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這次去見汪精衛，其目的就是要看看汪精衛對抗戰局勢的真實看法，以及他和日本勾結到何種程度了。
年輕時的汪精衛確實是血氣方剛，但在中國政壇摸爬滾打了三十多年之後，他已經被磨煉成為一名精明狡詐的政客。單就個人感情來說，他對謙虛、正直的陳布雷還是比較喜歡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陳布雷是蔣介石的秘書，也是蔣介石的“影子”，陳布雷這次來顯然是為了刺探自己的。
一個正直的文人，去刺探一個狡猾的政客，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陳布雷既沒有刺探到什麼，他對汪精衛的勸說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隨後，蔣介石也回到重慶，聽了陳布雷的彙報後，蔣介石不甘心，再次把汪精衛叫到自己別墅，對汪精衛進行勸說。但汪精衛已經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蔣介石的勸說自然是無效。
不僅如此，陳布雷的到訪，蔣介石的約談，讓一意孤行的汪精衛感到了危險，十多天後，汪精衛、周佛海突然跑到越南河內，公開發表了響應日本近衛首相的“豔電”，向日本政府“乞和”。
在抗戰進入最為艱難的時候，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叛國投敵，舉國上下一片斥責。
當時，外有日寇虎視眈眈，內有汪精衛這樣的漢奸，加之日本近衛內閣又提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對中國進行誘降，國內一些人對這個聲明頗感興趣。蔣介石意識到了局勢的危險，他立即讓陳布雷起草一份駁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
作為一名堅定的愛國知識分子，陳布雷對於起草這種文章興趣很大。該如何寫呢？陳布雷想到兩點，一是應該揭露日本意圖吞並中國的野心，二是鼓勵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堅持抗戰到底。
按照這個思路，激動不已的陳布雷奮筆疾書，很快寫完了《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陳布雷一針見血地指出，近衛聲明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文章還提到，日本及漢奸所謂“新生”的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所謂“共同防共”，“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製我國，我們寧可舉國犧牲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
文章交給蔣介石後，蔣介石非常滿意，他審閱了四遍，然後令人正式播發。這篇文章影響極大，當時著名政論家張季鸞評價這篇文章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
被陳立夫脅迫加入CC
陳布雷不僅文筆好，而且人品端正，蔣介石、宋美齡二人都很敬重他。1939年4月，陳布雷體力不支，精神疲憊，但考慮到工作繁忙，他沒有請假。這一切，蔣介石夫婦自然全看在眼裏。有一天宋美齡對陳布雷說：“陳主任，你身體不好，不要硬撐。主席囑咐我告訴你，是不是易地療養一下？你是否願意到昆明療養，那邊氣候好，所需費用和交通工具，我會關照的。”
陳布雷非常感動，他說：“多謝蔣先生和夫人關心，去昆明太遠，萬一蔣先生有事，恐有不便。”
過了一段時間，宋美齡又找到陳布雷，交給他一封蔣介石的親筆信，信中說易地療養不便，可以在近郊療養。信中還一再督促陳布雷離開重慶，以保重身體為重。
到了當年11月15日，陳布雷50歲的生日來臨了，日理萬機的蔣介石沒有忘記這件事，他寫了“寧靜致遠，淡泊明誌”八個大字送給陳布雷。
作為一個秘書，能夠得到蔣介石夫婦如此尊重，陳布雷這個秘書也算是史無前例。然後，令陳布雷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的器重還給自己引來了不少麻煩。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有一個特殊的派係——CC係。CC係成立於1927年，它是“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的字母簡稱。“CC係”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中統局為根基，向文化、教育等區域橫向進展，所以文教領域，一直是CC係試圖爭奪的領域。
在CC係中，陳果夫、陳立夫無疑是領導核心，但二陳並不是CC係的絕對領導核心，因為除他們之外，CC係還有朱家驊等小派係。
朱家驊這人非常厲害，他以聰明才智和過人精力而聞名，是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泰鬥，外交界的耆宿，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名出色的官員，曾經長期兼任中統局局長。中統是CC係的核心，長此以往，朱家驊在CC係內也有了自己的一個小派係。
當時，陳立夫、朱家驊都想爭奪文教領導權，而其中的關鍵就是爭取陳布雷，因為真正對文教有較大話語權的是陳布雷。陳布雷是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蔣介石指示陳布雷：新聞、宣傳、文化方麵的事情你要多管管。
為了拉攏陳布雷，陳立夫多次希望陳布雷加入CC係，但都被陳布雷拒絕了。一天，陳立夫開著小轎車說是邀請陳布雷出去郊遊，陳布雷上車了。小轎車越開越遠，最後在一個偏僻小巷的樓前停下。
陳布雷有些緊張，陳立夫安慰道：“布雷先生，不用害怕，這是我一個朋友的家。”
進入房間，房間裏空蕩蕩的，還設有香燭。陳立夫隨手關上門，軟硬兼施，說：“今天無論如何也要邀請你入盟。”說完，陳立夫遞給陳布雷一張CC係的小誓書。
盡管陳布雷是鐵骨錚錚的文人，但他和陳果夫、陳立夫都有些私交，麵對這種情況，他有些不知所措，最後很無奈地加入了CC係。但一回到住的地方，陳布雷就生氣地對陳立夫說：“立夫，你這樣做不行，我要馬上告訴委員長。”
果然，當天陳布雷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蔣介石，並說：“我在你左右擔任這樣的職責，必須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這樣逼我的做法，全不算數。”
蔣介石感到陳布雷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就狠狠地批評了陳立夫。
盡管如此，後來這件事還是傳開了，以至於外界盛傳陳布雷是CC，這讓一貫主張保持獨立性的陳布雷非常不滿，每提及此事，就“有餘恨未消的樣子”。
高度預見性的奧秘
在很多人的眼裏，陳布雷都是一介書生，殊不知陳布雷也曾經做過秘密情報工作，而且做的時間還很長，做得還很成功。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1940年初，蔣介石坐鎮重慶，對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高級將領很不放心。雖然蔣介石手下已經有了軍統、中統這些情報部門，但這些情報部門對付一般人員還行，對付軍政大員顯然不行，因為這些軍政大員有些比軍統局局長戴笠、中統局局長徐恩曾的職位還要高。
當然，這些大員並非無法對付，蔣介石絞盡腦汁發明了用經濟觀察政治，具體說就是收集這些大員的經濟開支情況，來判斷他們的政治態度。
但讓誰來負責這項工作呢？要幹好這個工作，一是要忠心，否則他和那些大員暗中勾結，這個政策就會失去效果；二是要嘴巴緊，那些軍政大員別說戴笠、徐恩曾不敢惹，就連蔣介石也畏懼三分，如果讓他們知道蔣介石在監視他們，難免會惹出很多麻煩來。
按照這兩個條件，蔣介石立即想到了陳布雷。陳布雷本來不太願意做這種工作，因為他既不屑幹，又怕幹不好得罪了這些軍政大員。但出於對蔣介石的忠誠，他還是接手做起了這個工作。
按照蔣介石的指示，陳布雷在侍從室二處第四組成立一個經濟情報組。這個組沒有固定編製，由陳布雷指定第四組組長陳方具體負責。
在工作分工方麵，對於一般經濟情報，由第四組2個一般工作人員負責即可；對於重要經濟情報，則由陳方和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李惟果、軍需署長陳良會同分析、判斷，最後交給陳布雷。
經濟情報組成立後，一大批國民黨軍政大員都受到了監視，其中最令陳布雷感到有些為難的是對時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的張治中進行的監視。
這是因為張治中曾經擔任過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和陳布雷私交甚好。據陳布雷身邊人回憶，當時陳布雷地位很高，包括陳立夫、朱家驊這樣的高官來拜訪陳布雷，都要經過傳達室通報，而張治中每次來都不用通報，直接來到陳布雷辦公室。陳布雷死後公祭時，隻有張治中“行禮時淚下頗哀”。
要監視這樣一個貼心的朋友，陳布雷感到為難。就在這時，一個機會出現了。
其實，在經濟情報組裏，不僅陳布雷和張治中私交好，軍需署長陳良和張治中關係也很好。當年，陳良隻是中央軍校經理處處長，正是靠著張治中的支持，陳良才一步步升為軍需署長。正是因為陳良、張治中私交好，所以張治中成為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後，就委托陳良替自己尋找一個財務組組長。
財務組組長管賬，正好可以借職務之便監視張治中。陳良立即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陳布雷，並提出讓自己的學生魏錫熙擔任這個職務。
經過陳布雷同意，經過陳良推薦，魏錫熙來到三青團中央團部任職。因為有“好友”陳良推薦，張治中對魏錫熙十分信賴，一切財務工作全部交給魏錫熙打理，魏錫熙這個經濟情報員非常容易地獲得了張治中的大量情報。
張治中本來也屬於蔣介石嫡係，但因為張治中思想上有“親共”傾向，所以被蔣列為“不放心人物”。根據陳布雷的指示，從1943年開始，魏錫熙經常把張治中各種經費開支、各項轉款、私人機密費等信息，及時送給經濟情報組。直到1947年，張治中在處理新疆三區事件中，表現出了強硬立場，陳布雷認為張治中的政治傾向沒有問題，才命令魏錫熙停止對張治中的監視。
從1940年，經濟情報組成立開始，陳布雷就是這個組的負責人。到1945年，侍從室名義上已經不存在，但這個經濟情報組依然存在，並由陳布雷負責。直到1948年陳布雷自殺身亡，這個組才算正式瓦解。
負責這個組，陳布雷得到了很大好處。據魏錫熙後來回憶：
陳布雷長期參與國民黨中樞機要，出謀獻策，由於能經常提出預見性的政治見解，因而受到蔣介石的器重。陳布雷在政治上的“預見性”，拆穿看來並無奧妙，這是他周密、精確地綜合、分析各種情報資料，從而迅速掌握各方麵的政治動向的結果。
為孔祥熙案做說客
人們常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抗戰到了1942年，國民政府的財政緊張狀況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為了解決軍政費用緊張問題，由蔣介石兼任主席的全國節約委員會，向西南大後方推銷“同盟勝利美金公債”一億元，每元折合法幣20元。
當時，國民政府信譽很低，人們並不相信公債會漲，所以買到公債的人，為了安全起見，大都拿到黑市上趕緊脫售，能賣一文是一文。因此，公債很快由20元跌到10多元。
令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國民政府的法幣貶值更快，而這次公債是以美元為基礎的，所以較為穩定。於是，公債很快由10多元法幣，漲到30多塊法幣。公債的上漲，讓那些已經拋售出手的人懊惱不已。他們痛定思痛，決定再出手買一些公債。
可是公債銷售人員卻告訴他們：“公債已經賣光了。”
這些人很奇怪地抱怨：“怎麼可能呢？有一億公債，怎麼可能賣這麼快？”
但事實似乎就是如此。這些人隻有暗自懊惱，卻沒有辦法。正當這些人絕望時，有個消息傳了出來，公債其實並沒有賣完，而是被中央銀行業務局全部購進了。通過這次購進，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和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呂鹹，賺的是盆滿缽滿。
國難當頭，孔祥熙、呂鹹居然大發國難財，連一點剩湯也不留給我們！這一下大家憤怒了，他們收集了相關證據，提供給國民參政員，決定通過參政會，嚴懲二人。
參政會主席團成員王世傑試圖阻止這個提案的提出，卻遭到拒絕。王世傑慌了，立即把這個情況向陳布雷報告，陳布雷又趕緊向蔣介石報告。
就在這時，監察院院長於右任，也提出了對孔祥熙的彈劾案。
該怎麼處理這件事呢？蔣介石歎了一口氣，對陳布雷說：“這件事很糟糕。孔祥熙必須辭職，所貪汙的財產也應該分期吐出來。”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這個處理意見還算滿意，沒有想到蔣介石還有下文。蔣介石同意處分孔祥熙，卻不同意把這件事列入參政會提案。
陳布雷很是不解。蔣介石解釋說：“一旦列入提案，國際影響不好，一定會令英、美等友邦人士對國民政府產生較壞印象，這會對以後爭取援助產生不利影響。”
也就是說，蔣介石的目的是不想讓“家醜外揚”。
那麼該如何捂住“家醜”呢？蔣介石對陳布雷說，你是新聞界前輩，你可以利用你的這個身份，給參政員打個招呼，陳說一些這件事的厲害關係，讓他們把提案改為書麵檢舉。
陳布雷很不願意做這個工作，他對蔣介石提出的這個“厲害關係”也隻是部分認可，但出於對蔣介石的忠誠，陳布雷還是找到了參政員陳賡雅。
陳賡雅來自上海報界，對報界前輩陳布雷很是尊敬，同時，陳賡雅也知道陳布雷現在的身份，此時陳布雷來找自己，實際上代表的是蔣介石。於是，陳賡雅問陳布雷，這件事該如何處理？
陳布雷提出，將提案改為書麵檢舉，由參政會主席團負責人親自交給蔣介石。
陳賡雅有些擔心地說：“孔祥熙不僅是蔣介石的連襟，又是蔣介石政權的財政支柱，書麵檢舉這種形式影響力太小，蔣介石會不會大事化小，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陳布雷立即表示，蔣介石一定會嚴辦孔祥熙，並說這樣既可以達到嚴辦孔祥熙的目的，又可照顧到國際影響。
說服了陳賡雅之後，陳布雷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因為陳賡雅和傅斯年是這次揭露孔祥熙貪汙案的主要推動者。
令陳布雷沒有想到的是，陳賡雅雖然勉強答應了，但其他參政員卻認為，既然不能把孔祥熙案列為議案，但可以改為“質詢案”，反正要狠狠地“戳”孔祥熙一下才行。
於是，在參政會上，行政院院長張群在作報告時，提出了質詢案，一時間大會為之轟動。陳布雷非常著急，立即派人把質詢案文件拿走，聲稱蔣介石要看。大會沒有也無法重新複印文件，質詢案也不了了之。
此外，陳布雷還下令新聞界對此事進行封鎖，所以當時社會上對此案知之不多。
作為一個正直的文人，陳布雷對自己在孔祥熙案中的不光彩表現非常痛苦。幸好，後來孔祥熙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國庫局局長呂鹹也被免職，陳布雷的心理才得到稍許安慰。
靠堅持成為領袖“文膽”
抗戰時期陳布雷身體依然不好，侍從室有一名醫官經常來給陳布雷看病，久而久之，兩個人推心置腹，成為至交好友。一天，醫官對陳布雷說：“在侍從室行醫雖然地位有一些，但收入不高，我想離職掛牌開業做私人醫生。”
陳布雷立即勸阻道：“你千萬要打消這個念頭，你的命要緊。”
醫官奇怪地問：“陳主任，這是為什麼？”
一貫謹小慎微的陳布雷感覺說漏了嘴，他歎了口氣說：“你要小心啊！古人有言，伴君如伴虎啊！”
從侍從室離職去做私人醫生，也許還不至於像陳布雷說的那樣有生命危險。但從陳布雷的這個擔心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身邊任職，除了可以風光之外，還是有一定危險性的。
當然，對陳布雷來說，他的痛苦不是來自危險，而是來自工作的艱難。給蔣介石起草文稿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文章的主題思想乃至文章結構都由蔣介石定，陳布雷的思想與蔣介石的思想並非一體，但蔣介石交代了，陳布雷隻好強迫自己按照蔣介石的思路去寫。這對於追求獨立思考的陳布雷來說，無疑是非常痛苦的。
關於寫文章的艱難，陳布雷在一篇日記中這樣寫道：“八時十分起，準備起草參政會開幕詞，而口授要旨，繁複曲折，頗覺行文組織難以自然，而說理陳詞，未能愜當，彷徨繞室，幾乎不能下筆，至晚八時，猶隻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來電話，補充要點……”
寫了一天，隻寫了800字，那邊蔣介石又多次打電話增加要點，催促盡快完稿，可見陳布雷寫文章的艱難。
後來，陳布雷的四弟也來到重慶，在侍從室幫忙，有的文稿由他代寫，然後由陳布雷修改，陳布雷才感到輕鬆一些。
文稿寫出來了，陳布雷還麵臨一個巨大的痛苦，那就是修改。陳布雷曾經對弟弟說：“為一個不懂文字而又剛愎任性的主子寫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陳布雷說的這個“痛苦”，既是指蔣介石喜歡胡亂指點陳布雷寫作，更是喜歡胡亂讓陳布雷修改文稿。
一個文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出來了，蔣介石一看不滿意，就立即讓陳布雷回去修改。最多的一次，陳布雷竟然要18次易稿，此中的痛苦，也許隻有搞過文字工作的人才能有深切的體會。
盡管要忍受巨大痛苦，但陳布雷依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他常說自己是嫁出去的女人，身不由己。對於為蔣介石寫的那些文章，他從不居功，他說：“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個字，都是委員長的。”
事後，有人做過統計，抗戰期間，蔣介石發表了600多篇文章，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出自陳布雷之手。正因為這個原因，陳布雷主持的侍二處被認為是蔣介石的思想加工廠，而陳布雷本人也被視為蔣介石的“文膽”。
第三章 此樹婆娑生意盡
重慶談判前後的憂鬱
1945年5月，國民黨六全大會在重慶國民大會堂召開，這次大會宣言是由陳布雷起草的。誰知在大會討論大會宣言時，有個代表竟然站起來，大聲說：“大會宣言狗屁不通，總裁左右多是一些酒囊飯袋……”
與會代表大都知道這份宣言出自陳布雷之手，他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了陳布雷。一向敏感而又對自己文章頗為自負的陳布雷，當場流下了眼淚。陳布雷感到很委屈，自己一切以蔣介石意誌出發，周旋於各個方麵之間，盡力完成協調維係之責，奈何不見諒於眾，反而使自己當眾受辱。
後來盡管那個代表在大家的勸說下落座，盡管陳布雷起草的大會宣言也成功通過，但陳布雷心情卻變壞了，他感到政治太難搞了，他在日記中寫道：“雖個人鞠躬盡瘁，眠食俱減，亦何能自贖其失職之罪愆，左右思維，屢萌引退之念。”
轉眼到了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陳布雷心情略微好轉，“積年鬱悶，堪為一消。暴敵終有今日，民族正氣之勝利也”。
然而，陳布雷並沒有沉浸在對抗戰勝利的歡慶之中，當時他的助手陳芷町向他報喜，並忍不住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時，陳布雷卻冷淡地回答：“有什麼高興的？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麵呢！”
陳布雷的擔憂是多方麵的。首先是中國戰亂太久，破壞太久，毫無建設基礎，加之國民黨高層腐敗嚴重，重新建國，真可謂是困難重重。其次是社會道德方麵，“八年抗戰，道德破產，爭名競利，人為其私”。
當然，這些都不是陳布雷最為擔憂的，他最為擔憂的還是共產黨。陳布雷忠於蔣介石，在政治立場上他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抱有敵視態度。看到八年抗戰中，共產黨實力大增，陳布雷憂心忡忡，他認為，如何奪取勝利之果實，乃屬國運安危之大問題也。
抗戰勝利後，全國各界都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三次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他預計毛澤東不會來，並借機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帽子，扣在毛澤東的頭上。
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卻來了，而且是在美國駐華大使的陪同下，在重慶各界的歡呼下到來的。
陳布雷不禁有些感慨，想想9年前，自己跟隨蔣介石“圍剿”紅軍，紅軍被迫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當時境況何等之差。沒有想到，現在毛澤東已經開始和蔣介石握手談判，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這些社會名人，也對毛澤東的到來，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看來共產黨已經是今非昔比了啊！
毛澤東來到重慶，原本計劃要住10天，後來住了44天。毛澤東在重慶期間，與蔣介石先後會談了10次。後來，蔣介石對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據說每天要抽一聽（50支裝）。但他知道我不抽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然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陳布雷也是個嗜煙之人，因為身體不好，陳布雷也試圖把煙戒掉，但最後都沒有成功。作為資深煙民，他深知戒煙的痛苦，也更理解了毛澤東的強大意誌力。麵對這樣一個強勁對手，自己的“主子”蔣介石行嗎？
陳布雷的憂慮後來演變成為了懷疑。作為一名秘書，陳布雷很喜歡筆，並曾經讓外甥翁澤永在上海為自己買一支筆。翁澤永寄筆時，又附帶了一封短信，信中轉述了周恩來曾經說過的話：“希望他的筆不要隻為一個人服務，要為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
陳布雷回信說：“信中有的話，確讓我感慨萬千！我自脫離報界以來，就不能舒暢自如地用我的筆表達我所欲言。我事實上不過是一個記錄生，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書記生罷了。”最後，陳布雷又寫道：“筆啊，筆啊，我怎樣才能不辜負送我筆者的好意？”
短短信箋，陳布雷憂慮、矛盾的心情，躍然紙上！
處分周佛海時的無奈
抗戰勝利後，對於汪偽政權裏的大小漢奸，國人皆曰：“該殺！”殺這些漢奸既彰顯正義，又可以大快人心，收攬民心，蔣介石自然是支持的。於是，陳公博、周佛海等一大批漢奸被抓了起來，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懲罰。
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陳布雷也非常支持處決這些漢奸，所以處決漢奸這件事本來和陳布雷沒有多大關係，但最後因為周佛海的問題，陳布雷還是被拉進了這件事之中。
周佛海是一個非常多變的人，他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但後來他卻脫離共產黨，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進入國民黨陣營後，周佛海以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周佛海一頭紮入理論界，自然難免和陳布雷相識。1928年，陳布雷曾經和周佛海等人一起創辦《新生命月刊》。陳布雷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時，考慮到陳布雷身體不好，蔣介石便讓周佛海擔任副主任，協助陳布雷工作。從此之後，陳布雷成為了周佛海的領導，而且共事多年。
令陳布雷沒有想到的是，1938年，周佛海居然和汪精衛一起逃亡越南河內，發表了響應日本首相近衛聲明的“豔電”，成為漢奸。
周佛海這個漢奸可不是一般漢奸，而是漢奸中的實力派。當時，汪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指的是汪偽政權在南京成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餘為中心。”他甚至狂稱：“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僅次於汪精衛和陳公博，但是由於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握有實權的人物。
抗戰勝利後，周佛海被關了起來，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這個時候周佛海的第二任妻子楊淑慧急了，這個楊淑慧性格剛強，潑辣凶悍，得理不饒人，連大漢奸周佛海也懼她三分。現在聽說丈夫要被處決，楊淑慧四處找關係想救周佛海。
有問題，找領導。陳布雷曾經是周佛海的上司，所以楊淑慧也找到了陳布雷，希望陳布雷向蔣介石求情，免周佛海一死。也不知道是陳布雷沒有轉告，還是蔣介石沒有給司法單位“打招呼”，反正後來法庭仍舊判處周佛海死刑。
接著，楊淑慧提出抗告又被反駁，而且要求24小時內執行。
這時楊淑慧怒氣衝衝地找到陳布雷說：“如果周佛海真有什麼三長兩短，就別怪老娘翻臉無情了。”
陳布雷本來以為一個女人家翻臉又怎麼樣，誰知楊淑慧並非僅僅逞口頭之快，她手裏是有砝碼的。原來，抗戰後期，周佛海感到一旦抗戰勝利，自己這個大漢奸下場可能不妙。於是，他偷偷通過戴笠，為蔣介石做了一些事。為了鼓勵周佛海這一“英明之舉”，蔣介石曾經給周佛海寫過信。
當著陳布雷的麵，楊淑慧就把這封信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頃聞君有意回頭，不勝欣慰，望君暫留敵營，戴罪立功。至於君今後的政治前途，餘絕對予以保證。望勿過慮為要。”
當陳布雷問楊淑慧要信時，楊淑慧說信在香港，一旦周佛海被處死，她將公開這封信。蔣先生是一個政治家，說過“君今後的政治前途，餘絕對予以保證”，現在不能不顧及信用吧！
作為周佛海的老領導，陳布雷不想，也不願去管周佛海的事情。他對楊淑慧說：“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去找陳方吧。”
陳方也是蔣介石秘書之一，後來陳方帶著楊淑慧見了蔣介石。蔣介石以國府主席的名義下令，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隻是楊淑慧也沒有高興太久，因為1948年初，周佛海就因為心髒病發作，在一陣哀嚎之後，死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
宣傳事業的領導者
抗戰結束後，曾經權傾一時的侍從室被撤銷了。一處主任錢大均去了上海任市長，三處主任陳果夫轉到財政部門任職，隻有陳布雷較為失落一些，被蔣介石推薦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這個職務聽著似乎很高，實權卻不大，但和當時的侍二處主任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
十多年來，陳布雷一直渴望放棄官職，專心文稿。現在真的沒有了侍二處主任這個官職，他還是忍不住產生了一些失落感。因為官場上的人是非常現實的，你一旦沒有了權力，別人對你的態度立即就會發生變化。
當時，國民政府正準備從重慶搬回南京，陳布雷委托蔣介石的另一個秘書陶希聖，為自己在南京租下某處房子。陶希聖找到南京市市長馬星樵，說陳布雷看上了某處房子。
馬星樵卻說：“這棟房子已經被別人租去了，以後我再給布雷先生找一棟更好的吧。”
接著，馬星樵又說：“布雷先生的事情不好辦啊，如果由政府補貼一筆錢給他租房子，布雷又不會同意。但現在南京的房租很高，如果我給他找到合適房子，又怕布雷一時拿不出那麼多房租。”
陳布雷有些惱怒，想當年國民政府搬到重慶時，重慶房子比南京還要緊張，自己還是輕易地在重慶北碚區的美專街找到一棟小樓居住。現在馬星樵不給自己找房子，顯然是看自己不是侍從室的“陳主任”了！
1946年3月，陳布雷一家從重慶回到南京，因為房子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陳布雷隻好把家眷安頓在上海。平時，每隔兩三個月，陳布雷去上海一趟。起初，他還帶一名副官前往，兩人的車費從不報公賬。後來通貨膨脹嚴重，車費狂漲，為了節省開支，陳布雷隻好一個人回上海。
蔣介石自然不會讓陳布雷這支筆就此閑散下去，早在抗戰後期，蔣介石就讓陳布雷多過問一下新聞宣傳工作。但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是頗有威望的王世傑，陳布雷不便插手，隻是在重大問題的宣傳上，充當一下蔣的傳言人，偶爾給王世傑打電話或者去信通知一下。
抗戰勝利後，王世傑轉任外交部部長，吳國楨接任宣傳部部長。蔣介石知道吳國楨雖長於國際宣傳，但對宣傳方針及各個方麵的聯係較差。於是，為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蔣介石決定成立一個宣傳指導中心。
一天，蔣介石告訴陳布雷：“我決定建立一個包括宣傳部在內的‘宣傳小組’，作為宣傳工作聯係和指導的中心，由你來充當召集人。現在你原來的工作任務已經減輕，可以在宣傳工作多上加強一些，尤其是在對付中共的宣傳方麵。”
就這樣，由陳布雷負責的這個“宣傳小組”，在不為外界所知的情況下悄然成立了。不要看隻是一個小組，但該小組的組成人員卻個個官職很高，既有國民黨中宣部正、副部長，又有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還有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等。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國民黨內和宣傳有關的所有部門“頭頭”，全都被吸納進了這個小組。
“宣傳小組”全稱是“戡亂宣傳小組”，單從“戡亂”二字即可以看出，這個小組主要職責是配合國民黨軍隊對付共產黨的。
平日裏，宣傳小組一般每周開一次會，一般選擇在蔣介石的“官邸會報”的前一天。這種會議主要任務就是為新發生的新聞事件“定調子”，研究宣傳策略，彙報給蔣介石之後，國民黨的各個宣傳部門，就根據這些“調子”，與共產黨開展宣傳戰。
陳布雷因為領導這個小組，也被當時人們戲稱為“宣傳作戰的參謀長”。
為蔣介石修家譜
抗戰之前，蔣介石匆匆登上總司令寶座，就忙著和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政治勢力鬥爭，又忙著和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勢力爭天下。還沒有完全把握住大局，全麵抗戰就爆發了，蔣介石又忙於指揮抗戰。
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威望大增，“民族英雄”“封建帝王”這些念頭，開始在蔣介石頭腦中作祟起來。時代不同了，蔣介石自然不能再捏造母親夢龍受孕、出生時滿屋紅光等異象，但為蔣家找一個比較像樣的祖上還是可以的。
一天，蔣介石問陳布雷：“布雷先生，你看到過全祖望寫的《蔣金紫園廟碑》嗎？這裏說的都是蔣氏家族的典故啊！”
全祖望是清初寧波籍才子，和陳布雷算是老鄉，對這位大才子的文章，陳布雷早已經拜讀過，自然也明白蔣介石說這番話的目的。陳布雷對蔣介石說：“蔣先生，布雷明天把這份廟碑檢點出來。”
等陳布雷把文章交給蔣介石時，蔣介石認真看了一下，非常高興地說：“這份廟碑我留下，請吳稚暉書寫一下，刻成石碑。”
陳布雷在一旁解釋道：“從全祖望寫的碑文看來，蔣氏祖先源遠流長，自天台至奉化，後來遷到寧波。北宋時，蔣浚明曾經做過金紫光祿大夫，住在寧波金紫巷。”
聽完陳布雷的介紹之後，蔣介石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他為能夠有蔣浚明這樣的祖上而感到自豪。他對陳布雷說：“布雷先生，修譜之事就托付給你了，你多費心。譬如先母王太夫人的事，你在家譜中也要著重提及一下。”
古代人修家譜，一般是不提女子的，蔣介石要把母親修進家譜，既是因為他是孝子，更是因為在抗戰時期，曾經發生過一起鄭紹發冒認宗親的鬧劇。當時，一個叫鄭紹發的河南農民聲稱，小時候河南遭災，母親帶著自己和弟弟，到浙江益泰鹽行的蔣老板（蔣介石之爹）家做保姆。後來蔣老板原配夫人去世，就娶了鄭紹發的母親，而弟弟也改姓了蔣，即是蔣介石。後來，鄭紹發一個人回了河南當農民。現在發現弟弟蔣介石發達了，他要前來認親。
鄭紹發的這個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聽起來非常合理，以至於當時很多人都認為是真的。蔣介石自然不甘心承認自己是河南一個姓鄭的農民的後代，但這種情況造成影響之後，如果蔣介石出來辟謠，反而擴大了謠言的傳播，越描越黑。無奈之下，蔣介石隻好讓戴笠把這個鄭紹發軟禁起來，嚇唬一頓後，把他趕回河南。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這件事的影響依然還在，蔣介石視此為奇恥大辱，自然要在修族譜時為母親正名。
修族譜少不了四處走訪，多方考證，這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體弱多病而又工作繁忙的陳布雷自然做不了這個。他對蔣介石說：“布雷今日心力交瘁，我提議讓沙秘書做我的助手，具體主持修譜事務。”
蔣介石知道，沙秘書即沙文若，既是寧波人，又是書法聖手，精通文史，自然是修族譜的合適人選，所以蔣介石同意了。
1947年4月2日，陳布雷陪同蔣介石、宋美齡一起回到蔣介石的溪口老家。蔣介石雖然回老家多次，但抗戰勝利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和前兩次因“下野”灰溜溜地回來不同，現在的蔣介石已經是抗戰英雄，黨國領袖，所到之處，都有軍政大員陪同，都有鮮花與掌聲迎接。
蔣介石在當地一所學校的演講，由侍從秘書記錄了下來。陳布雷看後說：“撰成文言，印發給學生，由教師講解，當國文讀。”
修族譜，衣錦還鄉，這個時候的蔣介石何其愜意！
“叛逆”女兒走上另一條路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1947年下半年，家事讓陳布雷非常揪心。陳布雷有8個子女，其中最讓他疼愛，也最讓他頭疼的就是陳璉。所以，陳布雷的家中，以他與陳璉的這本“父女經”，最為難念。
陳布雷和陳璉的“冤家”關係，從陳璉一出生時就開始了。陳璉出生前，其母楊氏生育過於密集，氣血兩虧，身體虛弱。分娩前，楊氏對陳布雷說：“我昨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姐入棺，我和大家相送，卻發現旁邊有一新棺，上麵寫著楊氏。我擔心這次生育可能會不順利，恐怕不能和你做長久伴侶了。”
果然，在陳璉出生還沒有滿月時，楊氏就去世了。陳布雷和楊氏非常恩愛，扶著楊氏的屍體，陳布雷痛哭不已。這時一旁的陳璉也哭了起來，陳布雷認為是這個嬰兒害死了楊氏，一貫溫文爾雅的陳布雷突然失去了理智，他把嬰兒往痰盂裏塞，打算溺死嬰兒。
這時嶽母從門外衝了進來，陳布雷則把嬰兒向窗外扔去。嶽母趕緊到外麵去找，發現嬰兒幸虧沒有落在青石板上，而是落在了樓下天井棚架篾頂上。
恢複理智後，陳布雷非常後悔，心裏稱呼嬰兒為“可憐的女兒”，於是就給孩子取名“憐兒”。開始上學後，用“憐”的諧音取名“陳璉”。
陳璉年輕時就很激進，在重慶讀高中時即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並秘密入黨。本來她打算高中畢業後去延安，但被周恩來、鄧穎超勸阻，留在了父親的身邊。隨後，陳璉到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在這裏認識了她秘密活動的上級、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袁永熙。
抗戰勝利後，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北平學委書記。公開身份是“敵偽產業處理局”的職員。1946年秋季，27歲的陳璉大學畢業，也到北平工作，擔任貝滿女子中學曆史教員。
隨後陳璉告訴陳布雷，自己要和袁永熙結婚。陳布雷還算比較開明，讚同自由戀愛。但可憐天下父母心，他依然不放心，尤其是擔心未來女婿的政治傾向問題，所以他就讓在北平的友人打探一下袁永熙的情況。
很快，消息傳來，袁永熙雖然思想激進，但並不是共產黨員，而且人品端方，是個不錯的青年。於是，陳布雷同意了。8月10日，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禮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國民黨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其太太、小姐們應邀而至，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充當證婚人。
結婚之後，“陳布雷的女兒”這塊招牌為夫妻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但不久，發生了“地下電台案”，二人被國防部保密局抓了起來。
當得知陳璉被抓後，陳布雷固然是心急如焚，而蔣介石也是坐立不安。蔣介石並不是關心陳璉，而是擔心陳布雷在自己身邊多年，知道的信息太多了，一旦陳布雷把這些信息告訴陳璉，後果不堪設想。
陳璉夫婦很快被押送到南京，關押在保密局內接受審訊。麵對特務們的威逼利誘，陳璉、袁永熙機智應對，他們地下黨的身份也沒有暴露。保密局特務很是失望，但蔣介石知道陳布雷並沒有泄露信息給陳璉，心情卻輕鬆了起來。
女兒和女婿以“共黨嫌疑”之名關押在南京保密局，無異給一向標榜“效忠黨國”的陳布雷以公開的羞辱。他反複權衡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短信：“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
對陳布雷這個跟隨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蔣介石十分了解，他是不會輕易開口求人的。看了陳布雷的短信後，蔣介石告訴陳布雷：“你女兒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過，不是共產黨，是‘民青’（民主青年聯盟）成員，你可以把他們領回去，要嚴加管教。”
於是，陳布雷開始為保釋憐兒（陳璉乳名）和女婿出獄積極活動。1948年1月，陳璉出獄；幾個月後，袁永熙出獄。陳布雷終於和女婿第一次相見，兩人談了很久。袁永熙舉止穩重，談話頗有見地，令陳布雷感到很欣慰。
幾個月後，陳布雷自殺前，專門把袁永熙叫去，和他認真談了很久，囑托後事，由此可見陳布雷對陳璉、袁永熙的喜愛。
隻是陳璉後來的命運也非常曲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袁永熙被劃為右派，二人被迫離婚。後來，陳璉也遭到審查，於1967年11月19日自殺身亡。父女二人，先後都走上了自殺之路，令人唏噓。
文章多拚湊而成
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調集30萬軍向解放軍控製的宣化店地區發動進攻，國共內戰全麵爆發。
戰端初起，國民黨軍有860萬人，控製著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線；而共產黨方麵，解放軍隻有120萬人，隻控製著一些中小城市。
因為占據“絕對優勢”，國民黨方麵認為，可以用3到6個月消滅解放軍。蔣介石說：“時間到了，成熟的蘋果自然會落入我們的懷抱。”
陳布雷也樂觀地附和說：“委座對軍事方麵極有把握，必須使共產黨的武力不致阻撓國家建設，此為國家根本需要，此點必須堅持。”
然而，戰端一起，局勢卻絕不像預想的那麼好，國民黨不僅在戰場上屢屢遇挫，而且在他們統治的地區內也是麻煩不斷。
當時，為了反對內戰，西南聯大幾千名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國民黨當局派出軍警彈壓，軍警人員竟然闖入學校，投擲手榴彈，造成4人死亡，20多人受傷，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
蔣介石讓陳布雷處理此事。陳布雷一介文人，認為雲南當局處理不當，他將國民黨雲南黨部主任李宗黃、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關麟征，以“停職候處”的名義調離昆明；將投彈凶手陳奇達、劉友沼判處死刑；對傷亡學生進行了撫恤。這次事件才得到平息。
處理學生示威遊行，隻是陳布雷“臨時客串”的工作，陳布雷真正工作的重心還是指導宣傳工作。當時上海是全國文化中心，為了控製好上海報界，陳布雷對上海主要報紙《申報》《新聞報》進行了人事調整。
對於那些屢屢揭發、抨擊國民黨的報紙，陳布雷則要求報館辭退那些進步記者。在遭到拒絕後，陳布雷強行要求報館接受國民黨特務擔任總編輯和記者，以封閉反國民黨聲音。
從處理雲南學潮、上海報界兩件事來看，陳布雷似乎是頗有魄力，頗有成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時國統區學潮不斷發生，各地報紙也經常不聽“招呼”，發一些反對內戰、揭發國民黨腐敗的文章，這些都令陳布雷煩惱不已。
而真正令陳布雷感到煩惱的還是飛漲的物價。1948年春天，久未理發的陳布雷喊來理發匠理發。理完之後，他嚇了一跳，理發費用居然要16萬元。
怎麼解決物價飛漲問題，陳布雷認為隻有讓蔣介石掌握更大的權力，才能推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48年4月，國民黨將召開第一次國民會議，會前，蔣介石提出不選總統候選人。陳布雷認為這個決定非常英明，因為這樣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不僅如此，蔣介石當選總統後，又兼任著國民黨總裁，一些人認為蔣介石這樣做未免太專權了，建議取消“總裁製”，以削弱蔣介石的權力。陳布雷立即為蔣介石進行辯護說：“現在天下大亂，正需要總裁把各方麵的力量集中起來，所以此時非要總裁製不可。”
陳布雷的期望似乎真的起了作用，當時由新任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提出了以金圓券代替法幣，蔣介石表示認同，金圓券方案獲得通過。物價飛漲的局麵有望得到遏製，陳布雷心中升起了一點希望之火。
但這點微弱的希望之火滅得太快了。金圓券發行兩個月後，物價批發指數上漲了17.5倍。陳布雷回上海時，妻子王允默告訴他，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換了16次牌價。職工每個月的收入，隻夠買一塊肥皂。如此情況，老百姓的日子該有多艱難啊，陳布雷不禁對自己效忠的政權感到失望和憂慮。
麵對通貨膨脹的無奈
物價飛漲，國事固然艱難，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陳布雷這個國民黨“高官”日子也艱難起來。
當時，陳布雷領導的宣傳小組有100億宣傳經費，為了保值，有人建議把經費換成黃金、美鈔。正直的陳布雷卻斷然拒絕了，他認為國難當頭，這樣做和政府精神相違背。陳布雷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代價，物價暴漲之後，這100億元隻能兌換幾千元金圓券。
對於這個結果，陳布雷無奈地說：“我們為了守法，犧牲了小利益、個人利益，最後卻便宜了那些金融家！”
經費沒有了，下邊的那些工作人員日子立即艱難起來，甚至連夥食費都繳不起。陳布雷便拿自己的工資給大家墊付，至月終結賬的時候，有的人還是歸還不了，陳布雷下個月仍然繼續為他們墊付。
這樣看來，陳布雷家似乎非常有錢，實際上並非如此。金圓券發行之初，作為國民黨高官，陳布雷決定起到帶頭作用，他回到上海，讓夫人把家中的金器、銀元整理出來，兌換成金圓券。不想金圓券一貶值，陳家生活也變得格外艱難起來。最後還是政務局局長陳方報請總務局，才為陳布雷特撥了一筆款項。
生活的拮據並沒有影響陳布雷太多，但時局的變化卻最終摧垮了陳布雷的意誌。1948年9月，遼沈戰役爆發，在50多天的時間裏，解放軍殲敵36個師，國民黨兵力降到290萬，解放軍增至300萬。同時，在其他戰場上，國民黨軍隊也是節節敗退，戰場形勢發生逆轉。
本來給蔣介石寫文稿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戰局惡化之後，蔣介石的脾氣更加暴躁起來，一個文稿常常要反複修改多次，這些都令陳布雷痛苦不堪。
更麻煩的還是陳布雷主管宣傳工作，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不斷戰敗，如果如實報道，必然動搖人們的信心；虛假宣傳，墨寫的謊言無法掩蓋血的事實，又容易失信於民。作為宣傳部門的“大管家”，陳布雷確定了幾個宣傳原則，但宣傳工作毫無起色。
物價飛漲，戰事失利，局勢已經難以挽回，心力交瘁的陳布雷，心情非常苦悶。一天，他和副官一起來到觀音殿，誠心祈禱，請求神靈指點。搖出一簽，居然是下下簽，簽語：
衝風冒雨去還歸，役役勞心似燕兒。
銜得泥來成壘後，到頭壘壞複成泥。
陳布雷筆名“畏壘”，這個簽語中居然兩次出現“壘”字，簽語中的燕兒“役役勞心”，和陳布雷何其相似！
陳布雷絕望了，看來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自己嘔心瀝血做的這麼多事情，到頭來都又“複成泥”啊！
“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麵對蔣家王朝的覆滅，陳布雷感到無能為力。但讓他轉換門廳，他又不願意為之，因為他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懷感激，傳統文化上的“從一而終”，也在他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事已經不可為，活著隻能是煎熬，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脫。
於是，在參加完11月11日的國民黨中政會之後，陳布雷開始準備自殺。在寫給蔣介石的遺書中，陳布雷對自己的自殺表示了歉意：“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任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
無力回天自回天
從1948年11月11日下午開始，陳布雷的副官陶永標，接連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下午3時，參加完會議回到陳公館的陳布雷，一臉疲憊，像大病過一場一樣。秘書蔣君章問：“陳先生，會怎麼開得這麼晚才結束？”
陳布雷答非所問：“我的臉色如何？”
蔣君章問：“陳先生是否身體不適？”
陳布雷沒有回答，開始坐下吃午飯。陳布雷為人和善，平時任何人問問題，他都會和藹回答，今天如此反常，令陶永標感到很驚訝。此為“一奇”。
這頓午飯吃了一個多小時，陳布雷對身邊的幾個秘書侃侃而談，從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北伐戰爭，一直談到當今的局勢。對當今局勢的悲觀，陳布雷也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作為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一貫謹言慎行，今天說了這麼多“出格”的話，令陶永標感到驚訝。此為“二奇”。
當天夜裏，本該按時休息的陳布雷又去了蔣介石府邸，回來時陳布雷更加疲憊，猶如喝醉酒一般。蔣君章急忙扶住陳布雷上樓，陳布雷喃喃自語道：“成敗在天，我該休息了……”陳布雷連夜見蔣，回來時又是這種表現，此為“三奇”。
12日這天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國民政府將在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一貫勤奮而又敬仰孫中山的陳布雷，卻請假沒有參加。此為“四奇”。
上午時，陳布雷讓妻子王允默去上海參加外甥女的婚禮。王允默看到陳布雷身體太差，就不願離開，但陳布雷卻一再要求王允默去參加。無奈之下，王允默隻好離開家，去了上海。不僅如此，陳布雷還讓住在自己家的妹夫也去上海參加婚禮，理由是“這是難得的機會，和親友會會”。這樣一來，陳公館裏，就沒有一個親人在陳布雷身邊了。此為“五奇”。
隨後，陳布雷打電話叫來了袁永熙。袁是陳布雷最喜歡的女兒陳璉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陳和袁聊了很久，說了一些交代性的話。接著，陳布雷理發、洗澡，又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和一雙新布鞋。此舉有些奇怪，但大體尚能說得過去。
午飯後，和政務局局長陳方聊天之後，陳布雷讓副官陶永標開車到中山陵。在宏偉的中山陵，陳布雷流著淚站了很久，直到夜幕低垂，陳布雷才上車回家。此為“六奇”。
吃晚飯的時候，陳布雷心事重重，吃菜心不在焉，隻夾靠近碗的那一碟裏麵的菜。吃完飯，陳布雷對陶永標說：“我今夜要趕一個重要東西，任何客人不見，電話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說，你也不要上來催我睡覺，我寫完之後，自己會服安眠藥睡的！”說完，陳布雷向樓上走去。
走到一半，陳布雷又回頭叮囑一遍：“一定不要讓人來打擾我，我要安靜些！”此為“七奇”也。
陳布雷的這些反常表現，雖然令陶永標感到奇怪，但他並沒有細想，於是，悲劇開始啟動了。本來，陶永標還有些挽救悲劇的機會，但他都沒有抓住。
按照陳布雷的吩咐，陶永標匆匆吃完飯後，就來到會客室，替陳布雷擋駕。8點鍾，一位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要見陳布雷，被陶永標攔了下來。此為第一次失去機會。
9點鍾，蔣介石秘書來電話，通知陳布雷明天開會。陶永標沒有驚動陳布雷，隻是把這件事記在記事簿上。此為第二次失去機會。
到了深夜12點，陶永標抬頭向陳布雷的窗戶望去，透過厚厚的窗簾，依然有微弱的燈光射了出來。陶永標幾次想去催陳布雷睡覺，想到陳布雷之前的吩咐，陶永標隻好默默離開了。此為第三次失去機會。
失去這些機會後，現在悲劇已經無可挽回地發生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吃早飯的時間，陳布雷還沒有起床；8點鍾，秘書蔣君章等陳布雷一起去上班，陳布雷沒有起床；9點鍾，蔣介石的秘書催陳布雷去開會，陳布雷沒有起床；到了10點，陳布雷房內依然沒有動靜。
陳布雷平時是7點左右起床的，聯想到昨天陳布雷的表現，一股不祥預感襲上蔣君章、陶永標心頭。兩個人撞開房門，撩開蚊帳，發現陳布雷依然躺在床上，臉色蠟黃，身上冰涼，枕邊留有署名蔣君章的信和一百粒安眠藥的空瓶，不用問，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了……
陳布雷死後，極盡哀榮。蔣介石、宋美齡第一時間來看望，蔣還手書“當代完人”予以高度肯定。公祭之後，蔣經國代父護送靈柩到杭州安葬。碑上刻有書法家錢太希題寫的“布雷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