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楊永泰的這一思路，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馮玉祥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閻錫山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部部長，李宗仁被任命為軍事參議院議長。
人事任命之後，蔣介石發表熱情談話，希望三人長期留在南京，與大家一起共商國是，一同為早日實現“憲政”而努力。
楊永泰是“人精”，但馮玉祥等人也不傻，你給他們升官他們自然願意，但你要動他們手中的軍隊，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果然，蔣介石提出的“軍事整理案”，根本就沒有被列入會議議程，更別談獲得通過了。
就這樣，楊永泰的“削藩推恩”的第二步，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全軍整編，遇到麻煩。
政治“削藩”遭遇失敗
二屆五中全會上，“軍事整理案”遇挫之後，楊永泰繼續建議蔣介石盡快召開“編遣會議”，以“杯酒釋兵權”，剝奪馮玉祥等人兵權。為此，蔣介石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軍事訓練總監何應欽，積極籌劃“全國編遣會議”的召開。
按照當時的形勢，北伐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此時各地軍隊都應該編遣，這是無人可以置疑的，所以編遣部隊不僅可以奪權，而且可以招攬人心。
但究竟該如何編遣，這裏麵的學問就大了。戰亂年代，大家都懂得“有兵才是草頭王”，所以每個軍頭都不願意手中的部隊遭到編遣。
為了盡可能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馮玉祥提出了“保存精良”的建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馮玉祥的部隊戰鬥力很強；閻錫山則提出了“平均分配”的建議；此外其他人也出了一些編遣建議。
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頭提出的這些建議，蔣介石統統沒有接受。看到自己的建議遭到拒絕，馮玉祥等人忍不住要問：“委員長，你有何好的舉措？”
蔣介石含糊地說：“再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合理的編遣方式。”
其實，蔣介石已經有了“好的”舉措，他決定把馮玉祥等人的軍權剝奪了，自己一家通吃。玩政治是要講究圓滑的，自己搞“一家通吃”實在不好意思公開說出來，於是蔣介石隻好說“再研究研究”了。
雖然“一家通吃”不好意思說出來，但偷偷做還是必要的。為此，蔣介石讓楊永泰等人在底下偷偷活動，為實現“一家通吃”而努力。
1929年初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隆重召開，蔣介石在會上作了《關於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的專題報告。為了說服馮玉祥等人交出軍權，蔣介石希望他們效法明治維新時代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雄藩，於大功告成之後，“深明大義，毅然決然奉還大政，歸命中央”。
明治維新時，雄藩交權，確實意義深遠。但要讓馮玉祥等人效法日本雄藩，那是很難的。這不僅是中國軍閥曆來缺少這主動“奉獻”的紳士精神，更因為在馮玉祥等人眼裏，蔣介石也隻是一個普通軍頭而已，沒有明治那個“天皇”身份，所以馮玉祥等人怎麼能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軍隊交給蔣介石呢！
於是，全國編遣會議上，各方矛盾很大，爭論不休。但由於此前，楊永泰等人已經把“功課”做足，加上有民國元老胡漢民的力挺，會議居然僥幸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
《大綱》通過了，似乎按照這個文件執行就行了，但蔣介石、楊永泰等人並沒有感到輕鬆，因為他們都是“人精”，他們太了解中國人了，一切程序性的文件，對實權派的約束力都不大，是否“有利”才是他們最為看重的行為準則。
果然，《大綱》通過後，馮玉祥、李宗仁等人感到中了蔣介石圈套，紛紛以各種形式與蔣介石對抗。首先跳出來的是馮玉祥，他感到蔣介石與閻錫山似乎已經聯合，於是他偷偷找到李宗仁，二人對外以同遊中山陵園為名，進行密談。
經過幾次密談，馮玉祥、李宗仁商定的對付蔣介石的辦法是：堅決不執行編遣會議的決議，蔣介石若使用武力來壓迫，則抵抗到底，互相支援，決不屈服！
因為有了馮玉祥、李宗仁的反對，結果會議開了20多天，也沒有能夠達成共識，蔣介石抱有極大希望的編遣會議，最後以失敗而收場。
至此，由楊永泰提出的“政治削藩”遭遇失敗。“政治削藩”的失敗，並不能說楊永泰的這個計劃不好，隻是因為“削藩”涉及的是馮玉祥、李宗仁等人最為核心的利益，無論你采取多麼冠冕堂皇的政治方法，都很難取得成功。
協助蔣介石平定桂係
既然“政治削藩”失敗了，隻好付諸武力了。按照楊永泰的建議，蔣介石決定用軍事手段，對付李宗仁、白崇禧等桂係。
其實，早在編遣會議之後，李宗仁就意識到蔣桂戰爭不可避免，他匆匆離開南京返回武漢，部署軍事，並急電駐在唐山的白崇禧，把駐在北平的李品仙部和駐在唐山附近的葉琪部，迅速開回武漢。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皖鄂邊境集結海陸軍大部兵力。於是，社會各界都感到，一場硬碰硬的巔峰對決——蔣桂戰爭，即將在湖北、安徽等地上演。
然而，因為有了楊永泰這個“當代臥龍”的加入，蔣桂戰爭失去了戰爭的壯烈之美，卻加入了智慧與陰謀的火花。
蔣介石第一個下手的地方是湖南。當時的湖南是桂係的勢力範圍，而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是湖南人，早年的出身是湘軍，似乎和桂係不是很親近。蔣介石發現有機可圖，他利用魯滌平曾經的上司譚延闓的關係，和魯滌平搞好關係，從江西運去大批軍械到湖南，大有支持魯滌平攻擊桂係的架勢。
蔣介石如此大張旗鼓地“私運”器械到湖南，立即引起了駐紮在湖南的桂係將領懷疑，他們立即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魯”運動。蔣介石立即抓住機會不放，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名義，免去桂係骨幹將領夏威、陶鈞、胡宗鐸在武漢政治分會委員之職，並把軍隊開赴鄂東。
在武漢小勝之後，蔣介石令唐生智帶著大把鈔票去了平津。原來北伐之後，平津一帶是桂係白崇禧的地盤。唐生智到來後，很快策反了白崇禧手下大將李品仙。結果，蔣介石不費一兵一卒，迫使白崇禧倉皇出走。
桂係將領屢屢被政治手段搞垮後，蔣介石又把目標對準了李濟深。李濟深雖然是廣西出生，但他長期盤踞廣東，並不能算作是桂係，隻是和李宗仁關係不錯，蔣介石對他很不放心。很快，李濟深被騙出廣東，來到上海後，他不敢去南京，擔心蔣介石要對付自己。
這時，國民黨大佬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出麵勸說，並以蔣介石的人格擔保李濟深此行無礙。結果蔣介石“人格擔保”並沒有效，李濟深到南京後，蔣介石就以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剝奪軍政大權，並“永遠開除黨籍”。
白崇禧、李濟深一除，蔣介石心中一塊石頭落地，他一麵指揮嫡係部隊進攻桂係，一麵令楊永泰繼續在“政治瓦解”上再接再厲。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楊永泰帶著蔣介石的親筆信，秘密來到香港，和被李宗仁、白崇禧排擠到香港的俞作柏洽談。楊永泰對俞作柏說：“如果你能‘活動’桂係將領李明瑞、楊騰輝倒戈，中央可以任命你為廣西省政府主席。”
憑借楊永泰的三寸不爛之舌，俞作柏很快被說動，並隨楊永泰一起回到南京。蔣介石立即任命俞作柏為上將參議，並由楊永泰陪同抵達漢口，和李明瑞等人秘密接觸。俞作柏、楊永泰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1929年3月27日蔣桂戰爭爆發，4月2日，李明瑞、楊騰輝即倒戈反桂，致使桂係一敗塗地。
最後，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廣西，蔣介石指揮大軍進行合圍，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到香港，蔣桂戰爭結束。
後來，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借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李宗仁提出的“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則多是出自楊永泰之手。就這樣，楊永泰協助蔣介石平定了桂係。
協助蔣介石擊敗馮玉祥
在短短的兩個多月內，龐大的桂係部隊被蔣介石一口吃掉，舉國震動，蔣介石躊躇滿誌，把目光轉向了馮玉祥。
本來全國編遣會議時，馮玉祥和李宗仁曾經一起商議過如何對抗蔣介石，但等到蔣桂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卻表示“不便偏袒”，實際上是首鼠兩端，觀望不前，並有與蔣介石相互諒解之意。
馮玉祥之所以出現這個變化，不僅是因為蔣介石、馮玉祥兩人是結拜兄弟，更是因為在蔣桂戰爭期間，蔣介石派邵力子、賀耀祖私下拜會馮玉祥，許馮玉祥以兩湖地盤與行政院院長，以換取馮玉祥的“不便偏袒”。這又是楊永泰“政治手段”的一次完美勝利。
許以好處，分化盟友，戰後反悔，這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經常被人使用的策略。馮玉祥在夢想到兩湖地盤和行政院院長一職的同時，也對蔣介石有所提防。他命令韓複榘統兵13萬，出武勝關南下，至湖北廣水待命。
食言而肥，幾乎是所有政治梟雄的共有特征。平定桂係後，不僅當初給馮玉祥的許諾沒有兌現，就連早在北伐時就由馮玉祥攻下的山東，蔣介石也想據為己有。他調陳調元、方振武率師入魯，接收膠東，打算和馮部孫良誠爭奪山東。
矛盾已經產生，昔日的結拜兄弟，現在正式反目成仇，馮玉祥自稱“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以潼關為防線，意圖反蔣。
蔣介石做得更絕，他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名義，經中常會通過，革除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同時，蔣介石發動宣傳機器，把馮玉祥形容為“陰險成性”“反複無常”“勾結蘇俄”“背叛黨國”之徒!
戰爭一觸即發！按照楊永泰的“削藩”大計，對付馮玉祥主要是采用經濟手段。所謂經濟手段，並不是打經濟仗，而是賄賂。
早在1929年3月，蔣介石取得武漢時，就邀請馮玉祥手下大將韓複榘來見。韓複榘這個剛剛崛起的軍閥，受到了蔣介石夫婦的熱情招待之後，高興得手舞足蹈。蔣介石再讓手下給了韓複榘一筆巨款，又許諾給韓複榘河南省政府主席一職。就這樣，韓複榘被策反了。
接下來，蔣介石把目光轉向了馮玉祥手下另一個大將石友三。石友三是個非常具有傳奇性的人物，他的行事風格就是不講道義，隻講好處。他曾先後投靠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後背叛，被時人稱為“倒戈將軍”。
對於石友三這種“倒戈將軍”，策反工作太容易了。蔣介石派人傳話給石友三，以後中央政府每月給你“協餉”。就這一個條件，石友三被收買了。
韓複榘、石友三都是在馮玉祥軍隊裏，一步步幹起來的，現在都是“方麵大員”，一流上將。所以二人的背叛，決定了這場戰爭已經毫無懸念。
1929年5月22日，韓複榘與石友三聯名發電，表示“維持和平，擁護中央”。蔣介石大喜，立即任命韓複榘為西北軍總指揮，任命石友三為第十三軍軍長。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奉上500萬，令他們討伐馮玉祥。
戰爭已經無法進行，馮玉祥以“入山讀書”為由，宣布下野。
據馮玉祥的部下後來回憶，若以軍隊的素質與訓練而言，如果打硬仗，蔣軍的確不是馮軍的敵手，若非韓、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們的”。
曆史沒有假設，戰爭隻關注結果。因而，馮玉祥的戰敗並沒有太多值得同情的，因為他在謀略上輸給了蔣介石背後的楊永泰，盡管這個謀略不太光明正大。
中原大戰中再顯身手
馮玉祥的“入山讀書”自然是一招緩兵之計，他借此機會暗通閻錫山。
此時的閻錫山倍感壓力大增，北伐時期國民黨有四大集團軍，即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自己的第三集團軍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沒有想到，轉眼間第二、第四集團軍都遭到慘敗，接下來蔣介石該把矛頭對準自己的第三集團軍了吧？
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閻錫山邀請馮玉祥來山西，共同商議聯合反蔣。馮玉祥這個時候有些落魄，正渴望著和閻錫山聯合，所以一接到邀請，他就屁顛屁顛地來到山西。
來到之後，馮玉祥才發現上當了，閻錫山雖然有聯馮抗蔣的想法，但這個想法並不強烈。當時，閻錫山內部出現了兩派，一派是反蔣派，他們主張聯馮抗蔣；另一派是支蔣派，他們主張驅逐馮玉祥，和南京走在一起。
此時，閻錫山的態度，直接影響著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乃至整個中國的命運。於是，其他各派也派人來山西遊說閻錫山。當時媒體描述道：“反蔣與擁蔣人士遂絡繹於山西道上。”
這種被舉國關注的感覺，既給了閻錫山很大的壓力，又給了他很大的成就感。當時，社會各界都在猜測閻錫山到底會擁蔣還是反蔣。令大家沒有想到的是，閻錫山兩個選項都沒有選，而是通過媒體向外界透露，俺閻老西將與馮玉祥將軍一起出洋考察。
得到這個消息後，蔣介石一頭霧水，這個閻錫山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蔣介石和楊永泰等人商議，楊永泰認為，閻錫山左右逢源，實際上是想撈取更大好處，這個時候可以給他點好處。
於是，蔣介石派出張群等人帶著巨款，到山西活動。在張群等人的斡旋下，閻錫山離開山西，來到北平，和蔣介石見麵。蔣介石給了閻錫山一個“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頭銜，希望不要容納馮玉祥，閻錫山表示接受。
回去之後，閻錫山再次表現出了左右逢源的性格，他並沒有驅逐馮玉祥，而是把馮玉祥軟禁於建安，希望在蔣、馮之間都保留回旋的餘地。
擺平了馮、閻之後，楊永泰的“削藩”大計似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於是，當年8月，第二次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意圖壓縮地方軍，擴大自己的中央軍。
蔣介石的行為讓閻錫山再次看到危險，他又決定倒蔣。蔣介石趁機招兵買馬，打算開戰。於是，閻、馮聯合起來，決定共同討伐蔣介石。
然而，令馮玉祥鬱悶的是，閻錫山反蔣喊的聲音挺大，卻沒有實際行動。馮玉祥的西北軍出動後，閻錫山的部隊卻不動窩，甚至連和西北軍互通信息都不願意。
馮、閻聯手，最後變成馮軍單幹，馮軍士氣受到影響，軍事補給也得不到保障，結果馮玉祥兵敗，而閻錫山則當上了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這也許正是他不願意出兵倒蔣的最主要原因。
到了1930年初，閻錫山感覺到了自己這個副司令很不好當，而且沒有了李宗仁、馮玉祥的掣肘，自己一個人在蔣介石麵前非常孤單，經常被打壓。於是，閻錫山再次和馮玉祥聯合起來，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原大戰開始了。
這場又被稱為“蔣馮閻戰爭”的中原大戰，實際上並非隻有蔣馮閻三家，連之前被平定的桂係也參加了進來，當時，馮、閻、桂三家57名將領，通電全國，聯合反蔣。
麵對如此眾多的敵人，蔣介石心裏也是沒底。關鍵時候，楊永泰給蔣介石提出了三個建議：
一是采取陸戰為主，空軍協同戰術，威懾聯軍；二是采用“銀彈”外交，瓦解馮玉祥的西北軍；三是拉攏張學良的東北軍。
所謂“銀彈”當然是指鈔票，“銀彈”在戰場上有三個作用：一是購買美、德軍火，裝備中央軍。二是在隴海線辦起戰地俱樂部，用車廂布置成流動酒店，備有中西大餐、煙具、賭具，雇傭上海舞女、妓女充當招待。這些俱樂部不是提供給蔣介石的中央軍的，而是提供給馮、閻部隊的，目的就是瓦解他們的鬥誌。三是直接賄賂對方前線將領。
在“銀彈”的轟擊下，馮玉祥部將劉恩茂反水，為中央軍贏得戰略的主動。
盡管楊永泰的“銀彈”外交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馮、閻、桂三家聯手，實力依然很大，所以中原大戰打得非常艱苦，蔣介石部隊傷亡很大。
就在這時，蔣介石派往東北的吳鐵城傳來好消息，張學良決定擁蔣。隨後，張學良帶兵入關。東北軍的入關，使戰爭的天平瞬間發生傾斜，閻錫山避居大連，馮玉祥移居汾陽，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
就這樣，蔣介石采用楊永泰的“削藩”大計，用了3年左右的時間，基本達到了“削藩”目的，蔣介石在統一中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
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初到蔣介石身邊時，楊永泰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參議。楊永泰知道，參議這種職務具有谘詢、參謀性質，屬於虛職，權力可大可小。要想有權力，首先要取得蔣介石的信任，讓蔣介石對自己言聽計從。
為了討好蔣介石，楊永泰決定向古人學習，他找到的學習榜樣是李林甫。李林甫是唐玄宗的寵臣，他不僅是成語“口蜜腹劍”的原型，還以善於刺探領導隱私而聞名史冊。據史書記載李林甫“接納近臣，察帝動靜，故奏對皆稱旨”。
楊永泰繼承了李林甫的“衣缽”，經常向蔣介石的侍從人員，打聽蔣的衣食住行、在讀什麼書、最近說過什麼話等信息。通過蔣介石的這些細節，楊永泰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蔣介石的內心世界。於是，他也能像李林甫那樣，每次向蔣陳述自己的建議主張，大都能夠“報可”。
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開始把目光由軍閥轉向紅軍，他躊躇滿誌，向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沒有想到，兩次“圍剿”均告失敗。
痛定思痛之後，蔣介石帶著楊永泰等文臣武將，親自指揮30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吸取前兩次失敗的教訓，這一次蔣介石決定采取一元化的黨政領導，並采用剿撫並用的策略，自認為能夠一舉“剿滅”紅軍。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第三次“圍剿”最終還是失敗了。
1932年，蔣介石親赴武漢，準備組織第四次“圍剿”，但前三次的失敗，令蔣介石憂心忡忡，對這次“圍剿”也沒有把握了。
蔣介石的憂慮，楊永泰看得清清楚楚，他暗下決心，希望尋找一個好的對付紅軍的方法，以解委員長之憂。楊永泰認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敗的原因，他認為紅軍決不同於之前的北洋軍閥，甚至不同於以往任何軍隊，它是一支通過信仰團結起來的軍隊，軍隊戰士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軍隊紀律嚴明，軍官指揮部隊如指臂使；另一方麵，紅軍善於做群眾工作，打起仗來，軍民一體，很難“剿滅”。
針對紅軍的這些特點，楊永泰提出了“政治剿匪”的概念，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了論述這8個字，楊永泰寫了一份“萬言書”，遞交給了蔣介石。“萬言書”說道：“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欲徹底撲滅‘共匪’，必須使用新的策略。”
文章一開頭就抓住了蔣介石的心理，蔣介石高興地續讀下去：“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裏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
“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
“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讀到這份“萬言書”後，蔣介石反應很大。據和楊永泰同在政學係的王又庸後來回憶道：
當時蔣介石看到這篇“絕好文章”，果然“龍顏大悅”，立即擢用楊永泰為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著即“隨駕出征”。
一個建議換來一個總司令部秘書長，可以看出楊永泰這份建議的分量！
“整飭吏治”的學問
成為秘書長後，楊永泰帶著自己的親信陳方、魯鑄等人一起來到武漢。此時的楊永泰已經不再是一個虛職的參議，而是大權在握的秘書長。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楊永泰看過太多的曆史典籍，心中抱負很大，卻遲遲沒有機會掌權，他已經憋了很久很久了。現在剛一有權力，他決定放開手腳，大幹一番。一到武漢，他就模仿明朝重臣張居正的口吻，對當地官員說，要“剿匪”，必須要從“整飭吏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入手。
按照以往“整飭吏治”的先例，一般都是要找幾個貪汙官員開刀立威，這一次楊永泰選中的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和和湖北省政府主席夏鬥寅。楊永泰大罵二人貪汙無能，並聲稱要“嚴加譴責，毫不留情”！
夏鬥寅、劉峙既是一省主席，又是軍事大員，被楊永泰這樣一頓打罵，自然顏麵盡失，憤恨不平。但看到楊永泰此時正受到蔣介石重用，勢頭正健，兩個人隻好忍氣吞聲，以待時機。
跟隨在楊永泰身邊的陳方，對此看得清清楚楚，他擔憂地說：“暢老，你這樣鋒利必然會招致很多人怨恨的啊。”
楊永泰不以為意地說：“不大刀闊斧，就不足以成事，當年張居正就是靠著鐵腕整飭吏治，才使自己留名青史的。”
陳方提醒說：“可是張居正後來卻遭遇抄家之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結果太慘了。”
楊永泰道：“我輩如若能夠做出張居正那番偉業，能夠為委員長‘剿匪’大計出力，個人生榮辱何足道哉？”
其實，楊永泰選擇劉峙、夏鬥寅二人作為整飭對象，還是有具體考量的。
夏鬥寅是湖北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一度做到工兵營營長。一次兵敗時，他撿到一個皮包，裏麵全是鈔票。夏鬥寅用這皮包鈔票招兵買馬，建立一支軍隊，遂被人稱為“皮包將軍”。後來他因為反對蔣介石的政敵唐生智，而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被委以重任。
劉峙雖是黃埔出身，且常打勝仗，但大家都知道他不過是一員“福將”，其指揮才能並無過人之處。
從兩個人的履曆可以看出，二人後台都不夠硬，楊永泰拿這兩個人開刀，頗有點捏軟柿子之嫌。
另一方麵，楊永泰罵劉峙、夏鬥寅，“隻不過是罵給蔣介石聽的，表示他不僅‘任勞’，且能替委員長‘任怨’”（王又庸語）。
被戲稱為“七分廳長”
楊永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非常毒辣，在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圍剿”中，這一策略顯示了威力。加之，由於張國燾的指揮錯誤，及在政治上未能適應蔣介石的新策略，沒有采取應變措施，致使紅軍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退去。蔣介石發現這一策略發揮了作用，頓時大喜過望，他立即趕赴江西南昌，準備用這一策略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
隨著蔣介石的到來，南昌立即成為了全國權力的中心。1933年2月，南昌行營成立，它是國民黨隨蔣介石進行第五次“剿共”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所以組織規模非常龐大。行營下設5個廳，即辦公廳，廳長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兼任；第一廳管作戰，廳長賀國光；第二廳管情報，廳長晏道剛；第三廳管後勤，廳長劉興；第四廳管行政，廳長朱懷冰。
1933年秋天，楊永泰來到南昌，此時他的身份已經由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變成了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是一個喜歡專權的人，南昌行營下麵5個廳長，除了熊式輝和自己私交甚好外，其他幾個廳長和自己關係都一般，楊永泰不太喜歡南昌行營的這種機構模式。
對於楊永泰的這一心態，蔣介石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楊永泰剛到的那次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就問楊永泰：“你看行營的組織形式怎麼樣？”
蔣介石的意思很明顯，自己作為總司令，主動提出行營的組織問題，然後讓楊永泰順便提出改組建議，這樣一方麵顯得順理成章，另一方麵，改造南昌行營難免要觸犯一些人的利益，而這個問題是我以“總司令”的身份主動提出來的，其他人要怪罪就怪罪我，你楊永泰也可以少得罪一些人。
但蔣介石忽略了楊永泰的風格，楊永泰工於心計，主張謀定而後動，所以他回答：“我剛來，情形還不太清楚。”蔣介石猶豫了一下，就繼續討論其他問題去了。他並不著急，他知道楊永泰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會就此罷手的。果然沒過不久，楊永泰單獨找到了蔣介石，提出了按照“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對南昌行營進行改組。蔣介石非常滿意，立即同意了這個計劃。
按照楊永泰的改組計劃，南昌行營辦公廳保持不變，廳長依然是自己的老朋友熊式輝；第一、二、三廳合並為第一廳，仍然管軍事，廳長為賀國光；原來的第四廳改為第二廳，管政治，由楊永泰兼任廳長。
因為這次改組的主旨是要實現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而改組後的第一廳主管軍事，第二廳主管政治，所以當時就有人把第一廳戲稱為“三分廳”，把第二廳戲稱為“七分廳”，而楊永泰本人也就成為了“七分廳長”。
“七分廳長”確實能夠當“七分”的家，在進行第五次“圍剿”時，楊永泰不僅負責黨政，還負責經濟，有時還插手宣傳，權傾一時。
不擇手段擅權固寵
改組南昌行營成功之後，政學會的兩“巨頭”熊式輝、楊永泰大權在握，南昌基本已經是政學會的天下，但此時的楊永泰並不滿足。
因為蔣介石此時正在采用楊永泰的策略“圍剿”中央蘇區，對楊永泰真可謂是言聽計從。看到楊永泰受寵，那些想升官、想辦事的人，紛紛走楊永泰的後門。楊永泰來者不拒，因為他發現接待這些人不僅有經濟上的實惠，更有權力上的實惠。
以前，楊永泰想把自己親信安排到某個部門任職，對方總會說：“老楊啊，我們部門人太多了，正打算裁員呢，哪裏還能再安排人進來呢？”
現在這些人來求楊永泰，楊永泰稍微示意一下要安排某人，對方立即照辦，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通過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其他要害部門去，楊永泰辦起事情來，順手多了，其權力也就更大了，更穩固了。
因為楊永泰正受蔣介石寵信，所以楊永泰大部分的人事安排都能成功，當然也有例外。就任行營秘書長不久，楊永泰推薦政學係骨幹黃郛就任內政部部長。黃郛不僅是政學係成員，還是蔣介石的浙江老鄉，又曾經和蔣介石結拜為兄弟，所以蔣介石立即同意了這項人事任命。
黃郛之前擔任的是外交部部長，由外交部部長到內政部部長，似乎並不算有多大進步。實際上，楊永泰的計劃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讓黃郛擔任內政部部長，第二步是讓黃郛出任行政院院長。
南昌行營本來就奪去了行政院很大權力，如今楊永泰又想染指行政院，於是一大批國民黨元老立即站出來進行反擊，其中反對最為猛烈的是石瑛。石瑛資格很老，早在國民黨一大時就擔任了中央委員，現在擔任的是南京市市長，有“民國第一清官”之譽，威望很高。
石瑛見到蔣介石，立即追問黃郛調職一事。蔣介石連忙矢口否認，被石瑛追問急了，蔣介石隻好撒謊說這事正在醞釀之中，還沒有決定。就這樣，楊永泰安排黃郛擔任行政院院長的計劃破產了。
楊永泰在插手人事安排方麵興趣很大，對黃郛的安排失敗之後不久，他又開始插手對辜仁發的人事任命，而且這一次他的對手竟然是CC係的後台老板陳果夫。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陳果夫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因為蔣介石在南昌，南京方麵就發電報到南昌請示蔣介石。人事調動屬於行政工作，自然需要經過楊永泰負責的第二廳。收到這份電報後，楊永泰覺得有機可乘，就壓下了這份電報。
等著去主政江蘇的陳果夫非常著急，擔心蔣介石對這項人事任命有意見，就再次去電，語氣裏充滿了請求的意味。蔣介石在看這份電報時，楊永泰乘機推薦辜仁發為江蘇省民政廳廳長，蔣介石也同意了。
民政廳作用很重要，陳果夫下麵一幫弟兄都很眼饞這個職位，不想被楊永泰安插一個人進來，自然非常不滿意。但經過第一次電報被扣之後，陳果夫有所畏懼，不敢為了一個民政廳職位，把自己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也給弄泡湯了，所以他被迫接受了辜仁發的人事任命。
但陳果夫是“四大家族”之一，根深葉茂，豈能容忍楊永泰安插的辜仁發在自己手下任職。過了一段時間，陳果夫指派人調查辜仁發的問題，最後以“重婚”罪名，把辜仁發趕下了台。這件事令楊永泰、辜仁發都很沒有麵子。
當時人們都很奇怪，楊永泰力挺黃郛，是因為兩人都是政學係成員，而辜仁發和楊永泰沒有任何關係，楊為何要力挺辜仁發呢？
其實，本來楊永泰並不認識辜仁發。楊永泰跟隨蔣介石在武漢“剿共”時，一天時任鄂南專員的辜仁發，來武漢拜訪蔣介石。蔣介石正忙，就讓楊永泰代見。本來楊永泰隻把辜仁發當作一般官員招待，並沒有在意。誰知一聊天他才知道，辜仁發居然在日本士官學校留過學，而且和蔣介石是同期同學。
善於弄權的楊永泰立即發現，辜仁發奇貨可居，現在辜仁發地位不高，自己可以順水推舟，把辜仁發扶持起來。憑借他和蔣介石的同學關係，這個人估計前途很大，到時定可以成為自己派係的一員猛將。
正式基於這個投機心理，楊永泰才力挺辜仁發。由此可見，楊永泰在擅權固寵、擴大勢力方麵，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建議成立侍從室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後，是在“一·二八”事變這個背景下複出的。複出之後，蔣介石長期擔任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被人廣為熟知的“委座”“委員長”稱號，就是來源於此。
委員長屬於軍職，而國民黨的中央政權組織模式是“一府五院”製，軍委會不在這六個單位之列，所以蔣介石的權力被局限在了軍隊範圍內，無法過多插手政治。“一府五院”是當年孫中山設計的，蔣介石也不敢公然改動，但他也不甘心被排擠在政權之外。為了奪權，他開始或明示，或暗示身邊侍從人員，與“一府五院”奪權。
楊永泰立即發現了蔣介石的這個意圖，他和熊式輝一起，利用南昌行營和南京國民政府爭權。其中，爭奪的重點就是掌握政權的行政院。據王又庸回憶：
蔣介石又聽從楊永泰的建議，把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職權劫奪到南昌行營行使，那時國民黨統治勢力所達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山東和山西等十個省政府的用人、行政直接聽命於南昌行營，1934年2、3月間，還召集過一次十省高級行政人員會議，南昌行營第二廳儼然成為實際的行政院。
南昌行營的權力變大之後，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那就是要處理的事務變多了。加之，蔣介石不僅要在南昌督戰，有時還要到湖北、江西其他地方督戰。蔣介石帶著幾個秘書，到處跑來跑去，不僅秘書、保衛人員忙得不可開交，蔣介石自己忙得也是焦頭爛額。
於是，楊永泰提出，委員長四處奔波，秘書、參謀、警衛人員不固定，十分不方便，何不把委員長的親信組成一個侍從室，列入南昌行營的編製之內。蔣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侍從室剛剛成立時，並不太起眼，主要由蔣介石的警衛、參謀、秘書及譯電人員組成。這些人職務大都不高，主要處理一些函件公文，做一些保衛工作。
但隨著蔣介石權力日增，侍從室的規模擴張很快。1936年，侍從室改組後，成了2個處，下轄5個小組。由錢大鈞擔任一處主任，負責安全警衛工作；陳布雷擔任二處主任，負責秘書、情報工作。
抗戰時期，侍從室又增加了第三處，主任為蔣家王朝“四大家族”之一的陳果夫。該處主要負責高級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所涉領域覆蓋國民黨黨政軍。
八年全麵抗戰期間，侍從室淩駕於國民政府各院之上，執行著蔣介石的指令，其權力之大，令人咋舌，就連特務頭子戴笠也要看侍從室人員臉色；連蔣介石連襟、大財閥孔祥熙，都曾經被侍從室整過。
為了形象地說明侍從室的作用，有人曾經這樣打過比方：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觀六路；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耳朵，替他耳聽八方；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鼻子，替他察覺氣息；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手，替他撰寫文電；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腿，替他東奔西走；而最重要的是，侍從室好比蔣介石的頭腦，替他運籌帷幄。
楊永泰的一個建議，居然誕生了一個如此特殊、如此強權的機構，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
楊永泰與“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舉行10萬人的擴大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宣布“新生活運動”開始。
“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思想是“禮義廉恥”，即“四維”。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四維”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
蔣介石要求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各方麵，希望“新生活運動”能使人民改頭換麵，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提高素質，最後達致所謂“救國”“複興民族”的目標。
單從蔣介石提出的這些要求來看，對於一個國民素質偏低的中國來說，推行“新生活運動”似乎很有必要，似乎和“剿共”關係不大。實際上恰好相反，這個運動就是為了配合“剿共”而出現的。
當時，楊永泰提出針對共產黨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並不隻是一個口號，一個概念，而且還是一套完整的理論，“新生活運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活運動”提出的背景是這樣的。楊永泰得知，共產黨提倡“打倒禮教”，便以為共產黨“不孝父母”“不守信義”“不講人道”“不守秩序”，和當年的太平天國一樣是一群“亂黨”。
當年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就曾經舉起捍衛禮教的大旗，強調政治必先移其風氣。曾國藩的這一做法，當時確實引起了不少讀書人和鄉紳階層的支持。現在，楊永泰也準備效法曾國藩，希望恢複中國封建社會的舊倫理，同時又加入一些西方交通、衛生方麵的一些常識，來鼓勵人民盡忠盡孝，守禮守法。這樣百姓就不會再受到共產黨的“蠱惑”，從而切斷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通過“新生活運動”來達到“剿共”的目的，楊永泰提出這個策略自然是為了討好蔣介石。除此之外，楊永泰還有一個個人目的，那就是奪權。
自楊永泰崛起之日起，他就一直麵對一個強大的群體——CC係。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係不僅把控國民黨黨務，而且還把文教看作是自家“後院”。為了把控文教，陳立夫軟磨硬泡，甚至不惜脅迫蔣介石“文膽”陳布雷加入CC。
看到CC係把權力觸角一步步插入文教，楊永泰自然不甘心，他在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時，順帶也提出了“文化剿匪”的概念。1934年1月，也就是在蔣介石決定發起“新生活運動”的一個月前，楊永泰和他的政學係老搭檔熊式輝，一起炮製了“新生活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新生活運動綱要》。此舉，無疑令楊永泰搶了CC係的風頭。
當然，楊永泰出於何種動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項運動得到了蔣介石的大力支持。運動開始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很快在南昌成立，蔣介石自任會長。
不僅蔣介石對“新生活運動”異常積極，就連宋美齡也異常熱情地投入了進來。7月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宋美齡則擔任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並成為“新生活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和倡導人。據說，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6年之後，這是第一次投入的一場大規模運動。
有了蔣、宋二人的大力支持，“新生活運動”本應該取得一些效果，但實際上在中國，“運動”這種東西非常容易成為糊弄領導的形式主義。
例如，當時蔣介石要上廬山，相關部門在廬山一帶投入很大，明確要求，挑抬上山的轎夫已經累得氣喘籲籲，汗流浹背，卻必須穿正衣服，扣好紐扣，不準袒胸露膊；行人在路上走，不準勾肩搭背，不準邊走邊吃東西，不許蹲在路邊說話。
老百姓自然一下子很難遵守這些要求，於是，相關部門投入很大，一方麵從杭州調來女警挨戶檢查；另一方麵，又派出特務白天夜晚到處串門，偵查訪問。
從廬山一地的這兩個舉措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國民黨為了“新生活運動”，不惜異地調警、動用特務，那真是下了“血本”了；另一個問題是，國民黨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也不可能長久地下這麼大的“血本”來推行這項運動。畢竟，“血本”是有限的，廬山一帶如此下“血本”，不過是糊弄一下蔣介石而已。
推行這項運動，除了會流於形式，還有一個部門推諉問題。當時，一個人問楊永泰：“講究形式，就能做到新生活嗎？”
楊永泰回答：“先劃一形式，再整齊精神。”
對方又問：“那麼該如何整齊精神呢？”
楊永泰回答：“那就是黨部和教育界的事了。”
正是因為有這些原因，加之運動部分內容本身過於陳舊，百姓積習難返，所以被蔣介石、楊永泰寄予厚望的“新生活運動”流於形式，成效甚微，於1949年因內戰失利而“暫停辦理”。
為第五次“圍剿”立功
“新生活運動”除了可以服務於“剿共”這個政治目的之外，還可以服務於提高民族素質、轉移社會風氣的社會目的，而楊永泰建議實施的“保甲製度”，則是完全為“剿共”這個政治目的服務的。
當然，保甲製度並非楊永泰原創，早在戰國時期，秦國進行商鞅變法時，就有了保甲製度，其本質就是將軍事製度應用於民間。真正作為一種概念和基層政治製度的保甲製度，源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基本內容為10戶為“甲”，10甲為“保”，具有軍事管理、戶籍管理雙重職能。之後這一製度在各個朝代演變為農村基本政治製度，一直延續至20世紀初。
民國成立之初，由於受西方以個人為社會組織單位的政治觀的影響，中國一度廢棄了保甲製度。但地方實力派在自己所控製的地區內，仍實行著相類似的製度，如廣東的“牌、甲製”，廣西的“村、甲製”，雲南的“團、甲製”，北方不少省份的“閭、鄰製”等。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一些省區曾自發地推行保甲製度，但效果不理想，蔣介石也未予重視。直到“剿共”失利後，楊永泰認為“剿共”不利的很大原因是，當地民眾受到共產黨“蠱惑”，不支持政府。為此，楊永泰建議蔣介石重新重視被封建王朝長期使用的保甲製度。
首先是在部隊所屬黨務委員會內，專門設立了地方自衛處，研究並草擬保甲製度和保甲法規，並首先在江西修水等43縣試行。
1932年8月，“剿匪”總司令部正式頒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施行保甲訓令》及《“剿匪”區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保甲製度在“剿匪”地區正式建立。
1934年，國民黨“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討論決定，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實辦理地方保甲，據此，行政院於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實行保甲製度。於是，保甲製度便由“剿匪”區推向全國。
當時保甲製的基本形式是10進位製，即10戶為甲，10甲為保，10保以上為鄉鎮。以後鑒於各地地理、交通、經濟情況各異，在數量單位上采取了有彈性的處理辦法。
保設保辦公處，有正副保長及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幹事各一人，保長兼任保國民兵隊隊長和保國民學校校長，與鄉（鎮）長一樣，亦實行政、軍、文“三位一體”，保長通常由當地地主、豪紳擔任。
楊永泰對這項製度非常看重，他還提出設立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各地保甲製度的實施。有些專員，都是由楊永泰親自保薦。
除了能夠對付共產黨外，保甲製度推行之後，蔣介石、楊永泰欣喜地發現，國民政府通過任免和懲罰保、甲長，即可通過保、甲長牢牢控製民眾，使每一保、甲長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務。
除了新生活運動、保甲製度之外，楊永泰的“七分政治”裏麵還囊括了許多內容。他在1934年春天的一次會議上說：
委員長提出了“剿匪”要用“七分政治”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具體內容就是近一年來我們做了的、今後還要繼續做下去的改善行政製度、提高行政效率、訓練人才、整飭綱紀、組織民眾、整頓保甲、訓練民兵及修築公路和實行新生活運動，等等。
除此之外，楊永泰還建議蔣介石對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實施經濟封鎖，這項工作由楊永泰的老部下、南昌行營第二廳第二組組長文群具體負責執行。
如此多的政策，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多個方麵，由誰來去統一製定計劃呢？據當時在南昌行營任職的王又庸回憶：
所有這一整套，都由南昌行營第二廳第一組組長王又庸和副組長李為倫督同僚屬擬具有關各項製度、法令、規章及其實施辦法草案，經過楊永泰、熊式輝核定後交付實行。
1933年9月，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開始；到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取得勝利。國民黨這次之所以能夠取勝，原因是多方麵的，有中共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紅軍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的原因，有國民黨擁有100萬兵力的絕對優勢的原因，有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的原因，等等。
但是不管怎麼說，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無疑在這次對紅軍的“圍剿”中起到過作用，而且作用還很大，這也成為楊永泰一生最值得驕傲的資本。
第三章 四處結怨中落幕
略施小計擊垮CC係陰謀
在得到蔣介石賞識之後的幾年時間裏，楊永泰提出“削藩”大計、提出“剿共”大計、改組南昌行營、建議成立侍從室，無不取得了成功。楊永泰的成功和他專權的性格，難免要招致其他派係勢力的攻擊。
早在1931年，胡漢民係大員古應芬等人在彈劾蔣介石時，所列的罪狀之一便是重用楊永泰等政學係之流：“政學會員，昔雖曾隸黨籍（國民黨），自袁氏竊國，即已叛離。民國七年，總理南下護法，楊永泰勾結桂係，竊取政權，排斥總理以去；今楊氏時時追隨蔣氏之側，參與密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