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永的這次攻擊，劉瑾是有預料的，而且也是有應對方案的。他先是在京城附近部署重兵，阻止張永入京。如果張永入京了，就和張永一起麵見明武宗，防止張永單獨進讒言。如果張永見過明武宗，卻沒有說服明武宗，則第二天立刻羅織罪名將張永逮捕，從而一舉反敗為勝。
這個計劃是劉瑾的高參張彩製訂的，本來天衣無縫，可執行起來卻因劉瑾自己的弱點，完全走了樣。首先是張永回京的時候，按照劉瑾的判斷，西北距離遙遠，應該不會立刻回來，誰知張永輕裝簡從，僅帶騎兵提前回京，令劉瑾在外圍的攔截撲空。接著張永覲見明武宗，明武宗高興之下命劉瑾作陪，整個宴席上，劉瑾百倍警惕，防止張永進讒言，卻見張永隻喝酒不說話，不一會兒就爛醉如泥，看著天色已晚，劉瑾的自大讓他再次做出誤判，他認為此時張永已爛醉，不可能再對自己有什麼不利，於是提前告辭回家，並部署次日抓捕張永的行動，誰知劉瑾前腳剛走，一直裝醉的張永立刻恢複正常，在明武宗麵前哭訴劉瑾奸惡，終於將明武宗說動了，結果正睡著覺的劉瑾被明武宗下令逮捕，一代權閹，轉眼間鋃鐺入獄。
但到這裏，劉瑾其實還是有機會的，因為事後劉瑾的家被抄，除了抄出大筆家產外，並沒有任何造反的證據，明武宗本人也很懊悔，甚至還送了牢房裏的劉瑾一件衣服。正當劉瑾命運出現轉機的時候，當年他一念之差留下的定時炸彈爆炸了：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率百官上奏彈劾劉瑾，同時經過第二次抄家，抄出了劉瑾大量謀反的證據，結果明武宗看後大怒，罵道：“狗奴才，真的要造反啊。”劉瑾的生路就此斷絕，被處以淩遲之刑，遭三千六百刀酷刑處死。其實，他正是死在了自己的猶豫和自大上。
4.魏忠賢的“流氓”精神
同樣是九千歲的魏忠賢，在“四大權閹”中可謂是最呼風喚雨的，卻也是下場最慘的，不止被滿門抄斬，其事敗後更是株連最廣。王振事敗後，其黨羽如王文等人，還能繼續屹立官場不倒；汪直事敗後，其死黨王越雖然被罷官回鄉，卻安度晚年，並在十二年後重新獲得明孝宗任用，過世後更受到明朝“輟朝三日”的禮遇哀悼；至於劉瑾，其個人雖被淩遲處死，但是他的黨羽如焦芳，以及最早向他行賄的劉宇等人，都僅僅被處以罷官處罰。唯獨魏忠賢不同，崇禎皇帝在清算了魏忠賢後，更以追查閹黨為宗旨，大力徹查。當時明朝中央政府一共八百多個官員，被劃為“閹黨”的多達一百六十多人，其比例之高、株連之廣，都是明朝三百年之最。
下場慘，株連廣，卻也恰恰說明，魏忠賢活著的時候，禍害最深。比起其他三位權閹來，魏忠賢可以說是個集大成者，前三位的成功經驗，他幾乎全部吸取，前三位的失敗教訓，他也全部借鑒。就說結黨這條，如果說劉瑾隻是結黨，那麼魏忠賢卻把閹黨發展到了明朝的高峰，當時他的手下，僅有“幹兒子”名號的就有數十人，“孫子”更是成百上千。在政治方麵，無論內閣還是六部，都被他遍插親信，內閣大學士魏廣微和兵部尚書崔呈秀，一個抓行政權，一個抓兵權，都是他的鐵杆親信。其下的爪牙，從中央到地方遍布，更冠以“五虎”“五猴”“十彪”“十孩兒”“百義孫”等稱號，可謂上下一體，走狗遍地，稍不留神，就能撞到他的槍口上。誠如明末文人計六奇的記錄：四個人在酒館裏喝酒，三個人大罵魏忠賢，還沒罵完，錦衣衛就闖了進來，當場把其中三個人剝了皮，賞了錢給那個不說話的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把持朝政七年、氣勢洶洶的權閹，最後說完蛋就完蛋了，而且完蛋得幹淨利索。沒有武俠片裏那樣的生死大決戰，從被崇禎罷官到被崇禎賜死，基本就是逆來順受，比羔羊還羔羊。他的弱點又在哪兒？
其實魏忠賢的弱點，可用很簡單一句話概括：他是個流氓。
魏忠賢的流氓出身是盡人皆知，他從底層爬到高層，靠的就是他的流氓性格，為了實現目的，不擇手段，臉皮良心全不要，不惜一切代價辦到底。政治鬥爭上更是心狠手辣，出手就是殺招，劉瑾還會優柔寡斷，他卻毫不留情，比如和他作對的東林黨，基本都被趕盡殺絕。他在天啟年間呼風喚雨，從根本上說，就是來自他這種流氓精神。
然而流氓精神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流氓精神的特點是：惹得起的，往死裏惹；惹不起的，該認就認。
魏忠賢在骨子裏也正是個這樣的人。按照《明史》的記錄，權勢滔天的魏公公，有曆史記載的一次渾身發抖，並不是被皇帝斥罵，而是看到了給事中楊漣的那封彈劾自己的奏疏，疏中字字珠璣，羅列魏忠賢諸項罪過，件件直指魏忠賢要害。當時正把持朝政的魏忠賢立刻了，不但主動找楊漣求和，甚至找到內閣首輔葉向高請求和解。雖然後來魏忠賢還是靠著糊弄明熹宗，借這封奏疏大興冤獄，將東林黨趕盡殺絕，但這段認的經曆，還是為他後來的倒黴埋下了伏筆。
魏忠賢的流氓精神缺陷裏，除了欺軟怕硬這條外，另一條就是毫無遠見，急功近利。
流氓裏很少有高瞻遠矚的，出身街頭混混的流氓，眼光當然難以看得遠。而魏忠賢的倒台就在於此。他之所以能呼風喚雨，其實是建立在明熹宗寵信的基礎上的，所以確保明熹宗的健康，也就成了魏忠賢專權的基本要務。可就是這件事被魏忠賢自己給搞砸了，天啟七年（1627年）明熹宗春遊落水，救上來後就一病不起，按照現代醫學的說法，這屬於溺水吸入性肺炎，放在當時，本身就是不好治療的病，可偏偏魏忠賢胡鬧：他的幹兒子尚書霍維華亂拍馬屁，自稱有“神藥”靈隱露進獻，病急亂投醫的魏忠賢大喜，連忙命給明熹宗服用，結果一連數月，明熹宗不經治療，隻靠喝靈隱露過活，直至喪命。這所謂的靈隱露，其實就是米湯。把自己最大的靠山整沒了，權勢滔天的魏忠賢也就離死不遠了。
明熹宗死後，崇禎皇帝朱由檢登基，早在他當“信王”的時候，就與魏忠賢不和，現在他上台，魏忠賢挨整是難免的。
所以從崇禎上台後，魏忠賢也立刻做出了正確的抉擇，爭取全身而退。崇禎步步緊逼，今天法辦魏忠賢的親信，明天削奪魏忠賢的權力。魏忠賢也知趣，不斷地請求辭職，甚至還找崇禎哭訴，隻求平安回家享受富貴。年輕的崇禎自知根基不穩，審時度勢，最終順水推舟，同意了魏忠賢的請求，準許魏忠賢告老還鄉。一代權閹眼看就能平安退出江湖了，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魏忠賢兩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錯誤舉動，卻最終葬送了自己。
最大的錯誤是，既然決定告老還鄉，就應見好就收，可魏忠賢偏偏畫蛇添足，買通崇禎最信任的太監徐元文為自己說好話，結果崇禎大怒，徐元文被抓。年輕猜忌的崇禎立刻意識到一個嚴酷的現實，這個老太監的能量太大，是自己的巨大威脅。同時魏忠賢走的時候大張旗鼓，擺開華麗的儀仗，如此囂張，更引得崇禎大怒。
結果原本的告老還鄉，變成了滿門抄斬，魏忠賢在行至河北肅寧老家前，被崇禎派來的大臣追上，驚慌之下畏罪自殺，其家族被滿門屠戮。
5.明朝太監的那些“好”
我們在總結明朝的劣跡時，“宦官專權”通常習慣性地被當作極其重要的一條，然而即使在電視劇或電影裏麵塑造的最為拉風囂張的宦官，也極少有人能夠把皇帝變成傀儡，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靠著蒙蔽忽悠皇帝，從而狐假虎威竊據高位的。而在曆史上，這樣的說法還是比較靠譜的，那些惡名昭著的公公們，他們做的大多數有曆史記錄的壞事，背後可能就多少有皇權的授意。比如我們說劉瑾的劣跡時，常說他借著明武宗玩樂的機會擅自做主，作惡多端。然而《明實錄》卻告訴我們，明武宗在放手啟用劉瑾的同時，早已授意穀大用和張永監視劉瑾，劉瑾的所作所為都在他的掌握中。再比如權勢滔天的魏忠賢，史料上經常津津樂道，他借著明熹宗做木匠活的機會請示工作，並獲得授權。而史料同時告訴我們，明熹宗在不耐煩地告訴魏忠賢，他自己看著辦就行之後，也都會習慣性地加上一句：“好好幹，別騙我。”明朝曆史上，有名的宦官不少，囂張的宦官也不少，然而從來沒有一個宦官，其威權可以超越皇權，無論多麼權勢滔天的宦官，在轉瞬間身敗名裂時，麵對皇帝的清算，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出有效的反抗，清一色地成了待宰的羔羊。僅憑這條，我們就可以說，明朝宦官或許有專權，但是比起別的朝代來，他們顯然“做得不夠”，無論專權到怎樣的程度，他們都無法逃脫皇帝的掌控，皇帝想要滅他，使個眼色寫個紙條，都是分分鍾的事情。而如果放在唐朝，那可不一樣了，唐朝的宦官可以隨意廢立皇帝，可以很隨意地跟皇帝說，“您坐在皇宮裏擺個樣子就行，國家大事交給我處理”。如此無法無天，唐朝皇帝氣得臉都紫了，最後也沒辦法。這份威風，明朝宦官恐怕做夢也不敢想。
所謂“有多大權，造多大孽”，不得不說，名聲頗大的明朝宦官，即使是魏忠賢這樣的極品惡人，在後人的文藝作品中，他們的威權和壞，也是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所謂的反派“大BOSS”，其實與事實出入頗大。
明朝宦官名聲臭，另一個直接原因是要拜他們的老對頭——文官集團所賜。明朝的曆代實錄都是由文官們主修的，我們今天研究明朝曆史的諸多民間筆記，也大多來自文人的記錄，而這些人，或者本身屬於文官集團，或者和文官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到了清朝人修《明史》的時候，以張廷玉為代表的主修團隊，除了來自清朝官僚係統內的文官外，就是以“前明遺老”身份參與編纂的明朝文官集團成員。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關於明朝曆史的所有史料，絕大多數都是由宦官的固定敵人們完成的。敵人的筆下，他們會成為啥模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曆代史官在編纂史書時，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尊者諱”，這裏的避諱，不隻是我們所知道的避君主名字的名諱。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壞事栽在帝王身上，也就是說，每一段曆史的錯誤，都需要有人替帝王來背黑鍋。一般來說，如果發生錯誤的這個時代有奸臣，自然是奸臣來背，如果沒有奸臣，或者奸臣一個人背不起來，自然要找更有資格背的人，那當然就是宦官了。雖然他們做的大多數事都來自帝王的授意和允諾，但是既然帝王的壞話不能說，那麼對不起，所有的髒水你就都接了吧。
以“四大權閹”為例，在他們所犯下的罪過中，我們也不難找到“背黑鍋”的嫌疑。先說王振，他最大的罪過就是“土木堡之變”，然而一個事實是，橫刀立馬沙場，在當時不隻是王振的夢想，同時也是他的領導明英宗的夢想。早在明英宗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明宣宗讓他坐在膝蓋上，親昵地問他：“如果有一天，有人膽敢造反，你敢不敢親自帶兵去討伐他們。”小明英宗奶聲奶氣地回答：“敢！”就這一個字，喜得明宣宗把兒子抱在懷裏親了又親。就是這一段問答堅定了朱瞻基的選擇：立朱祁鎮為太子。而《明實錄》更告訴我們，朱祁鎮年幼的時候，接受宮廷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參觀皇宮內的“軍事博物館”，聆聽自己的祖父、父親等一代代大明先皇們橫掃天下、禦駕親征的光輝事跡。朱祁鎮在自己的詩文裏也表達了願意繼承祖先遺誌、禦駕親征、揚威沙場的夢想。另一個事實是，朱祁鎮之前的幾代明朝帝王，從永樂皇帝開始，除了短暫在位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熾外，其他的幾位，如朱祁鎮的曾祖父明成祖朱棣以及朱祁鎮的父親明宣宗朱瞻基，都曾有過禦駕親征且大獲全勝的精彩妙筆。而在土木堡之變前，大明王朝在外戰上戰無不勝，因而在主流階層眼中，禦駕親征並非是一件具有高度風險的事情。所以說，當瓦剌犯邊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明英宗做出禦駕親征的決定，絕不僅僅來自王振的蠱惑，這是他自青少年時代就不曾忘卻的夢想。
同時，當瓦剌大軍壓境的消息傳來時，明朝上下君臣的反應也和今天我們想象的不一樣。那些以正義麵目出現的文官們，並沒有把瓦剌這個強敵當作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們認為這隻不過是一個邊陲部落的騷擾，而無視這個部落早已統一草原並成為明朝的勁敵。除了富有軍事經驗的於謙外，大多數大臣勸諫明英宗放棄親征的說辭，也都是清一色地認為瓦剌不足為懼，隨便派個軍隊就能掃平。至於此時專權的王振，他確實輕視了瓦剌，也慫恿了明英宗，然而真正決定親征的是明英宗本人，從瓦剌犯邊發生後，他就鐵了心要出去打仗。而後，土木堡之戰，王振在關鍵的時刻，兩次犯下要命的錯誤：一是要求大軍撤退的時候繞過蔚州改道；二是因為用自己家產的車隊沒有趕到，要求大軍停下來等候。這兩次錯誤導致二十萬明軍錯過了寶貴的撤退時間，被瓦剌包圍殲滅，明英宗也淪為俘虜。然而明朝整個文官集團的做法，卻也發人深思。明朝皇帝親征的時候，不到三天軍隊就斷糧了，之後整個過程裏後方沒有一顆糧食支援到前線，而在明英宗被俘、明朝緊急打響北京保衛戰後，在兵部尚書於謙的主持下，明朝儲備在京郊的數十萬軍糧，被極快地運到了城內，如果土木堡之戰時能有這樣的效率，至少明英宗的親征大軍也不會如此狼狽，可如果這個責任算在當時伺候在明英宗身邊的王振頭上，那隻能說他是自己故意餓自己了。事實上，土木堡之變既是一場意外，也是當時明朝整個官僚體係弊病的大爆發，王振在其中負有重要的責任，但如果因為他的責任，就抹掉了其他人的責任，那也是以偏概全的。
比起鑄成大錯的王振，同為四大權閹的汪直，如果知道自己被定為“四大權閹”之一，恐怕會覺得比王振還冤，這不隻因為他犯下的錯遠沒有王振大，更因為他做的大多數事，其實都是遵照朱見深的授意。
朱見深開始重視汪直，是因為他最寵愛的萬貴妃的舉薦，然而作為一個帝王，後來他對汪直的信任卻是因為自己發現了汪直的價值。作為明朝曆史上第一個以怠政不上朝著稱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朱見深要掌握朝局，就必須抓好情報工作，僅僅有一個東廠是不夠的，所以就又有了西廠。同時，朱見深本人受“土木堡事變”影響，經曆坎坷，長期的艱難生活也令他的心靈缺少安全感，他並不殘暴，從未濫殺，但對於文官集團，他也自然缺少親近感和信任。他最親近和信任的，除了萬貴妃外，也就剩下這些宮廷裏的宦官了，工作需要加上感情親疏，才造成了汪直的扶搖直上。
而縱觀汪直一輩子做過的所有事，和其他三個權閹不同的是，他對於國計民生的直接傷害相對是比較小的，雖然他大興冤獄，緝拿無辜，但是西廠的負麵作用很快就在文官集團的反對下叫停，西廠第一次開設，持續時間其實隻有一個月，第二次複開後不久，汪直就被調離了特務工作崗位，去往邊境主持軍務。他在邊境主持軍務期間，雖然因為擅開邊釁釀成戰爭，但是有些仗也是必須打的，比如反擊韃靼入侵的戰爭，就屬自衛反擊性質。
從禍害程度上說，劉瑾相對是比較高的，劉瑾最大的危害在於他建立了一種新的宦官專權的模式。在劉瑾之前，明朝的曆代宦官如果要滲透朝政領域，必須通過與文官集團的合作。甚至在王振、汪直等宦官專權的時候，文官集團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和他們對立的。而劉瑾的創舉是，他通過摻沙子的方式完成了對文官集團的滲透，將文官集團的行政權牢牢操控在手中。雖然在劉瑾當權的時候，他對文官集團的控製程度並不強，但是後來的魏忠賢卻更進一步，以密不透風的親信安插，形成了權力的天羅地網，對文官集團的反對派更是趕盡殺絕。也正因如此，這二位權閹都不約而同地獲得了一個稱號——九千歲。
然而就是這兩位九千歲，名稱上與身為萬歲爺的皇帝雖然隻差了一點，但就權力而言，卻還是差得遠。先說劉瑾，他在最得勢的時候，被稱為“劉皇帝”，然而對比朱皇帝，“劉皇帝”到底還是紙糊的。後人常說劉瑾橫行霸道，是借了當時明武宗朱厚照的威風，而且他做的所有的事，幾乎都是蒙蔽明武宗的。這裏就說一件事，有一次，明武宗的講官楊廷和在給明武宗講課的時候，以曆史為典故，勸說明武宗要“親賢臣，遠小人”。結果課剛講完，“劉皇帝”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後就對號入座，認為楊廷和講的“小人”就是影射他自己。“劉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楊廷和立刻被貶官到南京去。誰知命令剛下，劉瑾就被明武宗叫到宮裏，劈頭蓋臉一頓臭罵，原來楊廷和是明武宗最敬重的老師，劉瑾膽敢欺負他，明武宗當然要出頭。由此可見，雖然我們常說劉瑾狐假虎威，但劉瑾這隻狐狸“假”了多少威，他的一舉一動，明武宗這隻“老虎”其實都是知道的。說到這位荒唐皇帝明武宗，後人常常說他貪圖玩樂，荒廢國事，放任奸臣專權，然而《明實錄》告訴我們，即使明武宗身在豹房玩樂的時候，他每天也要批閱完奏折再玩樂。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終止。
而另一位專權的九千歲魏忠賢，貌似專權的難度低一點，因為他的領導明熹宗不太認字，而且玩樂的項目也很執著——做木匠活。這樣一個人自然沒什麼空閑管理朝政，對魏忠賢的放任度也確實高得多。魏忠賢也因此囂張到了極點，甚至連皇後都敢整肅。然而事實上，對於魏忠賢所做的事情，明熹宗還是知道一些，不但知道，他不同意的事情魏忠賢同樣也做不成。比如明熹宗最敬重的老師，就是以大學士身份經略遼東的孫承宗，作為東林黨成員的孫承宗和魏忠賢形同水火，然而當魏忠賢像陷害其他東林黨一樣，在明熹宗麵前進讒言的時候，紅口白牙說了半天，明熹宗硬是沒有聽信，最後孫承宗雖然在魏忠賢的輪番攻擊下，終因勢單力孤而去職，但沒有明熹宗的首肯，魏忠賢整死孫承宗的願望到底沒有實現。明熹宗在位的七年裏，我們通常認為他既不抓權，也不理朝政，而在明熹宗生命的最後時刻，在皇後的勸說下，他做出了把皇位傳給弟弟朱由檢的決定。為了保證弟弟順利接班，他選擇的托孤重臣是英國公張維賢，也正是這個決定確保了魏忠賢無法破壞此事，保證了皇位的順利交接。自始至終，權勢滔天的魏忠賢也隻是皇權的附屬品，他既無法超越皇權行事，當皇權不高興的時候，他也無法自保。
但這四位被後人罵得狗血淋頭的“四大權閹”，在他們作惡多端的一生裏，也同樣不乏生命的亮點。
就以造成土木堡之變的王振來說，後人常說他阿諛奉承，教唆明英宗不學好，然而明朝曆史上一項重要的福利政策卻是他首創的。正統七年王振大權獨攬，也就是這一年，陝西、山西各地爆發旱災，百姓為度過荒年甚至賣兒賣女。出身窮困的王振建議，由朝廷出錢，幫助那些在災荒中賣兒賣女的百姓贖回兒女，幫助他們家庭團圓。從這開始，這項政策成為明朝一項常見的福利政策，曆經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各朝，我們皆可在正史記錄中看到。
如果說王振做這件事，僅僅是為自己收買人心的話，那麼我們在他跋扈殘暴的性格上，其實也可以看到一些反例。王振掌權時，得罪他的官員，哪怕是因一些小事，也會被他往死裏整。但有些官員未曾求饒，也沒人保護，卻躲過了王振的迫害。典型如“河東學派”創始人薛瑄。作為一代大儒，當時的薛瑄僅僅是都察院的一名官員，因為拒絕按照王振的授意判決案件，而被王振羅織罪名下獄，這在當時，基本算是死定了。然而薛瑄剛下獄，王振晚上回家後，卻見家裏的老仆人在痛哭，王振驚訝地問原因，卻聽老仆人說：“薛瑄可是咱們老家（河北蔚州）人，在咱們老家名聲很好呢。”聽仆人一說，王振立刻驚訝道：“原來薛瑄在咱老家有這麼大名聲啊。”就這樣，本來已起殺心的王振，立刻做出釋放薛瑄的決定。即使權傾朝野，王振卻還有一怕，怕老家人罵他。
如果說王振難得做一件好事，是因為怕被罵，那麼汪直做的好事，卻是連當時一些正人君子都做不出來的。雖然汪直渾人膽大，且和文官長期不和，但沒文化的他對有本事的人卻是真心實意地服氣。因為投靠他而被舉薦成為兵部尚書的王越，雖然由於其逢迎汪直的行為而遭人鄙視，但他卻是有真本事的人，而且他和汪直兩人搭檔帶兵打仗，汪直對他言聽計從，從來不幹不懂裝懂瞎指揮的傻事，也正因二人密切配合，才有了鹹寧海子大捷。如果說信任王越，還是出於自己的利益，那麼對自己的政敵秦紘，汪直的胸襟大度卻令人敬佩。當時汪直出外巡視歸來，給明憲宗彙報工作的時候，讚歎身為延綏巡撫的秦紘，說他是大明封疆大吏中的第一人，誰知話音未落，明憲宗笑盈盈地拿出一堆奏折給汪直，卻全是秦紘上奏罵汪直的，眼看自己舉薦的人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汪直卻毫不動怒，反而慨然說：“這恰好說明我的眼光沒錯，秦紘果然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
如果說汪直的亮點是可敬，那麼身為九千歲的劉瑾也做了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好事。比如他一開始大肆斂財，收取年敬，後來謀士張彩對他說，“你不該收這錢，官員為了孝敬你錢，就打著你的旗號在地方上大肆貪汙受賄，他們撈夠了，才把裏麵一小部分錢給你，大頭全讓他們拿走，貪汙腐敗的黑鍋卻是你背了。”劉瑾聞言大怒，立刻破天荒下令全國反腐敗，一批貪官拍馬屁拍到馬蹄上，因此落馬被抓。一時之間，舉國上下嘩然，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以為張彩能勸劉瑾行善。
不過還有些善事，不用別人勸，劉瑾也會去做，權勢滔天的他也有難得明事理的時候。他的鐵杆親信焦芳素來依仗著劉瑾的權勢胡作非為，他每次見了劉瑾，都恭敬地叫“千歲”，稱自己為“門下”，拿劉瑾當親爹一般孝敬，但對同僚和屬下，他卻極其跋扈囂張，稍有不如意就睚眥必報。他的兒子焦黃中在京城素以文采自詡，參加科舉考試，本來以為仗著老爹的勢外加自己的才，至少也能中個探花，誰想主考李東陽公正閱卷，僅給了焦黃中一個二甲進士，這下焦芳怒了，他拿李東陽沒招，就整天怨婦似地對劉瑾碎碎念，說李東陽壞話。最後劉瑾也聽煩了，對焦芳說，“既然你覺得你兒子有才，那讓我當場考一下，如果真有才，我就替你做主。”結果在劉瑾家，焦黃中被命當場作詩，吭哧了半天，才做出了一首《石榴》。吟了沒一半，劉瑾就受不了了，當場對焦芳發火說，“就你兒子這水平，中個進士都是人家給你麵子，你還整天抱怨。”從那以後，焦芳再不敢亂嚼舌頭。
此外，劉瑾雖然跋扈，卻也禮敬一些有氣節的文士，比如他特別喜歡弘治年間狀元康海的詩文，一直意圖拉攏，卻被康海拒絕。後來康海的好友，同是明朝大文豪的李夢陽得罪了劉瑾，被劉瑾羅織罪名下獄，為了救朋友，康海隻好忍辱負重求到劉瑾家裏。聽說康海來了，劉瑾喜得立刻躥出來，連鞋都顧不得穿，光著腳跑到門口把康海請進來，在康海的勸說下，爽快地放過了李夢陽。
按照我們的常識，像劉瑾這樣的惡人，死後會遺臭萬年，比如成為諸多曆史題材文藝作品中的大反派。然而，在四大權閹中，劉瑾卻是唯一以正麵形象寫入民間戲曲的。京劇《拾玉鐲》中，作惡多端的劉瑾儼然變成為民做主的好官，除惡揚善，平反被地方官冤屈的“宋巧嬌一案”，還了民女宋巧嬌及其未婚夫傅公子的清白，並親自主婚，讓這對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出名劇，其實改編自真實的案例——劉瑾唯一辦過的一件好案子。當時劉瑾陪太後到陝西寶雞法門寺進香，有民女宋巧嬌蒙冤，聞訊後立刻前來上訪，冒著生命危險攔了轎子，誰知沒攔到太後，反倒攔著了劉瑾。正趕上那天劉瑾心情不錯，聞訊後不但不怪，反而仔細查問了案卷，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判斷此案內部有鬼。之後劉瑾殺雞用牛刀，命屬下廠衛特務明察暗訪，終於查清真相，還了宋巧嬌清白，並做主賜婚宋巧嬌與其未婚夫傅公子。這件事，被劉瑾的禦用文人們大肆宣講，傳揚一時，也借了劉瑾的關係，傅公子婚後隨劉瑾入京做官，成了劉瑾非常信賴的親信，誰知好景不長，後來劉瑾事敗，傅公子一家也慘遭陪綁，以劉瑾黨羽的罪名被殺頭。
即使是壞事做絕的魏忠賢，在工作的時候，也並非完全瞎指揮。魏忠賢專權的時代，也正是明王朝與遼東後金政權激戰正酣的時候。雖然遼東經略孫承宗被魏忠賢擠對走了，但對邊關防務，他其實並不敢馬虎。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後金可汗皇太極發動了意在奪取明朝寧遠、錦州要地的寧錦會戰，明朝遼東巡撫袁崇煥率軍抵抗。大戰打響後，魏忠賢毫不含糊，調集北方兵馬待命，隨時準備支援前線，他派給袁崇煥的監軍太監紀用也在戰鬥中身先士卒，麵對敵人浴血拚殺，最終有了重創皇太極的寧錦大捷。雖然戰後連魏忠賢四歲的重孫都因此封侯，但就戰鬥本身而言，魏忠賢確實出力頗多。
而且魏忠賢這個人，在麵對冒犯甚至攻擊的時候，他的反應有時候與我們想象的並不一樣。一般小的冒犯，他會惱羞成怒，然而麵對一些重大的攻擊，他的反應也出乎預料，比如著名的蘇州“五人墓”事件。當時魏忠賢的爪牙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途徑蘇州的時候一路胡作非為，更借著逮人的名義大肆索賄，終於引發了眾怒，被憤怒的圍觀群眾一頓暴打。這件事發生在魏忠賢權傾朝野的時候，幾乎算是翻天了。然而當狼狽逃回的走狗們倉皇失措地向魏忠賢報告時，魏忠賢不但沒有憤怒，反而臉都嚇白了，嚇得全身哆嗦，最後說了一句，國家的賦稅都在江南，江南要是亂了，誰能擔得起責任啊！這不是拿國家大事做擋箭牌，而是魏忠賢明白，要想權勢穩固，除了結黨營私逢迎拍馬外，更得幹活。
明朝的宦官們正是這樣被後人嚴重地高估了，而且他們的罪惡也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事實上，從明朝宦官體製確立的第一天起，他們的角色就已經確定——奴才。他們並不像唐朝的宦官一樣，具有掌控國家命運的能量，他們的作用要麼是在國家滑落的時候踩一腳，要麼是在國家上升的時候推一把。推一把的時候，他們被選擇性忽視；而踩一腳的時候，他們基本都背了黑鍋了。四大權閹，就屬於踩了一腳後背了黑鍋的，事實上，在三百年裏，為國家大事推一把的太監，也是同樣多的。且不說開創七下西洋偉業的鄭和，即使是在這些權閹生活的時代裏，也同樣不乏敢擔責任的好太監。比如汪直掌權時代，就有堪稱明朝最好太監的懷恩，在明憲宗消極怠政的歲月裏，擔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的他上下調和，協調明憲宗與群臣的關係，解救蒙受冤屈的大臣，甘當大臣與皇帝之間的防火牆。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血雨腥風的宮廷鬥爭中保護了當時的太子——後來開創“弘治中興”偉業的明孝宗朱祐樘。尤其是明憲宗晚年，在萬貴妃的挑唆下嫌棄太子，意圖廢黜朱祐樘的關鍵時刻，連那些與朱祐樘親近的朝廷重臣們都不敢插嘴說話，懷恩的表現卻比爺們更爺們，他當著明憲宗的麵鄭重地磕頭，一字一句地對明憲宗說，廢太子這件事，“雖萬死，亦不為”。也正因如此，懷恩本來位居司禮監掌印太監高位，一度權傾朝野，被明憲宗一擼到底，發配到安徽鳳陽看祖墳。但他的堅決卻最終動搖了明憲宗原本堅定的抉擇，確保了明孝宗朱祐樘平安接班，而明孝宗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盛大隆重的儀式請回了遠在鳳陽的懷恩。一個朝廷以盛大的儀式歡迎一個宦官，這樣的殊榮，即使是魏忠賢、劉瑾之流氣焰最為囂張的時期，也未曾得到。
明朝留下好名聲的宦官不止懷恩一個特例。即使在“宦官專權”的時代，也留下不少賢良宦官的身影，而這些人不但在當時用自己的行為贏得了世人的稱讚，有許多人還成為那個時代仁人誌士們心心相知的朋友。比如在正德年間文官集團驅逐“八虎”的行動中，與大臣們密切配合的就有當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嶽。而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八虎”中，也有以學問著稱的高鳳。高鳳從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的時候，就是他的陪讀太監，連《明史》都承認，高鳳不但學問精深，而且治學也非常嚴謹。高鳳督促朱厚照的學習絕不放鬆，比起劉瑾等人靠著邀寵得以飛黃騰達，他卻真正是以才學和人品得到了朱厚照的尊重。而權勢滔天的劉瑾最終倒台，直接起到作用的就是他的老哥們兼老對手——宦官張永。他當權的時期，除了結好楊一清等文臣通力維持國事外，對於明武宗的諸多胡搞行為，他也有他的應對辦法，比起劉瑾的順從配合來，他卻是軟對抗。比如明武宗經常借故巡邊，在大同、宣府一帶盡情遊樂，一路擾民無數。一路陪同的張永雖無力阻止，但依然借助一切機會委婉勸阻，甚至當有大臣因觸怒明武宗而獲罪時，他也會想盡辦法解救。他個人的戰功也很卓著，多次在邊關督兵，擊退入侵的蒙古人。而他所做的好事，也在他人生的晚年救了他。明武宗過世後，即位的明世宗朱厚熜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太監，明武宗時代權勢滔天的宦官們，要麼被抓去砍頭（錢寧），要麼被打發回家養老（穀大用），唯一一位下場較好的就是張永，他雖然起初也遭罷免，但在楊一清等諸多文臣的勸說下，最終又被明世宗重新起用，以東廠提督的身份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