在維新派已經下定決心在中國掀起一場政治變革的風暴之時，還這樣遮遮掩掩地搞這種牽強附會的“托古改製”，實在是弊多利少。對於有百多年樸學傳統的晚清學界，盡管理學複興、今文經學再生，但乾嘉遺風猶在，梁啟超搞的這套考據把戲，明眼人不用查書，一看便知是牽強穿鑿之說，要蒙，也隻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曉唐宗宋祖為何許人物的三家村學究，而稍有功底的學人都會大搖其頭，守舊者以為你在欺世售奸，維新者也會很不以為然。嚴複在讀到梁啟超這篇《古議院考》之後，寫信給這位才子批評他憑空臆斷，穿鑿附會，在嚴複看來，把議院的民主製度說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對君主專製製度的批判，而君主專製製度才是中國長期落後的根源。
作為思想家，嚴複無疑要比梁啟超深刻，他的懷疑是正確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讓人們明了君主專製製度之弊，就無從確立新的民主製度。如果維新派也承認漢代有議院，那麼就等於說漢代已是民主製度，反過來，守舊派就可以援引漢代的種種專製實跡而證實他們所維護的“祖宗之法”與“祖宗之製”的合理性，這樣一來，康梁等人豈不等於自請入甕？
經過嚴複這麼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從此以後，他們就直接提議院、議員而不大提“議郎”了。
自王韜、鄭觀應始，中國先進士人就對議院有一種近乎幻想似的迷戀。由於缺乏對議會政治的直觀感受，更不曉得議會政治的具體運作，他們往往把議會理想化，想當然地將西方所有的成就都歸之於議會政治。這種傾向到了康梁那裏，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康梁之後，這種議會神話仍舊傳遞了下去，無論是立憲派的請願，還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議會政治都是他們不逾的誌向，也是他們改變中國的最大寄托）。梁啟超曾捺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大呼：“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議院之設，上可集眾官之智慧，中可聽取民眾的呼聲，下可借以發表對國政的意見。可以使全國上下通情，君臣歡洽，舉國團結（合群），同心協力地建設國家，走向富強。事實上，梁啟超已經把開議會作為治療中國人一盤散沙毛病的一種藥方。孫寶镟在當時有過一種設想十分有趣，在康有為的《大同書》尚未麵世之前，向人們展示了一種他關於議院的憧憬和理想。在他的理想社會裏，議會居然成了社會的骨架：“吾思數千年後，地球諸國及省府縣鄉，道裏廣狹必悉同。鄉立議院，家出一人人，議治一鄉事。縣立議院，鄉出一人人，議治一縣事。府立議院，縣出一人人，議治一府事。省立議院，府出一人人，議治一省事。國立議院，省出一人人，議治一國事。合大地立一議院，國出一人人，議治萬國事。當是時也，國無強弱，家無貧富，人無尊卑，無仁暴，無愚智，所謂遠近大小若一，蓋合符也。”顯然，梁啟超他們沒有親身經曆過西方議會開會時的情形，更不了解議會政治必須與政黨政治相配套，而政黨在議會中的活動恰恰是以競爭為主要特征的，議會開會就是在辯論或者說是在爭吵，而其背後則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聯合、分化、重組，再加上遊說與交易談判，議會政治至少從外觀上像個吵吵鬧鬧的“瘋人院”。像中國維新派所想象的那種通過議會開會達到上下一致、全國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對外宣戰，也有人提出反對動議或者投反對票。議會的作用在於民主議政，在於集中多數意見最大限度考慮合理性地立法，更在於將政治過程公開，通過政黨間的競爭達到監督和優化選擇，也是為了與行政與司法部門分開，達成一種權力的製衡，在動態中保持政治係統的穩定，不致於因行政首腦個人的因素影響政治大局。這一切，當時的維新派中的多數是不可能了解並體會的。
議會畢竟隻是一種政治製度的內容，代議製的確是西方各國政治製度的共同點，但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又有各自的特點，其功能與運作形式也不盡相同。議會政治不是能夠單獨存在的政治製度形式，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製度、機製與政治文化環境相配套，議會非但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會成為禍亂之源。說到底，製度並非神通廣大的魔棒，隻要揮舞起來，就會立即出現奇跡。當然，這個道理，中國人在辛亥革命之後才有人懂得了一些。對於梁啟超來說，他是自組織進步黨參加議會競選而後又作為內閣成員麵對大打出手、墨盒亂飛的開會場麵之後，原來過於理想的議會圖景才逐漸消失。
頗為令人奇怪的是，曾經把開議會作為政治改革中心內容，並且幾乎把議會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維新派，在百日維新開始後，居然十分輕易地放棄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議郎”又變成了製度局的“才雋之士”。製度局與議會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這一點連康有為自己也清楚。製度局更像是一個光緒的新軍機處，而希望入選其中的康梁譚諸人則是沒有頭銜的軍機大臣，是首輔更是宰相。
使他們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態度與變法改治的現實，為了能夠迅速而盡量減少障礙地進入中樞，指導變法，犧牲一下理想當然也是可以的。康有為雖然從書上知道議會如何如何的好，但“紙上得來終覺淺”，進入政治現實之後，他還是更習慣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傳統的議政、輔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為傳統士人出身的他，血管裏流的都是這種出將入相、致君堯舜的血。
使他們暫時擱置議會的原因是出於對民智不開的憂慮。就在梁啟超考證了一大通古議院之後，他的結論居然是當今的中國不宜開議院。（古已有之，為何今日不可？）“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而在當時，並非所有的維新派都認為隻有等到民智已開才能開議院的。譚嗣同和林旭在百日維新期間就曾主張開議院。而孫寶镟也認為；“荀開議院，則無論民智民愚，皆可不亂。何也？議院開而行公舉，則貪虐之吏必盡去，而民之貧困者漸少，盜賊不起，亂何由作乎？”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認為即使民智不開，也要開議院。到底誰對呢？從現實策略來看，康有為可能更合理一點（但同樣碰到了西太後的痛處），而從理論上講，也許孫寶璿也不無道理。
五、西式的開會與中式的清談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開會隻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還真是一件必須要有人教的難事。孫中山先生寫過《民權初步》，其中有些內容就是告訴人們如何開會。也許他是聽說了國民黨成立之初開大會，主持人宋教仁當場挨了女豪傑唐群英的耳光，差一點就把會給攪黃的故事。後來的魯迅也曾寫過文章教人們怎麼開會，其中一條建議就是會不要開得太長，如果開長會就最好準備一些麵包，以防人們因饑餓而心情煩躁雲雲。
就像中國人乍進入近代生活不會使用洋槍洋炮，好長時間兵丁們瞄準射擊時眼睛不看著前方一樣，就像中國人沒見過工廠與機器，擔心大煙筒會把自己吸進去而不敢進工廠一樣，就像中國人乍見照相機以為它能將人的靈魂吸進去一樣，中國人也不會開會，不懂開會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這種程序，不懂開會也要有規矩，更不知道要遵守這些規矩。中國官吏們以前也有過開會的經曆，像禦前會議什麼的，但那與其說是會議，不如說是皇帝的換個提問，一旦沒有了天然的權威，傳統的中國人似乎開不成會。
但是，中國士大夫卻從來都是喜歡結社議事的。東漢的太學生們與外戚鬥，與宦官鬥，小會議政，大會聲討乃至行動，最終釀成黨錮之禍。曹魏時的建安七子的詩酒酬唱，好朋友死了還一塊兒到他墳上學驢叫。魏晉之際政治環境惡劣，竹林七賢不敢議政，還是湊到一塊兒吃藥，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結社最盛，東林黨、複社、幾社，都是幹政議政的好驚夥。一群群誌同道合或者說臭味相投的文人，湊到一塊兒，或是詩酒女人，或是譏訕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歐陽修的《朋黨論》，屢頒禁令限製文人結社，嚴禁處士橫議。但據說還是沒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製力銳減，不僅朋黨出來了，士大夫的清談也再次光複舊觀。清流黨人不論牛角牛腹還是牛尾與眾多的牛毛，看來都免不了士大夫幹政之嫌。而甲午之後，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當成了清議的據點。
士大夫清議是沒什麼規矩的，既無主題，又無目的，更無程序和規矩，大家湊到一塊兒，七嘴八舌，你言我語，能從軍機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腳，還免不了要夾著茶點和酒菜佳肴乃至於鴉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藝俱佳的名妓的調和。
應該承認，這種士大夫的清議也是能議出些名堂來的，比如明代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鬥法，許多主意肯定來自清議；晚清清流黨人的許多好的彈章，也由清議而孕育。清議也有威懾力，東漢臧否人物的月旦評，就使官宦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較起近代政治的開會來，士大夫清議就顯得太無目的性，無計劃性，太隨意，太沒有約束力了。
維新運動是中國先進士人開始學習西方政治規則的一次實踐，很顯然，剛剛從士大夫脫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還留在傳統的維新派及同情、讚同變法的士大夫們，對西方政治的一切尚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態，而且他們似乎還不屑於請教如何開會這種瑣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維新派組織的各種學會的會場之中，還仍舊按老習慣行事。
在組織強學會時，毫無經驗的維新派常常控製不住局麵，開會議事不是成了康有為一人演講的獨角戲，就變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議而無決的“舉座不歡”之局。而開會與“遊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遊的“會”倒開得好一點。開會時來看熱鬧的居多，雖有時“士夫雲從”，但喧嚷異常，像是在逛廟會。最終不待頑固派參劾，會中已因意見參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為由此得出教訓竟是：“從來意見不合，是以害事。”
其實，作為一個團體，意見不合是應有之義，開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討論和協商達成共識，達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異，或者通過最後的表決以形成多數意見。如果是一唱百喏，那麼這個會也大可不必再開了。康有為大概是習慣了萬木草堂那種眾星拱月，親善友好的氣氛，碰到了京城一個個誰也不服誰的京官們，難免有點調轉不開。
不管怎麼說，通過強學會等學會的實踐，維新派還是積累了組織團體的經驗，也有了開會的經驗，及到1898年再開保國會的時候，準備就比較充分了。預先製定了一些章程和規矩，其中對於如何開會就製訂了“保國會講例”：
一、會中人數既多，談話難合，外國開會，皆有演說，由眾公舉，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題宣講，以便激發而免遊談。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眾公舉或投閹密舉。
三、投閹者席前各置紙筆墨及一碗，聽客書自己姓名，及所舉之人，彙齊置中間一案，一人開閹，一人宣讀。
四、公舉宣講之人，當擬出數題宣講。
五、擬題當關切保國、保教、保民、保種、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六、凡宣講者既為大眾公推，可在中堂宣講，以便聽講者，四麵環聽，講畢仍就旁坐。
七、每會可公推數人轉講，每講酌定鍾數，以一時為度。
八、聽講者，東西北向三麵環坐，其曾被舉宣講之人，講畢，複聽講者，亦就聽講之位。
九、同會有欲問辯者，須待講畢乃問，或條寫出，惟有意法難，及瑣碎無關大旨者，講者可不答。
十、辯問可同時二人並問，不得過二人以外。
十一、凡問辯者，起立乃問，問畢乃坐，其望遠者，就坐前問亦可，講者起立聽候，問者複坐，乃坐，聽者不起。
十二、講畢隨意同人談論，及入茶室茶點，去留皆聽自便。
十三、宣講者於講時供茶。
十四、講時客複到者，隨意就坐，不必為禮，以省繁囂，有事不待講畢，而先行者亦聽。
十五、講時會中聽者，不得談論，致喧嘩亂聽。
十六、公推宣講之人，以多者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講。
十七、講時皆立書記人寫所講者，有答問者亦錄之，彙登時務報，並將每會姓名，皆登時務報端，並譯登外國報以告天下。
十八、散講及講前隨意談話者不錄。
這份由康有為親擬的“開會章程”，非常詳細，以致讓今天的我們看了感到囉嗦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講式的開會之外，其他諸如辯論、討論、議事、表決等種種開會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為原來的計劃裏，是打算將保國會辦成一個準政黨，可在操作中，他依舊按書院教育的框架來辦，隻指望有講的有聽的，還有提問。活像是萬木草堂的北京版。
當然，畢竟與在廣州辦學時不大一樣，因為在保國會裏，他不可能再以老師的身份出現，而且他也知道隻有把保國會辦成一個會眾的講壇，才會起到應有的作用。
也許是吸取了從前辦會的經驗教訓，也許就此請教了他們的良師外國傳教士。總之，這個“講例”中出現了許多古代文人結社所沒有的東西。反過來我們可以從這一條條繁瑣而縝密的規定中，看出他們從前開會的種種毛病。
比如推舉演講人的程序，“講例”規定得很詳細，共有四條之多，而這種事在現代，寫上一句就足夠了。由此可見，在這以前，大家並不知道應該推舉演講人和怎樣推選。
再如“講例”規定演講要切題，可見以前離題千裏的事經常發生。還規定演講人要限定時間，由此可見以前是沒有時間概念的。
還有規定提問須講完再問，同時提問最多不能超過兩人，以及問及瑣事和有意為難可以不答，可見從前提問常常隨意進行，七嘴八舌，別有用心的人往往還有意刁難。
最有意思的是規定遲到的人請隨意就座，不必為禮。從前出現這種情況，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亂不已，這個剛剛安頓好，又進來一個，再一通忙亂，而且中國人又喜歡遲到，如是這般，一次開會有幾個遲到的，會就幾乎給攪黃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為將開會的演講人推舉、提問、答辯、會中紀律以及書記員記錄都規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記了主持人這一條，主持人誰來做？做什麼？一點也沒提起，是不是他以為他自己就是當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為如此良苦用心，規定得一條條明明白白，可是保國會開起會來仍然士大夫積習不改，大家散散漫漫，與往昔清談別無二致。一位同情變法的京官名為李宣龔者在致友人的信中說：“迨保國會發起，弟雖到過一兩次，其實不過逐隊觀光，並不識有所謂政治思想。即如開會第一日，南海（康有為）演說俄羅斯問題，容純甫、沈子培諸人均在場，而楊叔嶠偏當眾假寐。八月難作，叔嶠且列康黨，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聽眾，爾我漠不相屬，論議未畢口口狼藉，此真鄭稚所謂保國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這裏需加一點說明，楊叔嶠即六君子之一的楊銳，他的“假寐”大約是出於士大夫積習，並非有意讓保國會出醜，或者蔑視維新派。容純甫即為容閎，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與其弟均為變法的熱心參加者。
從這些記敘上看，當年康有為他們真的是不容易，將這一群散漫慣了的士大夫組織到一起，召集他們開會，簡直比放牧野馬還難。開會時提問刁難還是小事，有的人開過幾次會，書記員將之列名會中，可題名錄一公布，人家就不幹了，反而來問罪。說起來中國到戊戌年，大門已經讓洋鬼子轟開了五十幾年了，可是大多數在京城的士大夫對於西方政治還是一知半解，有的連一知半解都沒有，維新派在這樣的環境中鬧變法，焉能不步履維艱？
與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識需要學習一樣，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樣需要實踐。從本質上講，沒有通過訓練的中國士兵不能使用洋槍洋炮，同樣，沒有經過訓練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樣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們看起來再“常識”不過的東西，在那個時候，卻是很多有學問的人都做不好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開會這個問題上，那時許許多多學富五車的士大夫，其知識水平不抵我們今天小學校裏一個主持過班會的少先隊中隊長。關於如何立題，製定程序，付諸表決，投票等等事項，那些大人先生們都不懂。
戊戌變法真名符其實是一場啟蒙運動，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場啟蒙。可惜的是後一種意義的啟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經過運動由康黨轉向革命黨的人們，仍然不太會開會，不得不由孫中山出麵再來補課。其實，這種課還是要上下去的好。
六、上書言事與民主議政
在曆史上各個朝代中，清朝是個偏於保守的朝代，臣民上書言事是受到限翻的。四品官以下，不許直接上書皇帝，一般中下級官吏如有上書，須由高級官員轉奏。嘉慶繼位後，下詔求直言，但身為翰林院編修的洪亮吉上萬言書仍須由別人轉奏。如果是布衣的話，想上書隻能通過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權視其內容是否適宜，決定是否轉遞。由於有這麼多關卡和刁難，實際上很少有平頭百姓的上書能上達“聖聽”，顯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來自布衣的“奏折”，就連官員們的單獨上奏也是皇帝賦予的一種特權。皇帝主要是依靠監察係統的耳目來了解下麵的情況，還利用官製設置上的相互牽製，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瞞。
也可以說，作為清朝的皇帝，他們絕不想與老百姓直接打交道，隻指望牢牢地坐在寶塔頂端，隱在深宮裏永遠保持帝王的神秘性，這也算是一種統治特色。
清朝統治是最徹底的肉食者謀，隻有做到了高官，才有發言權。清朝繼承明製，製度上的興廢不多，而且總體實行的是簡政政策，地方上賦稅征收手續簡單，各種政策大都依舊例進行，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不僅不需要多少創造性，而且習慣於守舊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龔自珍說的那樣，“萬馬各喑”雖然可哀，畢竟可以維持下去。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統治機器的腐朽，清朝統治是越來越缺乏活力，整個官僚體係暮氣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為為官者必須遵循的原則。乾隆後期以來，統治已是千瘡百孔，運轉不靈，本來並不嚴重的白蓮教起義，剿了幾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綠營兵也不中用，不得已隻好招募鄉勇，又要加以苛練，結果反而使鄉勇變成了義軍。嘉慶上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將白蓮教起義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發生了林清起義，居然打到了皇宮，嘉慶在“罪己詔”中“筆隨淚灑”地痛訴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卻不肯稍稍改一改“不開言路”的舊製。嘉慶死後，兒子道光雖說敢於執槍射落一爬皇宮宮牆的義軍，但治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