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語罕認為，明朝之亡是經過兩種鬥爭：第一時期是國內的社會鬥爭，即偉大的農民戰爭結束了他的一統江山；第二時期外來的民族的侵略戰爭結束了南明各個小朝廷的偏安之局。這不是說，當國內戰爭時沒有民族戰爭，而當民族戰爭時沒有國內戰爭：兩者不是截然兩起的，恰恰相反，他們常常是參伍錯縱、互為因果的。崇禎皇帝是一個極力想好而不懂人情世故的家夥，他看見中官所矯飾的軍營操練的外表，便喜出望外，以為軍隊已大為整頓，有恃無恐。朱元璋原來是個市集中流氓無產者，照合肥人的土話說，就是鄉間的“無二鬼”。想出“八股試帖詩”那樣一種科舉政策：一是以功名牢籠民眾中間的上層及一般的知識分子；二是用毫無內容而又必須用畢生精力和餘閑把一般民眾的聰明才力都消耗盡於烏有之鄉，使他們沒有經曆和餘閑想到社會的不平，想到謀反、造反上頭去。崇禎亡國，就他的祖宗和他所屬的社會來說，實在的因果相循，毫厘不爽。他同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皇帝路易十六遭遇了同一命運。至於那時為什麼讓滿洲闖進來，統治了我們二三百年之久？吳三桂之降清，其大前提是新地主對於農民叛亂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有以致之。吳三桂和克倫威爾都不隻是個人的關係可斷言也。這一客觀的曆史真理自然也適用於每一個開門揖盜的賣國賊——張邦昌、秦檜——所以國內的鬥爭激烈的時候，隻顧少數集團利益的人，十有八九都甘心情願出賣民族的利益，古今中外曆史上這類事情真是所在皆有，不算稀奇。中國的新地主既與之合作，以討伐農民的叛軍，李自成自然不能支持，而為李自成打斷了脊梁的明朝統治者的尾巴——弘光、聖安、永曆各小朝廷，自然更不堪一擊。一個農業（同時是手工業）立國的民族，往往被一個文化較落後的遊牧民族所侵入，這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常有的。因為遊牧民族因生活動蕩不定，遂養成一種好鬥的精神，與好戰的冒險性，滿清之於中國就是這樣。人民大眾的心理向背是決定民族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權誰屬的唯一因素，明清兩代的統治者以拉攏這一因素為己助，而取得政權，後來也就以欺騙這一因素，失去他的擁護而毀滅，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曆史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