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三被張作霖清剿之後，杜泮林始知是上了張作霖的當，興致索然地回到鄉下，據說於1917年去世。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即上報朝廷，特地為張作霖請獎，表示“今兵不血刃，巨魁授首，不但遼西安撫，連他處匪徒，亦聞而知懼”。清廷遂對張作霖賞賜白銀5000兩，並提升張作霖為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管轄馬步五營，與左路統領馮德麟、右路統領馬龍潭、後路統領吳俊升等成為東北舊軍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之一。
四、投身北洋：背靠大樹好乘涼
要想真正完成蛻變，去掉自己身上的草莽氣，張作霖知道僅靠剿除幾個土匪是不夠的，他需要盡快找到自己的靠山。這個時候，趙爾巽、沈金鑒、曾韞都已經不能滿足張作霖的胃口了，他這一次盯上的是徐世昌和他背後的北洋軍閥，有了北洋軍閥的支持，他才能夠在東北發展壯大。但是張作霖沒有進過北洋軍校，也沒有參與過小站練兵，以土匪的身份想要躋身北洋係之列，其難度可想而知。但世間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成功往往需要一點兒運氣，於是，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給了張作霖一次再合適不過的契機。
（一）
在接連剿滅了東北地區的幾股巨匪之後，徐世昌就著手對付在蒙古及東北邊界上出沒的一些地方武裝，這些地方武裝則多是由蒙古族人組成。說起蒙古族人的地方武裝，就不能不提到旗地。旗地，顧名思義，就是清廷及蒙古貴族的莊田以及騎兵所擁有的土地。在入關建國之後，清廷統治者就將明朝舊有的官田和民田，通過圈地強占的手法撥歸皇室，然後再賜給有功勳的貴族或是旗人。撥歸皇室內務府的土地被稱為皇室莊田，被賜予親王、郡王等宗親的土地叫宗親莊田，而賜給滿蒙及漢軍八旗子弟的土地則稱為八旗官兵旗地。
在清軍入關之前，清廷的統治者將其所占領的東北大片土地賜予滿洲將士和民眾，每丁給地6坰（1坰即15畝），被稱為盛京旗地。在入關之後，清廷統治者又在直隸省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圈占土地，占有民田1666萬餘畝，設為京畿旗地。隨著清廷不斷開疆擴土，在各地駐防的八旗兵也紛紛圈占土地，設立駐防旗地，但其規模無法與盛京旗地、京畿旗地相比。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旗地往往都掌握在八旗官員手中，一般的兵丁隻能領到很小的一部分。
在清朝初年，領種旗地的人需要服兵役，但是可以優免賦稅，但規定旗地不得買賣，買賣者則要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到清乾隆帝統治後期，隨著吏治敗壞，旗人之間的貧富分化加劇，清政府雖一再下令禁止土地交易，並動用國庫銀兩贖回被典賣的旗地，很多旗人還是不得不靠典賣土地度日，最終隻好承認旗地買賣合法化。到清朝末年，很多旗地都已經轉化為民田，而內蒙古地區的封建統治者則和其他王公貴族一樣，與漢族的地主、軍閥勾結，大量買賣旗地，並招進大量費用低廉的墾荒移民，使得當地的蒙古族牧民無法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蒙古族牧民不得不選擇揭竿而起，用駿馬和槍械來爭奪在草原上繼續生活的權利。當時蒙古族的地方武裝，經常出沒於遼寧西北部的通遼、洮南一帶，尤其是洮南一帶，盡是廣袤的草原，便於騎兵來往穿行實施突擊。蒙古族武裝熟悉地形，加上他們精於騎射，在草原上神出鬼沒，往往都采用突襲的方式，進攻之後即快速撤退，所以很難進行追剿。當時活躍在洮南一帶的蒙古族武裝包括白音大賚、牙仟、陶克陶胡等，清廷認為他們“擾害邊疆，至數年之久，此剿彼竄，滋蔓難除，國家視為巨寇”。
清廷的部隊戰鬥力此時已經相當孱弱，對付不了外國人的堅船巨炮，也應付不來地方武裝的輕騎滋擾，徐世昌於是又找來張作霖，命他率部“剿匪”。但蒙古族人並不像漢人土匪那麼好對付，騎兵對抗，張作霖的部隊雖然占據人數上的優勢，但是在作戰上仍然完全處於劣勢，開始的幾次交手，蒙古族騎兵以一當十，張作霖則是接連被挫敗。強攻沒有成效，張作霖就派人打入蒙古族武裝內部，從而取得了大量情報，得以掌握蒙古族武裝的一些規律，逐漸扭轉了劣勢。
張作霖接連擊敗了幾股小規模的蒙古族武裝，但對付大股的武裝時依然顯現出兵力不足的問題，於是徐世昌又允許張作霖擴編以增強實力，並且將原本駐紮在洮南的孫烈臣部劃歸張作霖指揮。張作霖遂將自己的五個營擴大為七個營，加上孫烈臣部，其人馬已經增加到3500人。孫烈臣原名叫孫九功，字占鼇，後來改字讚堯，1872年6月生於遼寧黑山芳山鎮老河深屯的染匠世家，其父在孫烈臣5歲時去世，孫烈臣幼年時進入私塾讀書，父親去世後因家境貧寒輟學，此後打過短工、販過馬、當過護院的炮手。1900年，沙俄強占遼寧，盛京將軍增祺出逃時得到孫烈臣的保護，遂在督軍堂出任戈什哈（即督軍的侍從武弁），不久又命令他招募兵馬，擔任中營幫帶（相當於副營長的職務），後跟隨朱慶瀾駐防洮南，在轉投張作霖麾下後，出任奉天巡防前路馬四營管帶。
孫烈臣被劃歸到張作霖的麾下，讓張作霖有了一位最值得信賴的將領，在以後的歲月裏，孫烈臣將像他的名字一樣，不斷在緊要關頭出現在張作霖的身邊，多少次力挽狂瀾，多少次雪中送炭，可以說是奉係中對張氏最忠心的將領之一。在得到孫烈臣這個有力的臂膀之後，張作霖率部先後生擒牙仟，擊潰了白音大賚和陶克陶胡，並一直追擊到索倫山附近，重挫了蒙古族地方武裝的力量。在索倫山，白音大賚和陶克陶胡合兵一處，以索倫山作為基地繼續對抗張作霖部，雙方一度陷入僵持。
（二）
在與白音大賚和陶克陶胡的作戰中，張作霖身先士卒，頗受士兵愛戴。同時，張作霖也不忘提攜他的徐世昌，除了日常極力討好徐世昌，與徐世昌見麵的時候也執弟子禮。對張作霖來說，除了極力以出色的表現取得徐世昌的信賴外，他更迫切希望能夠做到的是盡快傍上北洋係這棵業已枝繁葉茂的大樹。不管是北洋係的嫡係還是邊緣將領，大都是讀過武備學堂或是自新軍中磨煉出來的，而張作霖幾乎沒有什麼背景，還有著“胡子”這樣並不光彩的經曆，想要躋身北洋係何其艱難？
幸運的是，張作霖遇到了徐世昌，有徐世昌的提攜，他就得到了混入北洋係的捷徑。前文已經講過，徐世昌雖然手中沒有實在的兵權，但在北洋係中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北洋三傑”的馮國璋、王士珍和段祺瑞頂多就像是袁世凱的打手，而真正作為袁氏幕中親信的，首推徐世昌和唐紹儀，其中徐世昌的地位更是遠高於唐紹儀和“北洋三傑”，在北洋係中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張作霖希望傍上北洋係這棵大樹，所以對徐世昌俯首帖耳，幾乎到了亦步亦趨的情況。隨著張作霖不遺餘力地為徐世昌剿滅東北禍亂，徐世昌對張作霖的信任也日甚一日，允許張作霖不斷擴大自己。
張作霖在索倫山與白音大賚、陶克陶胡對峙日久，徐世昌又調遣奉天巡防營左路統領馮德麟、奉天巡防營右路統領馬龍潭和奉天巡防營後路統領吳俊升率部馳援，四路人馬合兵一處進攻索倫山，與白音大賚、陶克陶胡的部隊展開激戰，結果白音大賚受傷被捕，陶克陶胡則戰敗潰退。張作霖又率部追擊陶克陶胡800餘裏，殺得陶克陶胡丟盔棄甲。同時，徐世昌又與蒙古旗王府“協同堵擊”，采取“嚴禁蒙人通風接濟”的策略，逼得陶克陶胡再無立身之地，隻好經由外蒙古逃入沙俄境內。戰敗之後的陶克陶胡身染重病，沒有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於1922年4月病逝於庫倫（即烏蘭巴托），風葬於達蘭胡爾岩層之上，終年59歲。
索倫山一戰讓洮南一帶的蒙古族地方武裝勢力遭到重創，之後再也不敢進入東北三省境內滋擾，而張作霖借此一戰名聲更盛。1910年10月11日，在班師的路上，張作霖攜手在剿滅陶克陶胡之戰中共患難的七個將領，於洮南的關帝廟內備妥金蘭譜，在關老爺像前舉誓“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相扶相助，攜手奮鬥”。七個人中，以馬龍潭為首，其次是吳俊升，老三是馮德麟，老四是湯玉麟，老五是張景惠，老六是孫烈臣，張作霖排在第七，老幺則是張作相。這次結拜最終促成了奉係軍閥早期的基本框架，與張作霖結拜的這幾個人最終幫助他雄霸東北。
馬龍潭1857年生於直隸慶雲縣（今屬山東省）中馬莊，字騰溪，號靈源，其父馬奇峰被封為振威將軍，其兄馬龍文在鎮壓撚軍時戰死，同治帝愛新覺羅·載淳特恤蔭馬家子孫世襲雲騎尉。馬龍潭少年時“文武通達”，於1877年（清光緒二年）承襲雲騎尉一職，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他率部保護奉天皇陵及文物祭器有功，被光緒帝特賜四品花翎，委任為遼陽總巡、通化總巡。
吳俊升生於1863年，原名兆恩，字秀峰，後改字興權、子琴，綽號“吳大舌頭”，原籍山東曆城。吳俊升家世代務農，闖關東時到昌圖興隆溝（今遼寧省昌圖縣老城鄉長青村興隆溝）落戶。吳俊升家裏共有姐弟妹八人，幼年時因家境貧寒而去放馬牧羊，13歲時在四平街慶豐當鋪做小夥計，因為經常惹是生非被辭退，後跟隨其父販馬。17歲時入遼源捕盜營，做過夥夫、馬夫，20歲時被編入騎兵。此後因為作戰驍勇得到提升，於1908年官至奉天後路巡防營統領，候補總兵，與張作霖、馮德麟、馬龍潭並稱為“奉天四大軍事巨頭”。
關於馮德麟前麵已經介紹過，他曾經控製著遼河兩岸地區，但後來被俄軍逮捕流放庫頁島。但是在一次轉押途中，馮德麟在俄國輪船上遇到中國司爐刁玉亭，刁玉亭素聞馮氏大名，有意幫助他逃跑，遂將馮德麟暗藏於煤堆之中，馮德麟借輪船靠岸之機逃脫。1903年，馮德麟回到萬裏壕，準備伺機再起。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馮德麟招募鄉勇參加日本人招募的“東亞義勇軍”，成為日本的別動隊，將隊伍發展到數千人，戰爭結束後日本獎賞他“寶星勳章”，並將他的部隊保舉給清廷。1906年，馮德麟所部遂被清廷招撫。
（三）
1911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很多人的命運在這一年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對張作霖而言，亦是他一生霸業的真正開端。同年5月，清廷成立皇族內閣，徐世昌被任命為協理大臣，曾出任盛京將軍的趙爾巽自四川調回東北，接任東三省總督一職。奉天屬於東北，東北照理說是清朝的“龍興之地”，真正的大後方，但這裏的革命力量卻異常活躍。奉天的革命黨人寧武、商震等早已經在暗地裏進行革命活動，北洋第六鎮和駐紮在當地的第二十鎮和第二混成協的吳祿貞、張紹曾和藍天蔚也都是同盟會成員，甚至連趙爾巽信賴的總督府軍事參讚張榕也是個實打實的革命黨。
馬龍潭、吳俊升、馮德麟和張作霖他們雖然名為“奉天巡防營”，但其實並不駐紮在奉天城裏。辛亥革命前夕，藍天蔚的第二混成協駐紮在奉天的北大營，是省城的唯一一支駐軍，時任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的藍天蔚就和張榕秘密磋商，準備發動起義。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國，正在外考察的趙爾巽聞訊急忙趕回奉天，連夜開會商討對策。藍天蔚正在和張榕等革命黨人密謀起義的消息被一個營長密報給趙爾巽，頓時把趙爾巽嚇得魂不附體。
其實說到藍天蔚等人預謀起義的事情，一直處於半公開的狀態，藍天蔚在新軍裏公然宣傳革命，而且還跑去聯絡莊河、複州、鳳凰城一帶的農民武裝“聯莊會”，甚至還和遼北的綠林頭領結拜。早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遼北的綠林首領於春圃、劉單子，遼西的鄭梅生、劉景雙等就已經和藍天蔚過從甚密。但凡起義，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密，起義就是要突然發難，但是讓綠林道上的人保密可不容易。幾杯酒下肚，拍著桌子就能把起義的事情一五一十說個明白，所以革命黨人要起義的事情，早已經人盡皆知。讓人怎麼也想不明白的是，這場連路邊的小孩子都知道的革命運動，直到武昌起義以後也沒有發動。這次未竟的起義似乎始終都停留在革命黨人的計劃裏，始終都停留在綠林好漢酒後的鏗鏘話語裏，直到連作為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都知道了，它也沒有爆發。
雖然藍天蔚和張榕等人始終沒有動手，但趙爾巽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還是給嚇得異常慌亂，當時就表示要入關，也就是說準備逃命去了。時任奉天諮議局副議長的袁金鎧急忙跪在趙爾巽的麵前，勸他不要著急逃離，而是先要以大局為重，建議他立刻調巡防營舊軍入奉天來護駕。袁金鎧的這個主意讓趙爾巽茅塞頓開，隨即鎮定下來，奉天巡防營的將領都是舊式軍人，和革命黨也沒有太多聯係，正好可以用他們來鎮壓革命黨人。
這裏提到的袁金鎧，是奉天地方上的一個士紳，清朝的時候為貢生候補，後來擔任過遼陽警務提調、遼陽巡警總局總董，奉天諮議局成立時擔任副議長。袁金鎧雖然比時任議長的吳景濂低一頭，但其實在奉天當地的影響力極大，不僅和官吏之間過從甚密，和吳俊升、張作霖這樣的胡子兵頭也經常來往。但是，革命黨人往往看不起這樣的老油條，在和立憲派合謀獨立組成新政府的時候，居然沒有給袁金鎧留一個位置。
像袁金鎧和張作霖這樣的清末地方豪強，其實原本是沒有什麼立場的，誰給他們利好，他們就會跟著誰。革命黨人不拿袁金鎧當回事，袁金鎧自然就傾向於保皇派。於是，在趙爾巽驚慌失措之際，袁金鎧站了出來，他一邊拉住趙爾巽，一邊幫助慌亂的趙爾巽出謀劃策，穩定時局。而在隨後的歲月裏，沒有立場的張作霖逐漸有了立場，而沒有立場的袁金鎧始終沒有立場，在偽滿洲國時期當了漢奸，沒有留下太多好名聲。
袁金鎧和張作霖其實早有來往，但趙爾巽當時首先想到的卻是吳俊升。當時吳俊升並不在奉天，而是駐紮在通遼，趙爾巽於是派人到通遼去聯係吳俊升。然而，這個重要的消息卻被另一個人探聽到了，這個人就是張作霖派駐奉天辦事處處長的張惠臨。張惠臨深知事關重大，隨即以最快的速度將趙爾巽請吳俊升進奉天的消息密傳給張作霖。此時的張作霖還在洮南，洮南位於吉林的西北部，張作霖自然不甘心在這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平淡度日。隨著關內形勢日益複雜，張作霖早已經秘密叮囑在奉天講武堂學習的各營管帶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等注意奉天內的軍政動向，並及時密信報告。張惠臨的密信很快就抵達洮南，而趙爾巽還在奉天就此事進行討論。
五、跨馬奉天：袁金鎧獻計趙爾巽
在未經趙爾巽授意的情況下便擅自調兵奔赴奉天，是張作霖的一次賭博，但這一次張作霖卻押對了：他得到了趙爾巽的信賴，從而得到了逐步掌握奉天城的契機。眼疾手快又遇事果敢的張作霖手握奉天，便得到了與北洋係大佬袁世凱直接對話的機會，從而遠遠拋開他的結義兄弟們，一步一步成長為東三省真正的當家人。在這一係列的奪權過程中，張作霖以他的能力征服了很多的奉係將領，吳俊升和孫烈臣便對張作霖欽佩有加，從而成為張氏最忠實的盟友和部下，亦成為奉係軍閥中的主力幹將。
（一）
張惠臨字惠霖，名誌良，別號惠臨，祖籍山東，祖上闖關東逃荒到奉天，1878年5月生於奉天虎石台鄉大古城村。張惠臨幼年在私塾讀書，成績優異，尤其寫得一手好字，在鄉下經常幫人撰寫牌匾，周圍的人經常慕名向他求索字畫。17歲時張惠臨的父親張璽山在滿清道台衙門當傳達，也就是文書，張惠臨也就得到機會進奉天學習傳達的業務，在奉天縣衙當文書，後來又擔任張作霖駐奉天辦事處處長。
得到張惠臨的密信之後，張作霖認為這是天賜良機，正是他一展抱負的時候，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奔赴奉天。張作霖隨即點齊所轄的步騎七個營的全部人馬，在他的親自率領下從洮南出發，日夜兼程地奔赴奉天。在經過遼源（即今鄭家屯）的時候，駐守在遼源的吳俊升等親自出城迎接，張作霖與吳俊升稍作寒暄，對自己去奉天的真實意圖卻三緘其口。自奉天到洮南，再從洮南到奉天想來也總是要有些時日，張惠臨的消息送過去，張作霖率部自洮南開赴奉天，時間應該也不短，但這裏卻有兩件事讓人費解：一是這麼長的時間，趙爾巽卻始終沒有聯係吳俊升進城；二是張作霖既然已經揮師南下，藍天蔚卻依然沒有發動起義。
在抵達奉天以後，張作霖立即前去麵謁趙爾巽，做出誠惶誠恐的模樣，對趙爾巽說，“因局勢緊張，唯恐總督陷於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總督認為未奉命令，擅自行動，甘願接受懲處”。
張作霖明知自己是擅自行動，但仍然佯裝恐慌，趙爾巽此時正是在急需用兵之際，張作霖來得正是時候，自然也就沒有怪罪張作霖，反而對其讚許有加，還命令他兼任奉天中路巡防營的統領，這樣一來，張作霖的所部兵馬就增加到了15個營，成為奉天內現有部隊中軍事實力最強的魁首。張作霖於是又對趙爾巽說：“請恩師聽我部署，隻要我張作霖還喘著一口氣，我願以生命保護恩師，至死不渝。”有了張作霖在身邊護駕，趙爾巽自然就放心多了，而那廂的革命黨人此時還在研究到底該用哪種方式來響應武昌起義。就是在趙爾巽遲疑是否該讓吳俊升到奉天護駕，張作霖自洮南驅馳入奉天的時候，革命黨人就究竟是該發動武裝起義，還是采取和平手段而爭執不下。就在革命黨人還在爭執不下的時候，張作霖已經率部進入奉天，這下倒是幫了革命黨人一個大忙，他們再也不用為采取哪種手法而頭疼了，因為擺在他們麵前的隻剩一條路，那就是“謀運用政治手腕，實現東三省革命”。
當時在奉天的革命黨人領袖是藍天蔚和時任奉天諮議局局長的吳景濂。藍天蔚本意是要以武力方式奪取奉天政權，這樣一來他就獲得了革命首功。吳景濂自然不願促成藍天蔚，於是堅決反對武力奪權。就是在這個時候，張作霖率部進入奉天，藍天蔚的武裝力量立時就被比了下去，吳景濂趁機提出和平奪權主張，藍天蔚此時隻好就範。於是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立即出麵，召集奉天各界名流開會，具體討論如何以和平手段奪權。
經過開會，藍天蔚、吳景濂等人最終製訂出了一個方案，即以維持治安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會，然後聯合社會各界人士驅逐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待趙爾巽被逼走之後，即推舉藍天蔚為關外都督，吳景濂為奉天省民政長，從而脫離清廷宣布獨立，這樣來完成東三省的革命。隨後“東北大局既定，繼進兵關內，會師燕郊，直搗虜穴”，從而推翻清廷統治，最終促成革命的完全成功。這個方案可以說是完全有利於吳景濂的，因為所有的會議均是由吳景濂發起，所以革命一旦成功，吳景濂在東三省的名望將達到頂峰。
1911年11月12日，吳景濂以自己的名義召開保安大會，奉天的紳商各界名流紛紛到會，前後有二百餘人。除了革命黨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也抵達了會場，不過他並不是一個人來的，身邊跟著他的貼身保鏢張作霖，會場上還有袁金鎧等人支持著他。
而張作霖此次也不是單槍匹馬就來了，他事先在會場內外布置了很多人，所有的人都荷槍實彈，隨時待命。張作霖本人則挎著槍步入會場，而且麵目嚴肅，不苟言笑，一臉的殺氣。但是，張作霖施加的這些壓力，並沒有讓革命黨人退縮，吳景濂和藍天蔚依然按照他們之前已經製訂好的計劃主持會議。
（二）
其實在會議開始之前，藍天蔚就曾命令他的部隊離開北大營進城，但等到張作霖帶著人馬氣勢洶洶抵達會場時，藍天蔚的部隊卻根本沒有出現。開會時間到了以後，藍天蔚隻是穿了一件和服帶著幾個衛兵赴會，跟孤家寡人差不多。到這個時候，其實革命黨人的計劃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動，吳景濂和藍天蔚都感覺到了形勢不妙，但意氣風發的革命黨人並沒有覺得不妥，他們對這次會議依然抱著極大的信心。
會議開始以後，革命黨人紛紛上台發言，他們慷慨陳詞，曆數晚清以來的種種弊政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主張東三省脫離清廷，宣布獨立。趙爾巽對革命黨人的發言非常不滿，遂站起來表示反對獨立，但趙爾巽的話還沒有說完，革命黨人便紛紛將其發言駁回，並強烈要求趙爾巽宣布獨立。趙爾巽給革命黨人逼得退至角落，張作霖就跳了起來，他把手槍拍在桌子上，表示自己隻是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革命黨人敢對趙爾巽不客氣，他便不會對在場的革命黨人客氣。此時會場內外的張作霖士兵均掏出槍支，到這個時候會議已經很難開下去了。
吳景濂看到形勢不妙，率先離開會場。藍天蔚的參謀則告訴他，原來北京政府早已有了命令，暗地裏撤了他的職，改由原第二十鎮的一個標統伍祥禎接替了他的位置。藍天蔚知道部隊已經不受自己的指揮，於是也就悄悄離開了會場。張作霖雖然為趙爾巽充當打手，但是也不想得罪吳景濂和藍天蔚，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他們離開會場。革命黨人紛紛離去，使參會的人數迅速減少，會議一度陷入混亂而被迫中斷。張作霖隨即以威逼利誘的方式重新組織會議，複會以後由副議長袁金鎧代替吳景濂主持會議，此時會議已經不在革命黨人的掌握中，形勢發展自然也不會如革命黨人所願。
由吳景濂和藍天蔚主持召開的會議，最終被趙爾巽為首的保皇派控製。會議最終成立了奉天國民保安會，但卻與革命黨人所期望的保安會完全不同，出任會長的不是吳景濂而是趙爾巽，伍祥禎、吳景濂隻是擔任副會長，袁金鎧任參議總長，蔣方震、張榕則擔任參議副長。正職幾乎都掌握在保皇派手裏，而革命黨人隻是擁有了徒有虛名、並無實權的副職。所以，所謂的國民保安會實際上還是一個保皇會，會長是東三省總督兼東三省將軍和奉天巡撫的趙爾巽。在整件事中出力甚多的張作霖也不是一無所獲，他當上了保安會軍政部的副部長，終於取得了軍事實權。
在控製了國民保安會以後，趙爾巽仍然不放心，雖說他的身邊有張作霖護佑，但一想到臥榻之旁還鼾睡著手握兵權的藍天蔚，他就感到如芒在背。於是在保安會召開的翌日，也就是1911年11月13日，趙爾巽就急忙給袁世凱發出一封密電，在電文中表示“此軍即令聶汝青暫兼協統，並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就是說撤去藍天蔚第二混成協協統的職務，而由該協的標統聶汝青來兼任。聶汝青和藍天蔚不同，是個頑固守舊的軍人，對革命素來反對，可以說是堅定的保皇派。
解除了藍天蔚的軍權以後，趙爾巽仍然不放心，於是又以考察的名義，把藍天蔚支到關內去，“查有第二混成協藍統領天蔚，誌趣遠大，識見明敏，堪以派赴東南各省考察此次戰事之實情、公眾之意見，並傳布奉省保安會宗旨，以謀國民之幸福。為此，劄委劄到該協統，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辦，隨時報告”。趙爾巽這一次是光明正大地驅逐藍天蔚，藍天蔚自然不能坐以待斃，於是要去找趙爾巽理論。藍天蔚要想見到趙爾巽，自然要經過張作霖這一關，張作霖則持槍阻攔藍天蔚，二人險些因此爆發衝突。張作霖自恃勢力龐大，有兵力上的優勢，要下掉藍天蔚的槍，趙爾巽在旁阻止。
第二混成協內部本來就不盡是革命黨人的勢力，如今張作霖率領大軍屯駐奉天，藍天蔚心知舉事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再留在奉天也於事無補，遂前往東南各省考察，不再過問東北軍事。藍天蔚一走，革命黨人便失去了最強的實力派，其他的革命黨人如吳景濂之輩，徒有些名望，脊梁骨一走，沒有人撐腰，天大的名望也比不上軍人的槍杆子硬。於是，吳景濂隨後也離開奉天，由大連抵達上海，再到南京與孫中山會晤，以東北唯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選舉。
（三）
藍天蔚和吳景濂先後離開東北，使得奉天城內各派的革命力量呈現出分崩離析的勢態。群龍無首的革命黨人急忙邀請張榕到奉天處理事務，這個張榕是個不同尋常的人，他是革命黨，立誌“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但他本人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滿人。張榕的祖上曾“從龍入關”，是八旗駐防的子弟兵。作為八旗子弟的張榕，於日俄戰爭爆發後放棄在北京譯學館的學業回到東北，組織鄉團與沙俄軍隊作戰，隨後卻被清政府勒令解散。鄉團解散之後，張榕又潛至北京創辦刊物宣傳革命，並且與吳樾等人在北京前門車站密謀炸死出洋考察憲政的清廷五大臣，事敗後被以叛逆罪監禁。哪知道張榕居然越獄成功，逃到日本東京後加入同盟會，於1910年返回大連。
藍天蔚和吳景濂離開奉天之後，張榕首先做的就是盡快把鬆散的組織再捏合起來。於是，他與革命黨人張根仁、柳大年等積極策劃組織了“聯合急進會”，以“將以響應南方，牽製北軍勢力，使清帝不敢東歸，趙督不敢獨立”為宗旨，將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在奉天城內傾向革命的各界人士紛紛加入，隨即推選張榕為會長，柳大年等為副會長。從“急進會”這個名稱就可以看出，張榕成立這個組織的意圖，就是完全摒棄靠和平手段革命的方式，選擇依靠武力方式來完成革命。
在急進會成立之後，張榕就派人到遼陽、海城、海龍、興京各地去運動軍警、組織民軍，據說參加革命武裝的人有一萬多，連當地的官吏也不敢擅加幹涉，革命力量隨即再度抬頭。但是，雖然人數眾多，但其戰鬥力尚存疑，更為關鍵的是，既然是搞革命，又是在保皇派眼皮子底下搞革命，張榕這樣大張旗鼓地活動，等於是把所有底牌都亮在了趙爾巽和張作霖的麵前，另外，張榕居然還和已經委身保皇派的袁金鎧打得火熱，這樣來幹革命未免有些兒戲。
對於張榕，趙爾巽可以說是“偵知其謀，憚之彌切”，讓趙爾巽對張榕有點兒無所適從的，自然是張榕的滿人背景。在當時，因為革命黨人與會黨之間的關係，清廷方麵通常將之引導向“滿漢之爭”而不是“政體之爭”，自清廷建國以來，滿漢之間的爭端就一直沒有停過，老百姓也就習以為常。但對待張榕這樣的滿人，清廷就顯得有些慌亂，連滿人都對自己的朝廷不滿意了，這就不能用“滿漢之爭”來搪塞老百姓了，所以不管是北京的清朝皇族，還是地方官吏，都對張榕有點兒沒有辦法。當初趙爾巽成立保安會的時候，專門給了張榕一個有名無實的參議副長的職位，就是為了迷惑拉攏張榕。
除了極力拉攏張榕，趙爾巽還命令張作霖派人監視張榕的舉動，張作霖亦與張榕虛與委蛇。張榕對趙爾巽、張作霖並無好感，因為趙爾巽和張作霖一個是滿腦子三綱五常的封建官宦，一個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舊式軍人，對所謂的“共和”一竅不通，他們再想裝得和張榕親近，也裝不出來。但袁金鎧卻不同，他對“共和”是有所了解的，而且與張榕關係篤深，張榕便引為同誌，將組織內部的很多秘密都告訴給了袁金鎧。其實張榕等人準備起義的事情，早就不是什麼秘密，張榕沒有武裝，手握重兵的藍天蔚當初尚且要借助綠林人士，更何況是張榕呢？而綠林好漢們一旦摻和起來，所有的秘密也就很難成為秘密。本來事情就已經是半公開的，剩下的那麼丁點兒秘密也給透露給了袁金鎧，張榕等人幾乎是在掩耳盜鈴一般地籌劃著武裝起義。
這裏要說到袁金鎧和趙爾巽的關係，兩個人其實走得很近，前麵提到吳景濂主持開會，最終革命黨人紛紛退出，最後站出來主持會議的就是袁金鎧。當時在會場裏，剩下的革命黨人幾乎寥寥無幾，袁金鎧幫著一群保皇派撐場麵，等到會議散場，他又跑去見張榕，聲明自己站在革命黨人一邊。這怎麼看都像是在說笑，但張榕卻相信了，並且還把袁金鎧當成組織的核心成員。很多人聽了或許不會相信，但早期革命黨人天真簡單的思維遠不止如此，張榕的表現隻是其中的縮影。
1912年1月23日的晚間，在袁金鎧的再三慫恿下，張榕請張作霖到平康裏得意樓赴宴。張榕此時已經準備要進行武裝起義，而袁金鎧的說法是，古人說“先禮後兵”，先盡量爭取張作霖，如果不能兵不血刃就控製局勢，則在萬不得已下武裝起義。在酒宴即將結束的時候，袁金鎧借故先將張作霖支走，張作霖離開得意樓之後，便派兩名心腹之人在張榕回家的必經之路上埋伏。酒席散後，張榕便返回自己的住處，時值東北的冬日，寒風凜冽，天寒地凍，更比平日添了一份肅殺之氣。就在回家的路上，早已在暗地裏埋伏多時的凶徒掏出手槍，衝著張榕連開數槍，血流如注的張榕當場殞命，時年隻有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