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盜太陽的男人是誰？
“3·11”成了日本的盛大祭日，今年是第五個年頭。
村上春樹說，在日本365日天天都是祭日。他的《挪威的森林》就是獻給死去青春女子的祭文，當然很傷感，很落寂，也很蔭翳。但“3·11”的祭日，不同於村上的祭日，雖然也傷感，也落寂，也很蔭翳。
“3·11”的“祭”，無疑帶有雙重的意味，它既是對在地震和海嘯中失去生命的祭，也是對“活著的核電廢墟”的祭。一個是對無辜死者的祭，一個是對有意圖的人類意誌的祭。這裏，人的意誌最終以廢墟的形態出現，固然是對人的一個嘲諷，但問題是廢墟廢而不死，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還在不停地排放出核輻射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仍然存在著某種“活著的”意誌，並且還發揮著作用。
是什麼已經結束？是什麼還在開始當中？是神道的神人分離？是佛教的寂滅為樂？是禪宗的無念為宗？實際上什麼都沒有結束，但一切已盡在開始之中。
這裏有兩個圖式：“3·11”與“9·11”，它們總是每半年輪換而至，一對“孿生兄弟”遭遇的世界性災難。時間上的節點是偶然，體質上的遺傳是必然，“3·11”和“9·11”，一個是地震海嘯帶來的核泄漏的不可收拾，一個是自詡文明衝突而遭遇當頭棒喝的檣櫓灰飛。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但也能畫出這之間點線麵的截圖，共通點在於斷絕與永續間出了問題。斷絕是為了永續，永續是為了再斷絕，但是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把這兩點給分割了，於是生出了東西兩個祭日。
早在1979年，導演長穀川和彥的電影《偷盜太陽的男人》，講的就是從東海村核電站偷走核材料製作原子彈的故事。一開始警察廳長官還公開宣稱沒有任何損失，而山下警部則對此表示懷疑；與此同時，中學物理老師城戶誠在自己家中穿著宇宙服，製作了核爆裝置。由中學理科老師編寫的電影劇本，在日本“3·11”大地震中不幸被言中。福島核電站的核泄漏，就是日本政府長期“偷盜”的一個結果。
所謂核電，是否就是一種犧牲體係？
兩年前，因寫《靖國問題》而著名的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出版《犧牲的體係：福島與衝繩》（集英社）一書，他在書中說道：為了經濟增長這個所謂的共同體利益，就可以任意犧牲一些人而將這個犧牲體係正當化嗎？在這位一向批判氣十足的教授眼中，如果說靖國問題是用國家祭祀這個“煉金術”升華的話，那麼福島核電站問題則是意圖化地在國家體製內製造犧牲者。高橋教授認為，福島和衝繩，前者暴露出了在推進核能政策中所潛藏的犧牲，後者則顯露日美安保體製中的無謂犧牲。這位孩提時代在福島核電站事故警戒區內——富岡町度過的教授，似乎更有資格問責：所謂核電，是否就是一種犧牲體係？一種在其內部和外部都要同時預設死人才能成立的體係？如在日常，需要有因作業而受曝人員的犧牲。如在災害，需要有敢死隊衝鋒陷陣的死和周邊人的莫名其妙地死。
這樣看來，核電是一個沒有犧牲者就無法運作的體係。問題是既然有犧牲者，必定就有受益者。那受益者是誰？是東京電力公司？但東電公司說，不是很多人為東京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美麗而著迷嗎？但這個美麗從何而來？不就是從最基礎的用電而來嗎？每年800億千瓦的電力，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還是通過我們得以達成。用電量高峰的夏季，東京的用電量是紐約的1.5倍，是倫敦的4倍。沒有核電站，何以可能？
於是在美麗富饒的福島，在距離東京270千米的福島，在盛產魚蝦和水果的福島，圈地建造核電站，這是1967年的事情，開始運轉是1971年的事情，這更是當時執政黨的事情。自民黨恰恰是日本54座核電站的“元凶”——決斷者和執行者，如果沒有自民黨政權的“潛在的核保有”這個國策，福島核電站是不會建設的。
到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為止，不公然述說的“潛在的核保有”才是到今天為止日本原子能行政看不見的存在基軸。這就令筆者想起《朝日新聞》在核泄漏的半年後發表文章稱，“正因為是原子彈受害國才更要和平利用原子能發電”，這個所謂的“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結構，在本質上就是“救贖與複仇”的雙重變奏。怎樣理解這個“救贖與複仇”？“日本不應保有核武器，但同時日本想製造的話，必須什麼時候都能在最短的時間裏製造。這是一種抑止力。”2011年8月16日，擔任過防衛大臣的石破茂，在朝日電視台如是說。
最殘酷的是第三種犧牲者
問題是沒有犧牲者的社會，其可能性如何？在倫理層麵上，這首先是個康德問題；在政治層麵上，這首先是個盧梭問題。從一切為了人的終極人道主義哲學來說，所謂的最高最大就是這個國家每一個具體的社會人。執政者的一切理念，執政者的一切言行，都必須是這個最高最大的隨影。當國民說，國王夠了，我們不需要這個耀眼的陽光，對不起，你國王就必須將這道耀眼的陽光抹去。當國民說，國王夠了，我們不需要這滿視野的群星，對不起，你國王就必須將這滿天的星暫時隱藏在無邊的黑暗中。問題是在現實的社會操作中，在現行的政治板塊中，國民的最高最大總是被轉變成國王的最高最大。
權力被濫用，智慧被扭曲，知性被誇大，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有人成為這個犧牲體係的犧牲品。國王總是會說，耀眼的陽光會給你們帶來幸福，滿天的星鬥會給你們帶來夢想。一個幸福一個夢想，就是人賴以生存的全部了，人還有什麼祈求呢？最直接的執政者用知性的謊言，編織清潔能源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承諾。我們不斷被告知，如果沒有核電站，就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就不可能承受電力的大量消耗，就不可能有繁榮可言，當然更不可能有GDP，有強的國家實力，而我們——社會的多數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於是，這裏就出現了兩種犧牲者：心甘情願的犧牲者和被迫壓後的犧牲者。福島周邊的居民是心甘情願的犧牲者，因為在啟動核電站的時候，他們都投了讚成票，投讚成票的原因是想給他們的荒村帶來繁榮帶來幸福。福島“五十勇士”是被迫壓後的犧牲者，當時的菅直人首相對東電負責人下死令不許撤退，撤退了就讓東電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