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老人遲疑的目光，老人的小女婿吳先生大聲提醒她，說:“媽，陝西來人看您了，陝西，是陝西，知道嗎?”
老人抬起頭，端詳了一會兒，漠然地搖了搖頭。
吳先生笑了，說:“他們是延安來的……”
說到延安，老人的眼睛忽然一亮，咧著沒有牙的嘴就笑了，“延安來的啊，什麼時候啊，對不起，對不起啊，剛才沒想起來。謝謝，謝謝，這麼遠的路，你們還來看……”
我們說是開會，順路來的。
老人說:“前年去延安，給你們添麻煩了。代我向延安的同誌們問好……”
(二)
黃德容出身於廣州一戶富裕人家。1938年7月，她帶著妹妹黃德媛和另外兩個同學，滿懷抗日救國的革命激情，在廣州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黃德容、黃德媛是雙胞胎，這對形神酷似、花一樣的姐妹，當時隻有18歲。姐姐剛剛高中畢業，妹妹黃德媛大學一年級。抗日的烽火，愛國的熱情，對革命的向往，促使她們拋棄了舒適的生活和優越的環境，投奔革命。
從西安到延安的路很遠，交通極不方便，沒有車，幾乎全靠步行，腳底走得打了血泡，累得一停下站在那兒就能睡著，她們馬不停蹄地走了整整7天才到了旬邑縣陝北公學分校。在陝北公學分校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學習，1939年初她們又步行到了陝北的保安縣(今誌丹縣)。在保安還未坐定就接到上級命令，急行軍3天，步行200多裏地趕到延安的西川口軍委三局通信學校參加學習。這次學習的時間比較長，學習畢業後已經是1940年的春天了，姐姐被分配到新華廣播電台做廣播機的技術設備維護工作，妹妹則被分配到了《解放日報》社……
(三)
黃德容老人想念延安，逢年過節一家人團聚時，她就叨叨著要回延安看看。
2007年秋天的早晨，黃德容老人手扶拐杖終於站在了延安北郊王皮窪的山坡上。望著遍地的荊棘、荒草，望著盛開著的山丹丹，望著緩緩流動的小河，望著這幾孔熟悉而又陌生的窯洞，她想起了那沉落的太陽，那血紅浸染的枯柳的倒影，那河水繞著的小村莊。
王皮窪，這個早已被世人遺忘了的名字，在上世紀40年代初期卻是一處非常神秘的地方。中國共產黨中央廣播電台就設在這條不起眼的小山溝裏，廣播電台使用的第一部廣播機是周恩來副主席從數千裏之外的蘇聯帶回來的。
在這裏，他們把黨中央的聲音一次次傳遍全國各地、四麵八方，把地下黨的情報一個個傳送給中央首長。工作雖然平凡單調，任務卻光榮而艱巨。
不久，組織再次選派她參加通信學校的學習，在這裏，黃德容認識了一位叫柯平的青年。這個青年原是山西犧盟會決死隊的隊員，在一次戰鬥中因受傷被閻錫山的部隊逮捕，年輕人憑借著機智勇敢，趁哨兵換崗之際逃離了虎口，一路風餐露宿直奔延安參加了革命。兩個年輕人誌同道合、興趣相投，很快就擦出了愛情的火花。
(四)
1947年，胡宗南帶領23萬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以超過解放軍10倍之多的兵力與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較量。毛澤東神機妙算，巧與敵人周旋，經過6天激戰，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給胡宗南匪幫。
這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年，那一年在老人的腦海裏留下刀刻般的記憶。
那是1947年3月3日的早晨，即將分娩的她騎著毛驢到中央醫院檢查準備生產，沒料到中途碰到一匹奔跑著的高頭大馬，毛驢受驚狂奔起來，身懷六甲的黃德容被拋在了路旁。黃德容沒傷著筋骨，可是她產下的男嬰還未來得及哭出聲就離開了人世。帶著無盡的悲傷，前腳進了家門，命令緊跟著就到了，她甚至還未來得及向丈夫講清全部過程，就帶著失子的巨大悲痛，隨單位撤離到瓦窯堡(今子長縣)，在一座破廟裏開始了工作。
由於敵人的圍剿，黃德容和她的戰友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掩埋了廣播機及其設備，跨過黃河轉戰山西。西安解放後她隨部隊到了陝西，一直在19兵團工作。丈夫柯平出任陝西省郵電管理局局長後，她轉業到地方，在西安郵電學校任部門領導。1953年，她的小女兒柯蘇力剛出生一個月，又同丈夫一起匆匆趕到北京任職。
老人不能忘記延安的歲月，不能忘記王皮窪的機房，不能忘記瓦窯堡敵機的轟炸，不能忘記延安撤離時的艱苦，不能忘記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到時的情景。
老人也記得延安“肅反”中她心愛的人被審查所受的委屈，“**”中丈夫受迫害所經曆的一切。但是，她緊跟黨幹革命的決心從來就沒有動搖過。
(五)
離開西安的前一天晚上，老人給我們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往事。因為被那些往事所感染，因為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動，在那個難忘的夜晚我采訪了黃德容老人，寫下了《我認識的那位老人》，發表在《中國郵政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