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認為，顯然，像希特勒這類人物的影響，主要存在於他們的無限能力和屠殺的欲望之中。由於這一點，他們為戀屍癖們所喜愛。另一方麵，許多人與其說意識到了他們的恐怖，不如說害怕他們，而且仰慕他們。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些領導者的戀屍的本質，而是把他們看作建設者、救世主、好爸爸。如果戀屍癖傾向的領導者不自稱他們是建設者和抵抗者，那麼許多被他們吸引的人也不可能全力幫助他們奪取權力，而且許多受他們厭惡的人大概可能很快使他們垮台。
他寧肯失去生命也要財產；他喜愛控製別人，而且在控製的活動中，他屠殺生命。他深深害怕生命，因為就他的本性來說，是雜亂無章、無法控製的。在所羅門審判的故事裏，一位錯誤地妄想成為一個兒童母親的婦女就是這種傾向的典型，她寧肯要一個被肢解了的死孩子也不願失去一個活孩子。對戀屍癖的人來說，正義意味著正確的分割，而且為了他們稱之為正義的事情，他們情願屠殺或者死亡。“法律和命令”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偶像，任何威脅“法律和命令”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認為是對至高無上的價值進行明目張膽的進攻。
戀屍癖的人被黑暗和夜晚所吸引。在很多神話和詩歌中，這種人沉浸在洞穴，海洋的深處，或者瞎子的描述之中。易卜生《培爾·金特》中的巨人就是這種人的典型例證:他們都是瞎子，他們生活在洞穴裏，他們唯一的價值是對於“家裏釀造”或者“家裏製造”的一件東西的自戀。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遠離或者直接反對吸引著他的生命。他願意回到黑暗的子宮裏，甚至回到無機物或者以動物形式存在的往昔生活之中。他從本質上期望回到過去，而不是回到他仇恨和恐懼的未來，與此相聯的是渴望得到肯定。但是生命從來就不是肯定的，不是可以預見的，也不是可以控製的，為了控製生命，他一定得把生命變成死亡，死亡是對生命的唯一肯定。
戀屍癖傾向通常在一個人的夢中得到最清楚的展現。這些夢涉及到凶殺、鮮血、屍體、骷髏、糞匣，有時也涉及到人們變成了機器或者像機器一樣的行動。這種類型的夢也偶爾發生在那些並沒有表明有戀屍癖傾向的人身上。而在戀屍癖的人身上，這種類型的夢是常見的，而且有時是重複的。
對於嚴重的患戀屍癖者來說，人們經常能夠從他的表情和舉止中識別出來。他是冷漠的，皮膚看起來死氣沉沉，甚至他的麵部表情好像也在散發著臭味。可以說，在希特勒的臉上，人們能夠找到這種表情。他是整潔的，煩擾的，學究氣的。對這個世界來說，戀屍癖的人的這個方麵，在艾希曼的形象中得以典型表現。艾希曼深深地迷戀於官僚秩序和死亡。他的最高目的是服從和對組織機構盡職盡責、忠心耿耿。他驅逐猶太人好像運送煤一樣。在他的視野裏，幾乎不可能看見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仇恨或不仇恨他的受害者與此毫不相幹。
我們僅僅能夠在審問官、希特勒以及艾希曼這一類人中找到戀屍癖的例子，而且也能夠在那些沒有機會和力量屠殺的人中找到這種例子。他們的戀屍癖是以其他的甚至看起來不易察覺的而且較無傷害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母親總是關心她孩子的疾病、失敗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時她又對孩子的可喜變化沒有什麼印象。不能分享她孩子的快樂，也不注意孩子的生長發育的變化。我們也許會發現，她的夢隻是涉及疾病、死亡、屍首、鮮血。她並不以任何明顯的方式傷害她的孩子，然而她可能慢慢地扼殺了孩子生活的樂趣和對成長的信念，甚至最終傳染給他戀屍癖的傾向。
戀屍癖構成了一個基本的傾向性，它是完全對立於生命的一種解答；它是人有能力達到的生命中最不健康和最危險的一種傾向。它是真正的性倒錯：當他活著時，不是愛生而是戀死；不是生長而是破壞。如果戀屍癖的人敢於承認他所感覺到的那些東西，那麼當他說“死亡萬歲”時，則表達了他生命的箴言。
2.悲哀是罪孽，歡樂是美德
與戀屍癖傾向相對立就是愛惜生命，它的本質是與死之愛相反的生之愛，像戀屍癖一樣，愛惜生命型絕不是由一種品質構成的，而是再現了總體的傾向性，完整的生存方式。它是一個人身體內部過程，他的感情、他的思想和他的舉止的顯現。這種傾向是以完整的人來表述自己的。它的最基本形式是由所有活的有機體要生存的趨勢來表現的。簡單地說，每一個事物都在努力地追求著它的“生命”。
我們觀察到這種求生存的傾向遍及我們周圍所有活著的實體之中：小草透過石縫頑強地爭得一絲陽光，因而生存下來，動物搏鬥到最後一息以便逃避死亡；人可以做許多事情以維持他的生命。維持生命，並且為抵禦死亡而戰鬥的趨勢是愛惜生命型的傾向性的最基本形式，是所有生命的實體的共性。
在具有創造性性格的人們那裏，我們發現了愛惜生命型的完整展現。比如一個格外熱愛生命的人為生命和生命的生長過程所吸引，他喜歡創造，而不是維持現狀。他對於新鮮的事物既驚奇又喜歡，以避免過去的事物的重複。他喜愛生存的冒險，勝過因循守舊。他以機能的方式而不是機械的方式對待生命。他看到了整體而不僅僅是看到了部分，他看到了格局而不是總數。他希望通過愛惜、理性、他的例證，而不是力量、肢解事物部分，也不是以視人為物而不為人的官僚方式來影響人們、感化人們。他享受生命以及生命的種種表現，而不是隻享受單純的激動。
愛惜生命型有他們自己的善與惡的原則。善是所有有利於生命的行為；惡則是所有有利於死亡的行為。善是對生命表示尊敬，是所有促進生命生長和發展的有價值的一切行為。惡是窒息生命，使生命變得貧困，甚至使生命不複存在的一切行為。快樂是善良的；而悲哀是罪孽的。這是從珍惜生命型的倫理學觀點出發的；《聖經》提到希伯萊人的主要罪孽：因為你並不是用內心的所有快樂和愉快服侍上帝。
愛惜生命型的人的良心並不是敦促自己避惡從善，也不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超我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為了美德，它雇傭虐待狂來反對人。愛惜生命型的良心是由對生命和快樂的吸引而激發的；道德的實現存在於鞏固人的生之愛方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愛惜生命型並不寓於懊悔和有罪感，它們畢竟僅僅是自我厭惡和悲哀的方麵。他很快就轉到了生命，並且打算行善。
斯賓諾沙的《倫理學》是愛惜生命型道德的鮮明例子。他說：
快樂直接地是善，痛苦直接地是惡。
基於同樣的精神，“自由的人絕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生之愛構成了人道哲學的形形色色觀點。在各種概念的形式裏，這些哲學是與斯賓諾沙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他們表述了這樣的原則：健全的人熱愛生命，悲哀是罪孽，歡樂是美德。人生的目標是受所有活著的東西吸引，並且把自己同所有死亡的和機械的東西區別開來。
發展人的對生命的熱愛，最重要的條件是創造同熱愛生命的人的同一條件。生之愛正如死之愛一樣是具有傳播性的。它不需要語言、解釋，尤其是它不需要宣布人們應該熱愛生命而傳達自身。它使用姿勢多於思想，使用音調多於語言。人們能夠觀察到，與其說他們根據明確的組織生命的原則和規則，不如說是基於一個人或者一組人的整體環境。
最後，對於發展愛惜生命型的一個富有意義的條件是自由，然而擺脫政治枷鎖的“自由”並不是充分的條件。如果對生命的愛就是發展，那麼一定存在自由：去創造的自由和建設的自由，驚奇的自由和冒險的自由。這樣的自由要求個體是能動的和有責任的，而不是一個奴隸或者運轉良好的機器上的齒輪。
概括說來，對生命的愛在一個存在安全感、正義、自由的社會裏將會得到最充分的發展；此種意義上的安全感對於一種高貴的生命來說，基本的物質條件不會受到威脅；此種意義上的正義是指任何人不會成為他人目的的手段；而且此種意義上的自由是指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能動的和有責任感的社會成員。
最後一點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如果個體創造自我活動不進一步深入的話，那麼即使在一個存在著正義和安全的社會裏，也不可能有助於生之愛。如果這些條件並不是充足的，那麼人就不會成為奴隸；如果社會生存的條件進一步機械化，那麼後果將不會是生之愛，而是死之愛。
在生命的王國裏，人們僅僅能夠受到生命力的影響，諸如愛情、刺激、榜樣。人們僅僅能夠在個體的顯現裏，在個體的人中以及在一隻鳥或一朵花中體驗出生命。沒有“集團”的生命，也沒有抽象的生命。
在今天官僚組織和集中的工業體係中，人們所感受的是窮於應付，以致人們在最大的、可預料的和有利的方向內消費。他們的智力和性格由於選擇平庸和安逸的生活和任務而變得標準化了。在現代的官僚已經取得成功——工業的文明，創造了一種新型的人；可以把這種新型的人描述為馴服的成員，機械般活動的人，甚至是消費人、機器人。
由於這一點，弗洛姆認為這樣的人是一個零件人，深深地受著所有機械的東西吸引，同時傾向於反對所有活著的事物。確實，人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機件為他提供了如此強烈的性衝動，以致機械人仍舊有著性要求，並且尋求女人。但是毫無疑問，零件人對女人的興趣減弱了。
一個紐約人的漫畫指出了這個有趣的事實，一個年輕女推銷員把一瓶某個牌子的香水設法賣給一個年輕的女顧客，她推薦時介紹說：“它嗅起來像一部新型的賽車。”
的確，今天任何一個男性的觀察者都會確信這幅漫畫是勝過聰明的玩笑。顯而易見，相當多的男人對賽車、電視機、收錄機、宇宙飛行和任何一些小零件的興趣都濃於他們對女人、愛情、自然和食物的興趣；他們由對非生命的、機械的事物的操縱引起的刺激勝過生命的刺激。並非牽強附會的推斷：機器人為在幾分鍾內，穿越數千裏地，殺死幾百萬人而驕傲迷戀，並超過了如此大規模破壞引起的驚嚇和沮喪的可能性。
機械人仍有享受和喝酒的樂趣。但是所有這些樂趣是在機械的和非生命的範圍內尋找到的。他期待著一定有一個開關，如果按一下，就會帶來幸福、愛情和愉悅。在這種幻覺下，許多人找到精神分析學家，以為他能告訴他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這個開關。他把女人看作一輛汽車，他知道去推動她的開關；他享有使她“競賽”的權力，而且他是冰冷的、消極的旁觀者；機械人對機械操縱越來越感興趣而不參與生命和與生命一致。因此他變得對生命漠不關心了，他迷戀於機械的事物，而且最終陶醉於死亡和總體的毀滅。
讓我們思考一下屠殺在我們的消遣中所起的作用吧。電影、連環畫和報紙充滿著刺激性，因為它們充斥著破壞、虐待狂、獸行的報道。幾萬人生活單調舒適——因此沒有什麼比看和閱讀屠殺更令人激動，不管這些讀物是凶殺還是汽車比賽中的致死事故。這一事實是不是暗示著人們對死的迷戀已經陷得很深了？或者是認為諸如“激動得死亡”或者“垂死”之類，或者“它殺死了我”的表述。讓我們想一想在汽車肇事中，我們的速度所表現的對生命的不負責任。
簡單地說，理智化、限定性，抽象化、官僚製和具體化正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征，當它們應用於人而不是物時，並不是生命的原則，而是機器的原則。在這樣的製度下，活著的人對生命感到冷漠，甚至眷戀死亡。當然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把激動的顫抖當作生命的快樂；而且他們認為當擁有許多自己的和可以使用的東西時，他們是富有朝氣地活著，在這種幻覺下，他們生存著。對核戰爭抵製的缺乏，探討一張整體或者半整體破壞的“原子學”平衡表格的缺乏，顯示出我們已經步入“死蔭幽穀”有多麼遠。
3.讓我們不停地前進，把死亡拋在後麵
戀屍癖對生命的輕蔑和對速度以及所有機械事物的愛，在過去的數十年裏已經變得很明顯了。早在1909年馬裏納特在他的《未來主義的創始宣言》中，就簡明地表達了這一思想：
1.我們要為危險的愛情、力量和勇敢而歌唱。
2.我們詩歌的本質素材將是勇氣、挑戰和反抗。
3.迄今為止，文學作品給思維的靜止不變帶來了榮耀、狂喜和昏迷；我們要讚美攻擊性的行動，狂熱的失眠，加快步伐，翻筋鬥，打耳光，拳擊。
4.我們宣布新的美和漂亮的速度使世界的光輝大放異彩。賽車，帶著長長的管子，像喘著粗氣的蛇……一輛吼叫的汽車，看起來好像穿梭的彈片，比薩莫色雷斯島的勝利女神像還美。
5.我們要歌頌駕駛方向盤的人，理想的轉向軸刺穿了地球，奔馳在運行軌跡上。
6.詩人一定賦予自己以瘋狂、輝煌、壯麗和慷慨，為了增加原始激情的濃烈。
7.除了競爭沒有任何漂亮的言辭可言，除了攻擊也沒有任何傑作可言。詩歌一定激烈地抨擊無名的暴力。命令它們在人的麵前卑躬屈膝。
8.我們站在許多世紀的極端之處……當我們必須衝開不可能的神秘之門時，為什麼我們應該回頭一顧？昨天的時空已死。我們生活在絕對之中，因為我們已經創造了速度、不朽和永恒。
9.我們希望戰爭獲得榮耀——隻因為它是世界健康的給予者——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武器，屠殺和輕蔑婦女的美妙觀念。
10.我們希望毀掉博物館、圖書館，為反對倫理主義、種族主義和所有機會主義以及功利主義而戰。
11.我們要為勞動、愉快和激動的造反的人們而歌唱。我們要為現代資本城市的多姿多彩和眾多的革命而歌唱。我們要為在暴虐的閃電下麵，夜間轟隆的兵工廠而歌唱。
我們要為貪婪的車站吞吐著煙蛇；一串串煙霧支撐著的雲朵懸浮下的工廠；橋梁好像體操家越過惡魔般的刀劍似的，沐日光浴的河流；冒險的班機追蹤著地平線；寬闊胸懷的火車頭在鋼軌上奔騰，像勒著長長管子轡頭的巨大鋼馬；噴氣式飛機的滑翔，它的螺旋槳的聲音像飛舞的旗和激動的人群鼓著掌而歡呼，歌唱！
如果我們把馬裏納特對技術和工業的戀屍癖的解釋，與在沃爾特·惠特曼詩中所發現的深刻愛惜生命型的解釋比較起來，那麼我們就會覺得非常有趣。惠特曼在《橫渡布魯克林渡口》一詩的結尾處說：
繁榮吧，城市——帶著你們的貨物，帶著你們的產品，廣大而富裕的河流，擴張吧，你們也許是比一切更為崇高的存在，
保持你的地位吧，你是比一切更為持久的物體。
你們曾經期待，你們總是期待，
你們這些無言的美麗的仆役喲，
最後我們懷著自由的感覺接受你們，
並且今後沒有厭足，
你們將不再使我們迷惑，也將不會拒絕我們，
我們用你們，不會把你拋開——我們永遠把你們培植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不測度你們，——我們愛你們——在你們身上也有著完美，
你們為永恒貢獻出你們的部分，
偉大的或渺小的，為靈魂貢獻出了你們的部分。
或者在其《大路歌》的結尾：
……我把我的手伸給你！
我把我的愛情獻給你，那比金錢還寶貴，
我把我自己獻給你，請教理或法律作證，
你肯把你獻給我嗎？你肯和我同行嗎？
我們能不能彼此矢誌不移，白頭偕老？
沒有比這一行文字更好地表達了惠特曼與戀屍癖的對立：“讓我們不停地前進（活著，永遠活著！），把死亡拋在後麵！”
把馬裏納特對待工業的態度與惠特曼對待工業的態度比較一下，我們就會很清楚地認識到，工業生產本身並不一定與生命原則相悖。關鍵的問題是，生命的原則是服從於機械化的原則，還是生命的原則是主導的原則。
顯然，迄今為止工業化的世界並沒有找到這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