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於禁才向曹操稟明情況。曹操了解實情後很是感動，又是稱讚，又是獎賞，又是封侯。曹操在聽到流言蜚語時，雖心有疑慮，但並未貿然確信，在事後問明情況，做到了賞罰分明，讓人信服。
【跟曹操學做事】
擁有權力未必就能夠擁有權威， 讓人敬畏的領導重在賞罰分明， 堅守公平。曹操以界限分明、公平公正的賞罰，贏得了部下的心，樹立了自己的權威。
《漢書·張敞傳》中稱：“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原來，在漢宣帝時期，渤海、膠東一帶盜賊十分猖獗，他們無惡不作，擾亂了當地百姓的正常生活。於是，漢宣帝派大臣張敞前去治理。張敞臨行前，向宣帝請求必須獎賞那些追捕盜賊有功人員，並嚴懲盜賊。他到任後，果然賞罰分明，差吏們個個奮勇追捕盜賊。在張敞的有效治理下，當地的社會秩序迅速恢複。
賞罰分明，曆來是有作為的領導者用來管理下屬的有效權杖。
春秋時期，秦惠公死後，年幼的出子即位。由於國君年幼，當時由太後把持了國政。太後重用奄變，但奄變為人奸詐，不久就把秦國弄得烏煙瘴氣，百姓們叫苦不迭，賢人也都隱匿不出。
秦國公子連此時正流亡在魏國，他在秦國享有很高的聲望，如今見時機已經成熟，就打算趁此機會回秦國奪取政權，取代出子為君。
他先來到了位於秦魏邊境上的鄭所要塞。當時鄭所要塞的守將是右主然，沒想到他不僅不讓公子連通過要塞，還下令嚴加防守。他對公子連解釋道：“公子請諒解，俗話說：忠臣不事二主。公子您還是盡快離開這裏吧！”
無奈之下，公子連隻得離開了鄭所要塞，進入北狄，轉道來到了焉氏要塞。守塞的大將菌改看到是公子連，就把他放了進去。就在這個關頭，太後和權臣奄變聽到公子連歸來的消息後大驚失色，急忙派兵前去捉拿公子連。
沒想到， 那些奉命前去捉拿公子連的士兵們早就看不慣太後和權臣當政，他們在半道發動了嘩變，並且說：“我們不是去迎擊敵寇，而是去迎接國君。”就這樣，公子連帶領軍隊殺回了國都，太後走投無路自殺身亡。公子連被立為國君，是為秦獻公。
秦獻公登基後，要論功行賞。他尤其感激焉氏要塞的守將菌改，想大大地賞賜他；同時又很記恨右主然，想重重地處罰他。
大臣監突得知獻公的打算後，急忙進諫道：“君上，這樣做不妥。右主然當時沒有讓你通過要塞，也是出於忠於職守的需要。如果去處罰他，定會寒了國人的心。而且，目前秦公子流亡在外的有很多。如果您這樣做了，那麼邊關守將們以後就會爭先恐後地把流亡在外的公子放進來，這對您是很不利的。”
秦獻公一想，認為監突的意見確實非常有道理，於是就下令赦免了右主然，而賜給菌改以官大夫的爵位，賞給守塞的士兵每人二十石米。
賞罰要做到分明，不能以一己好惡來進行，而應看相關當事人的行為是否值得去賞，是否應當去罰，以及賞罰之後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來定，而不是由著自己的喜好進行賞罰。
1944年，在盟軍進行諾曼底登陸前夕，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到前線采訪，他被安排到了巴頓將軍的部隊。沒想到，海明威到了部隊，在登陸戰開始後，就和士兵們一起參加了戰鬥。後來他與所屬部隊失散後，還在巴黎西部領導當地的遊擊隊進行敵後反抗運動，其間屢立戰功。
但是巴頓將軍卻對此事非常惱火，因為根據《日內瓦公約》規定，新聞記者在戰場上隻可進行觀察與報道，而不能直接參加戰鬥。於是，他下令讓軍法部門調查此事，準備對海明威審查懲處。但是，由於海明威在公眾中的聲望很高，巴頓將軍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一時間弄得滿城風雨，讓軍法部門處境很尷尬。
對於此事，後來還是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做了表態。他命令道：“對於向來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取勝的人可以不加追究，但下不為例，否則按軍法處置；軍法部門秉公辦事，值得肯定，但現在是非常時期，軍法部門應集中精力清算納粹。”
艾森豪威爾的命令，既肯定了海明威的個人作戰功勞，也肯定了軍法部門的辦事態度，在嚴明軍紀的同時，也給雙方一個都可以接受的處理結果，從而妥善平息了此事。
賞與罰，曾被古人稱為管人的兩把利劍，是領導者統禦部屬、使用人才的一個重要手段。孫武把“法令孰行”、“賞罰分明”作為判明勝負的兩個重要條件。可以說，賞罰分明得當，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則。領導者一定要正確使用賞罰，切莫隨心所欲，無原則地進行隨意賞罰。
【做事金言】
《菜根譚》中有言：“威源於明也。”
領導者的權威是來源於賞罰分明。
3．靈活多樣的管理風格
早在商代，人們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說法。孔子非常讚賞這句話，他說：“日新之謂盛德。”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做到天天都創新，那就是最高的道德。領導也應當在管理風格上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審時度勢，與時俱進。
【梟雄做事之道】
對於曹操治理國家的思想，很多人都認為是偏向於法家，其理由是曹操多施行嚴刑峻法。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並不盡然。曹操的管理風格是靈活多樣的，不僅用法家思想，而且對儒家思想也多有運用。
在曹操被舉為孝廉，初入官場時，曾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整治貪官酷吏，去除不良風氣，法家思想在他的為官實踐中影響頗大。初平三年，曹操出任兗州牧，開始有了自己的地盤，並逐漸掌握了軍權。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至許昌，奉迎天子，遷都於許。隨後，曹操建立了自己的軍政製，架空了東漢政府的權力。
法家認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由此可見，曹操通過軍權謀取政權，也是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左右。
曹操在踐行法家思想的同時，在其管理實踐中也很容易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建安八年五月，曹操頒布了《修學令》，其文如下：“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這一令文的頒布，表明了曹操準備對民眾實施禮教的決心，曹操的禮教觀念是受袁渙的影響。袁渙在歸附曹操之初，就曾諫言：“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隻是當時由於內憂外患頗多、戰事吃緊的緣故，曹操並沒有出台具體的禮教法令。直到魏國成立後，已升任郎中令的袁渙再度建議曹操：“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這次，曹操采納了袁渙的建議。
以禮教民、以德化民曆來是儒家的重要主張，曹操推行此舉明顯地體現出了儒家思想。
【跟曹操學做事】
曹操的治世之道是王霸兼治、外儒內法。總體看來，他在前期打天下的階段，多用法家手段鐵腕治世，而在其後期形勢相對穩定之時，又多以儒家思想來安撫教化臣民，以鞏固統治。
治理方式、領導之道要因時、因世、因事、因人而變，如果辯證借鑒曹操的這種管理思想，那麼領導風格就不會僵化，能夠順應潮流。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文中寫道：“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辛亥革命後，中國不僅沒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反而走向了軍閥強權政治，國家內戰不已，四分五裂，孫中山認為其原因在於：“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能蕩滌，新治無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汙，壓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製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根據孫中山的謀劃，軍政時期即“以黨建國”的暴力革命時期，訓政時期即“以黨治國”時期，憲政時期即“還政於民”時期。
1924年孫中山發表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再次闡述了他三階段的政治主張：
“在軍政時期，一切製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麵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麵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製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製權，有複決權；憲法頒布之日，即為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