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高語罕決計去說書，原來是準備說《儒林外史》的。商之竟華、光識，他們主張說紅樓。因自己是在政治上被視為危險的人物，首先去找陳立夫、餘景塘先生，又托朋友把說書的宗旨告訴葉秀峰、許孝炎先生，很費了許多唇舌，才算了解。一麵又托人向重慶市警察局、社會局打招呼，一麵由牗青、竟華、光識、助吾、裕驤、吳麟許多好朋友幫忙組織一個招待會，準備說書各種事宜；同時又想到宣傳問題，又去找《新民報》陳銘德社長，要他援助。陳銘德非常慷慨和豪爽，不惟答應整個新民報宣傳說紅樓，並且替高語罕打算，要他每次講演之前夕，便過江去，住在他的公館裏。免得第二天臨時從南岸過江，疲乏不堪，影響講演精力。
4月15日
在江蘇會館租用大廳，講桌前揭一長條白紙，大書托爾斯泰名言“一麵鏡子”。拈出莊頭烏進孝過年時到寧國府納貢，說明了當時社會中貴族與農民的獨特架構。意思是表麵是寫一麵鏡子，實際上是說這本書反映的和代表的是當時的社會。對當時的社會來講，這本書就是一麵鏡子，這樣才能明白這麵鏡子出現的意義。“因為的一般現象，除了少數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見到貧民的生活現象並不難，所難的是怎樣能遇到這種現象便把它抓住，不讓它打你麵前空空滑過，這需要另一種工具，就是社會科學、曆史科學、哲學、心理學、生理學或其它藝術等等的造詣。所以每一個寫實主義大師都是社會科學家、曆史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和藝術家。某一種社會現象在常人看來，一文不值，然在寫實主義的文學大家看來，卻是極可寶貴的材料或題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見的，認為必需描寫的材料，在天才的寫實主義作家看來，卻極不重要。因為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除了他自有生來稟賦的天才外，還富有熱烈的同情心與上述各種科學的精深的修養，遂從其中養成一種極明快、極深刻、極銳利的眼光，極深遠的幻想力Einbildung skraft，和極偉大的描寫技術，才能從森羅萬象、紛紜錯雜之中，看出現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處理，把它組織起來，這才能成為寫實主義的作品。”
4月22日
紅樓第二講。也是在星期日舉行，聽眾都是滿座。講罷散會時刻，主持人李公樸幾步趕到台前宣布：這所老房子歲久年深，經受不住一窩蜂，隻能魚貫列隊，款款而行。說著，他便揮動雙臂，高聲領唱：“農工商學兵，大家一條心。”聽眾合著節拍，齊聲應和，井然有序地一排接著一排緩緩退走。本講主要內容為對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的人物分析。
4月29日
紅樓第三講。主要內容是對王熙鳳這個人物的分析。
5月6日
紅樓第四講。主要內容是對晴雯、平兒等幾個奇女子的分析。
5月13日
紅樓第五講。主要內容是對賈母和劉姥姥兩個老太婆的分析。
5月20日
紅樓第六講。主要內容是對《紅樓夢》的寶藏進行的文字批評，這一講是高語罕最看重的。
6月
告訴陳銘德自己對記者不做幻想，對高校教書也無此意。隻想到重慶市某中學校或小學校內，臨時租借一個教室辦夜校班，並請陳銘德代物色上課的教室。陳銘德邀請高語罕到成都去給《新民報》撰稿。
△有些朋友勸高語罕不要去，說新民報如何如何，高語罕認為現在輿論極受限製的時候，要想找一個完全合心意而又發行無阻的報紙，實在沒有，這樣正可以利用人家的報紙，在可能範圍之內，稍稍表達一點自己的主張。他在發表文章時抱定以下三個主張：（一）無論左派的報紙也罷，右派的報紙也罷，隻要它願意在不修改我的文字的條件之下，我都願意給它寫文章；（二）我隻說我願意說的話，絕對不絲毫違背我的政治良心。如不能發表我的主張，寧肯不說。（三）我在任何刊物上發表文章，我隻對我的文章負絕對責任，至於此刊物之或正或反，絲毫與我無幹。我是沒有任何政治組織關係，也不替任何政治組織做應聲蟲的。
7月
住成都《新民報》經理鄧季惺家。教鄧季惺和陳銘德的四個孩子讀書。高語罕對鄧季惺幾個孩子的評價是：“大姐和二姐都很聰慧，但二姐好動，大姐好靜；大姐好讀書，二姐喜交際。就文字而論：大姐似乎是已成熟了的樣子，章法格局已頗具規模，唯讀書還少，立論不能深切，再進一步，便是成材。二姐的文字也很流利，那完全是由於她的天才，老實說，她沒有她大姐用功。最可惜的大姐用功太過，年來已有肺病嫌疑，這個可愛的孩子！二姐活潑在燕大新聞係，將來加以深造，做個新聞記者，實在不錯。三姐尚在啟蒙時代，天資稍鈍，我因教授時間太短，在她身上也就沒有多下功夫，很歉然！小弟（編者注：吳敬璉）有心思，有條理，嗜學，在高中也是高材生，但身體也不好。這是他們姊弟們的美中不足，但我在空前寂寞的當兒，每天有幾個青年學生同我接近，精神上得到不少的安慰。”
△四川圖書審查委員會在省府大禮堂開四周年紀念會，高語罕和鄧季惺一同去參加。會見張群、潘公展、胡次威等，審查委員會主任陳克成要高語罕講話。高語罕劈頭就嚴正聲明：“我現在既不屬於共產黨，也不屬於國民黨。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關於審查圖書問題，我是無條件地站在作家們的立場說話的。我以為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一個民主國家本是不成問題的；但在抗戰嚴重關頭，問題自然有些不同；不過檢查的尺度應該盡可能地放寬，切莫因噎廢食，致阻礙文化的進步。但在著作家一方麵，也應該顧慮到這一層，一言之出，一文之布，皆應經過審慎的考量，負政治和道德上的責任。對於民主問題，首先認定一個政黨要把國家領上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他自己就必須先民主，就是黨員在黨內最高領袖之下，都有絕對的批評自由，不能把某一個人看做‘絕對無諍’或‘神聖不可侵犯’，這樣才可以推己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