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幹預：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烏托邦國處於一片混亂中，整個社會的經濟處於完全癱瘓的境地，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人們束手無策。這個時候，政府決定興建公共工程，雇傭200人挖了很大的坑。雇200人挖坑時，需要發200個鐵鍬；發鐵鍬時，生產鐵鍬的企業開工了，生產鋼鐵的企業也開始工作了；發鐵鍬時還得給工人發工資，這時食品消費行業也發展起來了。通過挖坑，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消費。大坑終於挖好了，政府再雇200人把這個大坑填好，這樣又需要200把鐵鍬……這樣，蕭條的市場終於一點點複蘇了。經濟恢複後，政府通過稅收，償還了挖坑時發行的債券，一切又恢複如常了。
這則著名的經濟學寓言“挖坑”，來源於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一本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通過這則寓言引申出了政府幹預理論。
眾所周知，在凱恩斯之前的西方經濟學界，人們普遍接受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的觀點，即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政府隻扮演一個極其簡單的被動的角色——“守夜人”。凡是在市場經濟機製作用下，依靠市場能夠達到更高效率的事，都不應該讓政府來做。國家機構僅僅執行一些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務，如保護私人財產不被侵犯，但從不直接插手經濟運行。
然而，日益龐大的經濟體係難免會出現一些運轉不正常的現象，當這種不正常現象擴大化，就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影響到整個經濟體係的快速發展。這時，政府將會站在大眾的利益和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高度出麵協調。經濟學家曼昆將之總結為：政府在一定時候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曆史事實證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導致了嚴重的財富不均，從而造成經濟周期性巨大震蕩，社會矛盾尖銳。1929～1933年期間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就是自由經濟主義弊端爆發的結果。因此，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政府幹預主義者浮出水麵。他們提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不再僅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充當一隻“看得見的手”。政府必須平衡以及調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重大結構性問題。這就是政府幹預理論。
政府幹預經濟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製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調控的主要手段有價格、稅收、信貸、彙率等。
從經濟學角度講，宏觀調控就是宏觀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在一定時候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人們說，市場本身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那麼為什麼經濟還需要政府的調控呢？因為市場這隻手再偉大，也始終不能離開政府的保護。有了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保障，市場才能有效運行。從另一方麵講，市場雖然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組織方式，但是也會出現一些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經濟學家將其稱為“市場失靈”。當然，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並不是說它總是能夠調控市場。那什麼時候能夠調控，什麼時候不能呢？這就需要人們利用宏觀調控的經濟學原理來判斷什麼樣的政府政策在什麼情況下能夠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形成有效公正的經濟體係，而什麼時候宏觀調控又無法實現既定目標。
生產率：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其生產的能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07年發布的世界GDP排名，我國的GDP總量處於第4位，為32
500.83億美元，但人均GDP為2460.79美元，排名第106位。美國2007年GDP總量為138 430.83億美元，人均GDP為45
845.48美元，排名第11位。
我國GDP總量不到美國GDP總量的25%，人均GDP隻有美國的5%左右。
從上麵的數據可以看到，我們和美國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但差距為什麼會如此之大？我們應該用什麼來解釋各國之間和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這就引出了曼昆經濟學原理之八：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曼昆對此差別的解釋是：“幾乎所有生活水平的變動都可以歸因於各國生產率的差別一一這就是一個工人在1小時所生產的物品與勞務的差別。”
生產率，是用來表示產出與投入比率的術語。如果相同數量的投入生產了更多的產出，則表示生產率增長了，相反，如果相同數量的投入所帶來的產出下降了，則表示生產率下降了。對於勞動者而言，其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用單位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的數量來表示，也可以用生產單位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反之，則越低；生產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反之，則越低。由此可見，勞動生產率的狀況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
曼昆引用著名小說《魯濱孫漂流記》的例子來說明生產率的概念，如果克魯索能夠捕到更多的魚，那麼他的生活水平就會提高。這對於一個國家也是一樣，一個國家隻有能生產大量物品與勞務，它的成員才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在那些單位時間內工人能生產大量物品與勞務的國家，大多數人能夠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生產率水平較低的國家，大多數人卻必須忍受貧困的生活。因此，一國生產率的增長率決定了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長率。
我們和美國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差距這麼大，尤其是人均GDP水平差距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我們的生產率低下，尤其是勞動生產率非常低。所以，要提高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須提高我們的生產率。具體來說，決定勞動生產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種：
1．勞動者的平均熟練程度
勞動者的平均熟練程度越高，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它包括勞動實際操作技術以及勞動者接受新技術的能力。
2．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
科學技術發展得越快，在生產中運用得越廣泛，勞動生產率也就越高。
3．生產過程的組織和管理
主要包括勞動者的分工協作，以及工藝和經濟管理方式。
4．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率
主要包括勞動工具的使用效率，原材料和動力燃料等的利用程度。
5．自然條件
這是一個天然條件，主要包括與生產有關的地質狀態、資源分布、氣候條件等。
將上麵說的影響生產力水平的五要素綜合起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率狀況，並進而對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之間的生活水平產生進一步的認識。
在考慮生產率的提高時，必然要涉及影響生產率的諸要素，這在上文已經提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產率的提高，一定要在諸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實現，而不能僅僅偏重其中一項。以IT技術為例，在今天，“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觀念正在被廣泛接受，IT技術的運用對於社會生產有著相當大的甚至是變革性的推動作用。但是，隻有當商業實踐、競爭以及製度發生更大的變化並與IT結合後，這種作用才會發生。
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自1991年3月起持續增長112個月，創造了第二次大戰後經濟史上的奇跡。1996年12月30日，美國《商業周刊》率先提出了“新經濟”的概念，認為其主要動力是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但是在這之前的80年代，人們對於IT技術對於經濟的促進，是持懷疑態度的。特別是1987年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了生產率悖論，他說：“到處都可以看到計算機時代，隻有生產率統計除外。”在他看來，信息技術革命似乎隻是在投入上轟轟烈烈，在產出績效上並不顯著。另據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歐萊納和西徹爾在2000年2月的報告中，計算機在1990年代早期“隻做出了相對較小的貢獻”，“但是，這種貢獻在1990年代的後5年裏突然一下就提升了”。據麥肯錫公司對20世紀90年代10年間生產率增長情況的研究發現，在生產率增長的行業中，盡管IT技術的應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競爭的不斷加劇”才是“最關鍵的催化劑”。換言之，商業競爭機製的改進，才使得IT技術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對於一個企業而言，IT在大幅度提升企業的生產率方麵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而企業的收益不僅取決於技術本身，還取決於相關的企業流程和組織創新。
通過上麵的例子，生產率與生產要素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隻有當商業實踐、競爭以及製度發生更大的變化並與IT結合後，生產率的顯著提高才會發生，單純的依賴IT技術，對於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並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