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土豪”張靜江落幕
忙忙碌碌中，杭州再一次迎來了草長鶯飛的陽春時節，1930年4月1日，全國第一次運動會在杭州召開，蔣介石擔任大會主席，將親自參會。會前，蔣介石讓擔任教育廳廳長的陳布雷，為大會寫一個講話稿。
陳布雷身體羸弱，經常生病，為此吃盡了苦頭，而他偏偏又是一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人，由自己的體弱，他深切體會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隻有民眾都有強健的體魄，才能言及其他。
於是，陳布雷信筆寫來：
有健全之體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國民，始有健全之民族；亦唯有健全之民族，而後能創造健全之文化。亙古盡今，橫絕大宙，未有國民疲弱萎靡，而其文化能發揚昌大，其國族能獨立自強者也……
這篇講話稿，氣宇恢宏，橫行無涯，而又擲地有聲，蔣介石讀後，擊節數歎，連連說：“布雷先生，很好，很好！真是大氣象，大手筆！”
運動會結束之後，蔣介石問張靜江現在如何了？陳布雷對張靜江這個革命前輩，既心有敬意，也認識到他不是一個政才。西湖博覽會失敗之後，為彌補財政窟窿，他不斷加重賦稅，又搞了特捐，把整個浙江搞得怨聲載道。
作為一個正直文人，陳布雷老老實實地把實情告訴了蔣介石。
其實，即使陳布雷不說，蔣介石對張靜江在浙江的“政績”也是非常清楚的。接著，蔣介石還告訴陳布雷，張靜江不僅為政昏聵，還貽誤軍機，影響了“剿匪”。
聽了蔣介石的這番話之後，陳布雷知道，張靜江這個“民國元老”的仕途要結束了。
果然，接著蔣介石告訴陳布雷，他打算讓張靜江辭職，而且讓陳布雷向張靜江說一聲。陳布雷感到有些為難，當初是張靜江兩次去上海把自己請來浙江任職的，現在由自己去勸說張靜江辭職，陳布雷感到無法張口。
無奈之下，陳布雷想到了葉琢堂。此人早年曾經和蔣介石、張靜江一起在上海交易所共事過，和蔣、張兩個人都有些交情。
雖然有老友葉琢堂在場，當陳布雷把蔣介石的意思告訴張靜江時，張靜江還是勃然大怒：“要我主動辭職，休想！”
性格溫和的陳布雷，很是尷尬，他非常不善於處理這種事，最後隻好說：“要不你和我一起去中原見一見蔣先生，解釋一下誤會？”
“土豪”性格，又自認有功於蔣介石的張靜江，毫不客氣地跟隨陳布雷，來到鄭州。此時蔣介石正忙著與馮玉祥、閻錫山火拚，侍從官告訴蔣介石：“張靜江來了。”蔣介石依然不為所動。
蔣介石不同於陳布雷，陳布雷是一介文人，太過於敏感；而蔣是強權人物，心比較硬。等自己忙的差不多了，他才慢悠悠地出來見張靜江。
“土豪”張靜江如何能忍受如此怠慢，他生氣說：“你現在架子大了，我以前見總理也沒有等這麼久！”
看到這個身患殘疾的“大哥”，依然不能擺正自己位置，依然倚老賣老，蔣介石憤怒地說：“我看你在浙江要獨立了，等我把閻、馮打下來以後，再來打你，你等著吧！”說完，蔣介石揚長而去。一旁的陳布雷，顯得有些尷尬。
和蔣介石鬧翻之後，張靜江不久轉任全國建委主任，從此淡出政壇。
陳布雷第一次見蔣，是由張靜江促成；陳布雷兩次到浙江任職，也是張靜江極力邀請。看著這個對自己有恩的“民國奇人”黯然失勢，陳布雷心情有些複雜。
再次來到蔣介石身邊
1930年底的一天，陳布雷來到南京，拜會了時任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二人之前都曾在上海辦報，私交甚好。一見麵，留著小胡子的戴季陶就對陳布雷說：“國府已經內定你為教育部常務次長了。”
陳布雷大吃一驚，現在教育部部長是由蔣介石兼任的，蔣介石日理萬機，自然無暇管教育部的事。所以，自己即將接手的這個常務次長，實際上就如同教育部長。自己一個省教育廳廳長幹得都非常吃力，如何能夠管理好一個教育部？
陳布雷不知道，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兼任教育部部長，自己之所以能夠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和國民政府教育係統的內鬥有關。當時，民國有四大元老，除了張靜江之外，還有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其中，李石曾、蔡元培都是在教育係統內起來的，因此也都在教育係統內有一定影響力。而上任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曾經從蔡元培手裏接過北大校長一職，因此被認為是蔡元培的人。
蔣夢麟擔任教育部部長期間，李石曾推薦過幾個大學校長，結果都被教育部裁掉，李石曾一怒之下主張換掉蔣夢麟。後來，圍繞新部長人選，李石曾和蔡元培達不成統一，最後另一個元老吳稚暉提出了一個人選，大家勉強接受了，不想胡漢民又起來反對。
最後，實在選不出合適的部長，隻好讓蔣介石以行政院院長的身份兼任教育部部長。蔣介石既是總司令，又是國府主席，又兼任了行政院院長，哪裏還顧得上教育部，所以他提出讓陳布雷擔任常務次長。
自知自己難以勝任這個工作，陳布雷立即去見蔣。還沒等陳布雷開口，蔣就開門見山地說：“讓你到教育部任職，算是幫我的忙。教育是革命建國的大事，凡事可以請教李石曾、蔡元培他們。當然，不要墜入他們的派別之中。”
蔣介石都說是“幫我的忙”了，忠心的陳布雷不好再說什麼，回浙江辦完離職之後，於12月10日正式到教育部任職。因為蔣介石是部長，陳布雷從這個時候起，算是正式在蔣介石身邊任職。
其實，從1927年第一次見蔣之後，陳布雷就開始陸續為蔣寫了很多文章，如《告黃埔同學書》《辭職宣言》《祭告總理文》等。因此，從1927年開始，陳布雷就算已經成為蔣介石秘書了。
但由於陳布雷誌不在從政，這4年的時間裏，他一會兒“在朝”，一會兒“在野”，上上下下，反反複複，總計折騰了4年之久，才再次來到蔣介石身邊任職。
當然，這一次，陳布雷在蔣介石身邊也沒有能夠停留太久，紛繁變化的時局，很快又把剛剛結合在一起的一對“新人”分開了。
因“約法”之爭提出辭職
據史料記載，清朝非常孤傲自負的兩個名將——年羹堯、左宗棠，都有個習慣，即輕視武將，尊重文官，蔣介石在這個方麵，倒是和年、左二人有些相似。平日裏，蔣介石對那些武將，常常是一臉嚴肅，武將稍犯錯誤，常常要遭到蔣介石的一頓臭罵。但遇到讀書人，蔣介石態度好多了，常常是和顏悅色，即使對方犯了錯誤，蔣介石也常常能夠一笑了之。
蔣的這個習慣，可能與他的軍人出身有關，也可能和他的禦人術有關，因為他知道，對待武將，你越罵，對方越感到親近；而讀書人則不同，他們很敏感，怕挨罵，渴望得到尊重。
蔣介石本來就尊敬讀書人，而對陳布雷更是敬愛有加，兩個人的關係既為“君臣”，又如朋友，簡直可以用“相敬如賓”來形容。陳布雷進入教育部擔任次長後，經常和蔣介石一起聊天，有時蔣介石與別人喝酒，也喊上陳布雷。
一天，蔣介石讀私塾時的一個老師來南京找蔣介石，希望蔣介石給自己安排個工作，蔣介石發揚“舉賢不避親”的“高尚”精神，把這個老學究安排到立法院任職。抽了一個空閑，蔣介石又請老師吃飯，並請陳布雷作陪。
酒酣耳熱之際，蔣介石對老師說：“我給你介紹的生意，清閑是清閑的……”
老先生一邊吃飯，一邊道：“蔣院長，言重了，我托你的福，已經很好了。”
蔣介石繼續說：“這立法院生意清閑，恐怕進賬不多，是個清水衙門。”
聽到蔣介石像談生意一樣談論立法院，一旁的陳布雷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陳布雷感到此舉不妥，趕緊解釋：“我偶感風寒，感冒咳嗽，恕我失禮了。”
領導談話，秘書在一旁忍不住偷笑，這自然是非常不妥的，但蔣介石卻並沒有在意，可見蔣介石和陳布雷關係此時已經非同一般了。
盡管蔣介石如此信任陳布雷，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剛剛就任教育部次長僅一個多月的陳布雷，卻突然提出了辭職。
陳布雷的這次辭職，和胡漢民事件有關。
胡漢民，廣東番禺人，早年曾經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是孫中山得力助手之一，憑借這個身份，在孫中山死後，胡漢民理所當然地成為國民黨元老級人物。除此之外，胡漢民還是國民黨內的極右勢力的一分子，是反共的急先鋒，當年左派人士廖仲愷遭遇暗殺時，胡漢民成為最大的嫌疑分子，而遭到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的驅逐。
胡漢民反共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當蔣介石發動反共“清黨”時，胡漢民堅定地站在了蔣介石的一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他以立法院院長的身份，支持蔣介石與汪精衛、李宗仁、李濟深火拚，為蔣介石的勝利立下大功。
但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敵人紛紛遭到打壓之後，蔣、胡矛盾加劇了。當時，蔣介石提出結束“軍政”，實行“訓政”，製定《訓政時期約法》。蔣介石此舉，立即招致胡漢民的反對。
“訓政”是實現“憲政”的一個過渡階段，而且是孫中山提出的。胡漢民之所以反對蔣介石這樣做，是因為按照胡的思路，他希望和蔣一起打下天下之後，蔣介石主軍政，他主黨政，和蔣分權。
但蔣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豈肯拱手分給胡，他提出搞“約法”，就是要選出總統，從法律上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因此，蔣、胡的“約法”之爭，實際上是圍繞國民黨的主導權進行的一次權力之爭。
在第一輪較量中，胡漢民小勝，蔣介石提出製定《約法》的要求沒有通過。當然胡漢民也做了妥協，同意讓蔣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蔣豈甘失敗，他啟用了與胡不和的於右任擔任監察院院長，又令陳果夫、陳立夫二人向各地派員監督各地代表選舉，力爭讓忠於蔣的代表當選。
盡管蔣做了這麼多，但第二輪鬥爭，他還是吃虧了，因為這次鬥爭是一場理論之爭。在民主理論方麵，軍人出身的蔣哪裏是胡的對手，一場辯論下來，胡贏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包括“太子派”孫科等大批實力派，都站在了胡的一邊。
陳果夫兄弟二人趕緊利用“中統”四處活動，但依然無濟於事。國民會議前夕，陳果夫兄弟二人隻好沮喪地告訴蔣，絕大部分選票都支持胡。無奈之下，蔣下令軟禁了胡，並希望以此威懾胡派分子。
陳布雷對胡漢民表示同情，並向蔣表達了這個看法。蔣卻說：“你真是書生氣十足，政治這東西，就是要運用權術，不可退避。”
看到政治鬥爭的殘酷，陳布雷再次萌生退意，他說：“政治這事，我視為危途。故而我每思引退，重做記者，或者教書。”
蔣介石哪裏肯答應，他連忙說：“布雷先生，你不能走，要幫我的忙，幫忙，幫到底。”
看到蔣介石如此看重自己，陳布雷隻好留了下來。
第二次和蔣介石一起下野
陳布雷一直表示不想當官，卻官運亨通。
1931年6月，陳布雷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而部長則由劉蘆隱擔任。但劉蘆隱是胡漢民派係大將，長期盤踞在廣東，不來南京，所以陳布雷成為了宣傳部的實際當家人。
不僅如此，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外交形勢，國民政府成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由戴季陶、宋子文主持，陳布雷也是委員之一。這個委員會權力很大，每天早晨7點開一次會議，外交部正副部長都要列席。會議形成決議後，由外交部負責執行。
就這樣，來到蔣介石身邊不久，陳布雷就成為了教育、黨務、外交領域的高級領導，有的還是負責人。
就在這時，陳布雷的堂兄陳訓正，也來到南京任國府參事。一天，兄弟兩人來到玄武湖畔被譽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寺的雞鳴寺。古寺集山、水、林、寺於一體，環境幽雅，寶刹莊嚴。兄弟二人決定求一個簽，隻是兩人求簽不是想著何時官運亨通，卻是想預測一下何時可以辭官回鄉。
簽搖出來了，簽語為“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餘滿載歸”，簽解作“官非宜解”。單從簽語來看，這無疑是個上簽，譽為可以“滿載歸”。但“官非宜解”四字又似乎在預示，辭官回鄉無望，陳布雷感到有些失望。
這時，陳訓正說：“簽解可以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這樣不正好遂了你的願嗎？”
陳布雷非常高興，他在回憶錄中說：“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誌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
“至是果驗”發生的背景是這樣的。蔣介石強行軟禁胡漢民的行為，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孫中山的兒子——“太子派”的核心人物孫科，他準備聯合在寧漢合流中失敗的汪精衛，一起反蔣。
孫科的秘密反蔣，令蔣非常頭疼，他把孫叫到家裏，好言相勸，並讓宋美齡以三姨的身份，好好招待孫科這個外甥。孫科是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所生，所以他對宋美齡這個比自己還小6歲的“三姨”並不買賬。
就在這時，兩廣一帶風雲再起。此時，粵係大佬古應芬、陳濟棠，聯合了汪精衛，又找到了唐生智、李烈鈞，最後新桂係將領李宗仁、白崇禧也加入了進來。這些曾經權傾一時，但又大都遭到蔣介石打壓的人，聚在一起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反蔣。
眼看兩廣反蔣勢力已經形成，“太子”孫科立即飛到香港與汪精衛密謀。隨後，孫科效法老爹孫中山護法的先例，發起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組建廣州國民政府，目的就是要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並提出要求：蔣介石必須在48小時內下野！
單就廣州國民政府的實力來說，要想讓蔣介石下野自然還有一定的難度。但就在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了，蔣介石不主張抗日，遭致了很大的批評，並引發了青年學生的示威遊行，國府隻好動用警察鎮壓，結果南京國民政府引來了更多的指責。
麵對嚴重的危機，蔣介石希望南京與廣州進行和談，此時已經被放出來的胡漢民提出，隻有蔣辭職，和談才有可能。此時，反蔣勢力非常龐大，聚集了孫科的“太子派”，胡漢民的粵係，李宗仁的桂係，還有汪精衛、唐紹儀等人，蔣陷入孤立之中，他被迫於12月15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總司令職務，宣布下野。
陳布雷是因為感激蔣的知遇之恩才出來做官的，看到蔣介石下野，他明確對蔣表示，我決定與你共進退。
看到自己一手提拔的一些軍政要員都背叛了自己，沒有想到陳布雷居然要與自己共進退，蔣非常感動，他對陳說：“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我發表你兼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你還是返浙吧！”
雖然陳布雷再次獲得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一職，但陳布雷實在無意官場。12月20日，陳布雷坐火車返回上海，他希望重回報界。
此時的陳布雷，雖然沒有能夠像簽語中所說的“珠玉豐餘滿載歸”，但離開官場的他還是感到了無官一身輕的清閑。
一對“新人”正式結合
陳布雷並沒有能夠在上海過上安逸的日子，因為很快浙江方麵就催他去浙江赴任。盡管陳布雷稱此“敗興不淺”，但他還是去了浙江，再次接手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一職。和上次一樣，陳布雷在這個職位上並沒有做太久，因為他的“主子”蔣介石很快又複出了。
當初，蔣介石選擇下野，部分是出於無奈，部分是出於主動。說無奈，是因為當時反蔣勢力、日本侵略者、國內呼籲抗日的勢力太強大。
說主動，是因為蔣介石認為，隻要自己在，胡漢民、汪精衛、孫科三人就會走向聯合；但隻要自己一下野，三個人必然會內鬥。等到三人內鬥到一定程度時，自己再出來收拾殘局，自然比現在同時和三個人鬥要省事得多。
蔣介石的分析是正確的。當時反蔣勢力主要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汪精衛希望南京和廣州兩個國民政府合並後，由他出任行政院院長。
胡漢民的勢力在兩廣，被蔣介石軟禁了幾個月後，他對蔣仇恨很大，要反蔣到底，所以對合並政府，他不積極。
看到汪精衛對合並政府如此熱心，胡漢民“恨屋及烏”，他決定擋住汪精衛，力挺“太子”孫科出任行政院院長。三足鼎立之下，汪精衛自然頂不住胡、孫兩強的進攻。蔣介石下野後，果然由“太子”孫科出任行政院院長。
孫科當上院長後，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錢，當時江浙財團被蔣介石牢牢控製。沒有錢，簡直寸步難行。無奈之下，孫科邀請蔣、胡、汪三人進京，但三人都沒有回音。這是因為，胡漢民紮根兩廣，要跟蔣介石死磕到底，拒絕來京；而蔣、汪兩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走在了一起。
和上次胡漢民、孫科聯合打敗了汪精衛一樣，這次蔣介石、汪精衛聯合也順利打垮了孫科，孫科組閣失敗後，1932年1月，汪精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行政院院長。
就在這時，日本進攻上海，第十九路軍奮起還擊，“一·二八”事變爆發。民族危機加劇，汪精衛上台，這個時候，社會各界都要求蔣介石複出。在這種情況下，3月18日，蔣介石再次複出。
在決定蔣介石複出的那次中政會上，大家還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出任委員長，陳布雷出任秘書長。陳布雷沒有到任前，由李仲公代任。
對陳布雷的人事任命已經公布了，陳布雷似乎應該卷鋪蓋準備去南京赴任了，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陳給蔣發電報提出，李仲公北伐時期就已經是秘書長，現在由我取代似乎不太好。
蔣讓人傳話給陳，暫時可以不必到任，你先安心在浙江辦教育吧。
蔣這次爽快地同意讓陳留在浙江，並不是表示他不想用陳了，而是他看到陳確實不想來，硬要求他來，也有失自己領袖風度。
但蔣的“風度”是有限的，到了6月，正在南昌忙著“圍剿”紅軍的蔣介石，再次發電給陳布雷，請陳去“佐助筆劄”。雖然用語含蓄，意思還是請陳去做秘書。
陳布雷勉強同意了，教育部卻提出了不同看法，教育部給蔣介石去電認為，江浙兩省教育正待推進，不可臨陣換將。
蔣介石無奈，隻好放棄。
轉眼到了1934年2月，國民政府在南昌召開了一次由蘇、浙等十省秘書長和民、教兩廳長參加的會議，陳布雷作為浙江教育廳廳長，也到南昌參加了這次會議。
陳來到南昌，蔣又有向陳“示愛”的機會，在開會的那段時間，蔣三次召見陳。最後一次召見，蔣直接攤牌：“現在南昌行營政事由楊永泰幫忙，軍事由熊式輝幫忙，唯獨文字這一塊一直沒有好的幫手。”
陳再次以浙江教育廳廳長一職推脫。蔣有些近乎哀求地說：“你可以來擔任秘書長，至於教育廳廳長一職，你可以繼續兼任，也可以找人代任，無論如何，你要來南昌幫我一下。”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陳布雷非常感動，他同意來南昌幫忙。5月，陳布雷辦完教育廳廳長的交接之後，正式來南昌赴任。
從1927年第一次見蔣之後，陳、蔣二人分分合合已經好幾次了，這一次，陳來到蔣身邊後，就再也沒有離開。
從1927年到1934年，7年的時間裏，為了“俘獲”陳布雷，蔣介石如同一個醜男追美女一樣，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或主動出擊，或找陳布雷談話，或給陳布雷官職，或約陳布雷一起遊玩北平，最後，他終於把陳布雷拉到了自己身邊。
後來發生的一係列事實證明，蔣介石的這個努力是值得的，“俘獲”了陳布雷之後，陳布雷筆下的那一篇篇像匕首一樣的文章，為蔣介石奪取和維持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陳布雷的角度來說，他本身不願從政，卻在蔣介石的主動進攻下，半推半就，最後終於羞答答地來到蔣介石的身邊，從此踏上了一段輝煌而又略帶悲劇的人生之路。
第二章 相敬如賓的“君臣”
《敵乎？友乎？》成為敗筆
1934年5月，45歲的陳布雷一身布衣來到南昌，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到蔣介石身邊任職，但此時的陳布雷心裏還是有些矛盾。不久前和蔣的一次談話中，蔣打算讓自己擔任南昌行營秘書長，陳布雷當時就婉言謝絕了。
這既是因為陳布雷無心當官，更因為他聽說楊永泰（本書下一個要寫到的人物）在角逐這個職位。陳對楊永泰多少有些了解，楊是一個善於謀劃，又善於鑽營的官油子，和熊式輝、黃郛等人組成政學會，是國民黨政權中不可輕視的一股勢力。陳布雷無心從政，無門無派，既不屑，也不敢輕易和楊永泰這種人廝殺。
雖然沒有接任秘書長一職，陳布雷隱約感到，蔣介石還會給自己一個其他職務。但陳布雷卻不想接任任何職務，他隻想留在蔣介石身邊，寫寫文章即可，官場上的權力鬥爭，令他感到厭煩而又恐懼。
陳布雷的到來，令蔣介石非常高興，他對陳說：“我準備對設計委員會進行改組，由你擔任主任。”
對於設計委員會這個組織，陳布雷感到很陌生。回去調查後他才知道，該委員會主要工作是網羅國外留學青年，加以訓練，以為當局服務。委員會之前實行常務委員製，而且楊永泰、熊式輝等人均是常委，委員達到20多人，而且職權界定極為混亂。
讓自己接手這個委員會，陳布雷感到頭皮發麻，他找到蔣介石，希望蔣收回成命。但蔣決心用一個職位拴住陳，自然不肯答應，最後同意由徐慶譽擔任常務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陳布雷則專心給蔣介石寫文章，並留心文化宣傳和理論研究。
這是一個一舉三得的決定：蔣介石用一個虛職拴住了陳布雷，陳布雷擺脫了委員會庶務的煩擾，徐慶譽則成為了這個委員會的當家人。
擔任虛職，專心撰文，這是陳布雷比較喜歡的方式。到了6月，蔣介石回南京參加了中央軍官學校十周年紀念，陳布雷為蔣撰寫了《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蔣對此文非常滿意。
到了9月，蔣介石到溪口老家養病，陳也陪同左右。此時，日本侵華野心勃勃，全國各界抗日情緒高漲，但“圍剿”紅軍已經到了最後關頭，蔣豈肯輕易放棄。於是，蔣打算讓陳寫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希望對中日朝野都有所警告，讓中國人民覺醒，讓日本知難而退。
一聽到《敵乎？友乎？》這個題目，陳布雷就感到有些犯難。陳布雷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文人，但並不是非常優秀的戰略家，日本已經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下一步會不會繼續擴大侵略，很難預測，所以日本是敵是友，陳布雷把握不了。
但後來這篇文章還是寫了出來，並發表在了《外交評論》上，署名“徐道鄰”。
文章是不是這個徐道鄰寫的呢？實際上關於文章作者，有三種說法：一是陳布雷撰寫；二是蔣介石在病床上口述，陳布雷記錄、修改；三是蔣介石授意，徐道鄰代擬，陳布雷進行了一些修飾。
當時徐道鄰隻是一個留學歸來的年輕人，似乎寫不出這種文章，所以陳布雷是本文作者，是較為流行的說法。而之所以署名“徐道鄰”，是因為蔣、陳二人想盡量避開非議。
這篇文章共分8部分，近3萬字，大概知道這篇文章可能會引起爭議，陳布雷在文章開頭部分就寫道：
世人論述中日問題的論文，已經很多……凡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陳布雷此段話大意就是，別人講的我就不講了，我還是講一些別人不敢講的吧。理解我，還是怪罪我，任憑讀者諸君評斷。
到底日本是友，是敵呢？文章認為：
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 我們中國亦也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
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轟動。就連文學巨匠魯迅也加入到了討論的行列，他在給蕭軍、蕭紅的信中說到：
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作者是徐樹掙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
從《敵乎？友乎？》到“友乎，主乎？”，魯迅顯然對蔣氏統治集團進行了諷刺，而文章也因為受到魯迅的批判而影響大增。
顯然，文章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因為日本並不是中國的“友人”，並沒有因為遭到痛斥而放棄侵華，相反他們還變本加厲發動了全麵侵華。因此，《敵乎？友乎？》也成為陳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敗筆，而且是敗筆中的名篇！
出任侍從室二處主任
提到陳布雷，人們很容易想到一個非常神秘的組織——侍從室，因為陳布雷就是長期在侍從室任職的。
單從字麵意思理解，“侍從”二字帶有很強的封建帝王色彩，一般指為帝王服務的人。孫中山、毛澤東都嚴禁把身邊的人稱為侍從，秘書便叫秘書，衛士便叫衛士，或者警衛。但一生推崇曾國藩的蔣介石卻不同，早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掛以“侍從”二字，如侍從參謀、侍衛長等。
1932年蔣介石第二次複出之後擔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下，他在漢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總”司令部，又在南昌成立了行營。蔣經常帶著副官、秘書、參謀人員到處跑，蔣的決策秘書楊永泰就建議，把蔣的這些身邊人員組成侍從室，編製列在南昌行營之內。
侍從室剛成立時，功能很簡單，主要是秘書加警衛，裏麵工作人員的級別也不高。但很快，蔣介石發現這個侍從室很有“搞頭”。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力模式是“一府五院”製，這個模式是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誰也不能推翻。加之，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汪精衛，立法院院長是孫科，司法院院長是居正，考試院院長是戴季陶， 監察院院長是於右任，這六個人都是元老級人物，是不能輕易得罪的。上次蔣介石得罪了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結果被迫下野，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此時蔣介石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工作職責上隻主管軍事，政事則由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負責。蔣哪能甘心與汪分權，讓“一府五院”掣肘。蔣介石發現，可以讓侍從室承擔部分政治功能，這樣他就可以從汪精衛手裏奪得不少權力。
加之，此時恰逢紅軍長征，南昌行營撤銷，侍從室原來的人員出現很大變動，於是，蔣決定乘機擴建侍從室。
擴建之後，侍從室分為侍一處、侍二處。侍一處負責管理軍事要務，下設一、二、三3個小組，分別負責總務、參謀和警衛。侍二處負責管理政治、黨務，下設四、五2組，四組主管政治、黨務、秘書業務；五組主管幕僚秘書，脫胎於陳布雷當時主管的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
1936年2月，在蔣介石的命令下，陳布雷來到漢口，就任侍從室二處主任，同時兼任第五組組長。
侍從室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構，縱觀古今，都很少有這種先例，它是蔣的機要部門，知道許多最高機密；它秉承蔣的意誌辦事，權力很大，當時國民黨高層決策的上呈和下達，都離不開侍從室。
陳布雷的秘書蔣君章曾經這樣評價侍從室：“侍從室這一製度，在編製係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但是，真正的性質，為曆史上所罕見，勉強地做一比較，清代的軍機處仿佛有一點相似。”
當時，侍一處、侍二處兩處主任互不隸屬，共同接受蔣介石領導。但當時還有一個規定，陳布雷對第一處的軍情通報及重大事項有特許調閱權與預知權，凡是侍一處、侍二處發出的密電稿，都要由陳布雷一一審閱，以準確體現蔣介石的指示精神。
因為這個規定，陳布雷實際上成為了侍從室這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而且還是首席軍機大臣。
陳布雷不僅是首席，而且還非常穩定。在侍從室存在的10年間，侍一處主任換了好多位，後來成立的侍三處主任也是經常換，唯有侍二處一直由陳布雷擔任主任。
在蔣介石崛起時累倒了
在籌劃擴建侍從室時，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至關重要。這是因為此時正值日寇侵華之時，而國民黨似乎無意抗日，而是全身心忙著內戰。在這全國代表大會上，社會各界都希望，作為軍事委員會的蔣介石，應該對抗日問題有個明確表態。
蔣介石要發言，他背後的這些理論家就先忙開了，先是國民黨的大理論家戴季陶草擬了要點，然後由陳布雷連綴成文。這個文章非常不好寫，因為全國各界一致呼籲抗日，但蔣這時對抗日的意願卻不大，那麼發言稿裏就需要給不抗日找到一個能夠讓大家信服的理由。
絞盡腦汁，陳布雷還算完成了這個任務，他在發言稿裏寫道：
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這就是當時著名的抗日“限度論”，其核心就是忍，忍無可忍，重新再忍，像狗一樣忍辱負重，以忍讓求和平。
麵對日寇入侵，委員長卻大談“忍讓”，這固然會引起國人的不滿，但一篇主題難以服眾的文章，猶能寫得如此鏗鏘有力，不能不說陳布雷的文筆確實不是蓋的！
在隨後召開的五屆一中會議上，國民黨高層權力格局又有了新的調整，蔣的兩個政敵，胡漢民成為了中常會主席，汪精衛被推為中政會主席，而蔣則兼任了中常會、中政會副主席，同時兼任行政院院長。
這輪人事洗牌之後，蔣介石認為，胡漢民的這個中常會主席倒還不怎麼樣，因為胡漢民現在還遠在歐洲；但汪精衛這個中政會主席則不同了，中政會在當時是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關，權力很大，而且汪精衛年輕力壯，上躥下跳，在國民黨內頗有一定的影響力。
為了掣肘汪精衛，蔣介石心想，既然你汪精衛已經是主席了，那我就安排一個秘書長進去吧。
在政界混過的人都知道，秘書長這個職位向來權力很大。在政壇上摸爬滾打了多年的汪精衛豈肯上當，他立即利用中政會主席的身份，提名自己的親信顧孟餘，擔任中政會秘書長。無奈之下，蔣介石隻好讓陳布雷擔任了中政會的副秘書長。
單就中政會這一個單位來看，汪精衛擔任的是主席，他的手下大將顧孟餘擔任的是秘書長；而蔣擔任的是副主席，陳布雷擔任的副秘書長，似乎這次會議蔣的收獲不大。
實際上恰好相反，第二次複出時，蔣隻有一個軍事委員長這一個實際職務，也就是說他隻掌握軍權。這一次他兼任了行政院院長，也就掌握了政權。因為胡漢民沒有回來，蔣這個副主席實際上就掌握了中常會。因此，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從一個軍隊首領，一下子兼領了中常會、行政院、軍委會三大要職，而中政會，他也控製了一半。
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之後，蔣介石誌得意滿，精力旺盛，沒有想到這個時候陳布雷卻累倒了。因為他既要經常和蔣一起商議國事，起草文件，又要兼任侍從室二處主任、中政會副秘書長。
尤其是中政會的事情非常麻煩，那些老官油子辦事沒效率，還經常找麻煩。陳布雷是一介文人，敏感而又文弱，如何架得住這些官油子的叨擾。陳布雷在回憶錄中說：“積勞之餘，加以煩悶，幾乎精神錯亂。”
無奈之下，陳布雷隻好向蔣介石請假，休息了一兩個月。
兩廣事變與《報國與思親》
1936年5月，一直堅持和蔣介石死磕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因腦溢血去世，蔣非常高興，立即對粵係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取消兩廣半獨立狀態；改組廣東省政府；粵軍各軍師長由軍委會統一任命；取消廣東貨幣，統一法幣。
對付粵係的那些官員，蔣做得更絕，你們願意來南京工作，可以來南京工作；如果不願意來，政府可以資助你們“出洋”考察，實際上就是讓他們下野滾蛋。
按理說，如果在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內，蔣的這些諸如統一法幣、統一委派軍官的措施並不算過分，但問題是廣東當時並沒有完全歸南京政府領導，它和“鄰居”廣西一起，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
現在胡漢民死了，粵係並沒有樹倒猢猻散，因為他們還有新的領袖陳濟棠。看到蔣介石磨刀霍霍殺上兩廣，陳濟棠聯合桂係李宗仁，以呼籲抗日為由，發動了“兩廣事變”。
蔣一麵調陳誠等率領部隊入廣，一麵用起了反間計，先是聯係上了粵係第一軍軍長餘漢謀；隨後第二軍不戰而退，決定擁戴餘漢謀取代陳濟棠；再接著，廣東空軍司令員黃光銳北上投蔣。無奈之下，“南粵王”陳濟棠前往香港，淡出政壇。
粵軍曾經是國民黨最為依賴的主力部隊，沒有想到蔣介石三下五除二就把這支部隊給攪和散了，蔣介石非常興奮，他帶著陳布雷來到廣州，住在了黃埔軍校原來的房子裏，準備直接指揮軍隊，討伐桂係。
晚上，兩人一起散步，蔣想到當年袁世凱小站練兵隨即有了北洋軍閥近20年的輝煌，而眼前黃埔軍校與當年的小站練兵何其相似啊！
蔣興奮地對陳說：“昔日在此練兵，而得以統一中國，將來本此精神，與日本抗戰到底，我相信亦可勝利！”
聽了蔣介石的這番話，陳布雷對國民黨的前途也充滿了信心。
兩廣事變，陳濟棠是主力，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隻不過是敲邊鼓的。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收拾起敲邊鼓的李、白二人，卻費了不少周折。
當時，桂係有核心人物，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黃在中原大戰時已經投蔣，於是蔣介石提出，讓黃紹竑主政廣西，調李宗仁為軍委常委，調白崇禧主政浙江。
蔣介石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那就是分化新桂係。黃紹竑自然願意立即赴任，但李、白不肯上當，不願離開廣西，兩廣事變陷入僵局。
此時，日本步步緊逼，蔣、桂雙方卻動用近80萬大軍相互對峙，大戰一觸即發，廣西人心惶惶，國內各界都非常不滿。迫於外界壓力，蔣、桂雙方都渴望和解，終於在9月達成協議，桂係繼續維持現狀，而李、白則在表麵上服從蔣的領導。
兩廣事變終於結束，蔣介石再次從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就在這時，蔣的50歲生日即將到臨。雙喜臨門，全國準備發起一場大規模的祝壽活動。蔣介石不想太鋪張，決定作華山之遊。臨行前，蔣介石對陳布雷說：“遠行太苦，你就不要去了。”
陳布雷本以為趁蔣介石出遊，自己正好可以休息幾天，沒有想到蔣又給陳安排了“家庭作業”，即寫一篇《報國與思親》，文章要在蔣生日前發表。
蔣介石還提出要求，文章要突出“忠孝”二字，寫得要有感情，能夠動人以情，要達成這樣的效果：要像《陳情表》一樣，讀後不流淚者，非孝子也；還要像《出師表》那樣，讀後不感動者，非忠誠也！
蔣介石一直試圖憑借中國的忠孝文化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陳布雷，對忠孝文化也非常認可。所以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後，陳布雷“連日心思散亂，屢作屢輟”，最後終於完稿，並立即寄往華山。
文章首先強調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為立國精神，號召國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誌，戮力報國”。接著，文章切入主題，強調“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警告那些不忠於職守、不積極“剿共”的軍人，要認清當前形勢。
看了這篇文章後，不僅蔣介石滿意，就連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也大加讚賞，恭維“此文命意措詞及結構均好”。當時的一些報紙，還誇張地說：“這是蔣委員長在自己誕辰之前，念國難，念母恩，含著眼淚寫出來的至誠至情之文。 ”
後來，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把這篇文章作為必讀的國文教材，而且還要求學生必須背誦。
違心起草《西安事變半月記》
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迎來了他的50歲生日。這一天，洛陽城大街小巷，車水馬龍。行轅內外，閻錫山、張學良、傅作義，這些權傾一方的軍政大員，都趕來為蔣祝壽。洛陽軍分校的學生列隊為蔣祝壽，空軍則動用50架軍用飛機，在洛陽上空擺出了一個大大的“壽”字，老蔣頓時心花怒放。
陳布雷沒有能夠趕上如此宏大的慶壽活動，因為他身體不好，此時正在南方養病。然而，就在過壽的前一天，蔣介石又招陳布雷去洛陽。這是因為，蔣在洛陽過壽，名為“避壽”，實際上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監督張學良、楊虎城“剿共”。
接到蔣的命令後，陳立即抱病前往，在蔣過壽的當天下午，陳才匆匆趕到洛陽。在這裏，他陸續寫了《論國事今後之希望在集中力量自立自強》《為掃除漢奸剿滅殘“匪”告民眾書》《“剿匪”總部政訓處告國人書》等文章。
文章的大致思想包括，“不肅清漢奸，且消滅‘殘匪’，將無逃於內外雙重夾攻之危險”，而解決這一危險的唯一“良方”就是：先統一，消滅紅軍；後禦侮，對日開戰。
文章的這些思想自然也就是蔣介石的思想，所以這個時候的陳布雷，已經成為了替蔣介石發聲的喉舌。
過壽之後，蔣介石開始了西安之行，陳布雷因為身體不好，得以回南京養病，他也得以逃過西安事變這場劫難。
12月12日下午，陳布雷正在家裏休息，突然接到陳果夫電話，陳果夫問：“布雷先生，你是否知道西安事變的事？”
陳布雷很奇怪問：“不知道啊，西安事變是怎麼回事？”
陳果夫告訴陳布雷，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陳布雷雖然是才華橫溢的大才子，卻不是那種臨危不亂的軍政之才，聽到蔣介石被扣押之後，陳布雷驚慌失措，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此後十數日間，餘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憤，直不可用言語形容。”
迫於當時抗戰形勢，最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2月26日蔣介石飛回南京。陳布雷和眾多文武大員一起到機場迎接。看到一個月前還身體強健的蔣介石，居然被人扶著走出飛機，陳布雷立刻哽咽起來。
走到陳布雷麵前時，蔣介石說：“布雷先生，邵元衝、蔣孝先、蕭乃華都殉難了。”邵元衝是陳布雷的浙高同學，蕭乃華是陳布雷的部下，陳布雷和二人私交都不錯，轉眼陰陽相隔，陳布雷心裏很難過。
接著，蔣介石又說：“這次幸虧你沒去。”陳布雷感動得再也說不出話了。
西安事變結束了，但曾經被輿論大肆美化的領袖蔣介石，居然在西安被張、楊扣押過，外界對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具體詳情，都不是很清楚，於是各種猜測不斷出現。為了平息猜測，國民政府必須對外界有個公開的說法。
當然，這個任務又落在了陳布雷的頭上。
文章是由陳布雷來寫，但調子卻是由蔣介石先定。蔣定的調子是，文章要告訴外界這樣一個“事實”：張、楊狼子野心，犯上篡權；事變中，俺老蔣臨危不亂，用“人格”“誠實”“信義”訓斥張、楊，令二人非常感動。
更絕的是，蔣還告訴陳，西安事變時，自己每天念《聖經》，發現《聖經》上寫道，上帝將派一位女人來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險飛來西安……所以，蔣的意思是，自己能夠成功脫險，實際上是得到了上帝的庇護。
有了蔣介石的這個“調子”後，陳布雷所要寫的注定是一篇充滿謊言的文章。陳布雷有點為難地說：“我沒有去過西安，對事變經過不是很清楚，恐怕會辜負領袖重望。”
蔣心說，你不知道，才能編得更好嘛！於是，他安慰道：“這沒關係，你隻要按照我說的寫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文人寫文章推崇“求真”，寫這種充滿謊言的文章，陳布雷非常痛苦，他在日記裏說：“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
盡管如此，陳布雷最後還是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寫出了《西安事變半月記》，後麵附上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公開出版。
盡管蔣對文章非常滿意，當時也有很多報刊對文章進行了連載，但真相很難掩蓋，因為參與這件事的人太多了。例如，事變中在華清池捉蔣的孫銘九，就曾經寫過《臨潼扣蔣》，這篇文章和《西安事變半月記》至少有8處不符。《西安事變半月記》中說，孫銘九見到蔣後就“長跪而泣”，而《臨潼扣蔣》卻寫道：“我走到蔣介石的麵前，隻見他全身發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
兩個說法相互對比，顯然《臨潼扣蔣》中的說法更符合邏輯。
就這樣，通過孫銘九這些當事人之口，西安事變的真相還是很快大白天下，陳布雷捉刀的《西安事變半月記》，也因謊話連篇而成為了陳布雷一生中的又一著名敗筆。
廬山談話令國人振奮
西安事變前後的那段時間，陳布雷的日子過得非常不如意，一方麵是因為他經常生病，又要抱病工作；另一方麵，他對蔣介石奉行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不抵抗政策，不能完全理解，對起草《西安事變半月記》這樣充滿謊言的文章非常抵製。
因此，自寫完《西安事變半月記》之後，陳布雷先在杭州養病，後又在南京休假，直到1937年7月3日，他才在蔣介石的邀請下，去了廬山，參加由蔣介石、汪精衛召集的學術界名流談話會。
然而4天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民族矛盾加劇，國內抗戰呼聲很大，蔣介石讓陳布雷立即起草一篇《對盧溝橋事變之嚴正聲明》。
7月16日，廬山舉行了第一次談話會，蔣介石、汪精衛同時到達會場，汪精衛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平心而論，坐在台下的陳布雷雖然對汪精衛的巧舌如簧非常欣賞，但對汪的人品卻有點反感。汪在講話中大談“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第二天，廬山舉行第二次談話會，蔣介石宣讀了由陳布雷起草的《對盧溝橋事變之嚴正聲明》。講話中，蔣介石承認“盧溝橋事變”並非偶然，也承認“人家是處心積慮地謀我”。蔣介石這樣做是出自陳布雷的建議，蔣主動承認問題的態度，也得到了與會名流的高度認可。
關於抗日問題，蔣開頭又老調重彈地說：“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但接下來，蔣又講道：“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這次講話中最著名的一段出現在最後，蔣介石握著拳頭，大聲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陳布雷起草、蔣介石公開宣讀的這篇《對盧溝橋事變之嚴正聲明》，後來改名為《最後關頭》，於19日公開發表，它也就是曆史上非常著名的“廬山談話”。
“廬山談話”是國民政府對盧溝橋事變的正式聲明，它表明了蔣介石對外政策上出現了重大轉折，在此之後，轟轟烈烈的全麵抗戰終於拉開了帷幕。
“廬山談話”不僅是蔣介石的轉折點，也是陳布雷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後，陳布雷便不需要再為蔣介石“攘外安內”的政策進行辯護，而是用開始用他手中的筆，寫出一篇篇像匕首一樣的抗戰檄文。
撰文號召全麵抗戰
“廬山談話”之後，一貫體弱的陳布雷精神有所好轉，大有大幹一場的架勢。鑒於戰事不可避免，陳布雷說服妻子王允默帶著家眷回鄉下居住，自己好專心跟隨蔣介石，全力輔佐蔣介石指揮抗戰。
但在關鍵時候，陳布雷的身體總是拖後腿，8月初，陳布雷感到自己腦力嚴重不濟，替蔣介石起草一份《告空軍將士書》，隻有區區2000字，陳布雷居然花了16個小時才寫完。
陳布雷是個敏感而又有責任心的人，他擔心此時正值全麵抗戰的關鍵時期，自己這個身體狀況實在難以勝任，於是他向蔣介石遞交了辭職信。蔣自然不舍得讓陳布雷這個“筆杆子”離開，就把這封辭職信“留置不發”。
看到辭職信沒有回音，陳布雷再次上書，明確表示：“請辭名義，仍留供筆劄之役。”陳的意思是，我以後不當官了，隻給你寫寫文章就行了。
蔣介石還是不許，就讓熊式輝等人勸阻。勸阻無效後，蔣對陳說：“知道你身體不好，但工作還要幹。可以把周佛海調到侍從室二處擔任副主任，協助你工作。”
到了9月，侍從室進行改革，周佛海又兼任了本由陳布雷兼任的第五組組長。同時，軍委會又設置秘書廳，張群任秘書長。這樣一來，陳布雷身上的擔子大為減輕。
盡管蔣介石發動了全麵抗戰，但日軍推進的速度還是非常驚人的，到了當年12月，蔣介石被迫帶著文武大員輾轉到了武漢。
國難當頭，依然有一些國民黨軍政要人希望與日本談和。在一次會議上，外交部政務次長徐謨報告說，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命令，願意以傳言人的資格，斡旋中日和平，並希望會見蔣介石。
一旁的汪精衛興奮地說：“和平有一線希望矣！”
陳布雷對汪精衛的這種怯戰態度非常不滿，但作為蔣介石的秘書，他還是打電話給蔣介石，轉告了徐謨帶來的這個消息。
蔣介石曆來重視情報工作，在陳布雷打電話之前，蔣介石已經知道這個情報，而且已經有了主張。他直接對陳布雷說：“可以讓陶德曼過來一敘，由徐次長陪來。”
知道蔣的這個態度後，汪精衛高興地說：“蔣先生是明智的，與日戰則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們可以接洽，停戰、和平，此乃中國四萬萬百姓之幸也！”
陳布雷對汪精衛的這種“乞和”非常反感，一貫溫和的陳布雷，這次卻反駁道：“蔣先生這樣做，僅僅是尊重德國這個第三國的意思，不能隨便拒絕其好意，但這並不代表蔣先生已經接受讓德國斡旋。”
雖然陳布雷說得理直氣壯，但他還是擔心蔣介石真得會“乞和”。隨後蔣介石確實會見了陶德曼，但日方向中方提出的條件太為苛刻。蔣介石對陳布雷說：“日方之條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國無處考慮，亦無從接受，可置之不理。”
和談沒有任何希望，隻有一戰到底，陳布雷終於放心了。接下來，他將繼續用他手中的筆，為抗戰而呼籲。
陳布雷一生為蔣介石寫了很多文章，其中比較令他滿意的當數《抗戰建國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這篇文章寫於1938年7月，文章隻有6000多字，文章開頭寫到抗戰以來，日寇在中國的暴行：
這一年中間，戰區擴大到九個省份，將士犧牲至幾十萬人，民眾死亡不勝計數，我們的農村田園工業建設，以及文化機關全被毀壞，壯丁青年慘遭殺戮，多數同胞流離痛苦，至於老弱婦女受到敵軍獸行慘不忍聞的淩辱屠殺，尤為曆史上未有的慘毒。
陳布雷還寫道：
若果我們在目前情形之下求和平，其結果無非使子子孫孫永為奴隸，永為牛馬，就是保存了國家的形式和名義，其禍害比亡國還要慘酷。
最後，文章提出：
將士們！同胞們！我們要一心一德，精誠團結，奮發努力！我們要不負全世界愛護正義和平的無數友邦人士的期待！我們要取得光榮的勝利來安慰我們死難的同胞，拯救淪陷區域內的苦痛同胞！我們更要對得起一切英勇犧牲的先烈，完成他們未竟的誌業，無愧於我們曆史的使命！
陳布雷的這篇文章用5種語言，通過廣播電台向國內外廣播。一時間，海內外各報爭相轉載，海內外華人無不感到振奮。
陳布雷本人對這篇文章也是格外滿意，一貫謙虛的他在日記裏寫道：“張季鸞君評餘此文為‘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起草《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
日軍逼近武漢後，陳布雷撤離武漢，輾轉來到桂林。12月初的一天，陳布雷陪同蔣介石一起，在桂林巡視。桂林山清水秀，美甲天下，但日寇步步緊逼，蔣、陳二人哪裏還有興致觀賞風景？
就在這時，一名侍從人員遞給蔣介石一封信。看完了信之後，蔣介石對陳布雷說：“布雷先生，孔祥熙派人送信來，說汪精衛正與日本人勾結。我們立即飛回重慶去，你是不是先到汪精衛那裏探聽一下虛實？”
探聽虛實，這似乎是小人所為，一貫正直的陳布雷本不願意做這種事。但為了民族大義，為了不辜負蔣的信任，陳布雷還是接受了。
陳布雷對汪精衛還是比較了解的。汪精衛早年留學日本，27歲時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敗入獄後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所在的正麵戰場節節失利，徐州、鄭州、武漢相繼淪陷，國民黨內出現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國民黨人，秉持“抗日必亡”的論調，與日方眉來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