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我講的是德國人和英國人，是嚴肅的清教徒，學者和企業家，在巴黎至少還有鑒別力，還有人講究風趣。不錯，巴黎是目前世界上最喜歡談天和讀書的城市，最喜歡鑒別藝術，體會各種不同的美，外國人覺得巴黎的生活最有趣，最有變化，最愉快。然而盡管法國的繪畫勝過別國，連法國人自己也承認比不上文藝複興期的意大利繪畫。總之性質是不同的：法國的繪畫表現另外一種精神，向另外一些精神說話；在法國畫上，詩歌，曆史，戲劇的成分遠過於造型的成分。對於美麗的裸體，簡單而美好的生活，法國繪畫感受太薄弱，它在各方麵用盡功夫要求表現遠方與古代的真實的場麵，真實的服飾，表現悲壯的情緒，風景的特殊麵目。繪畫變了文學的競爭者，和文學在同一園地中探索發掘，同樣求助於不知厭足的好奇心，考古的嗜好，對於緊張情緒的需要，精細而病態的感覺。繪畫盡量把自己改頭換麵，迎合市民。而市民就苦於工作的疲勞，受著室內生活的拘囚，腦中裝滿著雜亂的觀念，渴望新鮮的事物，曆史的文獻，強烈的刺激，田野的寧靜。15世紀與19世紀之間發生一個極大的變化；人的腦子裏所裝的東西，所起的波動，變得異乎尋常的複雜。在巴黎，在法國，人都過分緊張。原因有兩個。——先是生活昂貴。大批日用的東西變得不可或缺。便是生活樸素的單身漢也需要地毯，窗簾，靠椅；成了家，還得有幾個擺滿小玩藝兒的骨董架，一套所費不貲的漂亮設備和數不清的小東西，既然都要花錢去買而不能像15世紀那樣在大路上攔劫或沒收得來，就得辛辛苦苦用工作去換取。所以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勤勞艱苦中消磨的。——除此以外，還有向上爬的欲望。我們既然組成一個民主國家，一切職位都用會考的方法分派，可以憑毅力和才能去爭取，人人心中便隱隱約約存著當部長或百萬富翁的希望，使我們的心思，事情，忙亂，又加上一倍。
另一方麵，我們現在共有一千六百萬人口，不但為數很多，而且太多了。巴黎是出頭的機會最多的城市，一切有才智，有野心，有毅力的人，都跑來你推我揉的擠在一起。京都成為全國人才與專家薈萃之處；他們把發明與研究互相交流，互相刺激；各種書報，戲劇，談話，使他們感染到一種熱病。在巴黎，人的頭腦不是處於正常和健全狀態，而是過分發熱，過分消耗，過分興奮；腦力活動的產品，不論繪畫或文學，都表現出這些征象，有時對藝術有利，但損害藝術的時候居多。
15世紀的意大利可不是這樣。沒有上百萬的人擠在一個地方，隻有人口五萬，十萬，二十萬的城邦；其中沒有野心的競爭，好奇心的騷擾，精力的集中，過度的活動。一個城市是社會的精華所在，不像我們這兒是一大群普通人。並且當時對舒服的要求不大；人的身體還強壯，出門旅行都是騎馬，很能適應露天生活。宏大的府第固然壯麗非凡，但現代的一個小布爾喬亞恐怕就不願意住；室內又冷又不方便；椅子上雕著鍍金的獅子頭或跳舞的山神，都是第一流的藝術品，但坐上去其硬無比；現在一個最普通的公寓，一所大屋子裏的門房，裝著熱氣設備，就比利奧十世和尤利烏斯二世的宮殿舒服得多。我們少不了的小小的享用，當時的人都不需要。他們的奢侈是在於美而不是在於安樂；他們心裏想的是柱頭和人像的高雅的布置，而非廉價買進一些小骨董，半榻和屏風。最後，高官厚爵與大眾無緣，隻能靠武功與君主的寵幸得到，隻有幾個出名的強盜，五六個高級的殺人犯，一些諂媚逢迎的清客才有份；劇烈的競爭，螞蟻窩似的騷動，像我們這樣作著長期不斷的努力，個個人想超過別人的情形，在那個社會裏是看不見的。
這種種都歸結到一點，就是那時的人比現代的歐洲人和巴黎人精神更平衡。至少對繪畫來說是更平衡。要繪畫發達，土地不能荒蕪，也不能耕耘過分。封建時代的歐洲是大塊堅硬的泥土；今日卻支離破碎了；從前，文明的犁還沒有犁得充分；現在犁的溝槽太多了，數不清了。要單純壯闊的形體從提香和拉斐爾手中固定在畫布上，必須他們周圍的人腦子裏自然而然產生出這一種形體；而要它們自然而然的產生，必須“形象”不受“觀念”的阻抑和損害。
這句話極其重要，讓我多解釋一下。文明過度的特點是觀念越來越強，形象越來越弱。教育，談話，思考，科學，不斷發生作用，使原始的映象變形，分解，消失；代替映象的是赤裸裸的觀念，分門別類的字兒，等於一種代數。日常的精神活動從此變為純粹的推理。如果還能回到形象，那是花足了力氣，經過劇烈的病態的抽搐，依靠一種混亂的危險的幻覺才能辦到。——這便是我們今日的精神狀態。我們不是自然而然成為畫家的了。我們腦中裝滿混雜的觀念，參差不一，越來越多，互相交錯；所有的文化，本國的，外國的，過去的，現在的，像洪水般灌進我們的頭腦。留下各式各種碎片。比如你在現代人麵前說一個“樹”字，他知道那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樣家具；他把這個符號放進頭腦，插入一個分隔清楚，貼著標簽的格子裏；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理解。我們看的書報和我們的知識在我們精神上堆滿抽象的符號；我們憑著調度的習慣，以有規律的合乎邏輯的方式，在各個符號之間來來往往。至於五光十色的形體，我們不過瞥見一鱗半爪，而且還不能久留，在我們內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輪廓，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記住形體，有個明確的印象，那是全靠意誌，靠長期的訓練和反教育的力量。所謂反教育是把我們受的普通教育硬扭過來。這種可怕的努力不能不產生痛苦和騷亂。現代最善於用色彩的人，不論文學家或畫家，都是耽於幻象的人，不是過於緊張，就是精神騷動72。——相反，文藝複興期的藝術家是千裏眼。同樣一個“樹”字，頭腦還健全而簡單的人聽了立刻會看到整棵的樹：透明和搖曳的葉子形成一個大圓蓋，黝黑的枝條襯托著蔚藍的天空，皺痕累累的樹身隆起一條條粗大的筋絡，樹根深深的埋在泥裏抵抗狂風暴雨，所有這一切曆曆如在目前；他們的思想決不把事物簡化為一個符號與數字，而是給他們一個完整與生動的景象。他們能毫無困難的保留形象，毫不費力的召回形象；他們會選擇形象的要點，並不苦苦追求細節：他們欣賞他們心目中的美麗的形象，用不著那麼緊張的把形象扯下來拋到外麵去，像從身上揭掉一塊活剝鮮跳的皮似的。他們畫畫，好比馬的奔跑，鳥的飛翔，完全出於自然。那個時代，五光十色的形體是精神的天然語言；觀眾對著畫布或壁畫觀賞形體的時候，早已在自己心中見過，一看就認得。畫上的形象對觀眾不是陌生東西，不是畫家用考古學的拚湊，意誌的努力，學派的成法，人為的搬出來。觀眾對色彩鮮明的形體太熟悉了，甚至帶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禮中去，圍繞在自己身邊，在畫出來的圖畫旁邊製造出活的圖畫來。
你們看看服裝吧，差別有多大！我們穿的是長褲，外套，陰森森的黑衣服；他們身上卻是盤金鋪繡的寬大的長袍，絲絨或綢緞的短褂，花邊做的衣領，刻花的劍和匕首，金繡，鑽石，插著羽毛的小圓帽。所有這些華麗奪目的裝飾，如今隻有婦女才用，當時卻用在縉紳貴族的衣服上。——再看那些光怪陸離的賽會，每個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禮，馬隊遊行：那是上至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愛的娛樂。——米蘭公爵加萊亞佐·斯福爾紮1471年訪問佛羅倫薩，帶著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綢著緞的當差，二千個貴族和隨從，五百對狗，無數的鷹；路費花到二十萬金杜加。——聖西斯托紅衣主教彼得羅·裏阿裏奧，款待一次費拉爾公爵夫人，花了二萬杜加；然後他遊曆意大利，隨從的眾多，場麵的豪華，人家竟以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73。——勞倫特·特·梅迪契在佛羅倫薩辦一個化裝大會，表演古羅馬政治家卡米耶的勝利。大批紅衣主教都來參觀。勞倫特向教皇借一頭巨象，因為像在別的地方，教皇送了三隻豹來，還為了身分關係不能來參加盛會，表示遺憾。——盧克雷斯·博爾賈進羅馬的時候，帶著兩百個盛裝的女官，騎著馬，每人有一個紳士陪隨。——貴族和諸侯們的威武的姿態，服裝，排場，給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經的演員排著儀仗遊行。從編年史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隻想及時行樂，把人生變做一個盛會。他們覺得為別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緊的是讓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華的大規模的享受。的確，他們也沒有別的事情要做：我們對政治與慈善事業的關切，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沒有國會，沒有會議，沒有報紙；出眾的人或有權有勢的人，沒有什麼議論紛紜的群眾需要領導，不必考慮公眾的意見，參加沉悶的辯論，提供統計的數字，為道德問題或社會問題打主意。意大利的統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權力靠暴力奪取，也靠暴力保持。他們空閑的時間就叫人建築，畫畫。富翁與貴族同霸主一樣隻想尋歡作樂，羅致美麗的情婦，雕像，圖畫，華麗的服裝，安插一些間諜在霸主身邊，打聽有沒有人告密，想殺害他們。
他們也不為宗教煩惱或操心；勞倫特·特·梅迪契，亞曆山大六世，或路多維克·斯福爾紮的朋友們，不想辦什麼傳道團體去感化異教徒，籌募基金去教育群眾，提倡道德；那時意大利人對宗教非但不熱心，而且還差得遠呢。馬丁·路德滿懷著信仰，誠惶誠恐的來到羅馬，結果大為憤慨，回去說：“意大利人目無神明達於極點；他們嘲笑純正的宗教，挖苦我們基督徒，因為我們樣樣相信聖經……他們上教堂的時候有句話：我們去遷就一下群眾的錯誤吧。——他們還說：倘若我們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會有快樂的時候了。我們隻要顧著體統，不應該樣樣相信。”——的確，群眾的氣質就是異教徒：而有教養的人是因為受了教育而不信神的。路德還深惡痛絕的說：“意大利人不是作樂，就是迷信。平民害怕聖安東尼和聖塞巴斯蒂安遠過於基督，因為那兩位聖徒會叫人生瘡。所以禁止小便的地方，牆上都畫著聖安東尼的像，手裏拿著火槍。他們就是這樣生活在極端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訓誡，不信肉體的複活，靈魂的永生，隻怕暫時的創傷。”——很多哲學家，或是暗地裏，或是半公開的反對神的啟示和靈魂的不滅。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到處受人厭惡。詩人如阿廖斯托，威尼斯的盧多維奇，浦爾契，都在作品中猛烈攻擊僧侶，用大膽的隱喻反對教義。浦爾契寫了一首詼諧詩，每章開頭都放一句“和撒那”74和一段彌撒祭的經文。他解釋靈魂怎樣進入肉體，說好比把糖醬包在一塊熱騰騰的白麵包裏。靈魂到了另一世界又怎樣呢？“有人以為能找到美味可口的小鳥，剝光了的萵雀，軟和的床鋪，為了這緣故，他們才亦步亦趨地跟著修道士走。但是，親愛的朋友，一朝進了黑暗的山穀，我們再也聽不見‘榮耀吾主’的歌聲了。”
當時的道學家和傳教師，如布魯諾和薩伏那洛拉，對這種無神論和縱欲的生活大聲嗬斥。統治過佛羅倫薩三四年的薩伏那洛拉75對市民說：“你們的生活和豬一樣，隻知道睡覺，嚼舌，閑逛，縱酒，淫樂。”固然，傳教師和道學家說話有心粗聲大氣要人聽見，不免把話說得過分一些；但不論打多大折扣，總還留下些事實。從一般貴族的傳記中，從費拉爾和米蘭的公侯們或是無恥的或是精益求精的娛樂中，從梅迪契一家在佛羅倫薩的講究的享受或放肆的淫欲中，可以看出他們作樂的程度。梅迪契家族是銀行家出身，一部分靠武力，大部分靠才幹，當了行政長官，獨霸一方。他們養著一批詩人，學者，畫家，雕塑家；叫人在爵府裏畫神話中打獵和愛情的故事；在圖畫方麵，他們喜歡代洛和波拉伊沃洛的裸體，提倡風流逸樂，助長異教的巨潮。所以他們容忍畫家們荒唐。你們都知道弗拉·菲利波·利比拐逃修女的故事，親屬出頭控訴，梅迪契一笑置之。另外一次，利比替梅迪契家畫畫，因為一心在情婦身上，被人鎖在屋內，逼他完工；他把床上的被單擰成索子，從窗口吊下去逃走。最後，科西莫說：“把門打開；有才的人是天國的精華，不是做苦工的牲口；既不應該幽禁他們，也不應該勉強他們。”——羅馬的情形更糟：我不便敘述教皇亞曆山大六世的行樂，那隻能在他典禮官布爾克哈德76的日記中看；關於普裏阿普斯77和酒神的慶祝會，隻有拉丁文好描寫。利奧十世原是一個趣味高雅的人物，愛好優美的拉丁文和措辭巧妙的短詩；但他並不因此而放棄逸樂，不圖肉體的暢快。在他身邊，本博，莫爾紮，阿雷蒂諾，巴爾巴羅，奎爾諾，許多詩人，音樂家，清客，過的生活都不足為訓，寫的詩往往還不止輕佻而已；紅衣主教比別納為教皇上演的一出喜劇叫做《卡朗特拉》，如今就沒有一家戲院敢上演。利奧十世叫人把請客的菜做成猴子和烏鴉的模樣。他養著一個小醜瑪裏亞諾修士，胃口驚人，“能一口吞一隻白煮的或油炸的鴿子，據說他能吃四十個雞子和二十隻雞。”利奧十世愛狂歡，愛異想天開和滑稽突梯的玩藝兒；活潑的幻想和像動物那樣的精力，在他身上和別人身上一樣過剩；他最高興穿著長靴，套著踢馬刺，到奇維塔·韋基阿一帶荒野的小山上去打野豬麋鹿；他舉行的賽會也不比他的日常生活更合乎教士身分。後麵我要引用一個親眼目睹的證人，費拉爾公爵的秘書的描寫。把利奧十世的娛樂和我們的娛樂作一對比，可以看出規矩體統的力量在我們身上擴大了多少，強烈與放肆的本能減縮了多少，活潑的想象力如何屈服於純粹的理智；也可以看出那個半異教的，完全肉感而畫意極重的時代，精神生活不壓倒肉體的時代，距離我們多麼遠。
“星期日晚上我去看了喜劇表演78。蘭戈尼大人79帶我走進西波80府上的穿堂，看見教皇和一些年輕的紅衣主教都在那裏。他來回走著，讓身分相當的人一個個進去；預定的額子滿了，大家便走往演戲的場子。教皇站在門口，一聲不出給人祝福；他喜歡讓誰進去就讓誰進去。廳上一邊是舞台，一邊是梯形的看台，上麵放著禦座。外界人士到齊之後，教皇登上禦座，比地麵高出五級；許多大使和紅衣主教按級位坐在他周圍。觀眾大約有兩千，落座完畢，台上在笛子聲中落下一個布幔，畫著修士瑪裏亞諾的像81，好幾個魔鬼在兩旁和他打趣；中間寫著一行字：瑪裏亞諾修士的玩藝兒。然後奏起音樂。教皇戴著眼鏡欣賞美麗的布景，那是拉斐爾的手筆；出路和遠景畫得很好看，博得許多人讚美，教皇也欣賞畫得很美的天空。燭台刻成字母的形式，每個字母插著五個火把，拚成一句：利奧十世，至高無上的教主。——教皇的欽使出台說一段開場白，把喜劇的題目《冒充仆人》挖苦一頓，教皇和觀眾聽了大笑。我聽說法國人對《冒充仆人》的題材有點駭怪。戲演得不錯。每一幕完畢都有一段音樂做插曲，樂器有短笛，有風笛，有兩隻小喇叭，幾架三弦提琴和六弦琴，還有一架聲音變化特別多的風琴，就是我們過世的爵爺〔指作者本邦的君主〕送給教皇的。由長笛伴奏的獨唱很受歡迎；另外也有合唱，我認為不及其他的音樂節目。最後一次的插曲是莫爾舞，內容是關於戈爾戈內三女妖的神話，表演很好，但還不如我在爵爺府上〔作者本邦〕看見的那麼完美。節目至此為止。看客爭先恐後的擠出去，我不幸給小凳絆了一下，差點兒把腿扭斷。邦德蒙德被一個西班牙人猛烈的撞了一撞，便拔出拳頭揍他，這樣我倒容易脫身了。我的腿的確很危險，但不幸之中還有點補償，因為教皇給了我一個十足地道的祝福，態度非常親切。
“那一日的白天是賽馬：一隊西班牙馬由科爾內大人率領，服裝是各式各樣的莫爾式；另外一隊的穿扮是西班牙式，用亞曆山大裏緞做料子，裏子是閃光緞，緊身外麵照著披風；為首的是塞拉皮卡，帶著好幾名當差。第二隊一共有二十匹馬；教皇給每個騎師四十五杜加，所以號衣很漂亮，警衛和吹號的也穿著同樣顏色的綢衣服。他們在場上一對一對的朝著宮門賽跑，教皇站在窗口觀看。兩隊比賽完畢，塞拉皮卡的一隊向皇宮的另外一邊退去，科爾內的一隊向聖彼得教堂退去。然後兩隊人拿著棍子上場，互相衝刺攻擊，扭做一團，那景致煞是好看，而且沒有危險。場上頗有些出色的駿馬和西班牙種的小馬。第二天是鬥牛會，我以前說過，我和安東尼大爺在一起。結果死了三個人，傷了五匹馬；其中死了兩匹，一匹是賽拉皮卡的西班牙神駿，它把主人摔在地上，形勢非常危急，牛已經撲到他身上，要不是邊上的人拿槍刺著畜牲，它一定不會放鬆賽拉皮卡，要送他性命的。據說教皇嚷著：‘可憐的賽拉皮卡！’一疊連聲的歎氣。聽說晚上還演了一個修士編的喜劇……因為效果不大好，教皇吩咐不要跳莫爾舞，而用被單包著編劇的修士在空中甩來甩去，讓他高高的摔下來，合撲在台上；教皇又叫人割斷修士的吊襪帶，扯下襪子，可是那修士把三四個馬夫狠狠地咬了幾口。最後逼修士上馬，用手打他的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人家告訴我，修士回去在臀部貼了許多火罐兒，躺在床上，病得不輕。據說這是教皇要警戒其餘的修士，不敢再鬧修士脾氣。那一場莫爾舞使教皇大笑不置。——今天在宮門前麵舉行挑戒指比賽82，教皇從窗內觀看；獎金的數目早已寫好在盤中。然後是水牛賽跑：那些難看的畜牲忽而向前，然而退後，煞是滑稽。要它們達到目的地，非很多時間不可；因為它們進一步，退四步，老是不容易達到終點。最後到的原來是領先的，所以還是這個騎師得了獎。他們一共十個人。我覺得那比賽真好玩。後來我到本博家，又去晉見教皇，遇到巴耶主教。大家談的無非是化裝大會和種種作樂的事。
“羅馬，一五一八年三月八日夜四時。
貴爵府門下的仆役，阿方索·保盧索敬上。”83
教廷應該是意大利最嚴肅最莊重的宮廷，而狂歡節竟用這一類方式作樂；宮中也舉行“裸體”賽跑，像古希臘的體育競賽一樣：也有普裏阿普斯慶祝會，像古羅馬帝國的圓場中舉行的一樣。——既然想象力都集中於刺激感官的場麵，既然一個時代的文化以行樂為人生的目的，既然他們能完全擺脫政治上的操心，工業界的動蕩，道德的顧慮，因而不像我們念念不忘於實際利益與抽象觀念；那末一個藝術天賦優厚而修養廣博的民族，能欣賞並創造那種表現形象的藝術而達於登峰造極之境，也就不足為奇。文藝複興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時期，介乎中世紀與現代之間，介乎文化幼稚與文化過度發展之間，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觀念世界之間。人已經不是一個粗野的肉食獸的動物，隻想活動筋骨了；但還沒有成為書房和客廳裏的純粹的頭腦，隻會運用推理和語言。他兼有兩種性質：有野蠻人的強烈與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銳而細致的好奇心。他像野蠻人一樣用形象思索；像文明人一樣懂得布置與配合。像野蠻人一樣，他追求感官的快樂；像文明人一樣，他要求比粗俗的快樂高一級的快樂。他胃口很旺，但講究精致。他關心事物的外表，但要求完美。他固然欣賞大藝術家作品中的美麗的形體，但那些形體不過把裝滿在他腦子裏的模糊的形象揭露出來，讓他心中所蘊蓄的曖昧的本能得到滿足。
第五章次要形勢（續）
現在需要知道，為什麼這個卓越的圖畫才能以人體為主要題材；由於什麼經驗，什麼習慣，哪一種熱情，人會對肌肉感到興趣；為什麼在廣大的藝術園地中，他們的眼睛偏偏注意健康，強壯，活潑的形體，為後代的人再也找不到，或者隻能根據傳統抄襲的形體。
為了解這些問題，我已經敘述過當時人的精神狀態，現在要給你們指出當時人的性格屬於哪一類。——所謂精神狀態是指一個人的觀念的種類，數量，性質。觀念仿佛家具；頭腦中的家具像宮殿中的家具一樣不難更換，我們毋須驚動建築物，盡可放進別的帳幔，別的酒架，別的銅器，別的地毯；同樣，用不著接觸心靈的內部結構，我們可以放進別的觀念，隻要換一個處境或者換一種教育就行。人的觀念各各不同，看他是無知識的人還是文人，是平民還是貴族而定。——但人身上還有比觀念更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結構，也就是他的性格，換句話說是他天生的本能，基本的嗜好，感覺的輻度，精力的強弱，總之是他內部動力的大小和方向。為了使你們看到意大利人心靈的深刻的結構，我要把產生這結構的時勢，習慣，需要，揭露出來；你們看了結構的過程，比單知道結構的定義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那時意大利的第一個特點是沒有穩定而長久的太平，沒有嚴正的司法，不像我們有警察保護。那種極度恐慌的情緒，混亂與強暴的社會，我們不大容易想象，因為我們在安全的環境中生活太久了。我們有那麼多的憲兵與警察，反而覺得他們給人麻煩多，好處少。街上一隻狗碰斷了腿，十來個人圍攏一看，就有一個留著小胡子的人走過來叫道：“諸位先生，集合是禁止的，散開散開。”我們覺得這種幹涉未免過分，心裏生氣，可忘了就是這些留著小胡子的家夥，使最有錢的人和最弱小的人都能半夜裏不帶武器，太平無事的在僻靜的街上單身行走。假定沒有他們，或是在一個警察沒有力量或不管事的地方，情形怎麼樣呢？例如澳洲和美洲的金礦區，大批淘金的人擠在那裏；還不曾建立一個有組織的政府，隻能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倘若怕受攻擊與侮辱，或者受到攻擊與侮辱，唯一的辦法是向對方一槍打去，對方也馬上回敬，有時還有鄰居參加。生命財產時時刻刻需要保護，四麵八方都有強暴的突如其來的威脅。
1500年左右的意大利，情形與此相仿。在我國，規模龐大的政府四百年來日趨完善，認為它最低限度的義務不但要保護每個人的生命財產，還得保障每個人的休息與安全。當時的意大利根本不知道這種組織；國君是小霸王，政權普通都用暗殺和毒藥奪來，至少也是用暴力與陰謀。他們唯一的心事當然是保持政權；人民的安全是不大管的。人隻能想法自衛，自己動手報仇；倘使有個倔強的債務人，或者路上碰到一個蠻橫的家夥；或是認為某人對自己不利或者抱著敵意，就得把對方解決，愈早愈好。
例子多得很，隻要翻翻當時的筆記，就知道私鬥和親自動手的習慣多麼根深蒂固。
斯特凡諾·特·因費蘇拉84在日記中寫道：“九月二十日，羅馬城中大為騷擾，所有的商人都關上鋪子。在田裏或葡萄園中做活的人急急忙忙趕回家，不論本地人外鄉人，都趕緊拿起武器來，因為傳說教皇伊諾桑八世85確實是死了。”
這一下，十分脆弱的社會綱紀解體了；人又回到野蠻狀態；個個人都想趁此機會擺脫仇家。便是平日，暴行雖則少一些，殘酷的程度還是一樣。科隆娜和奧爾西尼86的私鬥，竟蔓延到羅馬城外。他們家裏養著武裝的打手，又召集莊園上的農夫，到仇家田地上去搶掠；即使休戰，為時也極短，每家的首領一麵披上鎖子甲，一麵派人報告教皇，說敵人先動手。
“便是羅馬城內，白天和黑夜都有不少命案，沒有人被謀殺的日子是難得的……九月三日，一個叫做薩爾瓦多的攻擊仇家貝內亞卡杜托，雖然他們已經交了五百杜加保證金講和。”
這是說他們兩人都交了五百杜加，首先破壞休戰的一方就要損失這筆保證金。用這個方式保證諾言在當時極為普通；除此以外，無法維持公眾的安寧。切利尼在他的賬簿上親筆寫著：“今天，1556年10月26日，我貝韋努托·切利尼，出了監獄，跟仇家講明休戰一年。我們每人交了三百元保證金。”但金錢的擔保並不能約束暴烈的性子和強悍的風俗。所以薩爾瓦多仍舊去攻擊貝內亞卡杜托，“戳了兩劍，對方受了重傷，終於死了。”
事情鬧到這一步，藐視法官太甚，不能不引起他們幹涉，群眾也來參與，大致同今日加利福尼亞所實行的私刑相仿。在新設立的殖民地上，命案太多的時候，城裏一些做買賣的和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帶著熱心的群眾跑去逮捕凶犯，把他當場吊死。同樣，“九月四日，教皇派他的侍從帶著官吏和群眾去拆毀薩爾瓦多的屋子。他們拆了屋子，當天又把薩爾瓦多的兄弟熱羅姆吊死，”大概因為沒有抓到薩爾瓦多本人。在群情洶湧，人人動手的場合，每個人都要受家屬牽連。
諸如此類的例子可以舉出四五十個。當時的人動武成了習慣，不僅平民，連一般地位很高或很有修養的人，也做出榜樣來影響大眾。圭恰迪尼87說，有一天，法國國王委派的米蘭總督特裏武爾切，在菜市上親手殺了幾個屠夫，因為“他們那種人素來蠻橫，竟敢抗繳不曾免除的捐稅”。——現在你們看慣藝術家安分守己，晚上穿著黑衣服，打著白領帶，斯斯文文出去交際。但在切利尼的回憶錄中，藝術家同闖江湖的軍人一樣好勇鬥狠，動不動殺人。有一天，拉斐爾的一般學生決意要殺死羅索，因為他嘴皮刻薄，說拉斐爾的壞話；羅索隻得離開羅馬；一個人受到這種威脅，不能不趕快上路。那時隻要一點兒極小的借口就可以殺人。切利尼還講到瓦薩裏喜歡留長指甲，有一天和徒弟曼諾同睡，“把他的腿抓傷了，睡夢中以為給自己搔癢，曼諾為此非要殺瓦薩裏不可。”這真是小題大做了。但那個時代的人脾氣那麼激烈，打架那麼隨便，一下子會眼睛發紅，撲到你身上來。鬥獸場中的牛總是先用角撞；當時的意大利人總是先動刀子。
所以羅馬城內城外經常看到慘事：刑罰跟東方專製國家的差不多。教皇〔亞曆山大六世〕的兒子，瓦倫蒂諾阿公爵，風雅俊美的塞薩爾·博爾賈88，肖像至今掛在羅馬的博爾蓋塞畫廊裏；你們去數數他犯的命案罷，倘使數得清的話。他趣味高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喜歡宴遊行樂，欣賞風雅的談話；細腰身穿著黑絲絨短褂，一雙手非常好看，眼神安靜，完全是大貴族的氣派。但他令人畏懼，往往親手殺人，不是用劍，就是用短刀。
布爾克哈德在日記中說：“第二個星期日，有人戴著麵具在城關說侮辱瓦倫蒂諾阿公爵的話，公爵知道了，叫人抓來，割下他的手和半段舌頭，再把舌頭縛在小指頭上，”大概算立個榜樣。另外一次，像法國1799年代的燒腳黨89，“公爵手下的人用繩子扣著兩個老人和八個老婆子的胳膊，吊在空中；在此之前，先燒那些老人的腳，逼他們說出藏金所在，他們或是不知道或是不肯說，所以被活活吊死。”
又有一次，公爵叫人帶一批死囚到爵府的院子裏，他穿著極漂亮的衣服，當著許多上流人物，親自用箭把他們射死。“他還在教皇〔他的父親〕的衣裾底下殺死教皇的寵臣佩羅托，血濺到教皇臉上。”他在自己家庭中也殺戮很多，他叫人把妹夫刺了幾劍，教皇派人守著傷者，“可是公爵說：中午沒有幹掉，晚上再來收拾。果然有一天，8月17，他闖進臥室；妹夫已經起床；他吩咐妻子和妹子出去，叫來三個凶手把妹夫勒死。”此外他還殺死同胞哥哥甘迪亞公爵，叫人把屍首扔在台伯河裏，經過官方幾次調查，發現出事的時候河邊上有個漁夫，問他為什麼不報告羅馬總督，他回答說：“用不著；因為夜裏在同一地方丟入河裏的屍首，他一生見過一百多，從來沒有人過問。”
毫無疑問，享有特權的博爾賈家族對下毒與暗殺有特殊的嗜好，特殊的本領；但意大利別的小邦，統治階級的男男女女也好殺成性，不愧和博爾賈家族生在同一時代。法恩紮的霸主有些事情引起妻子的嫉妒；妻子藏了四個凶手在床下，等他睡覺的時候出來襲擊；他猛烈抵抗，他妻子跳下床來，抓起床頭的匕首從背後把丈夫殺死。她為此被驅逐出教；她的父親托勞倫特·特·梅迪契說情，因為他在教皇前麵極有勢力，要求撤銷教會的處分；辯解的理由有一條是他“要替女兒另找一個丈夫”。——刺死米蘭公爵加萊亞佐的三個青年，平時常讀普盧塔克的《名人傳》；其中一個在行刺時被殺，屍首給拿去喂豬；其餘兩個被分屍以前，說他們殺死公爵是因為“他不但汙辱婦女，還宣揚她們的恥辱”，因為“他不但殺人，還用奇奇怪怪的毒刑”。——在羅馬，利奧十世差點兒被幾個紅衣主教謀害，他們買通教皇的外科醫生，打算在替他包紮瘺管的當口把他毒死；結果主謀的彼得魯奇紅衣主教被處死刑。再看統治裏米尼邦的馬拉泰斯塔一家，或者費拉爾的埃斯特一家，凶殺與下毒同樣成為門風。——佛羅倫薩好像是一個比較上軌道的城邦，領袖是梅迪契家的子孫，聰明，豪爽，正派；可斯佛羅倫薩的全武行同你們剛才聽到的一樣野蠻。帕齊一族因為權勢都落在梅迪契家，氣憤不過，約同比薩的總主教謀殺梅迪契家的兩兄弟，朱裏安和勞倫特；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也參與其事。他們決定在聖雷帕拉塔教堂的彌撒祭中動手，以祭獻禮90為契號。同黨班迪尼用匕首殺了朱裏安；弗朗切斯科·特·帕奇還發狂一般戳朱裏安的屍首，甚至傷了自己的大腿；接著他又殺了梅迪契家的一個朋友。勞倫特也受傷了，但他勇敢非凡，還來得及拔出劍來，把大氅卷在臂上當盾牌：所有的朋友都圍在他身邊，用劍或身體保護他退到法衣室。同時，帕齊家其他三十個黨羽，由比薩總主教率領，已經攻進市政廳去占領政府。但總督上任的時候把所有的門都做著機關，一關上，裏麵無法打開；因此那些黨羽像進了耗子籠一樣。民眾拿著武器從各處趕到，捉住總主教，讓他穿著莊嚴的法衣吊死在主謀弗朗切斯科·特·帕奇旁邊，總主教狂怒之下，雖然快吊死了，還挨過身去拚命咬同黨的肉。“帕齊家族和總主教家族大概各有二十人被剁成幾塊，爵府的窗上一共吊死六十個人。”一個名叫安德烈亞·特·卡塔尼奧的畫家，被找去畫這個大規模吊死的場麵，後來竟得了個綽號，叫做畫吊死犯的安德烈亞。據說這個畫家也是一個殺人犯，因為一個朋友偷了他畫油畫的秘訣，把朋友殺了91。
類似的情形在那時的曆史上太多了，講也講不完，但我還要舉出一樁來，因為其中的人物下麵還要出現，而且講的人是馬基雅弗利92：“費爾莫93的奧利韋雷托小時候父母雙亡，由母舅喬瓦尼·福利亞尼撫養長大。”後來他跟著幾個哥哥學武藝。“因為天資聰明，身體強壯，人又勇敢，很快就成為部隊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但他羞與普通人為伍，決意叫幾個費爾莫人幫忙，奪取政權。他寫信給舅舅，說離鄉日久，想回來探望舅舅，看看本鄉，同時看看他祖傳的產業。還說他所以不辭勞苦想走一遭，無非是衣錦榮歸之意，讓本鄉人看到他不是在外虛度光陰；他要帶一百騎兵同來，都是他的朋友和仆從，希望舅舅叫地方上體體麵麵的接待他，那不但對他奧利韋雷托麵上好看，而且也是從小撫養他的喬瓦尼的光彩。喬瓦尼照信上說的一一辦到，叫費爾莫的市民熱烈歡迎，還留他在自己家中住下……過了幾天，奧利韋雷托把事情布置定當，便舉行一個隆重的宴會，把喬瓦尼和當地的名流統統請去。席終他故意提到一些重大的事情，談著教皇亞曆山大父子的權勢和他們的作為，忽然站起身來，說這樣的題目應該換一個機密的地方會談。他走進一間屋子，喬瓦尼和其餘的人都跟著。剛剛坐定，就有伏兵從屋子隱處跑出來，把喬瓦尼和其餘的人一齊殺死。隨後奧利韋雷托騎馬進城，到市政廳去襲擊首席執政；居民嚇得不敢不服從，由他組織政府，當了領袖。凡是心中不滿而可能對他不利的人都被他殺了……不出一年，他聲勢浩大，所有的城邦都怕他。”
這一類的行動屢見不鮮；塞薩爾·博爾賈一生的事跡都是這樣，教廷收服羅馬涅邦的經過無非是一連串的奸計和凶殺。——這是真正的封建社會，每個人都由著性子去攻擊別人或是保護自己，把自己的野心，惡毒，仇恨，貫徹到底，既不怕政府幹涉，也不怕法律製裁。
可是15世紀的意大利和中世紀歐洲的極大分別，是在於意大利人有高度的文化。關於這個優美的文化，你們前麵已經見過各種證據。一方麵，態度已經很文雅，趣味已經很高尚，另一方麵，性情脾氣仍舊很凶暴：兩者成為一個極奇怪的對比。那些人都是文人，鑒賞家，上流人物，禮貌周到，談吐雋雅；同時又是武士，凶手，殺人犯；他們行動像野蠻人，推理像文明人，可以說是聰明的豺狼。——倘使豺狼能對它的同類作一番研究功夫，可能定出一部殺人犯專用的法典。意大利的情形正是如此。哲學家們把目睹的事實歸納為理論，結果竟相信，或者公開的說，要在這個世界上求生和成功，非凶惡不可。這些理論家中最深刻的一個是馬基雅弗利〔1469——1527〕，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還是正派的愛國的人，有很高的天才，寫了一部書叫做《論霸主》，說明奸詐和凶殺是正當的，至少是許可的。說得更正確些，他既沒有許可，也沒有辯護；他無所謂義憤，把良心問題擱在一邊；他隻用學者和洞達人情世故的專家身分來分析，解釋；他提供材料，加上按語，他給佛羅倫薩的執政們寄去許多報告，內容充實，確切，口氣安詳，好像講一次成績很好的外科手術。有一份報告的題目是：
記瓦倫蒂諾阿公爵殺死維泰洛佐·維泰利，費爾莫的奧利韋雷托，帕戈洛大爺和格拉維納·奧爾西尼公爵的方法。
“諸位大人，我敘述大部分西尼加利亞事故的信件，既然尊處沒有全數收到，我認為有詳細重述的必要；諸位大人一定會感到興趣，因為那件事在各方麵看來都是少有的，值得紀念的。”
瓦倫蒂諾阿公爵〔塞薩爾·博爾賈〕被那幾位諸侯打敗了，無力報複。他講了和，許下不少願，給他們一些好處，說盡好話，和他們結為同盟，最後想法叫他們建議為一件共同的事舉行一次會談。他們心中畏懼，拖延很久。他卻指天誓日，把話說得非常動聽，裝做非常和善，忠誠，竭力迎合他們的希望和貪心，他們終於來了，當然還帶著軍隊。公爵為了隆重招待，請他們到他西尼加利亞的爵府中去。他們騎著馬進去，公爵出來迎接，殷勤備至；但等到“他們一齊下馬，跟著他進入一間密室，就被監禁起來。公爵立即上馬，下令搜劫奧利韋雷托和奧爾西尼兩家的隨從。可是公爵的兵搶了奧利韋雷托的來人還嫌不夠，在西尼加利亞本地也開始擄掠；要不是公爵殺了許多人鎮壓，那些兵竟會把西尼加利亞洗劫一空的。”
小家夥跟大人物一樣是土匪行徑；到處是暴力世界。
“到了晚上，騷亂平複，公爵認為是殺維泰洛佐和奧利韋雷托的時候了，吩咐帶他們到一個地方去絞死。維泰洛佐請人轉求教皇赦免他的全部罪惡。奧利韋雷托哭著把所有損害公爵的事推在維泰洛佐身上。帕戈洛和格拉維納公爵暫留性命，到1月18，公爵知道教皇把佛羅倫薩的總主教，紅衣主教奧爾西諾和聖克羅齊的雅各布一齊抓住的消息，才把他們在皮耶韋古堡如法炮製的絞死。”
這不過是一段敘述；馬基雅弗利不以揭露事實為限，還在別的地方歸納出結論來。他仿效克塞諾豐寫《居魯士》94的體裁，寫了一部半真實半虛構的書，叫做《卡斯特羅喬·卡斯特拉卡尼傳記》95，把書中的主人翁作為模範霸主介紹給意大利人。卡斯特羅喬是兩百年前一個孤兒出身，後來做了呂葛和比薩兩地的君主，實力足以威脅佛羅倫薩。他做過“許多事，以性質與成就而論可以作為偉大的榜樣……他給後世留下很好的印象，朋友們對他的惋惜，超過任何時代的人對君主的惋惜。”這位如此受人愛戴，值得永遠景仰的英雄，做過下麵那樣一件高尚的事：
呂葛的波焦家族起來反抗卡斯特羅喬，波焦族中有一個“年紀很大而性情和平”的人叫做斯特凡諾，出來勸阻叛徒，答應由他調停。“叛徒便冒冒失失的放下武器，正如他們冒冒失失的起事一樣。”卡斯特羅喬從外地回來，“斯特凡諾相信他會感謝自己，就去看他，不是為他自己求情，認為那是用不著的，而是為了族中的人，求卡斯特羅喬念他們年輕，看在曆史悠久的友誼份上，看在他卡斯特羅喬受過波焦家好處份上，原諒他們。卡斯特羅喬的回答非常客氣，要斯特凡諾放心，表示他因為亂事平靜所感到的安慰，遠過於亂事爆發所給他的煩惱。他要斯特凡諾叫波焦家的人一齊來，說他感謝上帝讓他有機會表現他的寬宏大量。他們信了斯特凡諾和卡斯特羅喬的話，全部來了；而他們，連同斯特凡諾在內，統統被抓起來處死。”
馬基雅弗利心目中的另外一個英雄便是塞薩爾·博爾賈，當時最大的殺人犯，最陰險的權奸，他那一行中最厲害的角色。他看待和平好比於龍人和易洛魁人看待戰爭，認為掩飾，作假，欺詐，埋伏，是一種權利，一種責任，一樁功業。他把這些手段應用在所有的人身上，連他的家屬與親信在內。有一天，為了要遏止關於他行為殘酷的傳說，叫人逮捕他派在羅馬涅的總督，雷米羅·特·奧爾科。奧爾科替塞薩爾立過大功，靠了他的力量，羅馬涅全境才能安靜無事。第二天，雷米羅·特·奧爾科的身體在廣場上切成兩段，旁邊放著一把血淋淋的刀子；羅馬涅的居民看了又高興又害怕。公爵叫人傳話，說雷米羅在地方上太嚴厲，所以加以懲罰，表示塞薩爾自己是保護庶民，執法如山的仁愛的君主。下麵是馬基雅弗利的結論：
“人人知道，一個君主能夠守信，待人光明正大而不奸詐陰險，是值得讚美的。可是根據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凡是成大事的君主都不以信義為重，而是用奸詐的方法迷惑一般人的頭腦，把那些始終守信的人消滅掉……謹慎的國君看到守信於已有害，或者許諾的動機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就不能夠或不應該信守諾言。何況身為君主，永遠不會缺少正當的理由掩蓋他的失信。最要緊的是掩蓋的巧妙，做一個高明的騙子和高明的作假的人。一般人頭腦簡單，隻顧眼前的需要，所以騙子總能夠找到受騙的人。”96
不消說，這一類的風俗，這一類的格言，對人的性格影響很大。——先是社會上沒有法律沒有警察，到處是殺人放火的暴行，殘酷的報複，為了求自己生存而不能不教人害怕，時時刻刻需要行凶動武：在這種情形之下，人的性格鍛煉得非常堅強，慣於當機立斷，鋌而走險；他一定要能當場殺人或者派人下手。
其次，人老是在極大的危險中過生活，充滿驚慌和激昂的情緒，來不及把自己微妙的心情細細辨別；他沒有那種好奇而冷靜的批評精神。在他心中泛濫的情緒是強烈的，簡單的，受威脅的不限於他一部分的聲望或一部分的財產，而是他整個的生命以及家屬的生命。他可以從天上直掉到地下，像雷米羅，波焦，格拉維納，奧利韋雷托那樣，一覺醒來已經在劊子手的刀下或繩索之下。生活驚險，意誌緊張。那時人的精神要強得多，能夠發揮全部作用。
我想把這些特性集中起來，讓你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抽象的觀念。曆史上就有這樣一個人，我們有他親自寫的回憶錄，文筆非常樸素，所以特別發人深省；而且比一部論文更能表達當時人的感受，思想與生活方式，使你們覺得曆曆如在目前。暴烈的脾氣，冒險的生活，自發而卓越的天才，方麵很多而很危險的才幹，凡是促成意大利文藝複興，一麵為害社會一麵產生藝術的要素，可以說被貝韋努托·切利尼概括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