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軍經武：張作霖決心雪恥
在奉係中有舊派與新派之別，舊派以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等張作霖的“老哥們兒”為首，新派則以張學良、楊宇霆、郭鬆齡為代表，也有一些人如吳俊升、孫烈臣、李景林等則被認為是新舊派的過渡人物。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軍的裁軍整合被認為是新舊派係的一次過渡，主和的舊派在戰事中遭到直係重創，而新派的張學良、郭鬆齡、李景林等人則表現出眾，從而得到張作霖的器重。經過與直係的戰鬥，張作霖認識到奉軍存在的問題很多，在退回奉天之後，他開始著手對奉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新派便成為推動奉軍改革的主要力量。畢竟，張作霖要的是一支鐵打的部隊，而不是一支打鐵的部隊。
（一）
早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前，張作霖就已經在奉天建立了兵工廠，並將奉天東塔以東的1800餘畝土地選為兵工廠基址，委派奉天省軍械廠廠長陶治平負責建廠籌備工作。1921年，陶治平率先建成了無煙火藥廠、槍彈廠和槍廠等三個工廠，張作霖見陶治平工作出色，便委任他為兵工廠總辦。建廠初期，缺乏專門人才，張作霖便聘請外籍技術專家，聘請的專家包括日本人、德國人、奧地利人、俄國人和瑞典人等，分別擔任顧問、技師或技士等職，主要負責安裝各種機器、設計製造機器配件和工具模板，以及對技術人員的培訓指導等。
為了培養自己的兵工專門人才，張作霖又設立了兵工學校。學員分為初中、高中、專門三部，采用“三三製”：初中畢業後，派到廠裏任三等技手，服務三年；高中畢業後，派入廠裏擔任練習生，同時可升任一等技手；專門部畢業就等於大學畢業，直接擔任一等技手或技士。正是因為張作霖注重對技術人才的培養，外籍專家此後雖然有所減少，但兵工廠並沒有受到過多影響。
1923年，陶治平去職之後，張作霖更是委派五虎將之一的韓麟春繼任。韓麟春是奉天遼陽縣人，字芳宸、芳辰，1904年考入北京“練兵處”，被送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後於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六期炮兵科畢業。1908年回國後任清政府陸軍部軍械科科員，後升至軍械司司長、陸軍講武堂教務長等職。不久出任陸軍部參事、駐美陸軍武官。民國建立之後，韓麟春在北洋政府的陸軍部任職，因為發明“韓麟春式”步槍被授予王位勳章，升任軍谘府參事，1919年代表北洋政府赴歐洲考察，並代表陸軍部任巴黎和會軍事委員。1922年直奉戰爭之後，韓麟春入奉投靠張作霖。
在陶治平執掌兵工廠期間，兵工廠的六五式、七九式步槍彈由日產1萬發增至日產10萬發，而在韓麟春接手之後，則將日生產量拔升至15萬發，年產大炮數量則達到了150餘門，另年產炮彈20餘萬發、步槍6萬餘支、機關槍1000餘挺，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迫擊炮的大量投產。
因為迫擊炮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發揮了巨大的功效，張作霖特地從俄國購進了一批六○式迫擊炮，這種炮非常小巧，操作簡單，運輸方便，且兼具曲射和直射兩種效能。
1922年，張作霖籌辦奉天迫擊炮廠，便專門重金聘請英國人沙敦主持，所以當時奉天迫擊炮廠主要生產的是英國斯托克斯式迫擊炮。這種迫擊炮構造簡單、操作容易，可以適應多種地形的戰鬥。
當時奉天迫擊炮廠生產的迫擊炮都配有炮車以及彈藥車，每輛彈藥車可以負載10發炮彈。在沙敦主持迫擊炮廠期間，每年的經費預算約78萬元，每月則可以製造迫擊炮80門，炮彈4萬發。到後來李宜春繼任，每年的經費則攀升至130萬元。
在發展兵工廠的過程中，張作霖對兵工廠可以說給予最大的資金保障，兵工廠每年的財政預算都是優先考慮。對兵工廠內的各級工作人員，張作霖都給予最優厚的待遇。加之這一階段的東北正是張作霖主政後財政狀況最樂觀的時期，宣布獨立之後，張作霖便將東三省的鹽稅收入和奉榆線的運費收入全部截留己用，使得1923年單奉天省的稅收總額就高達3000餘萬元，扣去支出後尚有820餘萬元盈餘，使張作霖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兵工廠建設。
為了鞏固反直三角聯盟，以備再次與直軍征戰，張作霖委派韓麟春南下聯絡孫中山，遂將兵工廠總辦的職務交由楊宇霆，後又將總辦升格為督辦。楊宇霆當時還兼任著督軍署總參議，所以在用人用錢上都有極大的決策權，加上張作霖的支持，兵工廠便進入了大規模發展時期。
除此以外，楊宇霆先是增設了炮彈廠，後來又大力擴建了炮廠、火具廠、鑄造廠、製酸廠、木工所，共計有“八廠四處”，以及統計委員會、兵工學校、兵工醫院等17所單位。到九一八事變前，兵工廠職員共計有1000餘人，工人達到2萬人，最多的時候甚至一度達到2.5萬人。全廠裝備大小機器在萬台以上，業已成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兵工廠之一。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三省兵工廠被日軍全盤占為己有。
（二）
除了自己製造武器，在楊宇霆的主持下，奉軍還擁有了自己的空軍和海軍。在北洋軍閥中，張作霖可以說是最早擁有現代軍事意識的軍閥之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張作霖就聽說過飛機。中國最早開始建立空軍的是皖係軍閥，在留法回國的航空員姚錫九建議下，向英國購買了一批飛機，但直到討伐張勳的時候才使用到。直皖戰爭以後，張作霖分得了一批，共有4架旅客運輸機和4架偵察教練機，航空專家姚錫九、王立序等也被張作霖請到東北。後來為了發展空軍，張學良又自大沽造船廠等地調來技工趙鴻起等22人。
1921年1月，張作霖設置東三省航空處，委派其參謀長喬賡雲為處長，趙廷緒、章斌為正副主任，並委派了副官、軍需官、軍醫官、書記官、工廠管理員、技工、班長等若幹幹部，分別管理航空處各項事宜。並在奉天東塔以東修建飛機場，以及廠房、倉庫、宿舍、辦公室等，以章斌、莊以臨等為飛行隊骨幹，以孔佳桂、趙鴻起等為機械士。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軍用飛機壓製西線的張景惠部，低飛投彈，對西線的奉軍造成了巨大傷亡。在退回東北以後，張作霖決心加快發展東北航空軍，遂任命張學良為東三省航空處總辦。張作霖之所以會選擇張學良管理航空處，是因為張學良素來喜歡飛機，還學習過航空駕駛，據說張學良的駕駛技術不俗，很多航空員都很欽佩他。張學良出任總辦之後，將50餘架飛機編為飛龍、飛虎、飛鵬、飛鷹、飛豹五個航空隊，自兼飛鵬隊長。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奉軍終於取得勝利，航空軍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25年，張學良將東三省航空處改組為東北航空處，設立總務處、機械處，以高紀毅出任總務處長，周培炳為機械處長。同年3月，設立航空學校，張學良自兼校長，趙廷緒、王立序等以及法國退役飛行員博賴等十餘人出任教官。因為前兩批飛行員素質都不甚理想，張學良親自從東北軍官訓練班挑選出28名航空兵學員。
這28名航空兵學員被送到法國，有18人進入巴黎的毛蘭納航空學校，餘下的10人則進入法國西南克魯德亞的高龍特航空學校。其中毛蘭納航空學校是法國最優秀的空軍學校，教練機都是毛蘭納工廠自主研發製造的。兩部分學員在畢業之後都獲得了國際航行駕駛證，具備初級駕駛人員資格，又於1926年秋轉入法國南部的依斯特陸軍航空學校訓練。1927年初，這些學員學成歸國，張學良對他們相當重視，將他們的軍銜自準尉提為中尉，還有很多人很快被提升為少校或是中校。
東北空軍的飛機最早是自其他軍閥手中繳獲的，1921年自皖係繳獲8架，1926年自直係繳獲2架，1927年自馮玉祥部繳獲3架，1928年飛豹隊自山東帶回10架。後期則主要是張學良斥巨資從西方國家購得的新式飛機，包括1925年自法國購買10餘架，1926年除再次從法國購入26架外，又自日本購入4架。1930年，自捷克購入40架。同時，美國和法國在1929年各贈送1架飛機。據估計，當東北空軍全盛之際，飛機數量在250架到300架，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除了空軍，張作霖還決心建立自己的海軍。就是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吳佩孚曾派海軍巡視秦皇島、葫蘆島一帶，威脅奉係後方，使奉軍對後方始終有所顧忌。到奉軍戰敗時，依附直係的“海籌”“海容”等軍艦自秦皇島轟擊奉軍，張作霖的車都險些被炮彈擊中，使奉軍損失慘重，在夜間行車甚至不敢開燈。待到退回關外，張作霖即任命曾在北京政府中主管海防的沈鴻烈負責組建海軍。
沈鴻烈隨即開始大力招攬人才，將他的同學淩霄、方念祖、謝剛哲等請入東北，創立葫蘆島航警學校（後改稱東三省航警學校、東北航警學校、東北海軍學校等）。以海軍上校淩霄出任校長、以海軍中校方念祖出任教育長、以海軍中校陳華森出任佐理官、以海軍少校戴修鑒出任學監。到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沈鴻烈率領東北海軍保障東北“海防無虞”，並擁有“鎮海”“威海”“定海”“飛鵬”四艦。隨後有賴於時任山東督軍的張宗昌相助，沈鴻烈接收渤海艦隊，使東北海軍處於全盛時期。以沈鴻烈為海軍中將司令，海軍少將淩霄轄“海圻”“海琛”“鎮海”“威海”“同安”等軍艦駐泊青島，袁方喬轄“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軍艦駐泊長山島，陸上則設有海軍學校、陸戰隊、造船所、海軍航空隊、海軍醫院等。擁有大小艦隻21艘，總排水量約3.22萬噸，艦隊官兵約3300人。
（三）
隨著奉係中少壯派勢力逐漸崛起，作為舊派的張作霖也認識到，“凡國家若想富強，哪能不注重教育與實業”。關於在東北建立綜合性大學的事情，早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就已經由奉天省議會提出，奉天省長王永江也曾多次向張作霖建議“興辦大學教育，培養專門人才”。對於創辦東北大學的主張，張作霖欣然采納，但當時他正一門心思與直係鬥法，哪裏顧得上辦學校？等到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創辦東北大學的事情便被暫時擱置。
等第一次直奉戰爭被吳佩孚打敗回到東北，張作霖頭一件事便是創辦大學，別的不說，光是開戰前那一番電報戰就讓他記憶猶新。1922年8月，負責此事的奉天省長王永江在省長公署成立大學籌備委員會，聘請教育界名流李樹滋、範先炬、佟兆元、林成秀、關海清、謝蔭昌、王鏡寰、恩格、吳家象、汪兆璠、王之吉為籌備委員。12月2日，省長公署發布委任令，以莫貴恒籌備理工科，汪兆璠籌備文法科，吳家象籌備幹事科。
1923年1月5日，省長公署批準以沈陽高等師範學校改建為理工科，以公立文學專門學校改建為文法科，並擬定《東北大學組織大綱》，設立文科、理科、工科、農科、商科和法科，這些學科後來發展為各係學院，即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教育學院以及農學院等。根據《東北大學組織大綱》，東北大學的經費主要來源為奉天省，占到了九成，其餘則來自於黑龍江省。4月26日，東北大學正式成立，自此這一天被定為東北大學建校紀念日。
雖然所有的事情都落實了，但事情的進展並不是那麼順利，首要的問題就是校舍和資金。東北大學最初用的是沈陽高等師範學校和公立文學專門學校的舊址，學生為了上課往往要在不同的校區之間奔走。後來，王永江看中了奉天昭陵東南的500畝土地，但其中有300畝是清皇室的陵地，王永江為此專門去函向醇親王求助，得到同意後才開工。東北大學的新校舍自1923年5月開工，到1925年全部竣工。
有了校舍，但資金卻成了問題。整個基建預算費用就高達600萬元，遠遠超出了之前的預算，雖說當時的東三省經濟狀況不錯，但每個方麵都需要錢，這筆費用並不好湊出。王永江沒有辦法，隻好自奉天省長公署撥款，但仍然不夠。有一次，王永江與少帥張學良聊天時談起此事，張學良當即個人出資150萬元，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硬件設施，軟件設施也非常重要。一所大學是否優秀，關鍵在於師資力量。因此，雖然資金困難，但王永江還是不惜重金聘請一流的學者到校任教。當時很多國內著名學者和社會賢達都曾到東北大學任教，比如曾擔任外交總長的羅文幹、文字學家黃侃、文法學家章士釗、建築學家梁思成、俄文學者曹靖華，以及著名學者梁漱溟、林徽因、劉仙洲等，可以說是“群賢畢至、大家雲集”。
當時東北大學的預科教授月薪最高為260大洋，最低為150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為300大洋，最低則為180大洋。當時著名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教授月薪最高是300元，南開大學是240元，還常常欠薪。而東北大學後來教授月薪最高時甚至一度達到360元，如著名學者章士釗到東北大學任教時更是領得800現大洋的月薪。另外，校方還專門為教授修蓋了宿舍，都是新式洋房。
除了上述講到的這些，東北大學在管理上也頗下功夫，對學生專門采用了具有約束力的學分製，這在當時也是大學管理學生較為有效的手法之一。同時，還專門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獎勵製度，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並規定，凡是應屆畢業生考試第一名者，就可以公派到英國、美國、德國留學。1929年7月1日，東北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典禮時，就有8名學生因為考到學科第一名而被公派出國。20世紀30年代是東北大學最為鼎盛的時代，當時的東北大學有教授300人，學生3000人，每年的運營經費達到160萬元。
張作霖對教育非常重視，從而為東北培養了很多人才，同時也鞏固了自己在東北的地位。而到張學良管理東北時期，對東北大學更為關注，可以說是“出謀、出力、出資”，並將辦學宗旨改為“培養使用人才，建設新東北，以促進國家現代化，消弭鄰邦的野心”。但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大學流亡關內，不複當年的輝煌。1993年，東北工學院更名恢複東北大學校名，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則受聘為名譽校長，而此時的少帥卻兩鬢蒼蒼，已經遠離故土達半個多世紀。
三、直奉再戰：山海關激戰直係兵敗
當直係為了權力走向分裂的時候，張作霖卻在關外臥薪嚐膽。或許，如果沒有奉係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失敗，張作霖便很難擁有一支打得了硬仗的東北軍。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既是張作霖最喪氣的日子，也是張作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光。此時的張作霖，內抗來自關內直軍的威脅，外拒日本人進占東北的圖謀，並且集中精力訓練東北軍，與直係的日暮西沉不同，奉軍正在冉冉升起。等到直奉雙方再戰山海關，雖然雙方的指揮官依然如舊，但對峙的部隊卻已經完全不同。
（一）
在“整軍經武”的同時，張作霖還要做好的另一件要緊事，便是繼續維持他與孫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同盟。但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怎麼會和這兩個北洋軍閥攪在一起呢？據國民黨人寧武回憶，孫中山在1920年曾對他說過，“在國際上要聯俄，學列寧的革命方法；在國內，五四運動正蓬勃發展，中國新青年起來了。這是中國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們要把握時機，取得政權，擒賊擒王。首先必須打倒北洋直係軍閥。因此，我打算即回廣東，重組政府，親率大軍北伐。另一方麵，我們要分化北方軍閥，利用直係與皖係的利害衝突，聯絡段祺瑞，特別是關外實力派張作霖，三方合作，聲討曹、吳”。
而執行孫中山聯合皖奉、討伐曹吳計劃的人就是寧武，因為寧武是東北人，所以孫中山特別委派寧武去做張作霖的工作。而在奉係與孫中山聯係的過程中，奉係方麵負責聯係的人物是薑登選、韓麟春等人，而孫中山方麵負責聯係的則是汪精衛、寧武，可以說這些人都是雙方的巨頭，由此可見雙方對此次合作非常重視。而此時，孫中山在南方麵對陳炯明的進攻，張作霖給予了孫中山足夠的支持，後來孫中山在給張作霖的信中說，能夠平定陳炯明之亂“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三角同盟得以逐漸加固，張作霖又派其司令部參謀處科長傅興沛秘密入京。傅興沛與馮玉祥參謀長劉驥是陸軍大學的同學，平素便來往密切，而劉驥則深得馮玉祥信賴。傅興沛抵京之後，即到劉驥的私邸與其秘密會麵，遂通過劉驥接觸到馮玉祥。此後，張作霖又指派親信馬炳南與馮玉祥的交際處長張樹聲頻繁往來。馮玉祥與直係巨頭吳佩孚素有罅隙，但是讓他真正倒向反直同盟的還是孫中山。
早在1920年，馮玉祥當時還駐紮在漢口，孫中山就派出他的秘書徐謙到漢口，並將孫中山的親筆信交給馮玉祥，希望能夠“加強合作，一致從事革命工作”。當三年後反直三角同盟形成以後，孫中山便派人將與張作霖、段祺瑞聯手的情況告知馮玉祥，並希望馮玉祥能夠早日發動反直的行動。是年年底，馮玉祥聽說教友馬伯援準備去廣東，於是便委托馬伯援代表自己向孫中山致意，表示“待時機到來，一定有所舉動”。原來馮玉祥早在灤州起義時便與南方的革命黨人來往密切，在讀過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之後，思想更發生了重大變化。
1923年10月10日，曹錕通過賄選當上總統，在這個階段，孫中山和張作霖往來的信件開始多起來。11月間，孫中山派葉恭綽到張作霖處，對張作霖的資助表達謝意之餘，向張作霖通報軍情，“……我軍為背城之戰，幸將士用命，將敵人主力完全擊破，廣州得轉危為安，從此廣東內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計劃亦可從此施行矣。故特派葉譽虎前來領教一切，並詳報各情，到時幸賜接洽為盼”。
到1924年，孫中山已經逐漸做好北伐的準備，而張作霖和皖係的盧永祥也開始對直係咄咄緊逼。9月1日，盧永祥派其子盧小嘉到奉天麵謁張作霖，請張作霖接濟款械對抗直係，此時，孫中山之子孫科亦北上奉天，於是在奉天召開了“三公子會議”，從而進一步加固了三角同盟。在“三公子會議”舉行的時候，直奉雙方都已經處於備戰狀態，而孫科、張學良和盧小嘉的會麵，也是民國新派勢力之間的一次正麵接觸，隻是與張學良日後的風雲際會相比，孫科和盧小嘉就要相形見絀得多。
此時已經到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孫科奉孫中山的命令乘船自上海經大連抵達奉天。孫科後來回憶起這一次與張作霖的會晤，對張作霖的印象頗佳，“張作霖個子不高，人也清秀，毫無綠林出身的樣子。他當時每天都派車子來接我去他的辦公室，共進早餐。早餐也總是那些小米高粱米等熬成的稀飯，很簡單的。吃過以後，他的秘書長就帶著一大堆公文進來。他聽取秘書長的報告後，也馬上用口頭指示。秘書則一旁記錄。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個鍾頭都可處理完畢。顯然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園裏有個拱門，門上刻了‘慎行’兩個字”。
以孫科的所見所聞，能夠勾勒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張作霖。張作霖雖然出身綠林，但並不是一個大大咧咧的武夫，他非常自律，而且簡樸。這種與眾不同的軍人形象，無疑讓張作霖在孫中山麵前取得了很高的形象分。其實民初的軍閥魁首，大都很注意維護個人形象，皖係的段祺瑞和直係的吳佩孚都是自律的典範，奉係的張作霖亦是以自律著稱，而張學良則注重禮賢下士，對待手下和士兵也非常溫和。
（二）
就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之前，江浙戰爭率先爆發。雖然皖係方麵叫囂得厲害，但並不是皖係挑起的，而是直係挑起的。江浙戰爭根本上是為了爭奪上海的控製權，上海本來是江蘇的地盤，在皖係當權時期被皖係軍閥盧永祥所控製。江蘇的兩任督軍馮國璋、李純都對上海虎視眈眈，繼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也早已窺伺著上海。上海當時是遠東有名的國際大都市，有“十裏洋場”之稱，皖係失勢之後盧永祥擁兵固守，從而陷入直係的包圍之中。
上海問題是浙江督軍盧永祥和江蘇督軍齊燮元的心結，1924年閩軍將領臧致平和楊化昭率部由江西開抵浙江，遂被盧永祥收編，這件事成為引發江浙戰爭的導火索。臧致平和楊化昭所部是被直係軍閥孫傳芳和周蔭人自福建趕出來的，盧永祥接納了這兩支部隊，並將他們改編為浙江邊防軍的4個師、1個混成旅。在擁有了這支一萬餘人的部隊之後，盧永祥的實力大為提升，遂引起周邊直係軍閥諸將的不安，於是，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四個省份聯合起來，決定對浙江宣戰。
9月3日，江浙戰爭全麵爆發，盧永祥同時向反直三角同盟的另兩位盟友孫中山、張作霖發出電報求援。4日，孫中山在大本營召開籌備北伐會議，決定進行北伐。隨後將大本營遷至韶關，親自督令各軍分別進入江西、湖南，並任命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宣布“援浙即以存粵”。同日，張作霖給盧永祥彙去300萬元充做軍餉，表示一定派兵入關響應，同時又致電曹錕大加斥責，“今年天災流行，饑民遍野，弟嚐進言討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跡未幹，戰令已發，同時又進兵奉天，扣留山海關列車，杜絕交通，是果何意者”，隨即宣布“謹率三軍，掃除民賊，去全國和平之障礙”。
5日，孫中山發表《討伐曹吳對粵宣言》，下令討伐曹錕和吳佩孚。7日，張作霖在奉天邀宴各國駐奉天領事，宣布因為直軍在山海關增兵進逼，決定揮師入關，請各國領事通知各國僑民盡快離開秦皇島。同時，張作霖自任總司令，點齊六軍：第一軍總司令薑登選，副司令韓麟春；第二軍總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張宗昌；第三軍總司令張學良，副司令郭鬆齡；第四軍總司令張作相，副司令丁超；第五軍總司令吳俊升，副司令闕朝璽；第六軍總司令許蘭洲，副司令吳光新。
張作霖將奉軍的總司令部設於錦縣，除張作相的第四軍留為總預備隊外：以張學良第三軍一師一旅兵力守山海關；第一軍兵力兩旅駐綏中；第二軍兵力一師一旅向朝陽進展；第五、第六兩軍則利用其騎兵隊分攻開魯、赤峰。其中以朝陽為主攻方向，其餘大都采取防守的態勢。隨後，奉軍大部便向山海關和熱河方向移動。除了張作霖點齊的部隊，當時奉係還有沒有調動的第四混成旅以及吉林、黑龍江方麵的軍隊，蒙古族騎兵亦決定為奉軍助陣。
另外，雖然經過了數年準備，但張作霖的海軍多為江防艦，以及征用商船加設炮位武裝起來的，不能出海參加正規的海上作戰。海軍暫時不能派上大用場，張作霖的空軍卻已經粗具規模，在張作霖致曹錕的電報上，便有“以飛機候起居”句，就是說我的飛機厲害，你睡覺的時候注意點兒落下來的炸彈。奉軍的飛機其實還不能夠進行長距離飛行，主要以葫蘆島為基地，向山海關、喜峰口活動，以偵察軍情、破壞交通和擾亂軍心、民心為主。即便沒有給直軍帶來巨大打擊，也已經是中國內戰中的首次空中行動。
其實直奉第二次戰爭並不激烈，隻是在山海關方麵和冷口、界嶺口方麵有交火，但是卻很熱鬧。戰爭一爆發，奉軍便采取主動攻勢，背後有兵工廠支持，所以奉軍打起仗來各種槍彈和炮彈可著勁往直軍陣地上扔。直軍一開始采取的是攻勢，準備和奉係對攻，但打了一氣就被奉軍猛烈的炮火打退了。吳佩孚派人在後麵以槍炮威脅直軍士兵不得後退，但奉軍火力過猛，直軍一退再退，到底不得不選擇采取守勢。
13日，直奉第二次戰爭的首戰在熱河打響，進駐熱河方向的是奉軍第二軍李景林、張宗昌部。李景林和張宗昌這兩個人，一個是國技大師，一個是混世魔王，張作霖之所以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配合，是因為他們都屬於客籍將領。李景林原來隸屬於皖係曲同豐部，後來因為和徐樹錚不和倒向直係，後進入奉天遂效命於張作霖麾下；張宗昌原本是直係軍閥，後來投身皖係，直皖戰敗後又投身到奉係。
（三）
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軍中新派軍官勢頭正盛，大大咧咧的張宗昌就顯得異常突兀。自成功擊潰盧永貴、高士儐以後，張宗昌便穩固了自己在奉係軍閥中的地位。當時奉軍的排外思想很濃，加上張宗昌又是敗軍之將，所以他能夠重新獲得兵權可以說非常困難。但是任誰也不會想到，張宗昌在擊潰盧永貴、高士儐以後，又在熱河攜手李景林連克直軍，讓張作霖也不得不對這個莽撞的將軍側目。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人，有諸如“狗肉將軍”“混世魔王”“長腿將軍”“三不知將軍”“五毒大將軍”等各種綽號。1899年，張宗昌到東北謀生，其間打過零工也做過長活，還給地主家放過牧，後流落到海參崴。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張宗昌率百餘人投向山東民軍都督胡瑛，隨其到上海任光複軍騎兵獨立團團長，後出任江蘇省第三師第三騎兵團團長、第五旅旅長。1913年7月投靠馮國璋，先後出任江蘇陸軍軍官教育團監理、江蘇將軍公署副官長。張宗昌此後又投靠皖係，任總統府侍從武官長，隨張懷芝赴湘作戰，結果被打得大敗。此後奉命進攻直係軍閥陳光遠，又被陳光遠打得大敗，餘部也被解散。
在湘鄂失意之後，成了光杆司令的張宗昌孤身西走洛陽，當時吳佩孚廣納門客，張宗昌也是想混口飯吃。哪知道吳佩孚對張宗昌素無好感，聽聞張宗昌來訪，居然閉門不納。沒有辦法，張宗昌隻好灰溜溜地跑到關外去見張作霖，張作霖收留了張宗昌，但是隻給了他巡閱使署高等顧問的虛職，並沒有給張宗昌一兵一卒。就這樣，一直到盧永貴和高士儐叛亂，張宗昌才得到再次帶兵的機會，但他卻憑此再次崛起，成為奉軍的急先鋒。
彼時奉軍第二軍的李景林、張宗昌部兵分兩路進入熱河，遂與直軍在熱河朝陽寺一帶相遇。李景林的部隊單兵作戰能力出眾，素有“疾行軍”之稱，反應快，行動靈活。而張宗昌的部隊是真正的國際縱隊，他曾收編了白俄謝米諾夫的殘部，這些白俄軍隊素以作戰驍勇出名。於是直軍與李景林、張宗昌部甫一接觸，即被擊潰。奉軍長驅直入，在十天內便攻占了朝陽。到1924年9月末，第二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冷口附近，從而對附近的直軍構成了大包圍的形勢。
在朝陽方麵展開激戰的同時，山海關方麵的戰事也逐漸升溫，負責把守山海關的是直軍將領彭壽莘。彭壽莘和郭鬆齡是老對手了，當初奉軍戰敗，就是彭壽莘部負責追擊，而後來受命迎擊彭壽莘的就是奉軍郭鬆齡部。28日夜，直奉兩軍在山海關展開激戰，經過兩天的戰鬥，奉軍最終奪取了九門口的東口，占領這個製高點以後，奉軍便掌握有利地形，居高臨下地與直軍周旋。
10月10日，直軍總指揮吳佩孚馳往山海關。12日，吳佩孚親抵前線督戰，並調集來大批援軍。13日，吳佩孚本想率“楚豫”“永翔”兩艘軍艦開往葫蘆島，突襲奉軍後路，但中途遭到奉軍飛機襲擊，被迫退回葫蘆島。此時，奉軍第一軍薑登選部和韓麟春部突入九門口，占領荒山口，吳佩孚隻好登陸繼續指揮地麵部隊。郭鬆齡率部對山海關正麵發動猛攻，但遭遇到直軍的頑強抵抗，雙方一度陷入僵持的局麵。
正當戰事膠著之際，奉軍第一軍總司令薑登選和第三軍副司令郭鬆齡卻爆發了衝突。郭鬆齡主張突襲九門口，而薑登選則認為第一軍在九門口已經取得戰果，不同意將正麵部隊調移，二人為此爭執不下，甚至發生了口角。其實，到這個時候，奉軍少壯派軍官中已經出現了罅隙。新派逐漸分裂為兩係：一麵是以楊宇霆為首的士官係，包括薑登選、韓麟春等，大都有留日背景；一麵則是以張學良為首的大學係，包括郭鬆齡、李景林等，大都是在國內的武備學堂就讀過。
在與薑登選發生爭執之後，郭鬆齡竟然拂袖而去，率數騎到所部宋九齡處，命令宋九齡部後撤，將陣地交由高維嶽旅，然後即向後方揚長而去。第三軍總司令張學良聞訊，命令宋九齡部停止撤退，並連忙疾馳追趕郭鬆齡。在十餘裏外，張學良終於追上郭鬆齡，對郭鬆齡說，“你搞的什麼事，我應當打你嘴巴。你若不是我哥哥，一定狠狠打你一頓。”經過張學良的勸說，郭鬆齡才又回到陣地。好在當時夜色已深，直軍並未發覺奉軍陣地上的動靜，否則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結果便可能被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