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陵”的由來
明代的第一個皇帝朱元璋（年號洪武），定都南京，在位三十一年，死後埋葬在南京，稱作孝陵。第二個皇帝是朱元璋的孫子朱允炆（年號建文），在位四年。朱允炆即位後，他的四叔，當時守衛北平的燕王朱棣，為了爭奪皇位，發兵南下，打了幾年內戰，終於攻入南京當了皇帝。朱棣攻入後，當時皇宮起火，建文帝不知去向。有的說他投火自焚，有的說他出家當了和尚，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樁懸案。
明成祖朱棣在在南京登基後，改年號為永樂。由於他鎮守北平多年，深知北平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於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征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開始修建北京。永樂五年，皇後徐氏死，朱棣沒有在南京建陵，卻派禮部尚書趙及江西術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尋找“吉壤”。直至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才選好現在這片陵區，並由朱棣親自察看決定。這裏山間地麵廣大，群山若封似閉，中間水土深厚，確是塊好地方。再加上術士們的誇張、神化，朱棣更加高興，立即降旨圈地八十裏為陵區禁地，開始動工修建長陵。選在這裏建陵，不單由於風景美好，更主要的是這裏山勢如屏，易守難攻，一旦駐軍把守，既可守衛陵寢，又便於保衛京師。從這年朱棣在昌平縣北天壽山下建造長陵起，到明代末帝思宗朱由檢（年號崇禎）止，除明景泰帝葬於北京西郊金山外，十三個皇帝都埋葬在這裏，形成了明代皇帝的陵墓區，因而通稱十三陵。
封建時代的葬製，一般子孫的陵墓，應當一個比一個小，但十三陵卻不盡然，後來居上者也不少。朱元璋是個創業的皇帝，死後葬在南京孝陵；朱棣一生五次北征，是鞏固政權的定業皇帝，死後葬在北京長陵；這兩座陵，一是祖陵，一是北京首陵，因此建築規模都很大。但以後並未依此而代代縮小。十三陵中，一般凡是皇帝生前修的陵，親自督理，不惜工力費用，所以高大、寬闊，陵殿建築講究，裝飾富麗堂皇。死後築陵的全是由子孫辦理埋葬，一般都是草草從事，陵墓的規模也就小得多了。
朱棣長子仁宗在位僅一年，長孫宣宗在位十年，史稱“仁宣之治”，實際上他們都是坐享其成的皇帝。但由於他二人跟隨朱棣多年，對於建國之難以及社會情況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在稱帝後在某些方麵還注意節省人力、財力，曾經罷采辦，減織造、瓷器等等。他們二人的陵墓，也是比較小的。仁宗曾遺詔說，我在位日淺，對百姓沒什麼恩德，不忍過多地勞役人民，我的陵要從儉修造。宣宗遵遺詔，親定獻陵規則，三月後就將他老子埋葬了。宣宗本人雖然在生前修了景陵，但因獻陵是他製定的規模，自己當然不敢過於超過父陵。《昌平山水記》上有這樣一段說：“獻陵最樸，景陵次之。”現在還可以從二陵的明樓、寶城（圓形圍牆）及殿基遺址上，看出二陵確比其他陵墓簡陋些。
自宣宗以後，各帝都是在深宮中養大的，稱帝後除偶爾出去遊蕩外，從不願邁出宮門一步，因此，他們不知創業、建業的艱難，生活多荒淫腐化，懶於過問國事民情。又因為他們是在宦官侍候下長大的，聽慣了宦官的阿諛、奉承，而對大臣們的逆耳忠言卻聽不進去，往往恣意妄為，任意揮霍。按明初葬製規定每陵葬一帝一後，可是，英宗的裕陵卻葬了一帝二後，而憲宗的茂陵又增加到一帝三後。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明朝中期政治的腐敗，皇帝的荒淫無道。
武宗以後的各陵，是世宗的永陵，穆宗的昭陵，神宗的定陵，光宗的慶陵，熹宗的德陵，思宗的思陵。這個時期王朝政治更加腐敗。宮廷中的奢侈浪費非常驚人。反映到陵墓的建造上就顯得十分豪華，其中永、定二陵是典型代表。昭、德二陵是皇帝死後才修建的，規模就要小些；慶、思二陵是利用他人之墓埋葬的。
“大雁塔”的由來
大雁塔自建成以後，就有“雁塔”之稱。它的得名由來，流傳有多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古印度迦藍佛曾“穿石山做塔五層，最下麵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玄奘最初設計建造的塔就采用了這種形製。
另一種說法是：按照印度佛教傳說，當初佛教有大乘與小乘兩大派，小乘佛教不忌葷腥。有一天，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買不到肉做飯。這天正好是菩薩布施日，天空一群大雁飛過，一個和尚仰麵望著雁群自言自語：“今日僧房無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薩一定不會忘記今天是什麼日子。”話音未落，領頭的大雁便折翅墜地。於是全寺和尚大驚失色，領悟出這大雁分明是菩薩化現，他們在大雁墜地處建造石塔，從此戒絕葷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塔又稱雁塔。
再一種說法是：當年玄奘取經途中曾困於沙漠，後來得到大雁領引，才找到水源，得以生還。建造這座佛塔是為報答菩薩化身指點迷津的大雁之恩。
還有一種說法：它和佛祖釋迦牟尼曾化身為鴿救生的佛教故事有關。唐代人習尚雁，通常以雁泛指鳥類，因此得名雁塔。
慈恩寺塔建成50多年後，在它的西北又出現在的福寺塔，一大一小，均叫雁塔，於是人們把前者稱大雁塔，後者稱小雁塔。
“天府之國”的由來
天府，最早見於《周禮》，後被用為對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地區的帶普遍性的讚譽之詞。秦漢時期，天府的美名集中於當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最發達地區的關中。四川原來並不被稱為天府。第一個稱四川為天府的，是傑出的政治家諸葛亮。四川得此美譽的原因是：戰國末年至秦漢之交、西漢末年和東漢末年，我國開發最早、經濟最繁榮的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地區，經過連年戰亂和天災人禍，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而這一時期的四川經濟卻在全國躍居首位。
為了把四川營建為天府之國，我們的祖先對大自然進行了“務”、“治”、“製”、“用”，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是治水和開辟對外聯係的通道。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對岷江進行了大規模的綜合治理和全麵的開發利用。從秦漢始，四川平原逐漸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糧倉和糧食輸出區；為了克服“蜀道難”和打通南北通道，我們的祖先所付出的努力是可以與治水相當的。保留在《華陽國誌》等書中的五丁移山、石牛開道、武都擔土、山分五嶺等優美的神話以及四川各地出土的與中原器物相似的文物，就是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