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的《午夜廣場最後的探戈》中一對廣場上跳舞的男女，勾起人們對城市中“陌生人”的猜測與想象，而滕肖瀾的《星空下跳舞的女人》同樣關乎“城市陌生人”的故事，七旬老婦諸葛蔚頑強而優雅的生活，帶給人長久的溫暖。如果說徐坤書寫的是“北京故事”，滕肖瀾聚焦的是“上海故事”，那麼賈平凹則寫的是“西安故事”。短篇小說《真品》呈現了西安古玩市場上影影綽綽的神秘人，以及他們真真假假地演繹著的一些神秘莫測的故事，而將計就計的“冒險”卻是一次有意義的“城市穿行”，在此之中，城市的“秘密”也漸次呈現。於是，依稀可辨的事實卻仍然還是那句老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鐵凝的《伊琳娜的禮帽》讓人依稀想起張愛玲的名作《封鎖》。在特定的城市空間中，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也能彼此激發出一閃而過的隱秘情欲，然而當一切結束，故事裏的人事時空回到正常生活的軌道時，所有的情感也都煙消雲散，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般。除此之外，範小青的《我們都在服務區》以“手機”為道具，凸顯城市生活的便利與荒誕；李洱的《林妹妹》試圖通過人與狗的糾結折射出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朱文穎的《啞》突出呈現了城市中病態人格的征兆及其療救的嚐試；而蘇童的《手》則關乎城市中特殊職業人所包含的“歧視”政治。這些故事或是抓住了城市中某個“富有哲理”的生活片段，或是某些“意味深長”的人情風景，為這平庸的年代增添了些許聊勝於無的點綴，然而卻已構成了這個時代最為精彩的城市描寫之一。是的，隻是“描寫”，在盧卡奇那裏，“描寫乃是作家喪失了敘事旨趣之後的代用品”。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曆史已經終結），這樣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有沒有一種城市的“敘事”呢？
四
同樣，在盧卡奇那裏，平滑的資本主義現實中，“突然的”災變醞釀已久。這種“災變”似乎預示著一種突破現實秩序的“契機”，在盧卡奇看來，“契機”恰在於發現一種“生活的內部的詩”，即“鬥爭著的人們的詩”。對於新世紀的城市文學而言，“底層文學”的預設似乎就是要發現一種“生活的內部的詩”（或“鬥爭著的人們的詩”）。現在看來，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意義正是在於，在甚囂塵上的資產階級文學及其欲望化的書寫泥淖中，重新發現文學的現實向度和批判力度，並從中找到通向未來的可能性。
曹征路的中篇小說《那兒》以一位共產主義者的悲壯死亡，宣告了“貧困化”的工人階級對城市新自由主義改革所表達的異議，小說驚心動魄的結尾，引出評論者有關“狂飆為我從天落”的感慨，而它所開啟的城市底層文學的潮流則影響至今。“底層”的“貧困化”，這無疑是整個社會結構性轉型所帶來的重要後果。作家們秉持人道主義的傳統，重新複活了久已不作的左翼批判主義立場。對底層敘事的曆史脈絡作一個簡要的梳理，我們會很快發現，無論是早期鬼子、東西、荊永鳴等人的城市苦難敘述，還是同時期劉慶邦、陳應鬆等人城鄉之間的“問題式敘述”，都曾引起人們關於“災變”的由衷想象。然而很快，底層的“敘事”僅僅成為了“故事”。一時間，翻開純文學的期刊，滿眼望去盡是“打工仔”、“打工妹”的底層軼事，苦難兮兮的城市生活幾乎成為時代主流。其中的悖論在於，本來寄望著“底層文學”能夠通向某種現實革命的前景，但最後卻無奈地發現，“底層”早已體製化為社會既有結構的組成部分。就拿裘山山的《致愛麗絲》為例，這個短篇小說別出心裁地講述了一個小保姆成長為一個鋼琴師的故事，小說也敏感地觸及到城市底層與中產階級的關係問題，然而小說最後卻迫不及待地預設了一個積極樂觀的“大和解的未來”。而王手的《市場“人物”》也以不施廉價的同情，不作居高臨下的審視，盡力還原了一個在城裏拾荒的鄉下女人的生存境遇，力透紙背的是一股“人性的溫暖”而非悲情。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徐則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裏。青年作家徐則臣是新世紀冉冉升起的一顆文學新星，其作品被認為，“標示出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可能達到的靈魂眼界”。一直以來，徐則臣的小說都在關注北京邊緣人物的生活和命運，結合作者本人北大求學的經曆，甚至那些小說中活靈活現的人物也煞有介事地出沒在暢春園、蘇州街一線，《啊！北京》中辦假證的邊紅旗，《西夏》裏合夥開小書店的王一丁，以及這篇《跑步穿過中關村》中賣盜版碟的敦煌。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些城市的“邊緣人”，“從四麵八方來到北京，懷抱最樸素的理想主義和激情準備大幹一場或者瞎混一番，但最終以各自的失敗告終。”這些包含著個人卑賤人生遭際的故事，有著底層敘述的完美外觀，但徐則臣似乎隻是想從別人習慣性的苦難境遇中發現某種“浪漫”和“溫馨”，以體現底層獨特的活力。這種“美學的脫身術”更是偏離了底層最初的“突變性”預設。姚鄂梅的《你們》也是以緊張的“階級”對立為故事框架，即將人群劃分為“我們”和“你們”而展開的。麵對整個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現實，“他們”在城市中相遇，其間的曖昧與溫情，陰謀與欺騙相互交織，為小說增色不少。然而，姚鄂梅也同樣不願渲染底層的苦難，而是想竭力發現這個時代中都市人的生存真相，去廓清“平凡人的夢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點點擊垮，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齏粉的。”在這個意義上，曾經被給予無限同情的“底層”，淪落為《紅與黑》中“於連”式的不擇手段向上攀爬的人物便不足為奇了。因為作者的目的隻是試圖去理解這個時代都市人的生存法則，而非從整體上把握現實並進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五
以上便是對輯錄在本書中的幾部小說的簡要介紹。其間的故事雖說算不上精彩，但終究是新世紀中國城市生活的“縮影”。批評家謝有順不無悲觀地評價道的：“今天的文學，已經很難高於生活了，它甚至常常低於生活，因為生活本身的傳奇性，大大超過了一個作家的想象。”“文學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書寫出生活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可能性。可今天的一些作品，心靈探索的力度很弱，除了大眾化的經驗描摹，作家對這個世界的表達，少有新的發現。作家隻有複述生活的能力，缺乏想象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能力。”“翻開雜誌和出版物，舉目所見，多是熟練、快速、歡悅的情愛寫真，敘事被處理得像綢緞一樣光滑，性和欲望是故事前進的基本動力，每一個細節都指向閱讀的趣味，藝術、人性和精神的難度逐漸消失，慢慢的，你隻能在閱讀中享受到一種平庸的快樂。”謝有順：《一種有痛感的青春記憶》，參見謝有順主編《梅雨》導言，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然而，即便是為了體驗這種“平庸的快樂”，我們也要執著地閱讀，因為畢竟隻有通過閱讀才能觸摸我們身處其間的這個城市，才能體認彼此共同經曆的曆史。就此而言，作為當代社會的“症候”，新世紀城市文學雖有諸多不足，但畢竟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記錄了這個時代，出人意料地銘刻了當下都市的微妙情感和隱秘生活。是的，那些最有價值的城市書寫，也許根本沒有被我們及時發現和表達。因此，這樣一部城市小說選本就注定隻是片麵的，我隻能說，它既是對一種城市的忠實記錄，但同時也是對另一種城市的深情期待。
徐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