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執著之外，是他同汪直一樣可怕的行動力。他通過成功地和太子朱由校的乳母、把兄弟魏朝的“對食”客氏勾搭成奸，利用客氏與太子朱由校的特殊關係，從此一步登天。先是害死了把兄弟魏朝，接著又和客氏合謀，殺害了位高權重的王安，掃清了自己執掌宦官大權的最大障礙。在成了宦官之首後，他掉轉槍口，向朝廷裏最強悍的文官集團東林黨開火，並最終操縱了內閣，把持了內外大權，成為這個王朝僅次於朱由校的人物。交朋友，很執著不等不靠；打敵人，鎖定了目標，很執著立刻開火，開打了就幹到底，趕盡殺絕。
不過，在他們光鮮的外表下，不可避免地深藏著他們難以回避的弱點。
2.權閹其實很脆弱
對於諸多明朝的仁人誌士來說，明朝的這些公公，尤其是那些位高權重、呼風喚雨的權閹們，著實是一群難對付的家夥。但再強大的對手，也有其無法掩蓋的弱點，就像歐洲神話裏的那位大力士安泰，全身金剛不壞，卻唯獨腳上那一塊脆弱的皮肉，最終要了他的命。
對於明朝的公公們，甚至是前麵提到的大名鼎鼎的“四大權閹”，也是同樣的道理。仔細看看曆史就知道，明朝的“四大權閹”，無論曾經如何囂張，卻無一人能風光一世，其中的三個人不得善終，唯一得善終的汪直，卻也是繁華散盡、身敗名裂之後的鬱鬱而終。而導致他們從人生的巔峰急跌穀底的，往往都是一些看似低級到匪夷所思的失誤。都是在人生最為風光的時候，以始料未及的方式遭到致命一擊，看似偶然的倒黴過程，實則深藏了必然——他們自身無法避免、也無從遮掩的人格弱點。
比如，明朝第一位專權宦官，“四大權閹”中的王振，他身上的弱點就可謂多多，最後害了他的，也是這些毛病。
在“四大權閹”中，王振是唯一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教書先生），這種知識分子的背景確實成就了他。他在日常政治鬥爭中的狡詐權謀、奇思妙招，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他對書本知識的活學活用。比如這個人極善偽裝，裝老實的時候，比老實疙瘩還老實。朱祁鎮在位早期，朝廷裏掌握大權的是以三楊（楊榮、楊浦、楊士奇）為首的文官內閣，對待這三位老家夥，王振一度比親孫子還乖。比如他受命去給楊士奇送文件的時候，常常顯得畢恭畢敬，一說話就點頭哈腰，楊士奇請他坐下，他就一臉的受寵若驚，連說不敢。一來二去，把閱人無數的名臣楊士奇感動得不行，連連讚歎：在太監中也有王振這樣的賢良。可反過手來，他卻借著楊榮貪汙和楊浦的兒子殺人這兩件案子大做文章，逼得兩位老臣黯然去職，隻剩下楊士奇一人苦苦支撐，最後也在王振的排擠下辭官歸隱。朱祁鎮的老祖母——張太皇太後原本極其鄙薄王振，甚至一次召王振覲見的時候，還差點以王振幹政為由把他砍了，當場嚇得王振差點尿褲子。自那以後，對這位彪悍的老太太，王振也下死力巴結，每次老太太把王振叫去訓話（主要是臭罵），不管罵得多難聽，他都咬碎了牙忍著，臉上還做誠惶誠恐虛心接受狀，一來二去，倒把老太太弄得過意不去。而且他還相當會來事，比如有一次，篤信佛教的張太皇太後欲帶朱祁鎮一道去城外拜佛，結果文官重臣們群體反對，朱祁鎮更是兩頭為難：跟老太太去，鐵定挨百官罵；不跟老太太去，鐵定挨老太太罵。當不想兩頭挨罵的朱祁鎮糾結的時候，王振卻幫他解決了難題：把城外的佛像請到宮裏來，和老太太一起在宮裏拜，這樣既哄了老太太高興，又堵住了百官的嘴。這事之後，老太太果然高興，原本砍了王振的心都有的她，也從此對王振很是喜歡，這種喜歡，甚至一直保持到她過世。然而，就是這個會來事的王振，等著老太太前腳剛咽氣，後腳就把太祖朱元璋立下的禁止太監幹政的鐵牌毀掉。不管是幹工作還是搞政治鬥爭，這人都典型屬“白眼狼”。
然而這世界上所有的白眼狼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得誌便猖狂。王振更不用說：沒勢力的時候，他比誰都能裝；有了勢力的時候，他比誰都猖狂。
王振人生中的第一場殺身之禍，其實就是被他自己的猖狂鬧出來的。當時朱祁鎮剛剛登基，身為朱祁鎮“先生”的王振也得到重用，仗著朱祁鎮的寵愛，自我感覺良好的王振，也就動了把老臣們擠對回家的心思，而他所用的恰是最無知的方法：一次他去內閣傳旨，見“三楊”都在辦公，便毫不客氣地說了句，“你們三個都這麼大歲數了，還當什麼官啊，趕快回家養老吧。”就這一句話，當場把三位老臣氣得哆嗦，可他們哪裏是好惹的，回過頭來就去找張太皇太後哭訴，緊接著就有了張太皇太後當著五位輔政大臣的麵要怒砍王振的驚魂一幕。一猖狂，差點把命都猖狂沒了。
等到張太皇太後去世，“三楊”也相繼被罷官去職，王振終於獨攬大權後，他那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毛病——猖狂，又不出意外地發作了。而且這次的表現更豐富，比如因為猖狂，耳根子就變得軟，最喜歡聽奉承話，工部郎中徐佑認王振當爹，甚至為了巴結他，自己都不留胡子。有一次王振很奇怪地問：“你怎麼沒胡子啊？”徐佑恭恭敬敬地回答：“爹都沒長胡子，我這個做兒子的怎麼能留胡子呢，這不孝順啊。”就這一句惡心的奉承，竟當場把王振喜得哈哈大笑，立刻將徐佑提拔成工部侍郎。擅長拉幫結派的他，拉來的絕大多數都是這類溜須拍馬的貨色，當然也有辦事的能臣，比如都禦使王文，這人整治貪汙有一手，拍馬屁也有一手，把王振哄高興了，得以飛黃騰達。然而王振沒想到的是，土木堡之變後他身敗名裂，他的親信裏第一個跳出來反咬一口的，同樣還是這位王文大人。白眼狼王振選出來的人，自然也是一群白眼狼。
王振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小心眼，以前吃過的虧，怎麼著都要找回來。後人常說王振殘害忠良，其實被他殘害的忠良，很多人並不是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而是一些看似啼笑皆非的小事。比如禦史李鐸遭王振治罪，被發配到遼東服刑，他得罪王振的原因僅僅是上班路上遇到王振，沒有及時行跪拜禮。還有一些時候，卻是他自己患上“被迫害妄想症”，想當然地以為別人坑他。翰林侍講劉球就是這麼倒的黴，他隻是給皇帝上奏折說，希望皇帝能夠勤政處理政務，並整頓兵力防禦瓦剌，王振就想當然地以為劉球是在影射他。想當然的後果很嚴重，劉球被打入監牢，慘遭秘密殺害。最冤的卻是駙馬石祿，有一天因家務瑣事在家責罵宦官馮寶，恰好被路過的王振聽見了，按說這是人家的家務事，王振卻不幹了，覺得馮寶是太監，自己也是太監，石祿罵馮寶，就相當於罵自己。可憐石駙馬就這樣被打入天牢，最後還是挨罵的苦主馮寶看不下去，主動替石駙馬求情，這才把人給撈出來。
和許多得誌猖狂的人一樣，王振的另一大毛病就是色厲內荏。有時候他嚷嚷得越凶，臨到事上，反而越。比如後來北京保衛戰的英雄、名臣於謙也得罪了他。起初王振很囂張，抓了於謙不說，還放風說一定要讓於謙死。可誰知山西、山東兩省官民聞訊炸鍋，四下奔走營救，連朱祁鎮的親弟弟朱祁鈺（後來的景泰帝）也出麵警告王振，要他別太張狂，結果王振立刻認，慌忙把於謙放出來。寧死不屈的於謙，後來見王振一次罵一次，罵得王振都患了“恐於症”，恨不得見麵就繞著走。
而最後令王振身敗名裂的事——瓦剌事件，可以歸結為他“白眼狼性格”的總爆發。先是瓦剌可汗也先與明朝發生貿易糾紛，王振想當然地用強硬的方式處理問題，卻沒有防備對方可能進行的報複。等著吃了虧的瓦剌大怒，集結人馬打上門來，王振卻不可一世地強烈要求皇帝禦駕親征，硬是攛掇明英宗朱祁鎮帶著五十萬大軍打了出來。這一路上，王振猖狂加小心眼到極點，他巧立名目，打擊報複反對北征的諸位大臣，直到大軍來到大同邊關，親眼看到了敵人的陣仗，王振二話不說，立刻露出了人本色，一槍沒放，就攛掇著大軍原路返回，五十萬大軍活活來了回折返跑，可跑還沒跑成，被瓦剌徹底嚇的王振居然在大軍即將進入懷來城的時候，請求朱祁鎮繞道，原因是想回家鄉風光風光，還沒走到他老家蔚州，王振又改了主意，要大軍再次繞道，原因是怕部隊踩了老家的莊稼。就這麼連番折騰，明軍終於被瓦剌追上，五十萬大軍被“包了餃子”，禦駕親征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鎮淪為俘虜。而王振則死在了亂軍之中。
比起王振來，另一個太監汪直看似行為相似，都很狂，都很殘暴，臉皮都很厚，其實卻有天壤之別。個中的差距隻有一條：一個有文化，一個沒文化。教書先生出身的王振，是明朝宦官中少有學曆比較高的，有文化又狂妄的，屬於奸人。汪直卻不同，他是戰俘出身，鬥大的字認識不了幾個，沒文化的結果就是他狂妄的同時，做事就更缺考慮，尤其放到大事上，經常不按套路出牌。這樣的人，通常被叫作渾人。汪直就是這樣一個渾人。
在很多情況下，渾人卻比奸人更可怕，原因正在於那句俗話：渾人膽大。
在現代影視作品裏，汪直是個“出鏡率”比較高的太監，而且往往作為“大BOSS”出現，在各類影視劇中留下的形象，不但陰險狡詐，而且還練就了一身絕世武功，堪比東方不敗的級別，諸如“××飛甲”“××客棧”之類的電影，幾十年來拍了一部又一部，到現在依然票房不衰，其神功蓋世外加厚黑透頂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這樣的形象，和曆史上真實的汪直自然是有差距的，且不論品質如何，武功就差距太大——小小年紀當了戰俘，在宮裏幹了數年雜活，哪有運氣撿諸如“葵花寶典”之類的武功，就是撿著了也沒空練。但這種“光輝形象”加在汪直身上，卻也正常。這並不僅僅是後人杜撰出來的，實在是那年頭他的影響力太大，大到京城裏誰家孩子哭了，說句“汪直來了”，小孩就能嚇得閉嘴——因為他是個膽大的渾人，最匪夷所思的壞事，沒他不敢幹的，而幹多少壞事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從來不按照套路出牌。
不管是逢迎巴結，還是宦官內部的爭權奪勢，甚至是與文官政敵較勁，乃至後來統兵沙場，他從來都很難讓對手估計到下一步的行動是什麼。尤其是麵對政敵的攻擊時，他的反擊方式往往會讓人匪夷所思，而當他處於優勢，主動去攻擊別人的時候，他的攻擊模式也同樣讓人大跌眼鏡：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時間、意想不到的地點、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給予對手意想不到的打擊。不講計劃也不講規則，怎麼要命怎麼來，這就好比倆人打架，按照套路規則，對方應該打你的頭，沒想到他卻掏你的襠打你的後腦勺，那就要命了。汪直的做法就是這樣要命。
比如早年汪直在得萬貴妃的寵信、地位扶搖直上的時候，他的最強競爭對手，就是東廠提督太監尚銘。當時，不管論背景、資曆，還是能耐，看似如日中天的汪直在尚銘麵前，根本不值一提。尚銘是明憲宗朱見深的鐵杆親信，早年還是皇子的朱見深，遭受“土木堡事變”打擊，父親明英宗被瓦剌俘虜後皇位遭廢黜，歸國後又被幽禁南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原本貴為太子的朱見深也差點被即位的叔叔景泰帝朱祁鈺廢黜皇位繼承人的身份，在那段艱難困苦的日子裏，尚銘就是為數不多陪伴朱見深的小太監，不但照料他的飲食起居，更替他打探消息，了解朝局。尤其在後來朱見深的父親明英宗朱祁鎮複位後，因嫌棄朱見深口吃，一度不願把皇位傳給他。後來明英宗病重，大學士李賢趁機進言，要皇子朱見深來照料明英宗起居，之後朱見深悉心的照料，終於令明英宗感動，做出了傳位給他的決定。而在那時，協助朱見深一起照料父皇的宦官裏也同樣有尚銘。這是陪著朱見深患難的鐵杆。
而除了關係鐵外，尚銘的工作能力也是相當的強。在明憲宗登基後，尚銘順理成章成了東廠提督太監。明憲宗在位早期，連續遭遇三場戰爭——滿俊陝西叛亂、廣西大藤峽叛亂、湖北流民叛亂。在這三場戰爭中，東廠擔負搜集情報的重任，在戰爭的整個過程中出力頗多，並在戰爭結束後得到嘉獎。那時候的汪直，還隻是廣西大藤峽一個普通的瑤民家庭的小孩，因瑤民叛亂，一同被俘，並慘遭閹割，罰入宮中為奴。尚銘光彩照人地接受嘉獎時，汪直正在押解入京的路上。
能力卓越的尚銘也是一個出了名的不好惹的人。此人膽大手黑，最擅敲詐勒索，打探到京城裏誰家有錢，就羅織罪名把人抓到東廠來，不問青紅皂白一通嚴刑拷問，不敲詐到錢絕不罷休。後來他自己犯事被抄家時，家產抄了幾十車，拉了一天一夜才算完。但此人幹壞事也極講誠信，給錢就放人，收禮就辦事。而且他綁票目標也極有針對性，窮人家從來不碰，隻惹有錢人。甚至朝內許多清官廉吏和他的私交也頗好。如此手黑又有人脈的家夥，汪直貌似是惹不起的。
但看似毫無勝算的汪直，卻用了一種辦法就輕而易舉地把尚銘踩在了腳下——尚銘幹不了的活，我幹！
汪直和尚銘形成衝突的時候，他在萬貴妃的扶植下，已經成了禦馬監掌印太監，當時的尚銘是東廠提督太監，外加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就是說宦官權力的“鐵三角”裏，尚銘就占了倆。而汪直雖然執掌禦馬監，看似兵權在手，但明朝兵權的分布非常散，他當時的權限也隻是統領宮內部分守備部隊，權限很小，外加身份敏感，很難亂說亂動。而且當時明憲宗不理朝政，掌控朝局的主要方法，一是靠司禮監批奏折，二就是靠東廠情報機關搜集情報，以統禦群臣。所以在明憲宗的手下，做太監的要想求進步，要麼去批奏折，要麼就去搞情報。汪直目不識丁，批奏折當然不成，隻能去搞情報，而搞情報，尚銘不讓。
於是汪直和尚銘間的衝突就越發厲害，尤其到了幹情報工作的時候，尚銘更處處給汪直拆台，無論用人辦事，都時時掣肘。日久天長，倆人形同水火。汪直顯然是沒有勝算的：尚銘是老情報了，宮裏宮外人脈廣，其本人更不好惹，而汪直勢單力薄。然而呼風喚雨的尚銘也終於碰上了搞不定的工作：當時有大臣李子龍迷信旁門左道，且在朝中廣收門徒，更伺機混入皇宮圖謀不軌，雖然被廠衛及時發覺並處決，但卻把年輕的明憲宗嚇得不輕，而先前犯下失察之罪的東廠提督尚銘，更被命令要遍查京城裏官民動向言論，查明後及時向明憲宗彙報。
這差事看似不難，往京城各處派密探，回來彙報工作就行。可尚銘卻偏偏辦砸了。當時東廠的名聲太響亮，派出去的密探臉上也早貼了標簽，不管走到哪裏，人家隻要看見衣著華貴且目光陰冷的，十有八九就知道是東廠來的，本來說得正歡的嘴也立刻閉上了，打探一通，啥都沒打聽到，這讓明憲宗大為光火——你不行，那我就換個行的，汪直你去。
汪直就這樣臨危受命了。其實在尚銘看來，自己都辦不到的事情，汪直顯然更是辦不到的，何況和以前一樣，他早就四處給汪直使了壞：汪直查案用的人手，早被他扣了不給，辦起事來要啥沒啥。可沒想到，汪直就憑了自己一個光杆司令到底把事情辦成了：他既不大張旗鼓派人盯梢，也不四處抓人辦罪，而是自己穿了一身破棉襖，貼了假胡子，在京城裏四處溜達，而且他雖然不認字，腦子卻好使的很，不用筆記錄，別人說的話聽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就這樣在京城裏化妝偵查了幾天後，朱見深交給的任務就圓滿完成了。這下可讓尚銘大跌眼鏡：這麼幹都行？而朱見深卻樂開了花。雖然尚銘並沒有因此丟掉東廠提督的寶座，可後果比這更嚴重，朱見深對於整個東廠的工作能力都產生了嚴重的懷疑，隨後朱見深下令，由汪直出馬，組建新的情報部門西廠，並擔任西廠提督。這下尚銘可憋屈壞了，按照當時明朝的規矩，西廠的權限範圍遍布全國，權勢遠遠壓過東廠不說，而且連東廠提督尚銘本人，也在西廠提督汪直的監控之下。名不見經傳的汪直，就這樣把樹大根深的尚銘踩在腳下。
汪直的威權從此節節攀升，之後的八年裏一度甚囂塵上，不但成為當時明朝最有影響力、最惡名昭著的太監，甚至在今天，也是明朝題材電視劇裏的典型大反派。
但如果仔細看看他做的事我們就會發現，論罪過，他比導致明英宗做俘虜的王振小得多；論權傾朝野的級別，他也比後來劉瑾、魏忠賢兩位九千歲差很多。可這個權沒其他三位大，罪也沒其他三位惡的公公，卻在日後惡名昭著，與其他三位並列成為明朝四大權閹之一，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威風八麵的光環背後，其人格最大的弱點——渾人性格。
別的壞人犯壞，至少也要損人利己，放在汪直身上則不同，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他也說幹就幹。比如說在那些年的北京，假如有人早晨出門，在市區莫名其妙就失蹤了，家人報案也沒人管，那麼肯定是被抓到西廠去了，進去以後也不會有很特殊的待遇，大都是嚴刑拷打一番，幾天之後，遍體鱗傷地回到家裏。事後隻記得自己走在街上，然後被一群陌生人綁到了一個陌生的牢房裏，一連幾天挨打，打完後一揮手就放了出來，臨了還被交代一句：告訴你，是汪直汪廠公逮的你！
或許你認為這種事有可能是別人栽贓汪直，故意壞他名聲。而事實上，這真不是栽贓，就是汪直自己幹的。自從西廠成立之後，除了日常辦案外，他總是沒事找事，可能瞅哪個過路人不順眼，就要將其抓起來打一頓，既不敲詐錢，也不挖坑陷害人，純粹就是給自己解悶。他既不給自己謀好處，也不給別人留出路，就是要通過此舉告訴所有人“我汪直想滅誰就滅誰”。
如此一來的結果是，不僅讓很多人知道了他，也得罪了很多人，甚至本來得罪不著的人，也基本都得罪光了。
而汪直的渾人性格，絕不僅僅體現在情報工作上。再比如說待人接物方麵，他特別講究麵子，如果覺得別人一個眼神不對或一個禮節不對，立刻就與人結仇。發展到後來，隻要是朝廷裏較有名望的官員，或是說話硬氣點兒的官員，隻要他看著不順眼，哪怕並沒有過節，也要找個借口抓到西廠打一頓。後來他提督軍務，帶兵打仗，也貫徹同樣的作風。比如遼東的許多部落，本來和明朝做生意，大家關係很和諧，結果汪直到了後沒事找事，搞得邊關戰火滾滾，汪公公倒是有了露臉的機會，卻造成生靈塗炭。
囂張的汪直樹敵頗多，而且幾乎全是朝廷裏惹不起的人，比如文官集團裏當時的內閣首輔，即明朝三百年來唯一一位政府認證、在科舉考試中“連中三元”的大才子商輅。當時汪直為了立威，羅織罪名將已故明朝內閣大學士楊榮之孫楊華下獄，可憐楊華一介文弱書生，哪見過西廠這陣仗，連打帶嚇居然死在了牢獄中。這下可引起了文官集團的眾怒，大學士商輅聯合群臣以集體辭職相威脅，要求明憲宗罷免汪直。一開始明憲宗還有心袒護汪直，可不巧的是當時宮廷與文官溝通的渠道——司禮監也被汪直得罪了，同是宦官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懷恩和商輅一起在明憲宗麵前添油加醋，結果西廠被關，汪直被平級調動回了禦馬監，特務生涯暫告終結。這次打擊對於汪直來說，貌似不算太嚴重，因為西廠僅過了一個月就重開了，大學士商輅為此憤然辭職，但其實後果卻很嚴重，因為明憲宗雖然倚重汪直，但他是一位性格平和的帝王，平時最怕惹麻煩，這次汪直雖然得免，但畢竟給他惹了這麼大的麻煩，印象分自然打折了。
這件事情以後，汪直很快迎來了人生中的又一個高峰，他提督軍務期間，與死黨兵部尚書王越密切配合，取得了重創蒙古韃靼可汗的“鹹寧海子大捷”，打得韃靼可汗隻以身逃。然而就是這場勝利之後，他的惡名反而到了頂點。其時明朝上下沒有不罵汪直的，甚至北京的戲園子裏還有人編成唱詞罵他。一次明憲宗在宮裏看戲，演戲的阿醜就故意在舞台上說：“我叫汪直，手裏有兩把家夥，一把叫‘王越’，一把叫‘陳越’，誰能奈何得了我。”看戲的明憲宗雖然當場一笑了之，但心裏定然不悅。
正是因為引起了公憤，汪直的末日也不遠了。
因為在封建時代，決定汪直榮辱命運的，其實就是做皇帝的明憲宗。汪直大破韃靼，立了大功，兵權在手又功高震主，不惹懷疑當然不可能，結果汪直還沒凱旋，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就一擁而上。先是老仇人尚銘彈劾汪直十條大罪；文官集團的各類政要也紛紛進言，要求罷免汪直；而對汪直更不利的是，當時他提督軍務在外多年，不像早年伺候在明憲宗身邊，明憲宗對他的感情自然淡了。三人成虎，群起而攻之下，神仙也救不了。
結果還沒回京，汪直就被貶到南京禦馬監，並被剝奪了兵權，接著南京當地的禦史乘勝追擊，一通窮追猛打，導致汪直徹底被解除了職務，成了一名普通太監。當年的權勢熏天，被一抽到底。不過比起其他三位“權閹”的下場來，他總算是善終的。
3.有毛病的“九千歲”
比起王振和汪直，相對而言，四大權閹中的第三位——正德年間的九千歲劉瑾作惡要大得多，但是為人處世，他也狡猾得多。
如果真要論罪的話，王振的罪過主要是排斥異己，外加教唆皇帝不學好；汪直的罪過除了濫殺無辜，還有擅開邊釁；相比之下，劉瑾卻更嚴重。雖然史料中也記錄了劉瑾諸多類似惡行，比如他也曾羅織罪名陷害忠良，更對大臣飛揚跋扈，例如有一次吏部的大臣們辦事慢了點，他居然勒令吏部幾十名官吏集體罰站，許多年邁的大臣因此而昏厥。但相比王振和汪直，劉瑾最惡劣的恐怕莫過於經濟問題，他不止貪汙公款、收受賄賂，更巧立名目向官員索賄。比如要升官，就要給劉瑾送錢。他剛得勢的時候，有個叫劉宇的官員，給他送了一萬兩白銀，那時的劉瑾沒見過這麼多錢，當場就兩眼放光，大呼“劉大人對我太好了”，並立刻許給劉宇“兵部尚書”的官職。相比之下，後來的劉瑾權勢滔天，單是地方官每次進京彙報工作，給他孝敬的“年敬”數目都在一萬兩銀子以上，劉宇當年送他的那點兒錢，相比之下實在不值一提。除了公開索賄受賄外，劉瑾摟錢的辦法五花八門，比如他經常派親信在各省查訪，發現地方府庫裏麵有錢糧，就直接抄沒送到京城，進了他自己的腰包，他的腰包肥了，可那些年河南、河北等地天災頻繁，地方府庫在劉瑾的劫掠下居然無錢賑災，以致災民流離失所。
除了財迷外，劉瑾還屬於典型的瞎指揮，經常出台一些考慮欠佳的政策。比如他把持朝政的時候，曾因為一個寡婦被叔叔逼死的案件，而規定全國的寡婦必須在三個月內限期改嫁，違令者入獄，結果全國各地一片雞飛狗跳，有不少鐵心守節的寡婦甚至以死相抗。
但比起王振和汪直來，劉瑾最大的本事還是抓權。王振把持朝政的時候，拿成天罵他的兵部侍郎於謙沒招；汪直氣焰熏天的時候，被全國人民罵得狗血淋頭；到了劉瑾當權的時代，他卻做到了讓人罵都不敢罵。他的密探遍布各處，凡是有說他壞話的人，當場逮捕入獄，輕則打個半死，傾家蕩產，重則滿門抄斬。而且比起王振、汪直，劉瑾對於冒犯過他的政敵那是死咬不放。文官集團一度集體行動，以辭職威脅明武宗處決劉瑾等宦官“八虎”，劉瑾反敗為勝後，在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於京城金水橋上召集百官，命大小官員集體下跪，當場宣布曾攻擊過他的官員為“奸黨”，總數多達五十三人，凡是成了“奸黨”的，輕者罷官，重者下獄。王振和汪直都是憑著皇帝對其個人的寵信扶搖直上，並權傾朝野的。相比之下，劉瑾卻很重視“製度化建設”，素來和宦官對立的文官集團，被他安插了釘子——吏部尚書焦芳，他和文官集團博弈，就是靠了焦芳的通風報信，才得以逆轉局麵。焦芳不但對劉瑾忠心耿耿，而且辦事極其狠毒，成了劉瑾忠心不二的好走狗，劉瑾也為焦芳打破了一個慣例——按明朝製度，文官如果擔任執掌人事大權的吏部尚書，就不能再擔任內閣大學士，因為如此一來，行政權和人事權都被一人把持，極易造成專權，劉瑾卻破了例，焦芳既是內閣大學士，又是吏部尚書，其實是把人事權和行政權都抓在劉瑾手裏。明朝曆史上，以吏部尚書身份成為內閣大學士的官員隻有兩人；一位是焦芳，另一位就是七十年後隆慶皇帝的恩師高拱。
在處理國家大事上，大權在握的劉瑾也有一套自己的辦法。首先是明武宗年輕好玩，每次劉瑾假裝請示工作，明武宗總不耐煩地說：“我正忙著呢，你看著辦就行。”得了聖旨的劉瑾立刻狐假虎威，開始肆意行事。按照明朝處理國家大事的流程，官員們的奏章應該送到內宮司禮監，然後呈報給皇帝，而劉瑾幹脆搞了個機構簡化，官員們的各類奏章一律拿回他自己家裏批閱，他本人不認字，家裏養了個足智多謀的師爺張彩以及一幫文吏，大明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帝國的大事小情，其實就是在劉瑾的府邸裏運轉。而且和後人想象不同的是，這個張彩並不是酒囊飯袋，而是個極其精明幹練的文吏，尤其是他的足智多謀，令權傾朝野的劉瑾如虎添翼。劉瑾的這種抓權方式在京城也引來了民謠：“京城倆皇帝，一個朱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一個劉皇帝（劉瑾），一個立皇帝，一個坐皇帝。”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劉瑾，就是大明朝山寨版的皇帝。
比起王振和汪直來，劉瑾顯然是更難對付的，因為王振和汪直雖然也有皇帝寵信，並且爪牙眾多，但劉瑾更進一步，他把他的黨羽和勢力完全發展成了一個組織。他的手下，不再是結構鬆散、靠著阿諛奉承雲集起來的一群小人，而是一個組織嚴密、結構森嚴、勾搭連環、分工明確的體係。更強大的是，比起王振和汪直遭到文官集團群起攻之，劉瑾卻更懂得摻沙子，他的黨羽既有宦官集團的實力派人物，更有文官集團的政要，自己身邊更是謀士眾多，智囊雲集，套一句現代語說，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然而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的劉瑾也是有弱點的。他的弱點有兩個，表麵看都不是大毛病，而放在他的人生命運上，卻是針尖大的窟窿能透過鬥大的風。
劉瑾的第一個毛病就是他的優柔寡斷。他是個心思細密、善於從複雜的局麵中找出最迅捷解決問題的辦法的人，但心思細密的另一個後果，就是做事猶豫不決，該做決斷的時候卻反複搖擺。
早在文官集團發起驅逐劉瑾運動，並不惜以辭職向明武宗施加壓力的時候，劉瑾的優柔寡斷就險些要了他的命。當時文官集團來勢洶洶，從內閣到六部九卿都以集體辭職相威脅，巨大的壓力也令劉瑾慌了手腳，他甚至主動找到文官集團求和，在遭到文官們拒絕後，劉瑾甚至還曾想請求明武宗把他們發配到南京以避禍，關鍵時刻另一個宦官張永憤然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魚死網破。正是這聲怒吼，才激起了劉瑾的決心，最終在焦芳的配合下反敗為勝。
在這場博弈勝利後，劉瑾隨即開始了對文官集團的反攻倒算，大批參與驅逐劉瑾運動的官員遭到罷免，然而五十三人的“奸黨”名單裏卻偏偏少了一個人：驅逐宦官運動的領袖——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劉瑾之所以放過李東陽，並不是他心善，而是這場運動讓他認定，文官集團對他的反動聲音是極大的，而李東陽雖然是這場博弈的發動者，然而整個過程中，他的態度並不強硬，相反還在文官中間為他說好話，外加李東陽本人也非常會來事兒，麵對劉瑾非常謙恭，還經常給他寫個賀表來巴結。如此一來，令劉瑾認定，這個名聲在外的李大人是個老實人，留下他對自己收攬人心有用。這想法沒錯，可未曾想到，這個李東陽並不老實，五年後那場改變劉瑾命運的宴席上，正是李東陽在關鍵時刻給了他致命一擊。
劉瑾的第二個毛病，和之前的王振、汪直一樣，就是自大。但不一樣的是，王振和汪直自大的都是小事，經常因為瑣碎的事情樹敵，最後遭到滅頂之災。相比之下，劉瑾的自大卻是窩裏反。在大權獨攬之後，他的權勢到達頂點，但問題在於與文官集團搏鬥時的劉瑾，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號稱“八虎”的八個人，在文官集團被徹底摧毀後，八虎之間的“內部矛盾”立刻因為利益而上升到“主要矛盾”，但劉瑾顯然對此缺乏正確的認識，他認為自己已經權傾朝野了，那些文官都被自己鬥倒，這些小弟豈在話下？
可偏偏八虎之中不止劉瑾一個人有個性，同樣有個性的還有張永。比起劉瑾的陰險來，張永是個孔武有力的宦官，他和劉瑾本來是老哥們兒，倆人後來交惡有很多原因，但主要原因就是劉瑾的剛愎自用。倆人鬧翻主要因為兩件事：一件是某官員向張永行賄要官，但劉瑾惱火這個官員沒給自己行賄，因此從中作梗，把他升官的事情給鬧黃了。事後張永把官員的賄金退給苦主，但和劉瑾的梁子也就結下了。不久之後，另一件事的發生讓兩個老哥們兒徹底鬧翻，當時有個叫吳中的已故宦官，因為犯罪，財產被抄沒，後來張永奏請明武宗將吳中的財產劃在自己名下，誰知吳中的家屬進京來索取財產，求到了劉瑾名下，收了吳中家屬錢的劉瑾立刻勒令張永返還田產，張永一聽大怒，不但不從，還把劉瑾派來接收田產的官員打得屁滾尿流，劉瑾聞訊也火了，準備打發張永到南京養老，誰料張永更不好惹，當場闖進皇宮，當著眾多太監的麵摁住劉瑾一頓暴打，事情雖然在朱厚照的調解下得以和解，但倆人的仇卻因此結得更深了。
正是這兩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弱點，導致了權傾朝野的劉瑾在正德五年（1510年）的徹底敗亡。導火索是劉瑾為了樹政績，在西北整頓軍屯，結果引發了西北地區的安化王叛亂。之後張永以監軍的身份，與名臣楊一清一道平定叛亂，也正是在平叛期間，張楊二人經過密謀，定下了除劉瑾之計——張永以平叛功臣的身份回京，在明武宗朱厚照麵前揭發劉瑾的罪惡，然後再由李東陽等大臣聯合上奏，徹底將劉瑾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