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中規定，後世的皇帝不能設置丞相一職，奏請設立丞相的官員將被處以極刑。可明朝第三代皇帝——永樂皇帝朱棣發明了“內閣”這個新機構。內閣主要由“大學士”這種官員組成。大學士的品級隻有五品，工作是皇帝的秘書，可就是這幫人，權力越來越大，掛著“五品”的小頭銜，卻基本都由二品的文官重臣兼任。到了明朝中後期，還出了諸如嚴嵩、張居正這類的鐵腕人物，呼風喚雨、縱橫捭闔，能量遠超丞相。又比如《皇明祖訓》中嚴禁宦官幹政，可後來明朝宦官們的地位節節攀升，從中期到晚期，陸續出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權力煊赫一時。就連朱元璋規定最為細化的“祭祀”一條，後世帝王的遵守程度也不高。在明武宗之前，曆代帝王還親自參與祭祀，到了明武宗，就不常去了。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去得勤快，且鋪張浪費，遠超朱元璋時候的規矩。到了著名的“張居正改革”時期，彼時年幼的萬曆皇帝好奇，打算親自去祭祀，結果把持大權的張居正說：“祭祀這種事，本身就是個形式，皇帝沒必要親自去，找個太監代表就行了。”要是朱元璋泉下有知聽到這番話，估計能從棺材裏氣活過來。
如此事與願違，怕還是應了一句老話：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朱元璋更料想不到的是，這些“死規矩”，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在很多時候給後人“挖了坑”。
掉進坑裏的典型人物，就是朱元璋生前最疼愛的親孫子——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前腳駕崩，他的親兒子朱棣後腳就扯旗造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反。朱棣的造反檄文裏，就有拿《皇明祖訓》說事的章節，比如之前朱允炆擔憂藩王的威脅，厲行削藩，結果朱棣就在檄文裏質問：《皇明祖訓》裏明文規定，後世子孫不能變更祖宗的法，你削我的藩，就是變更祖宗的法，我就有權來討伐你。曆時三年的“靖難之役”因此爆發，朱允炆最終被朱棣給“削”了。
還有些坑，後世的皇帝雖然沒有掉進去，但諸多子孫卻難以幸免。比如《皇明祖訓》裏規定，皇室的子孫都要由禮部來賜名，有了名字就能享受國家的供應，一生衣食無憂。可明朝後期腐敗嚴重，禮部給皇室取名字，那也是明碼標價的。許多“王爺”早已窮困潦倒，哪有錢送？結果有些“王爺”直到七老八十了，還是沒有名字，一生貧寒無助。更倒黴的是，朱元璋規定皇室子孫不能出去工作，這下更慘，有些“王爺”既沒有國家養，又不許自食其力，甚至活活餓死在家裏。
不管是挖坑或是變樣，大明“第一家庭”的日子，還是照著這部家法的規定過了三百年。日子過得咋樣，還是需要分別來看看。
2.皇族教育真煎熬
有《皇明祖訓》的規矩管著，作為“第一家庭”的皇子，生活中要遵守的規矩自然頗多，而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教育的規矩。
朱元璋出身窮苦，沒讀過多少書，但顯然他很明白“再窮不能窮教育”的道理，明朝宮廷教育的規矩，基本都是由他設立的。這其中又分為兩個環節：一是對皇帝的日常教育；二是對太子的教育培養。
對於第一個環節——對皇帝的日常教育，朱元璋以身作則。早年他還不是皇帝的時候，就很重視日常的學習充電。每天都要開會學習，按《明史》的說法叫“令儒者陳說古人書義”，即身邊的文臣謀士給他講課，主要講曆史——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國的曆史，目的也很簡單，現學現用，什麼招數有用學什麼。他最感興趣的人物是劉邦，學得最多的也是劉邦，從待人接物到戰策謀略，好多都是有樣學樣。等到大明朝建國，當年給他講課的儒生，大多成了明朝開國重臣，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長、開國文臣之首宋濂，以及大名鼎鼎的軍師劉伯溫。而這種學習方法，也以製度化的方式保留下來，變成兩種貫穿明朝興衰始終的教育製度——經筵和日講。
所謂“經筵”，按照現代的話說，就是文史研討會，即由皇帝召集文臣，探討讀經史子集的心得體會。這項活動並非明朝首創，之前的幾個朝代也都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執政的時期，應該是“經筵”活動舉行最為頻繁的時期。嚐到聽課甜頭的朱元璋，對這種方式鍾愛有加。當皇帝之前文化程度低的朱元璋，在課堂上主要聽別人講，而當了皇帝後的朱元璋，則喜歡跟人探討。按照《明史》的記錄，剛登基時的朱元璋，幾乎天天開“經筵”，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來探討曆代治國的興亡得失，後來工作雖然忙了，但是“經筵”還是放不下，隔三岔五就要開一次，不但聽別人講，而且更喜歡自己發表意見。探討的內容主要是《大學》《尚書》《周易》《唐律》，不但探討學術內容，更古為今用，商討治國政策。明朝開國後許多律法的製定，乃至教育、軍事、外交等製度的確立，都是這麼探討出來的。比較有影響的一件事是，一次經筵時，有文臣提出了孟子“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觀點，引得朱元璋大怒，當場大罵說：“如果這個老頭活到現在，我肯定砍了他。”孟子本人，當然無法被朱元璋砍了，但孟子的像卻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廟，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就這樣被朱元璋取消了。
但總的來說，朱元璋時代的經筵活動，對於明初各項國家政策的製定，主要作用還是積極的，尤其是當時明朝曆經戰亂、百廢待興，通過經筵，可以探討曆代治國的得失，商討正確的治國策略。還有明初的休養生息政策、公費教育政策乃至國民福利政策，許多都是通過經筵得以確定的。同時，經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員選拔會”，許多名列《明史》、以治民著稱的“循吏”，都是通過經筵嶄露頭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從此名留青史的。在朱元璋身後，從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時期，經筵皆是當朝皇帝重要的政治活動，隻是，那時候的經筵，在製度上並無明確的規定，每年多少場，每場多大規模、在哪裏講，多長時間舉行一次，全憑皇帝自覺——當然，那幾位皇帝也很自覺。
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孫——明英宗朱祁鎮登基的時候，經筵，終於以製度化的形式確立下來，而這件事情的促成，卻是因一起偶然事件。當時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閣臣楊士奇起草詔書，宣告皇太子朱祁鎮出閣讀書，誰知詔書剛下，朱瞻基就駕崩了。年僅九歲的朱祁鎮倉促即位，雖然身份從太子變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還是不能放鬆，於是楊士奇就上奏：皇帝接受教育，與太子和親王都不同，應該命禮部詳細地製定規則，以“經筵”方式進行。明英宗準奏，於是經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場，分別是當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這三天，地點在文華殿。講課的講案設在皇帝坐的禦案稍東，早晨先由司禮監的太監呈上當日要講的經書，書是《大學》，經是《尚書》，兩書都要放在禦案上，《大學》放在禦案的東側，《尚書》放在禦案的西側。每次講課，設講官兩人，要提前寫好講義，預放在講案上，是日早朝過後，皇帝親臨經筵，三師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禮，由鴻臚寺官引導依次上殿。兩個講官一東一西出班，先給皇帝行叩頭禮，然後伺候皇帝聽課的展書官上前幫皇帝把書打開，等講官講完了，再由展書官跪著上前把書合上。講課結束後，皇帝還要賜大臣酒飯，各官員先向皇帝行叩拜禮，然後到左順門吃飯，吃完後回來再向皇帝行謝恩禮，一場經筵才算結束。且不說聽課的辛苦，就這套繁文縟節，也已經把人累得夠嗆。
雖然辛苦，但對參與的官員來說，經筵卻有著重要的意義。要參與經筵，首先得夠品級：主持經筵的人，不是內閣大學士就是勳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級人物；經筵的講官，則主要由翰林學士充任。擔任講課的翰林學士，也基本屬於朝廷的重點培養對象，未來很可能就是國家的棟梁重臣，比如朱祁鎮執政的第二個時代——天順年間的兩位內閣重臣李賢和彭時，便是朱祁鎮九歲登基時的經筵講官。所以，在參加經筵這件事上，大臣們既相當有興趣，又相當積極。
大臣們有興趣，可皇帝們卻是越發的沒興趣。事實是，當經筵作為一種製度確立後，明朝曆代皇帝參加經筵的次數與態度，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鎮的兒子明憲宗朱見深以及孫子明孝宗朱祐樘兩代執政時期，尚能保證經筵的如期舉行。但朱見深參加經筵時，就已經越發沒有積極性，按照《明實錄》的記載，他經常無精打采地聽，聽完了連話都懶得說。如此消極，連大臣們也看不下去了，禦史陳音就曾上奏：“皇上您參加經筵，不能光聽我們說，您也得提問題啊。”再到後來，經筵舉行的次數就越來越少，本來應該按時舉行的經筵，經常會以各種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說法就是“進講之日少，輟講之日多”，皇上也學會曠課了。
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後的皇帝，不但逃課，而且還學會了逃學。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破天荒地規定，把每月應該三次的經筵減少為每月一次。之後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還曾下旨取消經筵。後來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更過分：他把本來每個月三次的經筵，改成“春講”和“秋講”，每年講兩次，意思一下得了。
即使如期舉行的經筵，到了明朝中後期，也變成了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禮儀。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發討厭經筵，不僅因為不愛學習，也因為經筵越發含沙射影：明朝中後期黨爭日烈，經筵也變成了戰場，文官給皇帝開經筵，表麵上是講學問，其實卻是以講學為名，多講國家大事和個人的政治主張，甚至不乏借經筵的機會攻擊政敵。比如《明史》上就說這是“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也有一些老實巴交的講官，踏踏實實講學問，但都是挑著講，什麼好聽講什麼，講出來的內容千篇一律。如此下去，皇帝當然越聽越煩，經筵也就越講越沒勁。
與經筵同時存在的另一種皇帝教育模式，就是日講。
日講，和經筵性質相似，也是學術研討會。但不同之處在於，經筵規模大，日講規模小；經筵有固定的製度規定，日講卻是隨機的。通常來說，日講都是在經筵舉行完畢後進行，作為經筵的補充。它的規模也是正統初年確立的，比經筵要簡單；隻要四名講官，大學士輪流值班；沒有經筵那麼複雜的禮儀模式，也不用儀仗排場；內容也比經筵要寬泛，包括經史子集。如果說經筵是一種製度化的課程，那麼日講的舉行則全憑皇帝的喜好。最早的日講隻是經筵的一種補充，可到了明朝中期以後，經筵越來越不給力，日講的地位也就扶搖直上，皇帝想學習，或者想探討治國方略，一般都不會去參加禮儀煩瑣的經筵，反而會宣召親近的臣子來給自己單獨上小課，這種小課就是日講。如果說經筵的參加，標誌著官員在朝臣中的身份地位，而日講的參加，則標誌著官員在皇帝個人心中的地位——這是一種特殊的榮寵。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們，大都有自己親近的文臣，比如明武宗親近楊廷和，明世宗一度親近夏言，明穆宗親近高拱，明神宗親近申時行。這些大臣們，也都有同一個身份——參加過皇帝的日講。
曆代的明朝皇帝，雖然對自身的教育，經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但有一個人的教育，他們大多是絕不放鬆的，那就是皇太子的教育。
明朝皇太子的教育培養製度，最早也是由朱元璋製定的。為了繼承人的教育，朱元璋煞費苦心，甚至還為兒子建了個圖書館——大本堂。這裏雲集了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各類典籍圖書，並遍請各地名儒。朱元璋的太子朱標的教育團隊是極其強大的，常年負責他日常教育的兩位“讚善大夫”，一位是朱元璋的第一智囊劉伯溫，另一位則是“浙東四才子”之一的章溢。日常授課的老師，既有李善長這樣的開國文臣之首，更有徐達這樣的大明第一統帥，按照《明實錄》的話講，就是“群賢畢至”。而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卻是朱元璋所創立的太子教育體製——設文華殿大學士輔導太子，下麵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學士、庶子、喻德、中允、讚善、洗馬、校書等官職。這構成了明朝皇太子教育體製的雛形。在明朝正統年之前，太子讀書並沒有明確的禮儀，到正統年間，太子出閣讀書的禮儀也正式確立：太子首次出閣讀書的當天早上，先由禮部、鴻臚寺執事官在文華殿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寺官為太子行禮，請太子到文華殿讀書，皇帝要出席，三師三少以及各官員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禮，然後各官退出，內侍官引著太子在後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讀講官前來，從此，太子的學習生涯開始了。
從課業負擔上說，明朝的太子也是很辛苦的。上午主要是文化課，分為三項內容：讀書、聽字、寫字。讀書時每學一篇新課文，必須要在三日之內背熟，每三天就要測驗一次。寫字的量也很大，每年的春天、夏天、秋天三季上課的時候，每天要寫一百個字，冬天是每日五十個字。學習細節也摳得嚴，比如背書，不是簡單背過就行，而是要字正腔圓、句讀分明；寫字，也不是簡單會寫就完事，要寫得橫平豎直，方正工整。最辛苦的就是侍講官，講書的時候要講得明白，太子出錯了，要大膽糾正，太子不學習，更要敢於批評。以上任何一條沒做到，就是不合格。
對於太子的教育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給太子選好老師。《明史》上說，給太子選什麼樣的老師，也是有學問的。太子剛開始讀書的時候，要給太子選擇那些精通學問、治學嚴謹的老師，主要都是一些品行端正、鐵麵無私的老學究。等太子年長後，要給太子選擇一些行政能力強的大臣，幫助太子學會理政。明朝曆代太子的老師選拔，基本都沿用了這一原則。
可這條看似合理的原則，到了明朝中後期，卻也頻現漏洞。我們已經知道，明朝中後期的諸多皇帝在做太子時，經常出現諸如曠課逃學、貪玩享樂等行為，而精挑細選出來的老師，對這似乎也無能為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出閣讀書的太子，其實還是孩子。
按照教育學的觀點，孩子和成年人之間往往容易出現代溝，師生之間年齡差距越大，代溝就有可能越深。主抓太子學習的老師，絕大多數是中老年人，且早期教育多以學問精深、治學嚴格的老學究為主，他們和太子之間基本不可能有共同語言。
到了明朝中後期，宦官的權位日重，陪太子讀書的人主要是伺候太子的宦官，在逃課這類事上，他們更是和太子沆瀣一氣。最典型的莫過於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時，因他不愛學習，伺候他的宦官們就經常巧立名目，取消當日的講課，甚至找借口破壞如期進行的講課，不是提前下課就是上課搗亂，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證。幫朱厚照太子逃課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後來正德朝時一度權傾朝野的“九千歲”劉瑾。
到了明朝晚期，連皇帝本人對太子的教育也不熱心，這其中的典型就是三十年不上朝的萬曆皇帝。當時萬曆皇帝麵臨的一大朝廷鬥爭，就是“爭國本”，即萬曆欲立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為儲君，而恪守禮法的文臣們卻堅持要立皇長子，萬曆索性破罐子破摔：幹脆都不立，拖下去，誰怕誰。這一拖，把兒子的教育問題也耽誤了——萬曆的長子朱常洛，在八歲之後，幾乎五年沒受過教育。朱常洛的文化水平極低不說，連其兒子——萬曆的孫子朱由校也被拖累了，小朱由校常年教育不良，最愛幹的事情就是做木匠活，等到做了皇帝，就成了著名昏君明熹宗。
3.宮廷女子辛酸淚
如果問哪一天可以作為大明王朝的“婦女節”的話，那麼最精確的答案，恐怕應該是農曆三月初一。
因為在大明王朝建國的那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農曆三月初一，開國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與大明朝的女人們，特別是“第一家庭”的女人們有重大關係的事情：命儒生朱升編訂《女誡》，並刊刻全國發行。這部書的主要內容就是收錄曆代賢德後妃的光輝事跡，並在全國推廣學習。尤其是對於朱元璋家裏的女人們，更要在後宮開設講堂，由主編朱升親自主講，包括皇後以及所有嬪妃都要列席旁聽，認真學習。
之所以說朱升是“主編”，而非作者，實在是因這部《女誡》大有來頭。它最早出自東漢女文學家班昭之手，內容包括“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叔妹”七章。其中心思想看名字就能體現出來：教育女人要逆來順受，伺候老公，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禮敬公婆，不亂傳閑話，不造謠，不隨便摻和事，就算自己不願意也要事事聽丈夫的，受了委屈更要忍著，別人說你不好要聽著，要謙順地待人，學會討丈夫兄弟姐妹的喜愛——這樣的女人，才是百分百的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