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胡漢民也對別人說：“楊永泰是政學會的首腦，和國民黨勢不兩立。總理在世時受他的氣很大。今天蔣介石把他引為親信，簡直是認賊作父。對付共產黨，他們還不如我們呢！尋求外國援助，他們也不如我們有門路。可是蔣介石就喜歡這些讒佞之徒。”
聽到這些話之後，楊永泰非常氣憤，沒有想到自己多年前得罪孫中山一次，現在居然又被胡漢民這些人給翻騰出來了。
如果之前胡漢民說出這些話，楊永泰肯定會很害怕，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在蔣介石“清共”、組建南京國民政府、和汪精衛等人爭權時，胡漢民一直站在蔣介石這邊，蔣介石對其非常倚重。
但到了1931年2月，因約法之爭，蔣介石把胡漢民軟禁了起來，蔣、胡二人從此決裂。既然蔣介石已經不再倚重胡漢民，胡漢民對楊永泰的攻擊，自然不會起到多大作用。
胡漢民係的攻擊可以不重視，但來自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和CC係的進攻，楊永泰不得不認真應付。
看到楊永泰在蔣介石身邊受寵，陳果夫等人自然不甘心，他們準備從各地黨部選拔出一批人，到蔣介石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以和楊永泰爭寵。陳果夫兄弟和他們的智囊，稱這一策略為“用少數人包圍影響蔣介石”。
經過蔣介石批準後，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吳開先、浙江黨部委員許紹棣、北平特別市黨部整理委員龐鏡塘等5人，被派到南昌行營做秘書。
蔣介石本來有3個侍從秘書，即鄧文儀、毛慶祥和梁穎信，加上吳開先這5個人，一下子就變成為了8個。
此時，楊永泰是南昌行營秘書長，算是吳開先等人的主管領導。看到這5個人是從全國各地黨部選拔上來的，楊永泰也沒有在意，隻是叮囑他們，好好為領袖服務。
可是楊永泰很快發現，吳開先這5個人倒確實為領袖服務了，但就是不給他這個秘書長服務。龐鏡塘後來回憶說：“到南昌後僅與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見了一麵，工作上不發生任何關係。”
於是，楊永泰犯起了嘀咕，這5個人如此明目張膽地不把我這個秘書長放在眼裏，背後一定有文章。南昌行營經過楊永泰改組之後，這裏已經是楊永泰和熊式輝的天下，看到這五個人膽敢在這裏玩貓膩，楊永泰決定要收拾一下這5個人。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這種情況，可能會有兩個處理辦法，一是直接向蔣介石告狀，把5個人調走；二是等待時機，尋找5個人的錯誤，然後乘機把他們趕走。
但楊永泰不是一般人，他既不會直接找蔣告狀，那樣雖勝，也會給蔣留下不好的印象；等待時機，楊永泰可沒有那麼好的耐性。楊永泰的特長是玩謀略，他自然會在謀略方麵下手。
於是，楊永泰對蔣介石說：“為了吸納、用好各個方麵的人才，我們應該成立一個‘黨政軍設計委員會’。”
蔣介石立即批準。在討論人選問題時，楊永泰說：“吳開先等人來自各省市黨部，代表各個方麵意見，應該派為委員，分負各個部門的主要責任。”
蔣介石不知道這裏麵的貓膩，就同意了楊永泰的提議。5人臨走時，蔣介石找他們談話，詢問5個人對新工作的看法。
一聽說要調工作，5個人急了，這既辜負了陳果夫同誌的信任，也失去了在蔣介石身邊飛黃騰達的機會。以前至少在表麵上還和楊永泰保持和睦，這時眼看要走了，5個人也不顧忌這些了，他們一起在蔣介石麵前大罵楊永泰一手遮天，造成黨內同誌分裂，影響黨內團結。
此時的蔣介石對楊永泰非常信賴，他不耐煩地對5人說：“你們受黨培養多年，正應該好好鍛煉自己，虛心向前輩學習。楊暢卿經驗閱曆豐富，你們應該多向他討教，對你們有好處。”
聽了蔣介石的話，吳開先等人明白，此時再說任何話都已經無法挽回被調走的命運了。此處不留爺，還有留爺處，5個人並沒有去設計委員會，而是卷起鋪蓋回了南京。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被楊永泰驅逐出南昌行營，這件事絕不算完，姓楊的，你給我等著！
CC係發動“倒楊”運動
回到南京後，吳開先、龐鏡塘等人立即把被驅逐的情況向陳果夫兄弟作了彙報。聽完彙報後，陳果夫等人知道他們的“用少數人包圍影響蔣介石”策略失敗了，看來楊永泰夠聰明，也夠狠啊！
現在絕不能退縮，否則等楊永泰的實力壯大之後，CC係的處境將更加不妙。於是，陳果夫兄弟利用他們長期把持黨務的影響，把國民黨中組部的骨幹和其他派係的反楊人士召集在了一起，商議如何對付楊永泰。
經過反複磋商，會議提出了一個兩步走的“倒楊”計劃，第一步，發動各省市黨部負責人以請願的方式，向蔣介石提出要求，撤換楊永泰；第二步，如果蔣介石不答應，則大家一起聯名以辭職作為威脅。
各地一起“聯名”固然聲勢很大，但這就帶有了“逼宮”的意思，在曆來的權力鬥爭中，用這一招風險都很大。如果“逼宮”不成，反而惹怒了蔣介石，後果很嚴重。各省市黨部負責人都是在官場摸爬滾打很多年的“人精”，豈能不知道參加這場“倒楊”運動的風險。那麼他們肯參加嗎？
“肯！”CC係的智囊自信地回答道！
智囊的自信來自三個方麵，一是CC係把持黨務多年，各省市負責人都是“自己人”，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利益攸關的關鍵時候，他們會和CC係站在一起的；二是楊永泰利用蔣介石的寵信，專權跋扈，威脅到很多人的利益。
這時有人擔心地問：“你提到的這兩點，都是基於利益方麵的考量。對於那些不喜歡結黨營私、以正直標榜的元老，我們怎麼鼓動他們參加‘倒楊’？”
智囊回答：“那些標榜正直的人其實更容易鼓動，因為這些人大都對孫總理心懷崇敬。你們還記得嗎？當年護法戰爭時期，楊永泰曾經聯合岑春煊排擠總理，致使總理憤然辭職。後來，楊永泰又和政學係的熊式輝等人勾結，結黨營私。這一切，那些元老都記得清清楚楚，隻要我們提出‘倒楊’，估計他們比我們還積極。”
聽了智囊的話，大家都點頭稱是。智囊繼續說：“楊永泰之前排擠總理、結黨營私的‘輝煌’曆史，不僅是我們動員元老參加‘倒楊’運動的理由，更是我們整個CC係參加‘倒楊’運動的理由。因為我們不能直接說為了自己利益而‘倒楊’，我們要打著為總理報仇、清除‘奸臣’的旗號，驅逐楊永泰。”
“對！我們應該驅逐楊永泰這個‘奸臣’，為總理報仇！”
就這樣，一場派係之間的權力爭鬥，披上為總理報仇的華麗外衣之後，開始上演了。
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光明正大的理由之後，“倒楊”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1933年冬天，南京、上海、北平和浙江、江蘇、河南等省市，聯合起來以黨部負責人的名義，通告全國各省市、鐵路、學校等特別黨部，指責楊永泰過去曾經擁岑（岑春煊）排孫（孫中山）、勾結官僚、結黨營私，要求各單位派出兩到四名代表，聚集南京，共商對策。
聯合通報剛剛發出，早已經選出的80多名代表便陸續來到南京。這些代表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背後卻代表了各省市黨部及其他單位，能量不可小覷。
這一次，蔣介石和楊永泰將麵臨一次巨大考驗！
“倒楊”運動草草了事
蔣介石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情報工作，這次如同“逼宮”的“倒楊”運動，他提前居然沒有收到情報，直到各省市黨部聯合發出通報時，他才知道下麵居然醞釀起了這麼一場大規模的活動。
其實這也沒啥奇怪的，蔣介石依賴的情報係統主要有中統、軍統、侍從室和憲兵隊，這些情報部門都有各自的地盤。這次“倒楊”運動主要是在黨務部門搞起來的，這是中統的地盤，而中統的後台老板陳果夫、陳立夫正是這場運動的組織者，所以中統自然不會把這個情報提前報告給蔣介石。
有過兩次被逼“下野”經曆的蔣介石，突然聽聞有80多名代表來南京請願，他感到很為難。蔣介石趕緊派人去了解這些代表的背景，如果都是CC係背景，他可以把陳果夫、陳立夫這兩個“侄子”叫來，痛罵一頓，喝令他們解散請願代表。
但情況很快彙報上來，請願代表不僅有CC係的，還有其他係的，蔣介石感到這事有些棘手。現在正是“剿共”的關鍵時期，撤掉楊永泰職務自然不是時候。但不撤銷，這80多名請願代表和他們背後的人又不答應。
怎麼辦？在想不到好辦法時，蔣介石決定玩“拖”字訣，我不見你們，看你們能夠搞出什麼花樣。
就在這時，福建那邊又生出了事端，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因為不滿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主張，聯合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發動了抗日反蔣事件，福建事變爆發。蔣介石趕忙調兵遣將，準備前往福建鎮壓。
一看蔣介石要離開南京，請願代表著急起來，兩次傳話要求見蔣介石，蔣介石都以事忙為借口，沒有接見請願代表。現在蔣介石一離開南京，請願代表被晾在了南京，豈不被人笑話！
其實，蔣介石也很猶豫，雖然這些代表能量有限，但自己如果不見，等自己離開南京後，他們搞出一些其他事端來，終究不是好事。猶豫了很久，就在帶兵出發的兩個小時前，蔣介石還是決定見一見這些代表。
見麵會在寬敞的勵誌社大禮堂舉行，80多名代表嘰嘰喳喳的說話聲，在寬敞的大禮堂伴著回音，場麵顯得非常雜亂。最後，天津特別市黨部委員時子周、湖北省黨部委員喻育之，被推舉為代表，向蔣介石陳述請願目的。
不知道是因為出於對楊永泰的憤怒，還是因為在蔣介石麵前緊張，兩個人的陳述異常激動。但二人說話的重點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撤銷楊永泰職務，以正是非，以息眾怒！
蔣介石是如何反應的呢？據參加了這次會見的龐鏡塘回憶：“在聽取發言時，蔣介石時而瞪他們一眼，時而環視眾人，神情極度不安。”
雖然“極度不安”，但作為委員長，關鍵時候，蔣介石還要明確表態，保護自己的“小弟”（楊永泰）。等到時子周激動地把話說完，蔣介石嚴肅地問了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嗎？呃……”
不等大家回答，蔣介石又說：“我們管理全國的事，就要用全國的人才。我們現在用楊暢卿，是工作需要，不是我蔣中正一個人的需要。用人家，就要給人家一定的地位。我們是在朝黨，不能容納黨外的人才，就會失掉在朝黨的風度！”
說完這些大“道理”之後，蔣介石用生氣的語調說：“你們是黨培植多年的老幹部，你們也要想一想，把國家搞到今天這個地步，你們為黨國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你們該不該負一些責任？你們沒有能力把國家搞好，卻嫉妒別人來搞，你們難道不感到羞恥？你們不願反躬自省，反而怪我重用別人，這是什麼用心？”
蔣介石這些話說得很重，一些本來還自以為理直氣壯的代表，都慚愧地低下了頭。但依然有部分代表不滿地說：“楊永泰這個人人品不行，當年總理對他那麼信賴，要提拔他擔任財政廳廳長，沒有想到他恩將仇報，居然聯合岑春煊等人，排擠總理，如此小人，豈能重用？”
蔣介石道：“古人說選用人才，如同木匠擇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暢卿固然有一些缺點，但他提出的‘削藩’計劃、‘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確實是很有效果的，現在正是對付‘赤匪’的關鍵時刻，如果把暢卿撤職，請問你們誰能夠幫助我對付‘赤匪’？”
最後，蔣介石說：“現在李濟深、陳銘樞他們又在福建鬧騰起來了，你們誰能出個好主意，幫我把這件事平定了？我看你們誰也不行，還是要我親自出馬。我現在要去前方了，來不及和你們多談。你們都給我趕快回去，把自己各自的任務都擔負起來，不要讓外務攪亂了自己的工作。如果真耽誤了，就不是撤銷暢卿的事了，而是要輪到撤銷你們的職務了！”
看到氣勢洶洶的代表一個個都蔫吧了，蔣介石站了起來，邊走邊說：“你們還有什麼意見？”
到了這個時候，代表們還能說什麼，在目送蔣介石離開大禮堂之後，大家也隻好灰溜溜地散去。就這樣，躁動一時的“倒楊”運動，就此告一段落。
撲朔迷離的南昌大火
一場震動全國24個省市及其他單位黨部參加的“倒楊”運動結束之後，楊永泰剛剛輕鬆了一段時間，沒有想到南昌機場的一場大火，又把他卷入到了更大的一場麻煩之中。
1934年的一個夏夜，南昌機場附近的一個陳舊營房裏突然濃煙四起，轉眼之間通紅的火苗躥了出來，並迅速蔓延到了整個機場，十裏之外的人們都能看到機場方向一片紅光，也能聽到“砰”“砰”的爆炸聲。待消防車和衛戍司令部大隊官兵趕到現場，這裏已經被燒成一片廢墟。
一時間，輿論嘩然，當時媒體這樣寫道：“無數海外華僑的血汗、市民的積蓄、婦女的首飾和學童的早點錢，支撐起了草創的中國空軍”，沒想到還沒真正投入使用，就毀於一場大火。
當時，不僅國內各界關注這場大火的真相，就連一些曾捐款購買飛機和支持機場建設的海外華人團體，也格外關注，他們甚至還派員趕赴南昌視探。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起初認為，此時“剿匪”正處在關鍵時期，這場大火應該是中共地下黨幹的。既然是中共幹的，正好可以利用此事件，向海內外醜化中共。於是，蔣介石表示了“十分驚詫、悲痛莫名”之後，立即命侍從秘書、調查課課長鄧文儀調查此事，並指示：“對玩忽疏職、導致此重大損失者，一概槍斃。”
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鄧文儀的調查結果卻是一個值勤士兵吸煙，煙頭未熄滅即拋擲到刨花堆中，由此引發大火。該案因此被定為“過失事故”。
鄧文儀的這個調查結果，別說社會各界不滿意，就連蔣介石也不滿意。出了這麼大的事，胡亂找一個士兵頂罪，這種糊弄人的把戲水平也太低劣了吧。
就在這時，CC係大佬陳立夫偷偷地把鄧文儀整理的那份《密報紀要》，泄露給了南昌某一小報。這份小報不僅公開刊登了《密報紀要》，還配以評論，指出這場大火和貪汙案有關。
麵對各地媒體氣勢洶洶的質問，蔣介石讓楊永泰再次調查此事。楊永泰開始並不願意接這個差事，因為他知道這件事背後涉及許多國民黨派係勢力。但幾經考慮之後，他還是接受了這一困難的差事。因為他打算借這件事，擊垮自己的對手、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
經過調查之後，楊永泰告訴蔣介石，這場大火不是失火，也不是中共幹的，而是人為縱火，目的是為了銷毀一些購買飛機貪汙案的證據。
這個貪汙案既涉及前任航空署署長徐培根，還涉及了宋美齡，因為這個“第一夫人”此時正擔任航委會秘書長一職。
關於這場大火的真相，還有一些其他版本，例如有的版本沒有提到宋美齡；有的版本說CC係曾經給鄧文儀10萬元，讓鄧文儀把火災認定為意外事故；有的版本說此時的徐培根正在杭州，聽聞火災後，他慶幸地說，幸好自己早已經離開，蔣介石聽後非常震怒，下令調查徐培根。
不管事實的真相是哪個版本，反正南昌的這場大火，一下子改變了很多人和很多派係的命運。首先鄧文儀的14個職務全部被撤，此前鄧文儀曾兼任藍衣社宣傳處長，他下台後，藍衣社在“新生活運動”中的領導權喪失。
鄧文儀曾經是藍衣社中“湖南幫”的大將，他的倒台標誌著“湖南幫”的沒落。
鄧文儀領導的南昌行營調查課，是當時和特工總部(即中統前身)可以分庭抗禮的特務組織。鄧文儀被撤職後，特工總部職權變大，後來演變成為和軍統一樣強大的特務組織——中統。
此外，在這個案件調查中，同屬於藍衣社的戴笠得到重用，鄧文儀晚年心情複雜地說：“軍統局即由此成形。”
同時，本案的重要犯罪嫌疑人徐培根，則被投進了監獄，關了半年。而有可能與此案有關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則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那麼這個案子對於偵破此案的楊永泰有何影響呢？從短期來看，他的對手鄧文儀倒台了，楊永泰是得到了實惠，但他也由此得罪了“湖南幫”，得罪了藍衣社，得罪了航空署內的許多高官。
更為重要的是，宋美齡可能涉案的內幕，他也知道了，知道“第一夫人”不光彩秘密的人，自然沒有好下場。正因為這個原因，後來很多人都認為，楊永泰2年後的被殺，可能是因為蔣、宋要殺人滅口。
以退為進擊敗對手
楊永泰和CC係的矛盾本來就很深，南昌這場大火，又讓楊永泰得罪了藍衣社。為了共同的敵人楊永泰，本來勢同水火的CC係和藍衣社，在反楊這件事上走在了一起。
CC係和藍衣社都是國民黨內實力非常大的派係，但即使兩派聯合起來，也不能拿楊永泰怎麼樣。這不是因為楊永泰有多厲害，而是因為CC係、藍衣社與楊永泰一樣，他們之所以猖狂，全是因為背後有蔣介石撐腰。
大家都是一個後台，而且現在楊永泰正受蔣介石寵信，強大的CC係、藍衣社聯合起來，也拿他沒有辦法。
經過幾個回合的互鬥之後，CC係、藍衣社終於明白過來，解鈴還須係鈴人，要扳倒楊永泰，還要從破壞蔣介石對楊永泰的信任入手。
自從鄧文儀出事、戴笠跳出去單獨搞他的軍統之後，現在的藍衣社已經大不如前，但依然還有一定的實力；而CC係因為有陳果夫、陳立夫支撐著，依然勢頭強健。兩派聯合之後，關於楊永泰的種種劣跡，很快被收集了起來，並通過各種形式，彙報到了蔣介石那裏。
因為受到CC係、藍衣社的排擠，楊永泰立即感到危機四伏，怎麼辦？繼續堅持下去，憑借CC係的一貫做事風格，自己可能會死無葬身之地；急流勇退呢，當然也不能。自己才華卓越，卻一輩子顛沛流離，直到48歲才得到蔣介石信任，剛剛享受到了權力的滋味，如果現在讓我放棄，還不如讓我死了算了！
既然放棄比死更痛苦，楊永泰就下定決心，與對方死磕到底！
方向是確定不變了，但方法上是可以靈活處理的，這正是明朝大哲學家王陽明“此心不動，隨心而動”的精髓。既然對方想逼走我，我幹脆就來個以退為進，既可以試探一下蔣介石的反應，又可以打消CC係、藍衣社等人的妄想。
一天，看到蔣介石心情不錯，楊永泰說：“最近立夫他們對我有些不滿，還網羅了我的一些罪狀，委座都看到了吧？”
蔣介石一時搞不明白楊永泰的真實意圖，隻好含糊地“嗯”了一聲。
楊永泰道：“蒙委員長重用，這幾年，在‘削藩’、改造南昌行營、改組侍從室等方麵，我的一些主張都得到了采納，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為一個謀士，胸中抱負能夠施展，我雖死亦無憾矣。看到我受重用，有一些人嫉妒我，說我獨斷專權，我不在乎。但他們舊事重提，誣陷我排擠總理，結黨營私，我實在難以接受。現在‘剿匪’大業已經完成，我也算功成名就了，我希望出洋遊曆，希望委員長批準。”
所謂“出洋”即是變相下野，這是在民國時期非常流行的一種逼人下野的方法，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這些國民黨要人，都曾經被逼“出洋”過。
剛剛憑借楊永泰計策，完成“削藩”“剿共”大業的蔣介石，如何願意讓楊永泰這個“當代臥龍”離開，他說：“現在‘剿匪’雖然小有成就，但還不夠徹底；地方軍閥，依然尾大不掉；日寇狼子野心，覬覦我中華，不可不防，這些事都要仰賴先生，先生怎可輕言離去。”
安撫完楊永泰之後，蔣介石又給陳立夫等人敲了敲邊鼓，警告他們以後不要再對楊永泰搞小動作。蔣介石的警告雖然沒有完全發揮作用，但楊永泰的這場被CC係、藍衣社聯合發難的危機，算是暫時過去了。
一個計策兩家歡喜
1934年秋冬之間，有“火爐”之稱的南京，終於迎來了陰冷寒風。站在窗前的楊永泰看著一個中年軍人，在侍從人員的引領下，一路向蔣介石的房間走去。
楊永泰知道，這個中年軍人名叫劉湘，是四川諸多軍閥中較為彪悍的一個，因為作戰勇猛，人送外號“巴壁虎”，又名“劉莽子”。這個劉湘雖勇敢，卻不魯莽，他知道蔣介石有圖川之心，但自己又不敢和蔣介石公開對立，所以這幾年來，他隻好與蔣介石虛與委蛇，若即若離，盡量讓四川保持半獨立狀態，以保證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沒有想到，紅軍北上經過四川，劉湘等四川軍閥試圖攔截。川軍這些土軍閥互毆時戰鬥力尚可，一遇到紀律嚴明的紅軍，便屢屢吃敗仗。無奈之下，劉湘隻好離開四川，到南京向蔣介石求援。
對於這種平時陽奉陰違，遇到困難時跑來求助的人，單從個人情感上來說，蔣介石是不願幫助劉湘的。但得知劉湘來南京求援之後，蔣介石卻非常高興，這是因為蔣介石想借劉湘來求援之機，大舉向四川派兵，把四川也納入自己的“王化”範圍之內。
對於蔣介石的真實意圖，劉湘當然也很清楚，所以見到蔣介石後，劉湘表示，希望委員長能夠協助川軍一些軍餉、器械，至於軍隊嘛，現在正值日寇侵華之時，就不勞煩“中央軍”了，我們川軍不缺人！
看到這個劉湘隻想要錢，不讓駐軍，蔣介石企圖乘機派兵入川的如意算盤落空，蔣介石不禁麵有慍色，含糊地說句“容我考慮一下”，就把劉湘趕了出去。
這時，楊永泰匆匆進來向蔣介石獻策。關於這段經曆，楊永泰的部下王又庸有過一段精彩描述：
楊永泰效張良躡漢王足、附耳獻計的故事，說：“現在誠然是統一四川的良好時機，但四川內部情況複雜，不能操之過急，目前要先抓住劉湘，答應給錢、給軍械，不派兵，隻求派一個沒有武裝的參謀團駐重慶，協助川軍計劃作戰，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
王又庸提到的“張良躡漢王足、附耳獻計”，說的是當年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時，被項羽困在滎陽，這時他的手下大將韓信攻下齊國，卻派使者要求劉邦封自己為代理齊王。劉邦大怒：老子在這裏被圍，你不來救主，卻趁機要老子給你封王！
一旁的張良偷偷地踩了劉邦的腳一下，附在劉邦的耳朵上提醒劉邦，可以先給韓信一個王的頭銜，穩定住他，避免在這個時候生出事端，等以後有機會再慢慢收拾韓信。後來，這個故事還演化成為了成語躡足附耳。
楊永泰的這個計策，讓蔣介石圖川大計又有了希望，蔣介石固然大喜。那麼劉湘願意接受這個參謀團嗎？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劉湘這個“巴壁虎”，畢竟不是真虎，當時的四川除了有劉湘這個軍閥外，還有劉文輝等其他軍閥。劉湘這一次來南京求援，既是為了堵截紅軍，也是為了壯大自己實力，想真正稱霸四川。
本來劉湘也擔心，自己這次來南京求援，隻要軍餉、器械，不願蔣介石派軍，估計蔣介石不會答應。沒有想到聽了楊永泰的建議之後，蔣介石居然同意了，隻是提出派一個參謀團進入四川。
劉湘愉快地接受了這個附加條件，因為他認為，第一，你一個參謀團到了我的地盤，根本不可能玩出什麼花樣；第二，蔣介石現在代表中央，參謀團進川之後站在我這一邊，無疑是對我的支持，這樣我就可以比其他四川軍閥高出一等。
就這樣，楊永泰的這個計策，令蔣介石、劉湘都非常滿意，但這個計策最後會讓誰受益，就要看事情的進一步發展了。
幫助劉湘成為“四川王”
派參謀團入川的大計已定，但關於參謀團主任的人選問題，蔣介石、楊永泰卻開始思慮起來。
本來做過南昌行營秘書長，又是成立參謀團提出者的楊永泰，應該是這個參謀團主任的最佳人選。但楊永泰卻認為自己並不合適，這是因為劉湘對蔣介石的勢力入川，一直心懷戒備。楊永泰又是蔣介石的決策秘書，如果他入川，蔣介石的圖川之心就昭然若揭了。
自己擔任主任已經不可能，楊永泰就舉薦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擔任參謀團主任，蔣介石立即應許。
之所以選擇賀國光，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他身體矮小，文質彬彬，還戴著一副近視鏡，顯得不是很強勢；二是早年賀國光堂哥曾經在四川創辦速成學堂，不僅賀國光曾經在這裏求學，劉湘等四川軍閥都曾經從這裏畢業，他們是老同學關係。
參謀團下設兩個處，第一處為軍事處，處長為劉倚仁。第二處為政治處，處長為王又庸，副處長為李為倫，這兩人都是楊永泰的老部下。從這個人事配置可以看出，楊永泰準備通過王又庸、李為倫，來完成他的圖川策略。
1935年1月22日，賀國光帶著參謀團入駐重慶。對於這個由200多人組成的參謀團，劉湘開始還是有一些警惕之心的。
按照楊永泰的部署，賀國光入川後，一方麵指導川軍攔截紅軍，另一方麵幫助劉湘樹立權威。劉湘從中獲利很大，很快參謀團贏得了劉湘的認同。
然而，紅軍隻是路過四川，參謀團入川後，川軍和紅軍的戰事已經接近尾聲。這樣一來，參謀團似乎已無留在重慶的必要了。就在這時，蔣介石卻又提出了一個更大的要求，他打算把湖北兩個師的“中央軍”調進四川。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劉湘不可能會同意“中央軍”入川，要進也隻有強行進入。這時，楊永泰提出，劉湘做“四川王”美夢已經很久了，但憑他的實力，很難統一四川，所以我們可以以幫助他成為“四川王”為理由，讓他允許“中央軍”入川。
“中央軍”入川，蔣、劉二人各懷鬼胎，一個想圖川，一個是想稱王，但在對外宣傳上又有了一個新的說法，那就是“蔣介石以年底的‘剿共’為口實，得到了劉湘的諒解，把在湖北兩個師的‘中央軍’調入四川”。
顯然這個新的說法，是為了糊弄在四川的其他軍閥的。這就是政治，真實的動機常常被隱藏起來，謊言和欺騙大行其道。
“中央軍”入川後，以參謀團為基礎，在重慶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行營以顧祝同為主任、賀國光為參謀長、楊永泰為秘書長。顧祝同是軍人出身，但現在圖川大計玩的主要是政治手腕，這一點並非顧祝同所長。因此，新成立的重慶行營實際上是由賀國光、楊永泰負責。
在分工上，兩個人也各有側重，楊永泰長於謀劃，賀國光和川中軍閥私交甚篤，所以在平時工作中，凡事楊永泰必堅持原則，寸厘不讓；賀國光則苦口婆心，小心周旋。兩人一剛一柔，相互配合，簡直是如魚得水。
楊永泰提出幫助劉湘稱“王”四川，並非是權宜之計，而是圖川大計的一個重要步驟。這個計劃也是分兩步的，第一步是支持劉湘統一四川；第二步是架空，甚至除掉劉湘，進而控製四川。
第一步的精髓是“借力打力”。“借”的當然是劉湘的“力”，“打”的“力”則是川中其他軍閥。為此，重慶行營幫助劉湘把四川省政府組建起來，並通電四川各派係首腦，要求他們擁護四川統一。
麵對實力雄厚的劉湘，麵對代表中央、類似欽差身份的楊永泰等人，四川各地首腦不敢違抗，紛紛表示擁護四川統一。就這樣，在楊永泰的謀劃下，劉湘輕而易舉地成為了“四川王”。
兵不血刃控製四川
在楊永泰圖川的“兩步走”計劃中，第一步助劉成為“四川王”是借力打力，顯然要簡單一些；而第二步是虎口奪食，這就複雜很多了，因為劉湘又不是傻子，四川是他的地盤，他自然不甘心被楊永泰架空。
但此時的楊永泰已經不再是在南昌時的楊永泰了，在南昌時，楊永泰圖川一點基礎都沒有，但經過幾個月的運作之後，已經有兩個師的“中央軍”入川；康澤的別動隊也進入四川，並成功地在四川全省建立起了特務網。
此外，楊永泰還有更狠的一招，在幫助劉湘組建省政府時，楊永泰又提出打破防區劃分，在川省劃分了18個行政專署，而專署的行政督察員的人事任免權則在重慶行營，所以大量的行政督察員都是由楊永泰親自舉薦。
因此，劉湘在成為“四川王”的同時，已給自己引進了一個“太上皇”蔣介石，而楊永泰則相當於“太上皇”蔣介石派進四川的欽差大臣。
楊永泰在圖川道路上進行得似乎是順風順水，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到目前為止，楊永泰還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即如何控製龐大的川軍。
為此，楊永泰以重慶行營的名義，開始點驗川軍各部，按中央陸軍序列統一頒布番號。這一步阻力不大，因為部隊叫什麼關係不大，關鍵是在誰手裏。
第二步是裁減川軍，將川軍336個團減少至270個團，兵力減少近1\/3。這件事似乎不太好做，但楊永泰通過暗中接納劉湘的秘書長鄧漢祥，又以軍餉等作為砝碼，還是成功地完成了裁軍。
第三步則是對川軍軍官進行訓練。為此，楊永泰建議蔣介石仿效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辦法，在峨眉山創辦一個軍官訓練團，由蔣介石親任團長，並由蔣介石親信陳誠任副團長。訓練開始後，川軍中營級以上的軍官，全部要到峨眉山接受訓練。
楊永泰雖然沒有在這個訓練團任職，但他經常在訓練團進行訓話，並暗中對川軍將領進行拉攏。因此，經過這次輪訓之後，川軍已經發生了分化，許多將領已經慢慢地和蔣介石走在了一起。
在對川軍進行分化的同時，根據楊永泰的建議，蔣介石再次提出改組四川省政府。所謂改組，其實也就是對核心部門的領導人進行更換。劉湘的省政府主席自然不能換，否則劉湘會狗急跳牆的。
主席之外最重要的職位一個是財政廳廳長，一個是秘書長。但這兩個職位也不用換，因為財政廳廳長劉航琛、秘書長鄧漢祥，早已經和楊永泰勾結在了一起。所以，這次改組四川省政府，主要是更換民政、教育、建設三廳廳長。
蔣介石提出了三位廳長人選，即羅負華、蔣誌澄、盧作孚。盧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劉湘願意接受。但羅負華、蔣誌澄二人，劉湘卻不願意接受，因為二人屬於CC係的人，劉湘不希望CC係在四川壯大。
為此，劉湘提出由王又庸、李為倫出任民政、教育廳廳長。此二人都是政學係骨幹，劉湘目的是用政學係對抗CC係。
蔣介石就劉湘的這個要求征詢楊永泰意見，楊永泰同意對李為倫的任職，卻不同意王又庸的任職，因為王又庸此前已經被任命為江西省民政廳廳長。蔣介石同意了楊永泰的這個建議，但劉湘堅持要用王又庸，最後王又庸、李為倫都留在了成都。
王又庸後來對這件事評價道：“從此，CC係和楊永泰的關係愈加惡化。”
成功改組四川省政府以後，楊永泰的圖川大計基本已經完成，此時四川的軍隊、地方、省府到處都有蔣介石的人。為此，楊永泰建議蔣介石，派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到重慶，召開“川康整編會議”，實現川軍國家化。
就這樣，在楊永泰的策劃下，蔣介石兵不血刃，控製了四川。
“乾坤袋”秘密暴露
“圖川”大計，是楊永泰為蔣介石獻出的最後一個大的計策。其實，就在“圖川”大計正在實施的1935年夏天，國民黨高層都在盛傳，蔣介石的決策秘書楊永泰將離開蔣介石，轉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但最後名單公布出來，湖北省政府主席卻是張群。據曾經在南昌行營任職過的呂烺芬後來透露說，本來已經內定楊永泰為湖北省政府主席了，楊永泰卻推讓張群先幹一段，理由是“委員長身邊不可無人”。
但到了當年12月，張群轉任外交部部長，國民政府再次任命楊永泰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為蔣介石屢出奇計，為蔣介石統一天下立下了大功，為何蔣介石不繼續重用楊永泰，而是把他調到湖北呢？
關於這個謎題，不僅現在的人搞不明白，就是當時的人對此事也是眾說紛紜。楊永泰的部下王又庸認為，楊永泰得罪了CC係、藍衣社，遭到排擠，楊永泰自請辭職，蔣介石不許，讓楊去湖北主政；楊永泰的政敵韓玉辰認為，楊永泰任湖北省主席，“表麵上辭而不就，實際上是就而不辭”，所以楊永泰對此職位很感興趣；有人認為，隨著日寇的一步步緊逼，蔣介石決定派親信經營湖北，作為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離之後的落腳點；還有人認為楊永泰在南昌大火案中，知道了太多的秘密，蔣介石不希望繼續再讓楊留在自己身邊。
當然，還有一種比較為大家所接受的理由是，楊永泰雖然在謀略上很有一套，但此人心機太重，以至於讓蔣介石對其有所提防。這個說法是有充分證據的。
據說楊永泰這人，早年曾經認真研究過李林甫等奸臣討好“主子”的手段，來到蔣介石身邊之後，他把這些研究心得都付諸了實施。這些手段除了之前提到過的打探蔣介石“起居注”之外，就是楊永泰經常使用的“左右乾坤袋”。
“左右乾坤袋”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每次侍從室接到下麵傳過來的文件，楊永泰會看看有什麼事情，如果估計到這件事蔣介石可能會征求一下自己的意見，楊永泰就會提前把方案想好。
楊永泰這種提前做“功課”的行為本來沒有錯，錯的是他一般會至少準備兩套方案，分別裝在兩個口袋裏去見蔣介石。見到蔣之後，他先不把方案拿出來，而是和蔣介石聊一會，探探蔣的口風。等到楊永泰感到蔣的大致態度之後，他才從備選方案裏掏出蔣可能最容易接受的那套方案。
通過這種方法，楊永泰每次提出的解決方案，大都能夠讓蔣介石滿意。於是，蔣感到楊永泰和自己頗有心有靈犀之感，對楊更加寵愛。
楊永泰“左右乾坤袋”的這套把戲本來隻有極少人知道，但最後還是被無孔不入的CC係知道了，他們如獲至寶，立即把這件事告訴給了蔣介石，並提醒蔣介石提防楊永泰。
蔣介石是個專權的人，這類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希望下屬要忠心，他們把忠心看得比才能還要重，對於那些喜歡玩弄心機的人，更是深惡痛絕。所以得知楊永泰的這個秘密後，蔣介石決定試探一下。
一天清晨7點多，剛剛起床的楊永泰即被蔣介石召喚過來，尋求對某個問題的對策。因為之前不知情，楊永泰沒有做好“功課”，所以在回答蔣介石詢問時，有些手忙腳亂。由此，蔣介石開始確信，楊永泰確實在搞“左右乾坤袋”這類把戲。
不久之後，蔣、楊二人正在討論一個問題，楊提出了一個方案，蔣卻對方案提出反對意見。楊不知道有詐，就又把另外一個方案也拿了出來。看到楊永泰的表演，蔣介石非常反感，雖然沒有表露出來，卻已經對其產生戒心了。
一次，蔣介石和身邊一個較為信賴的人聊天時，蔣對楊評價道：“楊暢卿為人精幹，雄才大略，在我幕僚中確實是一員幹將，但此人非我同道，非忠於事者，久之必生異心。”
曆來領導人選擇秘書，謹慎、聽話、放心，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楊永泰卻給了蔣介石“久之必生異心”的印象，他的離開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湖北發起“倒楊”運動
自晚清重臣張之洞總督湖廣，在武漢創建漢陽鐵廠等一係列現代工業，為武漢打下基礎之後，武漢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這裏曾經爆發過武昌起義；廣州國民政府曾經遷都於此；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也曾轉移至此。因此，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職，在當時權力很大。
但對於曾經是蔣介石身邊紅人的楊永泰來說，湖北省政府主席地位再顯赫，也不如在蔣介石身邊前途更大。所以接到這個任命之後，楊永泰遲遲不肯去湖北赴任。
楊永泰不願意去湖北，當然還有更多人不願意楊永泰來湖北，他們是湖北實力派、此時正擔任駐鄂綏靖公署主任的何成浚，CC係在湖北的首領、省黨部常委劉鳴皋等人。當時湖北發生了學生運動，何、劉等人乘機鼓動一些CC係的學生，喊出“打倒賣國賊楊永泰”的口號，反對楊永泰到湖北主政。
說楊永泰是“賣國賊”並非完全挑唆，因為楊永泰背後的政學係確實有親日的傳統。這次學生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抗日救國，得知楊永泰有“親日”傾向之後，他們走上街頭，包圍省政府，把動靜鬧得很大。
身在南京的楊永泰，既為自己遭到學生聲討而難過，又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打擊政敵的機會。於是，他立即找到蔣介石，痛哭流涕，把湖北發生的情況，添油加醋地向蔣介石作了彙報。
蔣介石勃然大怒，在給何成浚的電報中說：“據報，湖北省黨部借學潮提出打倒楊永泰的口號，向政府示威。如果屬實，即將該黨部負責人一並軍法從事。”
知道蔣介石的這個電文之後，湖北省黨部常委劉鳴皋嚇壞了，他先找到何成浚說：“學生們在遊行中提出的打倒楊永泰的口號，是完全自發，根本不是我們省黨部提出的。”
何成浚自然知道劉鳴皋撒謊，但他比劉鳴皋更反對楊永泰來湖北，所以兩人商議後，何成浚給蔣介石複電，措辭強硬地表示，“倒楊”口號是學生自發提出，和湖北黨部無關。
收到何成浚的電報後，蔣介石複電表示，讓湖北省黨部派一名負責人過來。當時，湖北省黨部有三個常委，但另外兩個不敢去，最後隻好還是劉鳴皋前往南京見蔣。
一路上，劉鳴皋都是心驚膽戰，到了南京侍從室，他遇到了老朋友，同時也是侍從室主任的晏道剛。劉鳴皋問：“我這次來，是否有殺頭危險？”
晏道剛哈哈大笑說：“委員長的個性我是了解的，過去被他關押的人，釋放了就升官，免得放了後別人還恨他。他要殺你就不會叫你來，要你來就絕不會殺你。現在不是殺不殺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排你的問題，準保有滿意的結果，你不用擔心了。”
果然，見麵之後，蔣介石對劉鳴皋很客氣，問了劉鳴皋的學曆、經曆。等到問到學生遊行示威的事情時，劉鳴皋一口咬定“倒楊”口號是學生自發提出的，蔣介石就沒有再繼續追究。會見結束之後，蔣介石又邀請劉鳴皋一同去餐廳用餐。
吃飯的時候，蔣介石正式把楊永泰介紹給了劉鳴皋。蔣介石說：“你是湖北省黨部的負責人，楊暢卿是湖北省政府的負責人，都是一家人。今後你們黨政雙方要配合好，搞好團結，不要存任何成見。”
就這樣，一場“倒楊”運動結束了。令劉鳴皋感到有趣的是，就在自己離開蔣介石官邸時，晏道剛居然遞給自己一張700元的支票，並說：“這是委員長給你的旅費。”
在蔣介石的這一嚇一獎的作用下，以劉鳴皋為首的湖北CC係勢力不敢再公開“倒楊”；一心想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何成浚，也領略到了蔣介石的虎威，消停了很多。於是，楊永泰赴任的障礙已經掃平，楊永泰離開南京，正式到湖北上任。
最後時光依舊我行我素
1936年1月1日，位於長江邊上的武漢，潮濕而陰冷，56歲的楊永泰在省政府大禮堂裏宣誓就職。楊永泰在誓言裏說：“餘恪遵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於、努力於本職。餘絕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並決不營私舞弊及收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受最嚴厲懲罰。”
在就職典禮上，楊永泰居然說出“願受最嚴厲懲罰”，似乎很讓人感到奇怪，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從不久前的那次“倒楊”運動中，他已經看到湖北官場對自己的仇視，雖然在蔣介石的支持下，自己最後還是成功就任主席，但是那些反對自己的敵人並沒有就此罷手，政治上的排擠，肉體上的暗殺，都可能成為他們對付自己的手段。
對於楊永泰的這個處境，韓玉辰後來回憶道，當時自己乘火車回武昌，在汀泗橋上遇到幾個黃埔學生。在談到楊永泰時，學生齊聲大罵，並表示：“我們校長（蔣介石）瞎透了，非揍他（楊永泰）不可。”
聽了學生的話後，韓玉辰感到楊永泰在武漢很危險。在和楊永泰一起吃午飯的時候，韓玉辰就提醒楊永泰應該急流勇退，並引用時諺“揚子為我政治萬難永泰”嘲之。但楊永泰並沒有接受韓玉辰的建議。
楊永泰不僅沒有接受，而且在湖北的最後幾個月，他的表現依然是飛揚跋扈，我行我素。作為蔣介石曾經的秘書，他堅定地貫徹蔣介石的各項政策，其中也包括“新生活運動”。
上任伊始，他就要求政府機關實行早操，自己在早操時候點名。大小官員一律著中山裝，冬春季青色，夏季白色。遇到服裝不合適、不整齊的官員，楊永泰常常會當麵嗬斥，甚至直接革職。楊永泰此舉，令那些習慣睡懶覺，散漫慣了的官老爺苦不堪言。
楊永泰的主席辦公室內隻放置一把空椅子，而且這把椅子隻有他的秘書盧鑄來談工作時可以坐，其他廳處級官員來找楊永泰彙報工作，一律站著。
楊永泰不僅在政治上特立獨行，而且他還試圖染指軍隊。當時，湖北有保安團18個，分區駐防，楊永泰自己兼任保安司令。為了更好地控製這支部隊，楊永泰經常指示保安團互換防區。
一次，楊永泰下令把駐紮在襄陽的第十五團調到鄂東，襄陽當地專員不知什麼情況，就請示楊永泰部隊緩調。楊永泰強橫地說：“對湖北的保安團，我有權指揮調遣，你們這些專員不要過問。”
十五團經過漢口時，楊永泰親自對部隊進行訓話，對官兵各有犒賞，並明確表示：“以後有困難，團長可以直接找我。”
一個政府官員肆無忌憚地插手軍隊，楊永泰此舉是很容易犯忌諱的。
楊永泰本來就有很多政敵，他在湖北的種種作為，更是得罪了一大批人。這些人對楊永泰恨得是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後快。
對於自己的危險，楊永泰不是沒有防備，據劉鳴皋回憶說：“楊永泰到湖北後，戒備極為森嚴，每次外出時都穿上避彈坎肩，連每周一舉行黨政聯合紀念周時，都隨身帶著幾個衛兵，以防不測。”
盡管如此小心，到了當年10月，楊永泰還是在江邊遭到暗殺，享年56歲。這也正是本章引言中的那一幕。
楊永泰死後，朝野震動，刺客被判處絞刑正法，但關於幕後主凶是誰一直眾說紛紜。
11月21日，公祭之時，蔣介石從南京發來一篇祭文，對楊永泰的功績進行了肯定，對楊永泰的去世表示了莫大的悲痛。
單從祭文來看，仿佛蔣介石對楊永泰非常信賴，非常器重。然而有一件事卻值得玩味，楊永泰死後，政府曾經撥付了2萬元喪葬費給了楊永泰的妻子，但楊永泰的小妾卻沒有得到。楊永泰入土這一天，小妾拉著她與楊永泰的兒子用廣東話痛哭道：“你怎麼走了，我母子留著怎麼活下去？”
後來，時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劉鎮華，得知楊永泰家人生活確實困難，就報請南京方麵給楊家一些撫恤，但卻沒有得到批準。
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楊永泰提出的計策非常重視，但他對楊永泰本人，也許並不太喜歡，甚至一直有所猜忌。有人說，種下一顆性格的種子，你將收獲一種命運。這就是善於謀劃、工於心計的楊永泰，所獲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