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之所以被稱為運動，其實是後人給加的。就當時人而言，他們充其量是圖自強而已。沒有人發起，也沒有名正言順的領袖，更沒有群眾呼應。從本質上講，是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些漢人士大夫力圖挽救清王朝努力的延續。正因為如此，這場運動，多少得到了一點滿清朝廷的呼應。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這些人，至少明白，發起辦洋務的這些人，沒有惡意，是為他們好。
當然，就洋務的參與者而言，這的確是一場學習西方的運動。引進就意味著學習，哪怕僅僅買來洋槍洋炮，你也得學會施放才行，否則，就是一堆廢鐵。買來大機器，就更得學，不學，機器就是更大的一堆廢鐵。在掌握西方武器和機器方麵，朝廷和辦洋務的人，心情都是一樣，他們比誰都急切地想迅速掌控這些來自西方的鐵家夥，操之於我。為了這一點，他們心甘情願引進西洋技術人員，派出最聰明的工匠，跟他們學習。發現這樣行不通，就辦學校，從頭開始，從數理化學起。
這樣學來學去，學校來了，工廠製度也來了。沒有人有這個本事，能夠僅僅弄來一個孤零零的機器，就辦起一個工廠。即使官僚把工廠當衙門辦，工廠的流程，工序這些東西，還是得有，沒有這個，就出不了產品。至於輪船火車，最初的時候，隻能請洋人開動，洋人管理，輪到中國人自己辦了，洋人的這一套，非用不可，不用，輪船、火車就要趴窩，就要出事，出大事。
洋人這一套，有製度性的大套，也就技術性的小套。但是技術性的小套，裏麵其實也包含了製度的因素。中國人的官學、私塾以及書院，都不會課堂授課，有教學計劃，按期考試。辦新學堂，不僅要引進西方的語言，聲光化電，還要把人家那一套授課製度也引進來。馬一浮說，西式的學校，上課像股市交易，搖鈴開始，搖鈴結束。但不這樣，還就是沒法辦學校。工廠其實也是這樣，沒有工序，沒有流程，沒有派工單，什麼都幹不了。傳統手工業作坊那一套，放在大機器的工廠，就是不行。
不僅如此，引進之後，更嚴酷的老師，是市場。不按市場規律行事，辦小工廠小虧損，辦大工廠大虧損。賠得受不了，就得想轍兒，否則隻能關門。所以，洋務企業，要想活下去，最好的辦法，是招商股，請商人來辦。不是說官辦企業每一個都活不了，如果主事者真的出於公心，一心撲在事業上，盡心盡責，像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那樣，其實也不是辦不好。但是，這樣的人太少，耗費的精力太多，不可能指望洋務企業能找到一批這樣的“焦裕祿”。況且，即便如此，不按市場規則行事的福州船政局，最後還是辦不下去。洋務企業，能活下來的，大多成了商人主導的企業，嚴格地說，是買辦商人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其內部製度，必定是西化的。到了這種時候，辦洋務的官員，包括李鴻章這樣的開明人士都辦不來的西方企業製度，就由買辦商人暗度陳倉辦成了。
當然，洋務事業中的官督商辦企業，雖然實質上多為商家的產業，隻不過戴一頂紅帽子而已。雖然說，這樣的企業，客觀上確實因為當時社會條件過於嚴酷，厘卡遍地，不這樣無法生存，但這樣的企業，卻也得到了官府特別的優惠，有的，甚至得到了壟斷經營權。隻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得了官家的好處，企業的產權就不明晰了。自官得之，也自官失之。真到官府想要侵奪收回之時，商家是沒辦法抵抗的。
軍事的變革，也類似。沒有外部類似市場的競爭，這樣的變革，怎麼也沒起色。湘淮軍，引進洋槍洋炮和洋操，打贏了太平軍，打贏了撚軍，對付國內所有的叛亂，都不在話下。沒有外敵入侵，壓力不大，進一步的變革，動力就不足。中法戰爭，主要是海上的較量，陸上的兵力，法國人投入不多。此前費盡心機和錢財辦的海軍，被打得一塌糊塗。所以，此後朝廷也好，李鴻章也好，才開始引進製度，重建海軍。但是，陸軍不過打了一場小的勝仗，就令朝野陶醉，從此陸軍的變革，就不再被提及。
就總體而言，洋務運動的變革，隻是一場打補丁式的改革。中央政府隻有修補的意識，沒有改革的觀念。西太後那拉氏是一個聰明人，輔佐她的滿人王公奕，也是個聰明人，但他們都不知世界大勢，不知道中國該走向哪裏。地方推行變革的大員，即使有人比他們二人懂得多一點，也沒法走得更遠。在這樣的情形下，無論怎麼改，舊的體製都不會因此而變動。新的東西，無論怎麼新，都無非是在舊體製上加一塊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