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後，和王麗立先是分住在朋友家裏，稍後在提籃橋、彙山路之間租了一個統樓麵同居。王麗立在大馬路南洋大藥房掛牌子行醫，高語罕終日在家埋頭撰述。
11月15日
楊邨人寫成自白《脫離政黨生活的戰壕》，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次年1月在《讀書雜誌》發表。文章中提到：“當時支部在和高語罕作理論鬥爭的時候，高語罕發問，武裝暴動是行動的口號或是宣傳的口號？那位區委參加人——一個胖子不知姓名——他的結論說是武裝暴動是行動的口號。而當時在上海的黨於職工運動是失了領導權，在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力量上都沒有武裝暴動的實際行動的。我自己是信為高語罕的理論並沒有錯誤的，可是並沒有加以讚同，為的是搗蛋的根性使我猶豫，而信仰集團的心誌加以勉強。當時高語罕因為和陳獨秀是私情至好的，相與接近，發言未免偏袒於陳獨秀，主張便站在中立人的地位，因此不久，高語罕便被開除。在我的個人主義的觀點上，確實是同情於高語罕而不同意於開除了他；但在集團的信仰上卻執行了黨的決議。因此在內心上矛盾交戰的苦痛，戳了一條深刻的傷痕。”“1930年亡友蔣光慈因為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根性太重，受不了集團的啟動主義的政策的驅使，自動的用書麵向黨提出退出，支部卻來了一個開除的決議並且在紅旗報上登載一篇文章攻擊，這事使我大大的不滿意。”
12月7日
陳獨秀致函高語罕，關心潘蘭珍的房租事。
12月13日
陳獨秀致函高語罕，要高轉告潘蘭珍他在南京的生活近況。
12月中旬
到南京看望陳獨秀。陳獨秀後來回憶，“許多朋友要我寫自傳。那一年我在江寧候審，高語罕來看我時就叫我寫，到底是你叔叔膽子小，不敢答應即時印行，所以我也就沒有動筆。”
12月22日
陳獨秀致函高語罕，關心《獨秀文存》的出版情況。“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時印行，則隻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12月底
任《申報》“讀者顧問”欄目的編輯，答複讀者各種答問的工作。“本欄通信的讀者之社會階層極其複雜，其中有教職員，尤其是小學教師，工人，鄉村中的知識分子，大中學校的學生及其畢業生，軍人，宗教的信徒，青年店員，與其所謂世家子弟，名門閨秀，因此，遂把一幅千頭萬緒紛紜錯綜的社會關係的交織圖呈現在我的眼底。”高語罕告讀者自己立言的態度：“愚性倔強而鈍拙，向不肯做模棱語，當對讀者作答之際，為種種客觀條件所限，自不能盡我所欲言，然絕不曾言我所不願言。”
12月25日
答複宋世澤“怎樣才能從腐敗的家庭奮鬥出來”。
△答複張天白“改進鄉村教育的先決問題”。
12月28日
答複李俊生“怎樣解決男女共同生活的問題”。
12月29日
答複吳冷秋“中俄複交所引出的問題一束”。
是年
史量才聘陳彬和為《申報》總編輯，社評主撰，對蔣介石不抗日之攻擊不遺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