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化學者作田啟一寫有《恥文化再考》（築摩書房，1967年）一書。他在批評美國人本尼迪克特的觀點時指出：羞恥感不僅是怕丟失麵子，而且還表現了一種極為纖細的內向人格。而罪惡感隻是給人自責：當時不這麼做就好了。表現出的是後悔而不是反省。所以西方人情願承認罪惡感而不承認恥辱感。在作田啟一看來，恥辱感才是一種更為深刻而涉及本質的反省。但這個反省的結果，往往走向自殺，而不會走向更為極端地複仇。這也是日本的加害者家屬，在遭遇外部世界打壓的時候，幾乎沒有因為被羞恥而再度殺人的一個原因。這也是我們感歎的日本人難以理解的一個方麵。
這讓筆者聯想到奧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2015年的3月是東京地鐵沙林殺人事件發生20周年。這一天，麻原的三女鬆本麗華在講談社出版《停止的時鍾》。書中披露，事件發生時剛11歲的麗華，背著父親是殺人惡魔的重負，無法上小學，無法上中學，無法上高中。大學倒是考取了好幾所，但最後都被拒絕入校。20歲的她走投無路，將原本給她發放過入學通知書的文教大學告上法庭。麻原的四女更是因為“出身差別”被多次炒魷魚，自殺的念頭始終伴隨著她。這裏，麻原是罪惡深重的。但這個罪惡深重也必須要由家屬一起承擔嗎？
實際上這不是問題的切入口。日本人一般也不會做這種層麵的思考。他們這樣做僅僅是一種去除汙穢的祓禊行為，帶有文化和宗教的意味：不淨不潔離得越遠越好。
哥哥你還好？我決定放棄你
2006年，人氣暢銷書作家東野圭吾發表小說《信》（文藝春秋出版）。這部發行量超過150萬冊的小說，直言這個世界建立在誰都會有黑暗的過去這個基本點上。
小說的主要情節是：有兄弟倆，哥哥叫剛誌，弟弟叫直貴。在母親過勞早死之後，他們相依為命。剛誌後因工作受傷失業，無法供弟弟上大學。為了弟弟，他潛入豪宅行竊，卻失手殺死了屋主。從此剛誌入獄服刑。失去了經濟支柱，直貴也上不了大學了。打工，就職，愛情，甚至醫療，直貴都背負“殺人犯弟弟”的烙印，處處受人歧視。哥哥剛誌在監獄當然什麼也不知道，照樣還是每月一封信寄給弟弟直貴寄托思念。想不到的是獄中來信成了直貴無法擺脫的夢魘。因為每個月他都要承受一次良心的煎熬。直貴怎麼也不明白，坐牢的反倒享著清福，沒有坐牢的反倒在無形的囚籠裏備受折磨。最後，直貴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為了不讓自己的妻女受到影響，決心和哥哥斷絕關係。小說的結尾處寫獨生女看錄像。直貴責怪自己愚蠢，沒有發現她的樣子有些怪異。女兒雖然去了幼兒園，可沒有一起說話和玩耍的伴兒。大概是為了忍受孤獨，她才迷上動畫片的吧。一想到她那小小的胸膛裏埋藏著這麼多痛苦，直貴的眼淚就要出來了。
這是個辛酸的故事，是為加害者寫的故事。這裏無關乎寬容，無關乎原諒，更無關乎道德。因為如果一旦納入寬容、原諒和道德的問題域，很多時候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地追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做了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我們是不是做了沒有察覺之下傷害了他人的事情？我們是不是做了跟隨共同體搖旗呐喊的事情？然後再發出這樣的感歎：做人真難。
其實，對日本人而言，問題根本不在這裏。一切的歧視，一切的排斥，一切的隔斷，總之一切的所謂罪惡行徑，都是為了在明天的晨曦，如何更好地迎接清明淨身的晨浴。雖然小說中的直貴沒有像秋葉原殺人犯的弟弟一樣去自殺，但東野的思路顯然是：讓加害者的家人走自殺之路，還不如最終將他們的生命慢慢地吞噬殆盡的好，這豈不更具殺傷力？豈不更直透事情的本質？所以，小說的最後幾行字，小說家東野圭吾讓直貴呼喊：哥哥，我們為什麼要出生？哥哥，我們還有幸福之日嗎？我們還有互相聊談之日嗎？我們還有一起剝栗子殼的那一天嗎？
這裏又連帶生出這麼一個問題，即從機製上說，比起刑期，比起坐牢，吞噬殆盡加害者家人生命的那種無形文化殺手，能迫使罪犯在犯罪之前思考：為了你的家人，你還殺人嗎？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你能背負如斯之重嗎？所以，“怎麼可以輕易犯罪？”這種罪與罰的機製，在日本確實起到了加重犯罪成本的作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然這不是事先由誰來設定的，而是屬於設想外的“附屬品”。但這種反向製裁、反向排斥倒也讓人領悟犯罪的不堪忍受之重。日本的犯罪率相對發達國家來說是低的，這種“不加害”與“不侵犯”的理性自覺，是否也是這個文化機製在起作用？這正如《信》的後半部寫平野社長與直貴的談話。平野社長說：
“我們必須要歧視犯罪者，這樣做是為了讓罪犯知道：犯罪會使自己的家人痛苦，他們被法律宣判了罪行，而他們的家人則是被社會宣判了罪責。
“歧視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人人都想離犯罪遠遠的。所以，排斥罪犯和與罪犯有關的人，是一種防衛的本能。”
何以理解是一種“防衛的本能”呢？
不就是怕犯罪的汙穢帶來不淨不潔，帶來作祟嗎？所以歧視是沒有辦法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既然是一種本能，再講寬容再講原諒顯然會遭遇本能的抵抗。所以，當《信》被改編成電影，其票房突破了12億日元。電影的海報就是這樣寫的：
“哥哥你還好？我決定放棄你……”
還有比這更沉重的枷鎖嗎？還有比這更迷茫的世界嗎？
或許是日本民族的群體潔癖太強，不容自己身邊的人有任何的汙點。否則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為好呢？早在明治時代的大文豪島崎藤村，就著有小說《破戒》。主人公瀨川醜鬆就是一個“新平民”出身的教師。何謂“新平民”呢？原來他以前從事的職業是做鞋，一定會接觸到死的汙穢。而能接觸死的汙穢的人，其身份是低下的。日本人從中國引進“皮革”二字，但取“kawa”的發音，意味“河川”。從事皮革行業的人因為汙穢的理由，被當地人趕出居住的村町，遷移至河的對岸。身份歧視由此產生。島崎藤村用“新平民”和“部落差別”的概念，曝光了日本人精神深處的痛——對死的汙穢的嫌厭和對怨靈的恐懼。而這個視點，是不是有助於我們接近問題的正解：日本人為什麼熱衷對加害者再施加害？
2015.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