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麼最大？官最大。別笑，這是一個中國語境下的真理。自秦漢以來，依靠官僚治國，成為國家基本的製度，官本位的形成，已經無可避免。漢宣帝所謂，與兩千石（官僚）共天下，實際上是兩千多年中國曆史的常識。雖然說，從貴族本位到官本位，轉型過程耗去了差不多上千年，但隻要官僚帝製的結構不變，官本位的社會價值的形成和確立，是大勢所趨。秦漢之後，無論分還是合，王朝大還是小，都是官僚製。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腳，治理國家，非得靠他們不行。所以，如何選擇最佳人選，成了製度的關鍵。選官製度，也就成了核心製度。依靠誰，就得收買誰，讓誰最尊，最貴，最有錢。選官走到科舉製，是多次試錯的結果。人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程序，選拔人人稱慕的官員。科舉製一旦確立，官本位從此就成為強固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現實，牢不可破。任何社會職業，在官僚麵前，都變得一錢不值。
就官僚製本身而言，科舉製有三個作用，第一，是確立官員在社會上的獨尊地位，不管你什麼人，想要混好了，非走仕途不可。沒有官帽子，或者曾經戴過官帽子，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第二，基本打破官僚世襲，無論哪個，不經過科舉的門檻，就難以得到官場和社會的認可。第三，通過大體公平而且嚴格的入口把關，限製湧入官僚隊伍的人數。
盡管如此，官門還是時常會被擠破。冗官現象，即官員隊伍的膨脹，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個大問題。宋代冗官現象最嚴重，科舉不嚴，取人過多，本質上還是往裏擠的人過多，守門的抗不住了。皇帝心就軟，多少年考不上的，到了一定歲數，一定會讓你過。過了就要做官，官多了，財政供養成問題，就隻好開放市場經濟。所以，宋代的市場經濟特別發達，工藝品之精，在古代社會為最。海外貿易規模龐大，也為最。但任是再發達的市場，也抵不住官場的消耗。越來越膨脹的官僚隊伍，效能卻逐年降低。所以，最後宋朝的滅亡，至少有一半，是亡在了冗官上。
沒有哪一代的統治者，可以擋住湧進官場的人潮。明清的統治者，采取一個看似比較合理的方式，應付冗官問題。無論批發多少官帽子，但官缺，即實際編製不動，從中央到地方，每個衙門裏的官員編製大體固定。比如清朝，一個縣，從王朝初期到末年，大體就是一個縣令，一個典史，再加一個訓導，一個位置也不增加。有的縣，連典史都沒有。任你吏部賣官，官帽子大批發。買了官的人，若要做官，必須得排隊候補。想要插隊，得另外掏錢。官帽子和官缺分離，官帽子再多，也不會出現十羊九牧，一個事務眾多官在管的現象。官員隻要不到任，不落到官缺裏，就無須財政供養，國家的負擔也就不會加重。等於官場內，設了一道堤防。這樣的官場空手道，之所以可以玩起來，關鍵在於官本位價值浸潤日久，即使是空頭官帽子，也一樣可以帶來榮耀、地位和某些特權。很多人買官，僅僅是為了麵子上好看，或者喪禮上風光些。在後者，甚至連一般百姓，甚至海外華僑身上都好使。所以清朝好些官爵，是空頭的，連補缺的資格都沒有，吏部批發，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虛榮，在墓碑上刻上一個官銜。
隻要做官是最穩定，收入最豐，而且最榮耀的職業，人們就必定會拚命往裏擠。如果做官還有可能撈到額外的好處，人們擠的力度就更大。一個社會，官最大，這樣兩種狀況，都是必然的。所以，官員隊伍的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清代雖然設置有內堤，但到了末年，有實際權力的官員隊伍還是擴張了，以各種委員的名義膨脹起來。使得朝廷的編製，不再好使。其實，即使正式官缺不膨脹，官場的擴張也未必就不存在。因為官之外，還有吏。朝廷對書吏編製的限製就比較鬆，一個縣，六房書吏有的時候可以達到上百人。至於書吏之外的衙役，膨脹速度就更快，在清朝中期，就已經小縣數百，大縣數千了。除了正經書吏和衙役之外，還有大批的臨時工。擠進官場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吃權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