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人也造假?(3 / 3)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強調企業家要有“道德的血液”。這句話不為過。問題是這股血液從何而來?從“看不見的手”那裏而來?顯然不可能。從新教徒的負罪感那裏而來?也顯然不可能。這裏令我們想起康德的“絕對命令”。康德將說謊視為文明社會的最大惡習,聲稱即便是善意的謊言,其行為結果也構成了“最大的不義”,即損害了公共正義。顯然在康德那裏,正義優先於善。這是否就是斯密血液論的來源?但康德絕對命令和斯密的血液論麵臨的一個挑戰是:人的自我利益能否被人類的最佳利益和公共利益所取代?如果不能取代,那麼誠信永遠是企業家手中玩轉的一塊魔方。如果能取代,但基督教《聖經》上又這樣寫:你若願意當完人,就去賣掉你的產業,把錢分給窮人,你將會在天堂擁有財寶。但那年輕人聽完之後滿臉憂愁地走開了。因為他擁有大量的財產。很顯然,一個擁有大量財產的人,你叫他做完人,叫他流淌道德的血液,叫他連善意的謊言也不要說,這何以可能?

當然,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誠實守信有時並不是一個道德命題,而是一個心理的行為過程。因為總是有不誠實守信的商業行為一開始會在資本積累方麵持續領先,並在短時間內能得到最大的回報。這也是總有人不惜鋌而走險造假的內在原動力。但商業的邏輯往往又是這樣:從長遠看這種不誠實守信的商業行為最終會給你的利益帶來損害。而且如果你被視為不守信用之人的話,你就很難找到夥伴展開更大的商業行為。這裏的迷惑之處在於:這樣說來很顯然誠信能帶來利益的最大化,那我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選擇誠信的行為模式呢?為什麼還要造假呢?

原因恐怕是這樣的:從進化角度看,死神總是比大部分人預計的要來得早。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因誠信而獲取的最大利益上,而那些利益從現在算起至少要20年後才能得到,那麼過早的心髒停跳就會使一切付之東流。此外,也會出現並非所有的不守信的造假行為都會被發現的情況。僥幸在這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無人識破你,你的長期收益就不會減少。魚和熊掌的兼得就變得可能。原來造假就是在打僥幸的擦邊球。上帝不是每天在幕後盯著,祈禱不見得馬上就有回應,天意顯得沒那麼奇幻天真。馬克斯·韋伯將這一現象稱為“世界的祛魅”。

日本人造假與中國人造假有何不同?

同樣是造假,如果說日本人與中國人還有不同的話,就在於日本人在造假敗露後一般選擇羞恥自殺,中國人在造假後一般選擇百般抵賴。造假一般不產生羞恥心。雖然從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顯現出的人性惡這一環來看,日本人的造假與中國人的造假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但是在事件敗露,遭到譴責、遭到清算的時候,日本人一般會湧起一種無地自容的情感——羞恥心。所以他們也總是在第一時間承認自己的惡行與罪過,總是最快拿出賠償的方案。如這次橫濱公寓的傾斜,開發方三井住友建設已經答應4棟建築全部解體重建,705戶居民所產生的暫時搬遷等一切費用都由公司承擔。應該說這是個不錯的善後處理了。而在我們這裏如果造假敗露的話,首先是經營者的百般抵賴(看不出有絲毫的羞恥之心),然後才是姍姍來遲的輕微的懲罰,再然後是十賠九不足的安民措施。而經營者自發的辭職或者承擔刑責更是少之又少。有不少搖身一變又成了下一輪的經營者。於是,造假沒有成本,誠信無人儲蓄便成了一種驅動利益的共識。

而日本人能從羞恥再到自殺,是羞恥心的內與外在起作用。內的羞恥使你自責,這就像小保方的學術指導者笹井芳樹的自殺一樣。外的羞恥讓你蒙辱,因為你已經被驅逐於共同體之外,以後你的任何言行舉止都沒人信了,這就像京都養雞場老板淺田肇夫婦的自殺一樣。

日本學者粟本慎一郎在1975年出版《經濟人類學》。他在書中首次提出“默契交易”的概念,說交易雙方借著物的交換而完成心靈的溝通。看來日本人還是認同並看重這個說法的。這也是日本人在造假被曝光後深感羞恥的一個原因。這裏,有一個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日本人雖然在行業內也時有造假,但他們不在行業內製造假貨。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日本是世界上假貨最少的一個國家。他們沒有假LV,沒有假古奇,沒有假愛馬仕,沒有假勞力士,沒有假藥,他們更沒有毒奶粉毒大米毒牛肉。造假是要幹的,但造假貨一般不幹。在造假與假貨之間,日本人何以能畫一線?就在於日本法律對假貨的打擊力度要大於造假的打擊力度。

為什麼對假貨要嚴之又嚴?就在於假貨更是挑戰一個社會的底線倫理。何謂底線倫理?舉例說有這麼一個特殊判斷:

我不應該對她說謊。

如果主體不變,而僅僅把對象普遍化,則成為下麵的這個判斷:

我不應該對任何人說謊。

如果將這個行為準則再普遍化的話,則:

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說謊。

這就是一個完全普遍化的義務命令了。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底線倫理。這次德國大眾造假,發現的是美國人。日本人真的是事先不知道嗎?日產CEO暗示大眾高層或早已掌握情況,但他們就是發現了也不會揭露和舉報。他們要保持這種風度,不願給外人感覺自己是在惡性競爭,從而不把事情做絕。日本人認為這就是底線倫理。所以日本媒體還說這次造假是風險與機遇並存,大眾造假或推動新能源加快發展,而日本車企在新能源技術方麵優勢明顯。

雖然難於理解並總感到怪怪的,但不可否認,同樣是造假,日本人是在有限度的範圍內實施偷工減料式的造假,而這樣的造假,一般不會出現人命關天的惡果。如這次橫濱公寓的造假,銷售方三井不動產就拍著胸脯說即便有傾斜,也絕對能抵擋6度強震。確實從經驗來看橫濱公寓也經曆了“3·11”大地震。大樓不倒表明日本人還是守住了最後的底線倫理。在喪盡天良與萬事不做絕之間,日本人一般選擇後者。如每年的鰻魚節,日本人幹得最多的造假就是將中國產的鰻魚冒充日本產的鰻魚,以期待賣出好價錢。這一行徑雖然也惡劣,但在食品安全上並不構成吃死人的問題。那種用紙板箱充當肉糜包饅頭,用皮鞋底充當奶茶珍珠的造假,日本人一般不做。

2015.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