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本身是一種浪漫的精神，它超越了婚姻，但是不妨害它。
——李敖
自古以來愛情都是人類詠唱不已的主題之一。而在李敖的眼中，配談愛情的卻沒有多少人，比如，他嫌尾生不配談戀愛，因為太癡情；吳三桂不配談愛情，因為太渾球；張生不配談戀愛，因為太下賤；唐明皇不配談愛情，因為太膽小。換種說法就是：配談戀愛的人就必須不癡情、不渾球、不下賤、不膽小。那麼到底誰最適合談戀愛呢？李敖認為除了他自己，除此之外，就隻還聽見他稍微誇了下海明威和羅素。沒啥大不了的理由，主要是因為這兩人很善於離婚，而且在戀愛與離婚的過程中，完全沒有受到絲毫的損失或打擊。永恒或專一都不是這兩人崇尚的，他們擁有讓愛情保持新鮮的方法，那就是把它染上新的顏色。
關於不癡情這個問題。也就是所謂的不專一，李敖特地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一番探討。他認為除了各種機器設備需要折舊外，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東西都應該折舊，這樣才有利於各方麵的更新換代，從而保持旺盛的生產力。所以說，同誌會折舊，戰友會折舊，知識會折舊，情人也會折舊。隻不過情人最好還是別折舊，與其折舊倒不如提前報廢。而在李敖的眼裏，情人的報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李敖覺得下賤這個東西是比較難定義的，在愛情關係中，李敖認為不要追求得太吃力。對此他的經驗是，春不可不叫，但是自己叫春於先，她才可能叫床於後。所謂叫春，完全可以看做對追求的比喻，那麼目的也就無非是上床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敖通常會布下蜘蛛網，主動地求歡，但這種主動隻有一次，否則就太吃力了，這是為了不給自己找累，同時也是李敖自己的原則。李敖也說過，他最佩服的就是那些對女人窮追不舍的雄性動物們，他們是那樣的厚臉皮，那樣的耐心，那樣的沒骨頭。而被這些男人蠱惑，接受這些男人的女人們，則是由於一種誤解，她們把奴才錯當英雄了。
李敖覺得愛情就應該是快樂之源，凡是妒嫉，獨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淚的戀愛都不是正確的戀愛。總之記住一句話，不要把愛情看得太重，雖然它的確是人生的重要內容，卻不是人生的全部。
何為中國式的愛情？中國式的愛情就是指深受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影響，帶有濃烈的中國地方特色的愛情方式。雖然按照這個方式來戀愛的人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對這種中國式愛情提出了異議，甚至於抨擊，李敖就是其中之一：
“在現代化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我們看到現代化的電子情歌、現代化的性病醫院、現代化的人參補腎固精丸，卻很少看到現代化的愛情。
“現代化的愛情是什麼？現代的中國人知道的似乎並不多，他們雖
然也風聞什麼自由戀愛，也愛得自稱死去活來，但是，他們的想法太陳舊了，做法太粗魯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現代化的裏程碑上，他們的愛情碑記，可說是最殘缺的一塊。
“從古書中，我實在找不出中國男人有多少羅曼蒂克的氣質，所以，根本上，嚴格說來，他們形式上的“愛情”也簡直不成其為“愛情”。吳偉業、陳其年歌頌的“王郎”、曾國藩歌頌的“李生”，我總惡心地感到，這些都是變態，不是愛情。一如《紅樓夢》裏演戲過後的柳湘蓮，被薛氏之子誤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樣。你不能說這些是愛情，愛情不該這樣陳舊、這樣粗魯、這樣拙劣。隻要稍用水準，稍講情調，你就會發現：過去中國式的愛情，實在不及格、不及格。中華文化複興嗎？在愛情的範疇裏，我們能複興到什麼？”
李敖說明了一個問題：時代在發展，一切都在變，但是愛情方式仍然沒有多大變化，仍然是中國式的愛情。說白了就是換湯不換藥。愛情是浪漫的，但中國式愛情從一開始就不浪漫，甚至可以說是帶有壓迫性質的。如果說中國先民的理想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麼在古代，中國式愛情更多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存在——媒妁之言。中國古代，男人若是有一點錢或權，還能“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一下，至少還有個挑選餘地；但女人就不行啦，全憑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女子結婚就像買彩票，中獎算你運氣好。
慢慢地，西風開始東漸，中國人總算知道了“梁山伯與祝英台”以外還有個“羅密歐與朱麗葉”。那個時候隻要談到愛情，總是逃不脫反封建家庭或是婦女解放這幾個話題，最後，愛情和自由被整成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也，看看那個時代眾多作品對愛情的描述就知道了，比如《家》、《春》、《秋》、《傷逝》等。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愛情與婚姻是可以用數字說明的，此外，還出了不少形象的專有名詞。那個時候的人大部分初戀年齡在21歲往上，“早戀”成了公認的壞行為；從首次約會開始計算一直到兩人拉手，通常要花費20天以上，接吻的話還要再來25天，婚前性行為基本是沒有的；那個時候戀人被稱為“對象”，“辦事”就是結婚，妻子被稱為“家屬”……那個時候因跳舞聯歡而結識並結婚的男女占了1/3，大學生夫妻是一種流行。那個時候的婚姻最穩定，產生外遇的情況少之又少，是一個充滿了自由與誠意的時代。70年代開始上山下鄉，因為離開自己的歸屬地，又怕回不來，所以大多數人都是有愛不敢戀，有情不敢談。
80年代很多人一瞬間油滑了起來，男朋友或女朋友不能用“個”計算，而要用“打”。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中國人的生活觀念不斷改變，於是進入21世紀，人們的戀愛條件變成了有房有車有錢有魅力……對此，李敖隻是勸誡道：“現代的中國人，必須練習學會如何走向現代化，用現代化的水準與情調，開展現代化的愛情。迷戀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歎難乎為繼，何如獨起樓台？在羅曼蒂克的愛情上，中國文化和鄉土，都無根可尋、無同可認，雖然本是同根生，無奈土壤不對，對現代的我們，實沒好處。”什麼樣的時代談什麼樣的戀愛，這才是順應時代的大潮。
◎傳統婚戀觀
中國過去的愛情傳統，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對主體的、人格分裂的、膽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沒有人權的、缺少羅曼蒂克的、病態的。我讀古書，少說也有三十年，我實在無法不作出這樣令人不快的結論。
——李敖
李敖會作出這樣的結論並不奇怪，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各方麵束縛頗多，尤其男尊女卑思想，更讓女性無法抬頭：“講愛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認兩個主體——男方一個主體，女方一個主體，沒有這種對主體的承認，什麼情不情的，都無從說起。中國老祖宗在這方麵，做得真糟，他們不承認女方做為主體的地位。中國人對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並且尖峰發展，成為孝道，有的甚至有點‘母子戀’了。在另一方麵，女人在沒‘身為人母’的情況下，也就談不上什麼，地位低級已極。中國男人一生下來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進德行；女人一生下來卻‘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紡車，玩紡車可見習做女紅。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羅地網，打從出生開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婦之尊，酌與長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遠踩在敗部裏，翻身不得。”除此之外，中國人的愛情觀與親情觀曆來也是混為一談的。把這種現象換成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愛情久了，將會沉澱為親情。而中國人自古重視親情明顯超過愛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這樣的觀念尤其深入人心，就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而言，血濃於水的親情關係是至死也不可舍棄的，而已經厭棄的情人則可以隨便拋棄。所以，就算有了自己心儀的愛人，一旦家長反對，一樣也是勞燕分飛。遇到這種事情，通常情況下被拋棄的肯定是女性，誰讓古代女人一開始就處於不平等地位，封建禮教那一套有一半以上是用來束縛女性的，李敖對此更是嗤之以鼻：
“我們從老祖宗時代開始，就是一個講道統的社會，在上層社會裏，婚姻是一個合二姓之好的外交關係，有著上事宗廟下繼後世的大使命，在下層社會裏，婚姻又帶給婆家一個不花錢的小女工，完全脫不掉宗法和經濟的目的，從來沒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別提什麼戀愛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想法裏，在‘男女不雜坐’的紀律裏，在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的風俗裏，卓文君固然是淫婦，賈充的女兒也不是好東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禮自防’，沒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經書裏告訴我們叔嫂不但不能通問，寡婦甚至也不能夜哭！幾千年來，感情早就被我們放到冰箱裏！所以在中國曆史中，我們找不到幾個正常的愛情故事，更沒有羅曼蒂克的真情。”
所以說，中國傳統的愛情觀與婚姻觀完全可以通過中國傳統的婦女觀來說明與解釋。中國古代女性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忠貞於感情，她們通常以一世為承諾。這也是中國傳統愛情最為重視的，“好女不嫁二夫”也是女子必須要遵從的。愛是一種占有，中國古代女子的占有通常表現在對個人的完全占有，而男子就不一樣，他們的占有大多是一種博愛式的占有，從一而終隻是對女子的要求。這種道德規定的要求範圍很廣，它不僅要求妻子在婚姻關係存在期間必須保持對丈夫的絕對專一與忠貞，甚至在婚姻關係開始之前以及終止之後也有所規定，也就是在沒有正式成親之前，未出閣女子就要求對其未婚夫盡忠貞義務。而婚後被丈夫休回娘家或丈夫去世時也不能再嫁他人，一定要為前夫或亡夫守節守寡。從古至今，但凡追求真愛之人莫不看重對愛情的堅貞以及忠誠。但是，前路未卜，人生時有不幸，命運也是多有坎坷，現實有著各種挫折，這些都是對愛情的忠貞程度的嚴峻考驗，特別是在我國這種經過封建思想長期洗禮的社會環境中，男女的社會地位以及政治地位都是極其不平等的，自然在愛情上也毫無平等可言，正因如此，女性的愛情更是隨時處在被背叛的危險當中，毫無保障可言，也因此古代的女性們非常重視愛情的忠誠和堅貞。比如，“我欲與君長相知，長命無絕衰”，這就是對忠貞愛情發出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則訴說了長久刻骨的思戀之苦；“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則是癡心不改的體現。這些詩句所表現出來的思想不能用愚鈍，也不能用“死心眼”來形容，它們隻是深受封建禮教思想毒害的中國女性思想的真實寫照。作為誓言的確動人，但其中透露出來的問題也令人深思。中國傳統女性的德行方麵一向講究含蓄以及矜持。她們一般不敢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因為她們必須保持一種自持而內蘊的風範。而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竹枝詞》二首中的一首就以一種模糊朦朧的意境表現出少女的初戀心情，整首詩含蓄而內斂，完全沒有現代表達愛情時那種赤裸裸的咄咄逼問以及白刃相見，內容如下：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是由於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非禮勿視，非禮勿看，非禮勿聽。”根據儒學要求，女子必須要修身立德，這也是中國古代的愛情詩歌大多采用托物言誌的方法來表達感情的原因。另外，中國傳統女性在婚姻方麵沒有自由自主的權利。中國婚姻一向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謂孝字為先，這使得許多真心相愛的男女不能在一起，李敖對此進行了診斷：“中國傳統中愛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結交，不靠自由戀愛，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間的事，一開始就不是兩個人間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鍋炒’的親事。這樣的結交，一開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愛情本位，夫妻之間，想在這種本位下產生羅曼蒂克的愛情，實在氣氛不足。所以，中國的愛情故事，像《浮生六記》式的閨房記趣，為數就少。”因此，基於“父母之命”的分量，古代女性早早便對自己的婚姻產生了一種宿命感，隻將希望寄托於神靈，祈求他們能夠給自己一個好歸宿。所以，麵對盲婚啞嫁這種現象亦不會有任何反抗。而古人們也相信，婚姻是家庭與家庭之間聯係的橋梁，這使得以利為先的政治婚姻頻繁出現，像這種無愛的婚姻以女人被拋棄或成為下堂婦告終的並不少見，畢竟古代的道德思想對男人的約束較少，本來就不愛，看見更好的豈不往上撲；就算與自己的元配有感情，但是受到“一夫多妻”的影響，古代這些充滿大男子主義的男人又豈會拒絕，婚姻和感情橫生突變完全沒有懸念。李敖還特意分析了一下這些情況：“導致情變與婚變的基本因素還是社會不開放，男女交際不夠自由，相互認識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貓碰到死耗子，便如獲絕寶，死命抓住不放，一發現對方有二心，便以刀槍鹽酸對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變化’。至於說該守貞操，不要有二心，這也不是正視現實之論。瞎貓眼睛會亮，死耗子身體會複活，一旦發現新歡的確勝於舊愛，在巴黎美人麵前做柳下惠，豈不是強人所難嗎？”而偏偏中國傳統女性對愛情又過於執著，由於上述忠貞觀點的影響，就算婚姻再不如意，她們也會堅守到底。哪怕丈夫已死或不歸家，也不會作另嫁他人的打算，比如由於戰爭失去丈夫：“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明知自己的男人已經無法回來——“君問歸期未有期”，卻仍然“玉階空佇立”地苦苦等待，對此也隻能無話可說。中國古代女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恩愛不分。古代人的報恩思想極其嚴重，“知恩圖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等屢見不鮮，而輪到女子身上通常就變成了“小女子無以為報，願以身相許”，這句話一出，女人就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卑微的位置，這樣的“愛”一開始就不公平，暫且不說這報恩裏邊是否有愛情的因素，有一點要知道的是以愛作為報恩的籌碼這是對愛的不尊重，像這樣的恩愛不明，以後又何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