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其意思是說，不是你應該祭的鬼神，你卻去祭它，這就是諂媚。見到應該挺身而出的事情，卻袖手旁觀，這就是怯懦。這裏，孔子從反麵把義視作了勇氣。
在《論語·裏仁篇》中，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裏，除了體現了孔子的重義輕利的意思外，還將義與個人的品德掛上了鉤，即利實際上也是一種美德。
不用再多舉例，由上麵的羅列就可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義既是一種做人準則，又是一種美德。這樣的人，為人處事一身正氣，完全不受利益的誘惑和驅使，而是按照公認的行事法則行事，遇到不平或災難時會及時挺身而出。
（3）禮。
孔子講仁時說：“克己複禮為仁。”那麼，禮指的是什麼呢？禮，是孔子構建“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的一種調節劑，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禮的施行，讓整個社會等級分明、和諧有序。由於這種思想受到了統治者的推崇，禮教就大為盛行，可說上升到了國教。在《論語》中，就於多處體現了孔子禮的思想。
在《論語·學而篇》中，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其意思是說，禮，不是靠強迫去推行的，最好的方式是和。禮，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社會秩序。要想讓這種秩序為社會普遍接受，最好的方式是和。
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意思是說，用法製禁令去引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隻是求得免於犯罪受懲，卻失去了廉恥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導百姓，使用禮製去統一百姓的言行，百姓有羞恥之心，因此就會守規矩。什麼樣身份的人就該說什麼樣的話，這樣的差異化就是靠禮來體現的。把人分等、差異化就能有針對性地約束個人，從而讓老百姓守規矩，實現順利統治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禮是為政治服務的一種工具。在該篇中，還談到了禮與孝的關係。孔子的觀點是，孝就是不違背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其意思是說，父母活著的時候，要按禮侍奉他們；父母去世後，要按禮埋葬他們、祭祀他們。這是禮秩序中的家庭關係秩序的一種體現。
在君臣關係上，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這種上下級間的禮，就是君臣相處時的秩序。
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思是說，君子廣泛地學習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禮來約束自己，就可以不離經叛道了。這是禮在君子身上所起的作用。
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禮存在於社會的方方麵麵，也作用於社會的方方麵麵。所以，孔子所推行的禮，既是一種治國的理念，又是一種治國的手段。
（4）智。
智由知來，具有知的能力，就是智。所以，《論語》中的智，是從知來，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學習方麵。
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所要表達的意思很明顯，知道就是知道，不要不懂裝懂。還有如：“業精於勤荒於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這些都是要求人們養成學習知識、運用知識的習慣。
其二，政治方麵。
在《論語·公冶長篇》中，孔子寫道：“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意思是說，寧武子這個人，當國家有道時，他就顯得聰明，當國家無道時，他就裝傻。他的那種聰明別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種裝傻別人就做不到了。這裏，孔子用的是反意，指出智不應用在滿足個人的私利上。這樣的智，不值得推崇。當然，這是今人的理解。孔子的本意恐怕是在推崇寧武子的這種大智若愚。
其三，為人處事方麵。
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其意思是說，可以同他談的話，卻不同他談，這就是失掉了朋友；不可以同他談的話，卻同他談，這就是說錯了話。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朋友，又不說錯話；既要會說話，又不說錯話。這同樣是智。
還有如“知者樂山，仁者樂水”之類審美情趣方麵、生活情趣方麵和心理活動方麵的智。不過，孔子所提的智，並不是從個人學識的範疇，而是歸於是非判斷的理性精神範疇，所要宣揚的都是一種道德修養上的品格。
2.“朝聞道，夕死可矣”體現了孔子怎樣的道德觀？
道德觀指的是對人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存於人的意識中的行為準則和規範的認識與所持的立場，核心是善惡觀。主要內容涉及正義、良心、義務、榮譽、人格、幸福等觀念。孔子生活於社會動蕩的春秋時期，當他看到天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時，就想用道德教育的方法使天下歸於有道，強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價值體係。他希望通過重建君臣秩序，讓社會從“天下無道”走向“天下有道”。當以他的學說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成為天下正統的政治思想時，他所提出的一係列的道德標準，也就成為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基石，而他本人也就成為了我國傳統道德的奠基人。
孔子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意在通過規範社會秩序，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他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出自《論語·裏仁篇》。其意思是說，早晨得知了道，就是當天晚上死去也心甘。這其中，關鍵在一“道”字。
這裏的“道”指的是天道，也就是聖人之道。孔子的道德觀是建立在政治層麵上的，就是希望通過克己複禮，讓統治者具有仁德，從而“內聖外王”，讓天下獲得良性發展。因而，孔子的道德觀是以服務於政治為目的，通過以禮教的手段，從而把人格塑造成符合天下大治這一政治目標的人性認知。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1）至正。
在《論語·顏淵篇》中，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意思是說，政就是正的意思。您本人帶頭走正路，那麼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作為從政者，處處起帶頭表率的作用，即嚴於律己，處處要以身作則。
人都是有各種欲望的。身居高端的當權者實質上就是各種資源的調配者。這些資源，就是平衡天下各種利益關係，讓人心各得其所的物質需要。如果掌握這些資源的調配者把這些資源據為己有或者用作私用，懷有個人目的在裏麵，那麼，他們的私心必會招致不公，從而引起人心的不平。這種狀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製，那麼時間延長得越久，對社會的影響就越惡劣，最終有可能導致天下大亂。所以，作為掌權者，一定要身正，從內心中擺正自己的位置，對物欲，首先從道德的高度樹立起牢籠。人格的力量是強大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當自己以高尚的人格為天下人所垂範時，這樣的社會必定會充滿正氣，這樣的人也必定會受人欽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所推崇的聖人之道，首先是對統治高層的要求。一個社會必須具有正氣，這樣，仁、義、禮、智、信這些行為規範才有立足之地。至正，是對人內心行為規範的最高要求，也是達到聖人這一高度的一個必要條件。聖人之道，首在自身至正。
（2）至仁。
在《論語·裏仁篇》中，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這段話的意思是：富裕和顯貴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會去享受。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就不會擺脫掉。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又怎麼能叫君子呢？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是背離仁德的，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必須按照仁德辦事，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按仁德去辦事的。
仁，從字麵上來理解，就是存好心幫助人。人性從物質需求層麵上來看，都是自私的，每個人都有利己之心。如何克服“私”字？仁，就是在人的思想中加入的一種特殊材質。這種材質，能把人從常人提升為君子。從社會層麵上來看，君子之德，就是仁德。孔子生活的時代，舊的社會秩序已經崩潰，如何重建新的社會秩序，孔子想到了複禮。但是，禮是規範和指導人的行為的，從一定角度來看，是對人性的束縛。如何讓人解除被束縛感而自願接受禮呢？這首先就從改造人的思想做起。仁，就被提了出來，進而成為了一種道德理念——仁德。最終，也成為了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價值觀。當仁成為了人們內心中的行為規範，這樣的人也就成為了現實意義上的道德楷模，成為了君子。君子施仁，基本上屬於個人範疇，隻有當他把仁推行至天下時，仁才成為了一種政治理念，即仁政。仁政，是孔子的政治主張，也是他道德觀當中所持的對人性塑造達到一定道德高度後的必然結果。
仁者愛人。所以，至仁是孔子所推崇的仁政的政治思想中，首先所要求人的內心道德必須達到的最高度。聖人之道，核心在仁。
（3）至誠。
在《中庸》中，孔子將至誠歸為人性修養中的最高境界，達到這一境界的人，就是聖人。孔子所期望的人們達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是讓所有的美德完全融入個人的心性當中，並且在“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中，他們所采取的任何行動，包括處世態度和做人主張，全都不是經過權衡後才做出的，而是隨自心性自然而然出來的。
至誠，是孔子道德觀當中既可說是對人性完美的最高追求，也可說是對聖人治國的強烈企盼。聖人之道，精髓在誠。上一章節已對至誠做了描述，此處就不再重複。
（4）至信。
《在論語·為政篇》當中，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
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人不講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車沒有、小車沒有一樣，它靠什麼行走呢？
信用，指的是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社會之間不產生懷疑的認知。它是一個社會恢複秩序，走向安定的標誌。從小處來說，它是一個人處世的根基。一個人怎樣才能取信於人，關鍵看他說話算不算話。如何相信他人，在《論語·公冶長篇》中，孔子有過一段描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這段話的意思是：宰予白天睡覺。孔子說：“腐朽的木頭無法雕刻，糞土壘的牆壁無法粉刷；對於宰予這個人，責備還有什麼用呢？”孔子說：“起初我對於人，是聽了他說的話便相信了他的行為；現在我對於人，聽了他講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在宰予這裏我改變了觀察人的方法。”在這段話當中，孔子對宰予這個人感到失望，因為他說話不算話。
這是個人間的信用關係。那麼，上升到國家層麵，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曆史上最著名的事例莫過於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典故了。
周幽王為博美人一笑，竟謊報軍情戲耍諸侯。為此，他為自己的失信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身滅國亡。所以，曆史一再告誡當權者，作為國家，要想政權鞏固，就必須取信於民。國家所頒布的政策法規，就必須嚴格照章執行。“言忠信而行正道者，必為天下人所心悅誠服。”國家的信用，要靠執掌國器的人來維護。這些執掌國器之人，首先自身就是信用的倡導者和帶頭人。言必信，行必果。如何做到這一點，就得靠道德修煉。
“信近於義”。所以，聖人之道，就是首先自身至信，然後以至信行天下。
所以，“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體現了孔子敬德保民，君王必須行聖人之道的道德觀。
3.“君子無所爭”等對人的修養提出了哪些要求？
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這段話的意思是：君子沒有什麼可與別人爭的事情。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射箭比賽了！比賽時，先相互作揖謙讓，然後上場。射完後，又相互作揖再退下來，然後登堂喝酒。這就是君子之爭。
孔子所推崇的就是人格修煉，讓人成為品德高尚的君子。在具體實踐中，君子要做到“不爭”：不爭名利、不爭財色、不爭私欲。同時君子要說有什麼可爭的話，就是爭守禮、明禮、行禮和敬禮：上場時作揖謙讓，下場時作揖辭別。就好比足球比賽一樣，上場時握手，下場時再握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要做到這些，孔子針對個人的修養，提出了許多要求，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1）見利思義。
在《論語·憲問篇》中，孔子直接表達了這種觀點：“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見到財利想到義的要求，遇到危險能獻出生命，長久處於窮困還不忘平日的諾言，這樣也可以成為一位完美的人。世間的紛爭可說都是由利來，見利忘義是一般人的共同心態。但是，作為君子，在這方麵不但要潔身自好，不與人爭，還要做到把義字擺中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並且遇到危險需要自身挺身而出時，就勇敢地上前麵對，哪怕獻出生命。所以孔子認為，這樣的人，在長久的貧困之境中能夠堅守氣節的話，那他就是完人。
（2）見賢思齊。
在《論語·裏仁篇》中，孔子要求做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其意思是說，見到賢人，就應該向他學習、看齊，見到不賢的人，就應該自我反省自己有沒有與他一樣犯相類似的錯誤。
這實際上是一種崇尚美德的促進。人的學識、美德諸方麵原本是參差不齊的。對於一個某處或處處比自己優秀的人，在現實中很有可能緣於他們的優秀而致自己的利益受到損毀，從而讓人性中的一些陰間麵冒出來，也就是讓人產生諸如嫉妒、排斥、誹謗甚至是打擊、詆毀人家之類的醜惡念頭。這時，就要從源頭上下功夫，通過“自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讓人從內心深處革除掉那些醜惡念頭。不僅如此，還要產生向人學習的勇氣。一個良性的社會，都是一個學習蔚然成風的社會。尊重賢能，就是尊重知識，歸根結底，還是尊重勞動。
見賢思齊本身，就是一種美德。不僅在古代，在現代、在將來都具有正麵的、積極的意義。
（3）好德如好色。
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其意思是說，我沒有見過像好色那樣好德的人。
受生理激素的支配，人的某些心性往往不受人的意誌支配不請自來。
比如說，好色。這種好色，既可理解為對自然界美色的偏愛，也可理解為對人本身的肉欲享受。好色，是人的一種心理特性，最終還應歸於物質範疇。無論何時何地，物質世界都是個有限度的範圍，沒有什麼物質能做到讓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得者固然歡心，但失者的傷痛就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當無止境的欲求麵對有限的物質時，紛爭在所難免。那要如何消除紛爭呢？孔子提出了道德倫理的觀念。通過道德修養，輔之以禮教，讓人修身成為正人君子。“君子無所爭”。麵對物質世界，他們能自覺自願地從心頭熄滅欲求的火花，進而以這種品德垂範社會，讓崇尚道德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好德如好色，是一種類比，其實質同孔子倡導的把良好的品德塑造成如同人的本性一樣的要求異曲同工。不管其現實操作或行與否，起碼這種認知和動機本身都是良好的。
（4）匹夫不可奪誌。
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其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的軍隊，可以奪去它的主帥；但是一個男子漢，他的誌向是不能強迫改變的。
誌向屬精神範疇，而且總是與氣節操守聯係在一起，指的是人決心在某個方麵有所作為時而選擇的努力方向。這個詞在現代使用頻率極高，而且無不與“遠大”聯係在一起。問題通常是，選擇誌向“遠大”倒是非常容易的，但在通往誌向的努力過程中，難的是始終如一地堅持。該怎麼堅持呢？孔子在《論語·裏仁篇》就舉過一例：“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其意思是說，士有學習和實行聖人之道的誌向，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為恥辱，對這種人，是不值得與他談論道的。
孔子的觀點再明顯不過了。誌向和做人是統一的。作為君子，就要守得住清貧，抵得住誘惑，也就是安貧樂道。如果以物質世界來幹擾身心，甚至用物質評判的標準來作為處世標準，這樣的人，就不是一個脫俗之人，其品行也就是世俗化的，距君子的身價相去甚遠。
堅守氣節，不改誌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這樣的人，就是合乎孔子道德標準的君子。
（5）以“九思”作為行事準則。
在《論語·季氏篇》中，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其意思是說，君子有九種要思考的事：看的時候，要思考看清與否；聽的時候，要思考是否聽得清楚；自己的臉色，要思考是否溫和，容貌要思考是否謙恭；言談的時候，要思考是否忠誠；辦事要思考是否謹慎嚴肅；遇到疑問，要思考是否應該向別人詢問；憤怒時，要思考是否有後患，獲取財利時，要思考是否合乎義的準則。”
在社會生活中，總少不了人與人的相處和交往。針對如何處理人際交往關係，孔子提出了九個注意的方麵：視、聽、色、貌、言、事、忿、疑和得。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人遠離紛爭，和諧相處。這九個思考方麵都屬人際日常交往的正常情況，非常具體，非常貼近生活，也可說與生活息息相關。孔子所要求人們做到的，不是一時的興起而為，而是要當作自己的心性長期一貫地堅持下去。並且，這是他所倡導的禮的固有成分。
在《論語·泰伯篇》中，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這段話的意思是：隻是恭敬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徒勞無功；隻是謹慎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畏縮拘謹；隻是勇猛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說話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親屬，老百姓當中就會興起仁的風氣；君子如果不遺棄老朋友，老百姓就不會對人冷漠無情。
那麼，具體該怎麼做呢？
在《論語·公冶長篇》中，孔子舉出反麵事例：“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其意思是說，花言巧語，裝出好看的臉色，擺出逢迎的姿勢，低三下四地過分恭敬，左丘明認為這種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把怨恨裝在心裏，表麵上卻裝出友好的樣子，左丘明認為這種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
在《論語·鄉黨篇》中，孔子於禮節上有多處示範，不妨摘一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拿著圭，恭敬謹慎，像是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麵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
臉色莊重得像戰栗的樣子，步子很小，好像沿著一條直線往前走。在舉行贈送禮物的儀式時，顯得和顏悅色。和國君舉行私下會見的時候，更輕鬆愉快了。
所以， 君子無所爭， 在名在利在欲；君子有所爭， 在禮。“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人人首先從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禮治天下的目標就能實現。
4. 怎樣理解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觀？
“有教無類”出自《論語·衛靈公篇》中，係孔子所說的原話，意思是教育的對象無差別，不管什麼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應讓一些諸如貧富、貴賤、智愚、善惡等世故的偏見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對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