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頑固派和今天的極左派，其實是可憐人，無非是不想改變，或者回到過去。他們對變化，有著莫名的恐懼，他們是害怕因變化失去或者已經失去的人。長期的教育，讓他們形成了對傳統，包括革命傳統的強固連接。尤其是某些體製內的左派，離開了這個傳統，他們就沒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說賴以驕人的資本。如果說，晚清的頑固派，對於自己的信仰，還有的具有某種真誠，但今天的體製內左派，固執地眼望過去，其實背後無不有自利的功利動機。
固然，中國在外人看來，是個保守的國家，但保守的勢力卻並不天然擁有群眾基礎。改革三十多年，幾次左潮湧動，幾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張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眾的口味，但保守的頑固勢力，也隻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裏，才好興風作浪。由於改革本身的問題，轉型的公平和公正沒有很好地落實，沒有得到改革紅利的民眾眾多，感到失落的人眾多，不滿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於文化積習，習慣向後看，以懷舊抒發對現實的不滿，但這些人卻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眾基礎。左潮的掀動者，固然能借助於一些過時的革命口號，打出民族主義的大旗，打動一部分民眾。但他們跟受損的民眾之間，卻很少有利益鏈接。不僅體製內左派，不肯為民眾做事，就連公認的草根左翼領袖，也無此興趣。
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主張改革之人，話語權的確要大一些。因為他們的主張，順應了世界的大勢。改革與保守之爭，持續了這麼多年，從晚清一直延續到今天，保守一方，說來說去，無非是老調子。他們之所以能折騰出事來，幾乎每次都是要靠權力的動搖和默許。一百多年來，盡管中國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間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時候，統治者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會產生猶豫。而上層的權力之爭，更會使改革進程複雜化。每當這種時候，保守的逆流就會回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戰爭之後的改革進程，之所以出現戊戌政變，進而庚子之變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太後和光緒二人出現了權力之爭，被頑固派利用。權力之爭，被披上意識形態外衣的時候，往往意味著災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也是如此，隻有當局在前進道路上三心二意、猶豫不決的時候，左潮才會借勢而起。
本來，人類已經走到了21世紀，各種聲音、各種主張，都冒出來是個好事。觀念的多元，意見的多元，是一個國家的福分。如果當局能審時度勢，製定規則，提供平台，能允許各種意見平等地討論。盡管中國民眾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還是會在辯論和討論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願意出來討論，動輒喊打喊殺，自然會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腳，自然要擺事實講道理。進入網絡時代，世界變化太快，政黨需要與時俱進，政黨的意識形態也需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一直都是當今執政者賴以成功的法寶，麵對已經跟現實情況不符的意識形態的某些提法，理所應當加以改進。
跟當年被拉進西方世界的中國不一樣，走到今天，中國早已進入了他們的世界。跟世界接軌，既是政府和民眾的願望，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如果說，當年被拉進他們的世界，我們隻能做一個小夥計，今天，則切實有了掌握主流話語，進而參與製定議事規則的資格。這個資格的大小，既取決於國力，也取決於我們的話語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世界，也就成了我們共同的世界。其實，即使我們不樂意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還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國是不可能自外於世界的。
雖然說，一百五十多年來，那種想把中國拉回去開倒車的思潮，不管多麼囂張，都隻是曇花一現。但在這一現中，一樣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壞。也許，再過一萬年，持可笑理由的頑固派，都還會有。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還會繼續哼哼。改革開放以來，每次左潮來襲，善良的人們都是想將之隔離在政治領域，但卻每每對經濟造成惡的影響。但願，這樣的衝擊會梯次性降低，不要讓政治風波危及社會和經濟，進而造成全局的動蕩。
曆史告訴我們，左潮泛濫，害人害國，中國最大的危險，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向後看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