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曾在美全國各著名報刊大幅刊載創始人戴維·帕卡德和比爾·休利特的照片，並稱如果他們在世，也會同意該收購計劃。
戴維憤怒指責費奧莉娜，“作為專業人士，費奧莉娜當然知道如何利用人們對過世人物的景仰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我父親所說過的話根本與此事毫無關係。”
戴維稱，費奧莉娜應該引用他父親的又一著名論斷：“許多公司都因消化不良而導致破產，而非饑餓。”這一句倒是說出了真正的問題，合並後又是一個新的公司，這對費奧莉娜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沃爾特·休利特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了一份新的報告，內容是關於惠普公司提議中與康柏電腦公司的合並是如何損害股東權益的。這幾乎讓費奧莉娜陷入了絕境。
沃爾特稱，報告闡述了惠普公司的分析沒有反映出交易的全部影響，並顯示了惠普公司的假定是如何“不切實際”。沃爾特還說，報告證明了惠普公司在評估時沒有認清業務整合存在的風險，以及擬議中的合並對股東權益的損害。
沃爾特曾致信給惠普公司股東，敦促他們投票反對與康柏的合並。惠普公司也致信給股東，稱其收購康柏的計劃是增加股東在惠普公司投資價值的最好也是最快的方式。
遭到惠普公司創始人家族的否決之後，惠普公司首席執行官卡莉·費奧莉娜雄心勃勃地收購康柏公司計劃的命運現在就取決於占股票持有者多數的專業資金管理人的立場了。
惠普公司最大的股東帕卡德家族基金會決定反對這筆交易，組成了占該公司股份18％的反對派，給費奧莉娜的合並計劃一個潛在的致命打擊。
如果要全部股東對合並一事進行投票，費奧莉娜和管理部門還得確保獲得剩餘的投資者61％的支持率才能獲得絕對多數。這些剩餘的投資者包括機構和個人投資者。
這一問題的緩解將取決於共同基金的首席顧問、各個保險公司和其他對這筆250億美元的交易沒有表明立場的機構投資者。
美國一家很有影響力的股東谘詢公司機構股東服務公司(1SS)可能會成為費奧莉娜和康柏公司首席執行官邁克爾·坎培拉斯下一個要爭取的目標。惠普公司發言人稱，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將於機構股東服務公司會談。但是沒有說明會談的時間。
JP摩根公司分析師認為，機構股東服務公司可能會經受巨大的壓力去忽略童在博思谘詢公司的分析。戴維和露西爾·帕卡德家族基金會雇用了童在博思谘詢公司，該公司作結論說合並會傷害惠普公司。
在帕卡德信托基金公布該消息後，惠普公司的股票上漲了6％，收盤25．01美元。康柏公司股票下跌了12％，收盤10．OO美元，表明投資者對合並持懷疑態度。
機構股東服務公司暫時還不會有明確的立場。惠普公司還沒有計劃就合並一事發出股權代理投票。
創始人家族占惠普公司18％的股權將投票反對合並。另外，散戶投資者占惠普公司股份的25％，機構投資者占57％。
當時某些法學專家均認為此並購案可以獲得美國政府的通過，因為合並後的惠普與康柏將退出足夠多的服務器市場，以讓FTC滿意，湯姆·坎貝爾曾經擔任FTC反托拉斯部的領導者，他說：“但是在歐洲，情況就不太明朗了，如果這個並購案被批準，恐怕會有更多的類似於霍尼韋爾的並購案被提出來……並且對歐洲的競爭者而言，合並之後的惠普與康柏力量將更強大，對他們是直接威脅。
根據1976年的《哈特·斯科特·魯迪南法案》(the Hart-scott-Rodino Act)的規定，任何可能取得壟斷地位的收購(具體是否達到壟斷地位將依據其1914年《克萊頓法》判別)均須事先向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事先申報以接受審查，如構成壟斷將構成違反反托拉斯法而不獲批準。此法案還規定，對於提交的並購計劃，反托拉斯機構可以有一段充分的時間來調查，並且要事無巨細地考慮到所有方麵。因此，早在2001年9月25日，惠普與康柏就開始與FTC就某些規章進行討論，並將它們將並購的意向進行了彙報。在惠普與康柏的並購案提交給FTC之後，其稱將在30天之內答複，屆時FTC將表態是支持這次的並購，還是需要惠普與康柏進一步提供補充的消息。果然，到了10月25日，FTC稱要更深入調查，惠普與康柏也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信息。雖然人們並不能夠確切知道FTC所需的證據是什麼，但是從惠普的援助律師拉裏·宋士寧那兒卻得到一個暗示。拉裏·宋士寧稱：”我們提供了不同領域內所占的市場份額，包括PC機，低端服務器，高端服務器等等，麵對FTC的某些憂慮，我們還設計了潛在可能的解決方案。”
據悉，無論是惠普還是康柏都有一段“合理的時間”來提供所需要的證據或者信息，克裏斯·開普頓也是一位反托拉斯專家，他說：“你可以想花多久的時間都成。但是就目前的形勢，要想FTC完全同意，還有一定難度。”一旦惠普與康柏同意了FTC的任何要求，FTC還需要30天的時間來繼續它的調查，並且與各領域內的專家一起討論，包括經濟學家，它還有可能派人與消費者和元器件供應商、賣主、甚至是與惠普與康相的競爭對手討論，然後才能做一個結論。
如果FTC最終認為該並購案將會削弱市場競爭，並給消費者帶來利益上的損害，那麼擺在惠普、康柏與FTC麵前的還有三條路：一是同意賠償，無論是惠普還是康柏都可能會被剝奪某些資產，二是FTC或者會做一個初步的禁令(不允許並購後的它從事某些經營活動)，三是惠普、康柏放棄並購。
歐洲委員會的處理過程就更加嚴格了，時間安排上也沒有FTC那麼靈活，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時惠普與康柏還沒有在歐洲提交它們的並購文案，因為一旦此過程被啟動，就再也沒有回頭的路了。
在與歐洲委員會打交道時，無論是惠普還是康柏，當它們確定要合並之後，都要求簽署一個協議，並在7天內通報歐洲委員會，這與FTC不同，後者隻需要寫一封有合並意向的信就成了。其實早前，惠普與康柏的代表就已經與歐洲委員會方麵的官員見麵了，並決定將以何種方式解決歐洲委員會對此並購案的困惑。開普頓稱：“他們需要的文檔簡直是驚人的，甚至比《哈特·斯科特·魯迪南法案》所要求的文檔都多。”目前有消息稱，在今後幾周內，惠普與康柏將向歐洲委員會提交並購的通知報告。先前，提交給FTC審查有關文件多達數百箱，這些文件也將被交給歐洲委員會，這顯然是因為不想因為提供的文件不同，而導致FTC和歐洲委員會調查的結果也不一樣。惠普與康柏甚至都公布了許多機密性的文件，並真切地希望可以達成一致的結果。
在接到報告的最初的30天內，歐洲委員會將必須決定此並購是否存在某些疑問，如果是，那麼惠普與康柏就能夠及時提供補救措施了。但是，如果歐洲委員會還是不能夠做決定，那麼它將進入第二階段的調查中，這將耗時四個月。這當然是惠普與康柏不想麵對的情況，因為到那時，說明歐洲委員會對並購的結果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擔憂，而惠普與康柏必須使出渾身解數來證明它的擔憂是多餘的。如果歐洲委員會和惠普與康柏達成一個解決方案，則委員會可以批準它們的並購，如果很不幸的無法達成協議，則委員會將做出禁止並購的決議。當然此時還可以向歐洲的兩個最高法院提請上訴，就像通用電氣、MCI／World．com在並購案失敗後都曾經提起過上訴。不過專家稱，想要推翻歐洲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幾乎不太可能。
因此，麵對三座大山的阻礙，惠普與康相並購案可謂是“內憂外患”，但費奧莉娜發誓能夠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果然，經過長期的努力，股東投票終於通過了並購案。
費奧莉娜很清楚並購後的惠普公司將麵臨巨大的挑戰。首先，惠普和康柏的生產結構很相似，重複部門多，而互補性不足。惠普大約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和服務器，康柏也大約一半收入來自同樣的產品。康柏的服務業務是惠普所看中的，但康柏的服務業務主要是基本的客戶支持和產品維護，雖然服務業務的收入占公司總收入的23％，但利潤卻隻有14％。
此外，費奧莉娜還得麵對不同的企業文化，這對她又是一個挑戰。惠普是以保守穩健著稱的公司，而康柏則常常標新立異。兩個經營風格各異的公司走在一起，無疑將會有一個艱難的磨合過程。但我們相信費奧莉娜能夠從容應對這一切。
5.堅持一下不是勝利，再堅持一下才是
費奧莉娜相信，許多偉大的勝利都發生在最後。任何人成功的道路上會遇到許多困難，但我們都不應該放棄，要堅持、堅持、再堅持，直到取得最終的勝利。
費奧莉娜從朗訊公司的推銷員到今天惠普的首席執行官，這些成績要歸功於她堅持不懈努力的結果，如果遇到困難時她提前放棄，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昨天，費奧莉娜不會放棄，今天，也不會，將來，更不會，她是永遠不會放棄的。
始終堅持不懈讓許多企業家獲得了成功，比如“創維”彩電。“創維”彩電的名字已經響徹大江南北，在1997年以超過20個億的銷售額位列全國第五的排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創維”二字的後麵隱藏著它的創始人黃宏生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
黃宏生說特別信奉這句話：“人生走過的路很長，但最關鍵的隻有幾步”。但關鍵的幾步也是最考驗人的幾步，走過去就是天堂，走不過去就是地獄。
黃宏生一生最難忘的第一步，始於海南瓊中黎母山區四年半的知青生涯。那是1972年，剛好17歲高中畢業的黃宏生下鄉到五指山。來到鄉下隻有一個星期，他們就趕上了台風暴雨，沒有淡水供應，那些日子隻能喝沉澱的雨水，全部知青都得了痢疾。持續了一個月的陰雨天氣，知青點裏沒有菜也沒有肉，每天隻有難以下咽的臭魚。回顧自己那段青春歲月，黃宏生的形容隻有四個字：“艱苦卓絕。”
下鄉後期，成群結隊的知青開始返回城裏，各自謀生。那時留在鄉下的知青們精神極度空虛、恐懼，覺得生存的價值都沒有了，前途無望的現實使很多人的精神瀕臨崩潰。那時黃宏生的心中整天翻騰著保爾·柯察金的人生格言，他雖然並不清楚自己的未來走向，但他卻不虛度每段光陰。每天他堅持寫日記、學習《十萬個為什麼》、複習中學課程。
在等待中，迎來了恢複高考的消息。
1977年高考成為黃宏生人生道路上一個明晰的目標，成就了他在關鍵時刻的轉折。這都在於他的堅持，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指的解放鞋進入無線電班的，他成為華南理工大學恢複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
經曆了上山下鄉的磨難，他意識到施加年的重要，可以用爭分奪秒來形容他人生的第二步棋。在大學裏，他就像“饑餓的乞丐撲在了麵包上”，專業理論知識和世界上一流企業家們的成功故事，融進了他的血液。
畢業之後，黃宏生進入華南公司，不甘寂寞的他在無人問津的冷板凳上沉寂了一年有餘。但他並不急功近利，卻琢磨辦法使自己所在的電腦事業部成為華南公司效益最好的部門，他由助理工程師升任電腦事業部長、副總經理，並在28歲時成為該公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常務副總經理。他的第三步走得精彩了一些，也輝煌了許多。
黃宏生的第四步令人們難以理解而且也失敗重重。
1988年，他放棄了來之不易的職位，隻身到香港白手起家重新創業。多年的電子貿易生涯使他清楚地知道中國電子產品的水平，由貿易轉向實業的思路在他的腦中浮現。“廣東不缺外貿人才，缺的是高科技電子企業。”黃宏生樹起了“創維”的牌子，開始一試身手。
當時幾個共同出身於華南理工大學82級無線電係的學生在中國的彩電市場上紛紛樹起自己的旗幟，貌不驚人的黃宏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個。
創業之初，生活給予黃宏生的禮物是接連不斷的打擊。他以代理電子產品出口、組織進料加工開始資本積累，原來生意場上的朋友轉眼間成為競爭對手，紛紛為各保其身而割袍斷交。人地兩生的黃宏生處於經濟拮據、孤立無援的境地。加之基礎薄弱，市場不熟，生意經曆的中間環節太多，又連連出現虧損，黃宏生急切之中病倒了兩個月。但他沒有放棄，他仍然堅持下來了。
1990年，正在香港尋找機會的黃宏生聽到一條可靠消息：香港要開麗音廣播試驗，但當時市民的電視機尚不能接收麗音廣播。他奔回辦公室，幾天內與菲利浦公司簽訂合作開發機頂盒麗音解碼器協議，投入資金、引入人才，隻等石破天驚。沒想到最後震驚的是他自己，電視台感到麗音廣播成本太高，說停就停了，他們在懸崖邊來一個急刹車，卻從沒想到後邊跟著屁股跑的人反應不及，躍下深淵——那可是500多萬港幣的投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