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寫戰友朱彤心的時候，聯想起另一位戰友，名叫陳金河。
陳金河從一九四六年十月參加我們文工團，到一九四八年負傷離隊，總共一起工作了兩年多。可我認識他不止兩年多。他參軍之前我們團住在他們村，我就住在他家，對他有些了解。解放戰爭開始後，部隊擴軍，白村有十來個青年報名參軍，他沒報名。我們批準了三個人，當然也沒有他。那三個新戰士入伍的時候，村裏組織高蹺隊歡送，我們組織秧歌隊迎接。本村青年參加駐在本村的部隊，沒多遠路可走，拉不開陣勢，隻好給新戰士披上紅綢戴上花，騎上高頭大馬，在周圍幾個村子遊行，回到本村，再由我們部隊迎接。陳金河是個玩社火的能手。能翻筋頭，會蠍子爬。踩在高蹺上能來鷂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論到哪個村，大姑娘小媳婦眼睛隻往他身上盯，參軍的青年倒成了為他壯威的。陳金河扭得很愉快，很盡興，絲毫沒有羨慕和妒忌幾個新戰士的神色。
過了一個多月，部隊開拔了。我們是文工團，要帶幕布、汽燈、服裝之類，難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時，陳金河爭著要參加，說：“住的怪熱乎的，送他們一程。”一般的民夫隻送一天，六十裏地。第二天他們回去，再由宿營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時，陳金河不肯走，說：“我腿腳好，再送一程。”於是他留下來，和新來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們一程。第三天我們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說：“反正還剩二三十裏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熱情，又好像對待一般民夫那樣，開個證明就讓他走。團長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請頓牙祭。晚上吃飯時，把他的三個老鄉找了來，把原住在他家的我們幾個人也找了來。飯菜放在院子裏一盤磨上，大家圍著磨盤站著，每人撅了兩根秫秸箭稈當筷子。
丁世雄說：“金河，你送了我們一程又一程，現在弄得我們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陳金河說：“分啥手？打出來我就沒打算回去！”
丁世雄還以為他說笑話。就說：“說得輕巧，那你當初怎麼沒報名參軍？”
“我報名你要我嗎？”陳金河正經地問。
丁世雄覺得他要來真的了，忙說：“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獨子，你媽又從年輕守寡……”
“我知道就是這麼個事，我義務長期支前，你管不著吧？”
丁世雄是善於開著玩笑處理嚴肅問題的，就故意把臉一板說：“支前要有鄉政府證明，拿證明來，咱歡迎，沒證明，回去。叫夥房給你十個饃饃當幹糧，拿著路上吃。”
陳金河從懷裏掏出個紙條條，拍的一聲放在磨盤上說：“給你證明，安排我的住處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開紙條，大家圍上去看，當真蓋著紅色大印，是鄉公所開的證明。上寫：“陳金河自願支前當民工，希文工團分配工作，期限兩個月。在此期間政府按支前人員待遇照顧其家庭生活……”
證明信是真的。估計這信的來路多少有點蹊蹺，但已相隔了二百來裏地，無法去查詢了，隻好先把他留下。從此陳金河就當上了民工組長。文工團經常有兩三個民工，不斷替換，陳金河就專門招呼這些民工行軍、吃飯、住宿。他自己也挑一個擔子，專擔團裏的文件箱和團長的背包。團裏幾次動員他回去，他都說：“還沒到兩個月呢！”戰爭形勢發展很快，將近兩個月時，我們已轉戰到了膠濟線，而臨沂則成了敵占區，陳金河明擺著回不去了。他仍是不聲不響擔那副擔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參軍的事。反正開飯一塊吃，行軍一路走，同誌們又送了他一身舊軍裝，實在看不出和我們有什麼區別。終於有一天，團長撐不住了，把我們班的人和白村參軍的三位戰士（兩個炊事員，一個飼養員）找去說：“你們看，是不是讓陳金河入伍好呢？”
我們說：“當然應該叫他入伍。”
團長說：“可他參了軍，家中就剩他娘一個人……”
炊事員陳友河說：“他來時就沒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飼養員陳寶河說：“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莊稼人，倒是他娘養活他的時候多，他娘樂得他出來呢！”
他這一說，大夥才有點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對陳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隻有一畝多地。按說地越少、越該伺弄得仔細，可他卻馬馬虎虎，鋤的不勤，收的不淨。麥秋過後小孩上他地裏撿麥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裏摟地瓜的人也最多，人們問他：“你怎不經心務莊稼？”他說：“猴腚大點地，再精細能多打幾升糧食？費那事幹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紡花、織布、縫蓋簾、編筐簍維持。他對他娘的勞作也很少幫忙。他娘倒是很壯實，很樂天，愛說笑，愛助人，雖然缺吃少穿，臉上卻從不帶愁苦相，也從沒聽她抱怨過兒子不成才。陳金河種莊稼不在意，但幹“閑事”很有點門道，追個兔子，打個黃鼬，捕魚摸蝦，很少有空手回來的時候。
四五年臘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來時天黑了，又下著小雪，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白村莊北，有一片柏樹林，中間有座大墳頭像個小山包，村人習慣稱它叫“楊家罐”（也許是“棺”的訛音），據說埋的是個明朝大官，叫“楊祭祀”，祭祀是什麼官，誰也弄不大清。總之那片柏樹林陰森森，盡管我背著條馬槍，走到那兒還是頭皮發緊。正走著，就聽樹林裏有人喊道：“誰？”
我嚇了一跳，趕緊把槍端起，拉了下栓問：“你是誰？”
墳地裏就又喊了一聲：“你是小鄧吧？”
我聽出是陳金河了，就放下槍問：“你幹啥嚇人呼呼的？”
他喊：“你過來，快緊著，幫我個忙！”
我問：“你在哪兒呢？”
他說：“在楊家罐下邊。”
“你過來迎我呀，這麼黑，我瞧不見你！”
“我站不起來，能站起來還喊你幹熊？”
我順著聲音找過去，發現他在墳邊坐著，背緊緊靠著墳包。
我說：“你咋了？腿傷了？”
他小聲說：“噓！我腚底下這個洞裏有四個狐狸。我一個人抓不過來。想等個過路的幫忙，等了一個時辰過來個婦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嚇跑了。又等了一個時辰才聽見人聲，原來是你。我的腿凍木了，腚也叫它們撓破了……”
他叫我在一邊堵著口，解下褲帶來。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聲，他掐住一個狐狸的脖子，用腰帶拴上拖了出來。又一抬屁股，又拖出來一個來，用腰帶的另一頭拴了。第三個沒腰帶了，他用手掐著狐狸脖子把它拽出來，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幾下，狐狸不動了。可就在摔這第三隻的時候，另一隻從我這邊躥了出來，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頭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撒了手，叫它連躥帶跳地跑了。
陳金河跺著腳說：“你咋這麼熊包！叫你幫忙，你倒壞了我個事。”
我舔著手上的傷口說：“你沒瞧見手都給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過兩天自己就長好了，我褲子還叫它撓破了呢，褲子破了可得花錢買哩！”
我說：“你抓到三個也行了。咋這麼貪心？”
他說：“這是一窩，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個將來它要報仇的！我受過它們報複……你沒看見嗎？凡抓野物的人，沒有不窮死的，它們祟亂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為啥還抓這幾個？”
“我想不幹了，可拿啥過年呢？”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沒見俺娘這幾天那愁苦相麼？”
他把三條狐狸剝了，皮賣給合作社，一半錢給他娘過年，四分之一買了胭粉參加辦高蹺。還有四分之一想買藥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撓下幾塊肉去）。我們的衛生員免費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這錢做了條褲子。他娘織布，他卻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說：“老人織布是賣的，不是給我穿的。我的穿戴，我個人想法兒。”
大家議論了一陣，一致讚成吸收陳金河入伍。又在支委會上討論一下，就決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陳金河找來說：“組織上要我動員你參軍，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麼意見？”
他以為陳金河會跳起來說些感謝的話的。可陳金河滿沒動聲色，反倒說：“領導要下了決心呢，我現在就入伍。要還想考驗一陣呢，也沒啥，反正早晚也是這麼回事。”
“你還滿有主意啊！”
“沒主意早叫你打發回去啦！”
他的職務是通訊員。隻管照顧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時候拉大幕，點汽燈，配效果，要演隻喊一個“殺”字，端著槍衝鋒的群眾演員，他都搶著幹。還跟著大家練聲、唱合唱，並且用白報紙釘了個本兒，學著美術組的樣兒畫速寫。他唱的、畫的都不像樣兒，沒露出在這方麵的什麼天分。顯然踩高蹺時那點靈透勁真拿到專業團體來說不頂用。點汽燈，演幻燈，釘布景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興趣，也有才能。打棗莊時我們繳獲了一架柴油發電機，燈光組長小江跟他兩個人鼓搗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轉了，而且接上線，點亮了好幾個電燈泡。新年聯歡會上，他們就用這幾個燈泡照明，演了一場晚會，雖然沒有汽燈亮（光線總是紅的），可是真正的“電燈”，一按就亮，再一按又滅了。這本身就是節目，給台上台下的人都帶來了愉快。後來要進沂蒙山打運動戰，這個笨重的現代化設備隻好扔掉，陳金河為此還掉了淚。
電燈事件引起團裏對陳金河重視。朱彤心建議把他轉為文工團員。文工團員一般享受班排級待遇，算是“提幹”。在戰鬥部隊，打仗升個班排長不是問題。文工團不行，要麼得有“特殊貢獻”，要麼得熬到一定時間，大家一塊升級。陳金河表現不錯，可不能算是“特殊貢獻”，隻好先把他調到燈光組工作，仍是通訊員的職務。從此他歸燈光組長小江領導。
小江雖也是由通訊員提上來的，但他資格老，軍齡長，又得過朱彤心的技術真傳，就時常在陳金河麵前擺架子。往往為了點小事就把陳金河訓斥一頓。我們看不過去，沒少給小江提意見，陳金河卻處之泰然。隨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頂撞。
一天晚上行軍時，我和陳金河一塊跟著騾子照顧病號，在路上談了起來。我說他表現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亂發脾氣，這不容易。
他說：“跟人學本事，受這點氣算個熊！比舊社會當學徒的強多了。我要沒這點打算，還不參加你們文工團哩。”
我問他為什麼非要參加文工團，他說：“從大裏說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窮人不受壓迫剝削。不過這是官話，誰都這麼說。往小裏說，我自己有自己個人的打算，想改改門風。”
“咋叫改門風？”
他從他爺爺那輩講起來。
北方農村，一般都以多數居民的姓氏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張，就叫“張莊”，大部分姓李，就叫李莊。為什麼他們村都姓陳，不叫“陳莊”而叫“白莊”呢？因為早年這村上有幾家靠抄紙為生，牆上用石灰抹平，為的是晾紙。他爺爺那輩就抄過紙，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錯。
“你在俺家住過。日子不富裕，房子能這麼寬敞麼？”
他家確實房子寬敞，有三間北屋、兩間西屋、兩間東屋。不過，三間北屋房頂上的瓦已揭下賣了，苫上了草。東屋山牆從頂到底一道大裂縫，除去放破爛，派不上別的用場。我們住他的西屋。西屋雖沒裂縫，可缺窗戶少門。我們掛了個草簾擋風，紮了幾根秫秸把糊上紙當窗戶。
他說自從民國十幾年，城裏的財主辦了個機器紙廠，造的紙又白又薄又便宜，把這些土紙作坊頂黃了，他家才敗落下來。他爺本不靠種地養家，就沒置下多少地。死的時候除了留下這宅子，隻留下十來畝地。十來畝地，如果好好伺弄，也還可以維持中農水平。他爹受了他爺的影響，認為在土坷垃裏刨食難有大出息，就把地賣了與人合夥作生意，往山裏販騾馬，從山裏往外收藥材。開頭幾年幹的還得手。可在日本進來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個劫道的拿著砍刀、紮槍劫他們四五個。別人一見，扔下財物就逃命了，沒傷著人，他爹捂著錢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陣，叫人用紮槍捅破肚子，挑出腸子來才把錢袋給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