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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過後，我被分配到西安市市內電話局工作。
報到當天，一位叫張玉武的師傅用摩托車送我們到渭河岸邊的農場參加集中培訓，同車的有康延慶和一位女青年。摩托車是偏三輪，旁邊有一小廂，就是電影《渡江偵察記》裏國民黨情報處長坐的那種。第一次乘坐機動車，既新奇又興奮，一路緊抓著車的扶手不敢鬆開。
張師傅是轉業軍人，約三十歲左右，穿一身黃軍裝，一口濃重的河南話。這一天，風很大，走在半路上飄起了雪花，我穿著棉衣、戴著棉帽都感到冷，他沒穿棉衣，光著腦袋，還把摩托車開得風馳電掣似的。
在這裏，我們整整待了三個月，白天搬石頭修田地，晚上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地富反壞右分子，每天吃飯都排隊，而且高唱革命歌曲，唱的最多的是《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長征組歌和毛澤東主席的語錄歌。在這裏集訓的五六十個人，多是農村青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是積極熱情，單純樸實，幹起活來一個比一個賣力。這裏生活單調，距離市區很遠，寂寞的生活使男性青年悄悄地抽起煙來，煙是統一品牌:羊群，一盒8分錢。這一年，我18歲，也參加到煙民隊伍中，剛開始抽煙時感覺又辣又嗆，時間一長就習慣了。
我從小在鄉下生活，但長時間在學校上學，幹幾天農活還可以，時間長了胳膊腿就疼得吃不消了。每到夜深人靜時就想學校和同學，甚至產生了離開這裏的念頭。可是，這裏的管理非常嚴格，我對所處方位和周圍環境都不熟悉，特別是口袋裏隻有幾角錢，這些因素決定了我隻能老老實實待在這裏接受勞動鍛煉。渭河岸邊整天都在刮風，這風也漸漸吹走了我心中的許多無奈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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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訓結束後，我被分配到西安市市內電話二分局當線務員，那時候，西安市還沒有光纖電纜，空中架的是鉛皮電纜和銅、鐵絲電話線。記得70年代有一首大家都會唱的歌，叫《逛新城》，歌詞中有這麼兩句:“電線杆子行對行，上麵掛滿了蜘蛛網……”當時西安市基本上就是這樣。線務員上班不是在馬路旁、大街上，就是在郊外，整天與電話杆、電話線打交道。換電線、擦隔電子、給電杆根塗柏油、打幫樁……這些外界人聽都聽不懂的具體的手工勞動，沒有一點兒技術，非常辛苦，每天早出晚歸，風裏來雨裏去，絲毫不敢懈怠。天氣越是惡劣，線路就越是容易出故障，線務員們就越要抓時間搶修，不惜一切代價保證線路暢通。用老師傅的話說:“就是天上下刀子，你也得出去檢修故障!”因為，通信線路必須保證每時每刻暢通無阻。春天，是線務員最好的時光，太陽暖洋洋地照著，但好過的日子也就這一季，夏天酷熱難耐，冬季寒風刺骨，特別是秋天陰雨連綿，故障特別多，幾乎每天都在電線杆上爬高上低，有時候全身沒有一塊幹的地方。
那時，我們班有兩個年過半百的老師傅，一個叫張景哲，一個叫毛建新，一個矮胖，一個瘦高，都是藍田人。張師傅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郵電工作，毛師傅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兵。張師傅平時言語較少，毛師傅嗓門高，愛開玩笑，也常說點兒牢騷話，但是他們對工作非常認真，對徒弟要求也很嚴。班長叫李保真，祖籍安徽，轉業軍人，三十多歲，外號“小老虎”，個子不高，渾身是勁，不管木杆、水泥杆，也不管杆子粗細，他不需要任何工具，可以徒手上下，每年都被評為單位的先進生產者。我的師傅叫曲超民，河南人，上過中專，後又參軍到部隊，部隊轉業就到了電話局。曲師傅有文化，一身勞動布的工作服總是幹幹淨淨的。那時候，單位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並不多，像曲師傅這樣的人都在管理崗位上，有不少還是領導幹部。聽人說，曲師傅對此很有意見，可是我從來沒聽他說起過。我的師兄、師弟多是工農子弟，樸實、厚道，積極肯幹，雖然他們對一些幹部子女分到內勤幹輕閑工作有意見，但是發完牢騷之後，還是安安心心地幹著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