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豫了很久，陳方決定找張群。張群和楊永泰都是政學會的核心成員，兩個人私交甚好，現在張群正任外交部部長，而且以前楊永泰活著的時候，陳方和楊永泰一起見過張群，所以張群和陳方也有點私交。
見到張群後，談及楊永泰，兩人都有些傷感。張群說：“他已經去了，但我們還要繼續幹！湖北那地方你是幹不下去了，就先來我這裏幹吧，等有了合適的機會，我再推薦你到委員長身邊去。”
陳方非常感激，就留在了張群身邊。
在之前的工作中，陳方像楊永泰的影子一樣，跟著楊永泰亦步亦趨，似乎陳方隻是一個被楊永泰提攜的小職員，並沒有多少才華。
實際並非如此。陳方這個人是很有才華的，但他的才華主要體現在書畫和文筆方麵。單就水平來說，陳方在書畫方麵才能更高，著名國畫藝術家黃君璧曾經評價道：“芷町先生，文學大師，畫竹專家，早已名滿大江南北，其畫竹法度嚴謹而瀟灑，其章法尤多奇趣，而用墨則深得明僧清湘道人（石濤）遺法，近百年來無與匹比。”畫家張大千則稱陳方畫竹為“當代第一”。
但混跡官場，書畫才能就沒有文筆顯得更為重要了。幸運的是，陳方在這方麵也不弱，據記載陳方“弱冠後為京滬各報撰寫論述，先後服務於上海《申報》《商報》《北平大同晚報》等，因其文采論議而頗獲名聲……有‘江西才子’之稱。”
對於陳方這樣一個有才華的人，張群自然不敢據為己有。1937年初，張群轉任中政會秘書長。一次蔣介石找張群談話，談及楊永泰的死，蔣介石不勝傷感。張群趁機提到了陳方，並希望讓陳方繼續到委員長身邊效力。
蔣介石欣然同意。
就這樣，到了當年初夏，經過繁瑣的組織程序之後，一度離開過蔣介石的陳方，再次回到了蔣介石身邊，開始了他長達12年的領袖秘書生涯。
第二章 抗戰期間謹慎從事
生命中的第二個“貴人”
像陳方這樣的才子，要想在民國這種官場上左右逢源是頗有難度的。幸好在仕途的道路上，陳方遇到了兩個“貴人”，一個是楊永泰，一個是陳布雷。楊“貴人”如今已經不在人世了，陳“貴人”現在開始粉墨登場了。
其實，陳布雷也是屬於才子型的人，也不太適合在官場上左右逢源，而且陳布雷在書畫方麵的造詣，還趕不上陳方。但陳布雷在文筆方麵太強，強到震驚整個上海灘，強到令蔣介石佩服不已，並主動贈送“玉照”。
因為受到蔣介石的敬重，陳布雷直接避開了官場上廝殺，一步登天，進入蔣氏政權的權力核心。1936年侍從室改組時，陳布雷擔任了二處主任，下麵領導秘書、研究等工作。這個職位直接和蔣介石打交道，權力很大，甚至可以和清朝的“軍機大臣”相媲美。
陳方來到蔣介石身邊，要麵對的直接領導就是陳布雷。兩個人在南昌行營時就已經認識，陳布雷對陳方的文才還是比較認可的，所以再一次見麵，兩個人都比較隨意。
1937年夏天，中國大地一片熾熱，廬山上卻涼風習習。為了準備廬山談話會，陳布雷、陳方都上了廬山。時隔一年多後，再次見到陳布雷，陳方倍感親切地說：“布雷先生，最近身體可好？”
陳布雷道：“我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不過這一年多來，也沒有壞到哪裏去。你怎麼樣？”
陳方有些傷感，這一年多他經曆了太多的事，也遭遇到了一些委屈。平複了一下情緒，陳方說：“剛到武漢時，雖然暢卿樹敵很多，但有他在，我在武漢的工作還算順利。暢卿遇害後，武漢我已經待不下去了，幸虧有張群相助，不然我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
提到楊永泰，陳布雷也有些感慨，他對楊永泰的才華很是欽佩，但對楊永泰的專權與強勢還是有些看法的，但現在楊永泰已經死了，又當著陳方的麵，陳布雷隻好說了一些對楊永泰讚揚的話，並安慰了一下陳方。然後，他問：“你現在調到南京了，有何打算？”
終於談到關鍵地方了，陳方立即謹慎起來，他說：“我離開這一年多，軍委會已經調整，侍從室裏的很多人我都不是很熟，工作方麵還要麻煩布雷先生多多關照。”
本來陳布雷的想法是讓陳方進侍二處第四組，取代現任組長汪日章。這是因為第四組的主要工作是收發來往公文，而汪日章是學油畫的，並不擅長處理公文。抗戰以後，國民黨軍政方麵公文大增，汪日章更是力不從心，以至於影響到了二處的工作，這令陳布雷感到有些苦惱。
但要讓陳方進第四組，還需要報請蔣介石批準。所以陳布雷隻是含糊地跟陳方說：“你可以先來二處，具體工作到時再安排。”
見到蔣介石後，陳布雷表達了讓陳方取代汪日章的想法，蔣介石說：“陳方的才能我是知道的，但汪日章的問題也需要妥善處理一下。”
陳布雷知道，蔣介石和汪日章的關係非常特殊，兩個人不僅是浙江奉化老鄉，而且兩個人還是遠親的表兄弟，加之，蔣介石妹夫的哥哥，又娶了汪日章的姐姐，可謂是親上加親。有了這兩層親戚關係，蔣、汪二人的關係自然比較親密。
陳方調第四組，除了有汪日章這個障礙之外，還有楊永泰這個障礙。侍從室內的工作人員也是分派係“山頭”的，大家都知道陳方是楊永泰這個“山頭”的，楊永泰樹敵太多，陳方也自然遭到排擠。
有的人幹脆直接跟陳布雷說：“陳方是楊永泰的人，不應該太重用他。”
陳布雷卻說：“陳方為人正直，雖然是楊永泰一手提拔，但並沒有卷入派係之中。而且陳方才思敏捷，在處理公文方麵水平很高，領袖也是知道這一點的，陳方進侍從室也是領袖首肯的。”
後來，陳布雷還在其文中寫道：“（陳方）才思敏瞻，且亦勇於負責，而其信仰統帥，感激圖報，則在行營時已有甚深之關係。故一般同誌或以其曾從楊暢卿（指楊永泰）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別作用者，餘則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看到陳布雷力挺陳方進侍從室，別人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陳方先進了第五組，這個時候陳布雷因為身體不好，不再兼任第五組組長，經過蔣介石批準，周佛海擔任組長。就這樣，陳方開始在周佛海的領導下工作。但第五組隸屬於第二處，而且陳方又是負責來往公文的，所以陳方也是在陳布雷的領導下工作。
到了1938年6月，汪日章調行政院任秘書兼機要組長，第四組組長位置出現空缺，陳布雷正式推薦陳方上任。
第四組並不大，組長下麵隻有侍從秘書、科員和謄寫人員。但這個組組長的級別並不低，毛慶祥擔任組長時，是上校組長；汪日章擔任時，是少將組長。陳方進入侍從室一年多，就能當上第四組組長，陳布雷這個“貴人”顯然是幫了不少忙。
“壞老師”教出了“好學生”
再次回到侍從室，陳方雖然得到新領導陳布雷的賞識，但陳布雷畢竟和楊永泰不一樣，陳布雷和陳方的關係最多也就是親密的同事關係，而楊永泰和陳方的關係，則是同事、朋友、師生關係。
顯然，楊永泰和陳方的關係，包含了很多個人感情成分，因此，楊永泰幫起陳方來，無疑更盡心盡力。現在楊永泰死了，但楊永泰對陳方的影響並沒有就此消失，這個影響就是對陳方的教導。
總的來說，楊永泰不算是一個好秘書，一個好秘書既要服務好領導，又要和各個方麵搞好關係。但楊永泰不是，他太喜歡專權，有時候太強勢，以至於蔣介石對他有所忌諱，其他諸如CC係、胡漢民係都對楊永泰恨之入骨，以至於最後遭到暗殺。蔣介石就曾經對別人說過“暢卿得罪人太多”。
然而，這樣一個不合格的秘書，卻充當起老師，來教導陳方如何做秘書。等到楊永泰主政湖北時，陳方離開蔣介石到湖北投奔楊永泰，楊永泰非常感動。此時的楊永泰已經50多歲，樹敵很多，又已經失寵，他開始更加有意地栽培陳方，對陳方進行多方麵指導。
也許有人奇怪，楊永泰這樣一個不太合格的秘書，能否教出一個合格的好秘書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這是因為，楊永泰沒有能夠當好秘書，主要源於他專權、強勢的性格，對於這一點，楊永泰自己也很清楚。但一方麵，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楊永泰也無法克服自身性格秉性方麵的這些問題。
另一方麵，楊永泰蹉跎了大半生，快50歲了才來到蔣介石身邊。楊永泰抱負很大，但生命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且他又沒有過硬的後台，他必須要排除各種阻力，做出一些有影響的大事來，才能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從他後8年的表現來看，他通過專權，確實做成了很多大事。
而陳方沒有專權、強勢這些性格上的問題，他雖然很年輕時就成為了“江西才子”，卻並不是那種恃才傲物的人。因為陳方沒有楊永泰這兩個缺點，所以陳方不會走上楊永泰這個“壞老師”那條得罪人之路。
另一方麵，楊永泰雖然不是一個合格的秘書，但他在工於心計、善於揣摩領導意圖、迎合領導等方麵是非常有一套的，而這些東西正是一個秘書所應當必備的基本功。在楊永泰、陳方一起相處時，楊永泰或者直接指導，或者以身示範，終於把這些做秘書的絕活傳給了陳方。
一句話，陳方沒有楊永泰性格方麵的缺點，也不急躁，卻又從楊永泰那裏學到了楊永泰擅長的心機權術，因此，“壞老師”楊永泰最後終於教出了“好學生”陳方。
在陳布雷的推薦下做了第四組組長後，陳方開始認真研究第四組的工作。陳方發現，按照蔣介石的要求，第四組主要負責起草和轉批國民政府政治、經濟和國民黨黨務方麵的公文，此外還要處理蔣介石臨時交辦的機密文件。
按照蔣介石的這個要求，陳方雷厲風行，很快把組內很多難以處理的公文理出了頭緒，並把第四組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
第四組的這種變化，很快被蔣介石發現了，一貫嚴肅的蔣介石，難得地露出笑臉，當著陳布雷等人的麵說：“芷町是很能幹的，自從他來後，公文工作順手多了。”
陳方立即回答：“領袖過獎了，全憑領袖栽培。”
陳方的這個回答，令蔣介石很滿意。蔣介石一直推崇曾國藩，並喜歡用曾國藩那套傳統理論評價人，即一個人不僅要有才能，而且要謙虛、踏實。按照這個標準，陳方比盛氣淩人的楊永泰強多了。
建議受到領袖重視的訣竅
那些在領導身邊工作的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領導對自己言聽計從，這既可以表現出領導對自己的高度認可，又可以向其他人證明，自己正受到領導的信賴。
但領導身邊有很多人，尤其是蔣介石，他是國民黨黨政軍的一把手，侍從室就有幾十位工作人員整天圍在蔣介石身邊，下麵的官員、將領和其他各界人士，也都擠破腦袋，想給蔣介石獻言獻策，以撈取各種好處。在這種情況下，想讓蔣介石采納自己的建議自然是非常困難的。
建議不被蔣介石采納，還不足以讓人生氣，畢竟蔣介石每天接到的建議太多了。最令人生氣的是，同一個建議，你提出了，蔣介石置之不理，別人提出了，蔣介石卻采納了。陳方的同事唐縱就遭遇到了這個情況。
唐縱有“智多星”之譽，他早年畢業於黃埔六期，曾經在戴笠身邊搞情報工作，後來被派到德國，研究德國警察、情報組織。德國法西斯情報組織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忠於“元首”，唐縱把德國的這套理論引進了國民黨情報組織，蔣介石非常滿意。後來，侍從室成立第六組，主管情報工作，唐縱就成為了第六組組長。他和第四組組長陳方，都隸屬於侍從室第二處，所以兩個人算是同事。
從唐縱的這個經曆可以看出，他是蔣介石嫡係中的嫡係，很受蔣介石信賴。為了報答領袖的信任，唐縱老想給蔣介石提出一些好的建議。思考了很久，唐縱終於想出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建議。在給蔣介石彙報完情報工作之後，唐縱懷著激動的心情，把這個好建議彙報給了蔣介石。
建議敘述完了，唐縱用渴望的眼神看著蔣介石，希望這個建議能夠得到蔣介石的批準，或者至少蔣介石應該表揚自己一下吧。誰知，蔣介石隻說了一句“知道了”，就沒有了下文。這讓滿腔熱血的唐縱很受傷。
當然，更令唐縱受傷害的還在後麵。過了一段時間，陳方就同一個問題，提出了和唐縱差不多的建議，蔣介石居然批準了。
受到巨大打擊的“智多星”唐縱，在其日記中這樣寫道：“芷町所呈委座之意見具申，我承認有見解，但是有些地方覺得還有斟酌之處。呈上之後，委座非常重視。而我前次所呈之報告，並不得委座若是之重視，何故？”
在日記裏，這個有“智多星”之譽的唐縱，對陳方的成功進行了總結。首先是“芷町了解委座意旨更深切，所擬辦法更易接近委座之思路，與推行容易”。對於陳方的這個特長，唐縱沒有辦法，在委座身邊工作的人，哪個不想“了解委座意旨更深切”，但這種事情做起來難度太高，隻有具有較高悟性，又整天跟在蔣介石身邊的人，才可能做到。
陳方少時即以聰穎聞名，有“江西才子”之譽；後來，又得到以工於心計、善於謀劃的“廣東才子”楊永泰指點多年；現在陳方又負責蔣介石的公文工作，整天圍在蔣介石身邊。有了這三個條件，陳方在了解蔣介石意旨方麵，自然要深切得多了。
唐縱還總結了陳方成功的第二個原因，即“他的文字確是比我好，寫得透徹明了，更能將顧慮之處，一一預為說明，使上麵容易采納”。
對於這一點，唐縱更是隻能望洋興歎。別說唐縱隻是一個搞情報工作的，就是那些搞文字工作的其他人員，要想在文字方麵趕上陳方，那也是很難的事。陳方這個“江西才子”並非浪得虛名，在蔣介石身邊的那些大“筆杆子”中，唯一一個可以和陳布雷分庭抗禮的就是陳方。
除了有過硬的文字功夫之外，陳方還有一個特點是思維縝密，考慮周詳。提出建議前，他把各種可能會發生的意外情況，都綜合考慮了進去，並說明了應對策略。這樣周全的建議，自然能夠得到蔣介石的重視。
因此，明白領導意圖，文字寫得簡潔明了，建議考慮非常周全，成為陳方的建議屢次被蔣介石采納的原因。
和同事相處的技巧
陳方的“老師”楊永泰，在和同事相處方麵是失敗的，樹敵很多，最後被殺身亡。在這方麵，“學生”陳方不僅沒有出問題，而且還做得非常好。
當時的侍從室雖然有“軍機處”之稱，但侍從室人員很多，並非所有人都是“軍機大臣”。想成為“軍機大臣”，必須要得到蔣介石信任，並能夠經常為蔣介石起草文告，找蔣介石彙報工作才行。平日裏為蔣介石起草文告的活，大都由陳布雷一人幹了，其他人自然失去了機會。
成為“軍機大臣”的巨大誘惑使一個人決定，從陳布雷手中奪得這個美差。這個人就是錢大鈞，時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蔣介石侍衛長。
單就資曆來說，錢大鈞並不比陳布雷差。但錢大鈞是軍人出身，哪裏會搞文字工作，為此，他找到了負責文字工作的第四組組長汪日章。這個汪日章學的是美術，主攻油畫，對文字工作也不擅長。但軍人出身的錢大鈞並不太能區分這兩個工作的區別，而汪日章對自己的文字工作也頗為自負，於是，兩人合力把一份給某兵工學校的訓詞寫好，交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雖然自己文章寫得一般，但文章的好壞他還是能夠分清的，他掃了幾眼，就發現錢大鈞、汪日章合力搞出的這篇文章，和陳布雷的文章相差太遠。氣憤之餘，他拿起筆批示道：“此等文章，尚不夠中學程度，何得率為轉呈！”
聽說了這件事後，陳布雷不禁感歎，錢大鈞、汪日章這種水平的人，居然也不自量力，想寫文章邀功，真是小人行徑！
等到陳方入主第四組後，陳布雷立即發現，陳方這個年輕人的文字功底頗為紮實，在某些方麵，連自己都難以與之相比。憑借這個水平，陳方是有資本和陳布雷一爭高下的，但陳方並沒有這樣做，他很謙虛，做事本分，從不和陳布雷主動爭功。
對於這種有才能而又謙虛的人，陳布雷頓生好感，平日裏，他視陳方為左右手，經常委以重要工作。
不僅和陳布雷的關係搞得很好，陳方和其他同事相處得也非常融洽。
當時，侍從室權力很大，工作內容又涉及很多核心機密，所以侍從室內部有著非常嚴格的保密製度。一旦發現有人泄密，輕者撤職處分，重則蹲監獄、掉腦袋。
有一天，陳方發現唐縱一個手下，正在抄寫蔣介石的一份“手令”。這是一起嚴重違規的事件，陳方當時非常震驚。當然，更震驚的是那個唐縱手下，他清楚地知道一旦陳方把這件事彙報給蔣介石，不僅自己有掉腦袋的危險，組長唐縱也會受到嚴厲的處分。
但陳方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蔣介石，也沒有對外聲張，而是找到了第六組組長唐縱，對他言明這件事，並囑咐說：“唐賢弟，這可是違反製度的事情，你作為第六組組長，為了保險起見，以後要多留心為好。”
這件事令唐縱很是後怕，他在日記裏記下了這件事，並對陳方的這種做法，表達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除此之外，陳方的才情，也為他贏得了不少人際關係。當時，陳方在書畫方麵造詣很高，連張大千、黃君璧這些專業人士，也對陳方的書畫水平稱讚不已。
有書畫特長的人大都要麵臨一個問題，那就是被人討要字畫，很多書畫名家對此都比較反感，不願意輕易給對方書畫。但身在官場的陳方沒有這個習慣，遇到別人來討要字畫，他總是熱情相贈，並謙虛地請對方批評指教。
這樣一來，討要字畫的人，不僅得到了想要得到的字畫，而且得到了陳方的尊重，自然對陳方有很高的評價。
陳方原來是個“膽小鬼”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結束，陳方心裏充滿了憂慮，既為身在上海一帶的同胞掛懷，又為南京的防守擔心。真可謂是“憂惶萬狀、日夕不安”。
就在這時，蔣介石、李宗仁等國民黨高層也在討論南京的防守問題，最後決定國民政府西撤，而留下唐生智防守南京。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給侍從室的陳布雷、陳方等人下達了指示：“此間已無要務，可到武漢待命。”
這句話也就是蔣介石給侍從室的西撤命令。接到命令後，陳布雷讓陳方等人趕緊收拾行裝，準備坐船離開。很快，大家提著行裝，彙集在了一起。之所以速度這麼快，是因為早在命令下達前，這些在侍從室工作的人就得到了國民政府即將西撤的消息，並提前做好了準備。
一切都準備好了，卻不能立即出發，因為大家是坐普通客輪去武漢。白天撤離，可能會引來日軍轟炸。直到深夜12點30分，陳方才和陳布雷等人一起，坐船沿長江西去。
這個看似普通的客輪，乘坐的既有陳布雷、陳方這些侍從室的“軍機大臣”，又有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軍委會第五部副部長董顯光等顯赫人物。陳方不禁有些擔心，日方情報人員無孔不入，如果他們知道這艘船上有這麼多中國高官，那樣後果將令人憂慮。
一路上，陳方心驚膽戰，說話不多，幸運的是，他們一路還算平安，29日，輪船成功到達武漢。
在武漢的這段時間裏，陳方也是每日充滿焦慮。武漢地處江漢平原，是平漢、粵漢鐵路的交會點。國民政府由南京遷至武漢後，這裏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軍必然會大舉進攻武漢。
果然，到了1938年6月，被認為是抗戰以來戰線最長、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會戰——武漢會戰，正式打響了。前線的戰報不斷傳來，戰敗的消息一個接一個，日軍正步步向武漢逼近。此時，陳方的憂慮比在南京時還要多。
到了10月，隨著漢口局勢越來越嚴峻，蔣介石決定讓侍從室人員撤離武漢，遷往湖南，在衡陽一帶集結待命。接到命令後，陳方和陳布雷、李惟果、翁祖望、王學素等人，登上了一艘裝滿了菜的船，開始向湖南進發。
此時，距離上次從南京撤離還不滿一年，如此短的時間裏，上海、南京、武漢相繼淪陷，陳方等人坐在船上，既為國家命運擔憂，又為這次行程擔憂，同時又不知道到湖南之後又將麵臨何種局勢。
幾個人心緒茫然，隻好在船上酌酒澆愁，直到很晚才睡。斜躺在搖搖晃晃的船上，陳方很不適應，迷迷糊糊，幾乎一夜沒睡。到了次日上午，才踏實地進入了夢鄉。
吃過午飯之後，大家心緒稍微好了一點，再次坐在一起閑談。當船行到王家洲地界時，突然有三架日機淩空掠過，陳方心裏一驚。其實，自淞滬會戰之後，日機經常在南京、武漢一帶上空飛行，陳方等人早已經習慣了。
但這一次不同，以前遇到日機來襲，可以躲避到防空洞裏，這次在江麵上，在一艘小船上，實在避無可避。幸好日機已經飛過去，如果低空掃射，那真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
但陳方並沒有慶幸多久，轉眼飛機又折了回來，一個俯衝，像雨點一樣的子彈向小船掃射過來。陳方等人立即臥倒在一堆菜裏，躲避子彈。第一輪掃射過去了，大家都沒有受傷。看到陳布雷受到驚嚇，陳方拿起一條毯子，蓋在陳布雷身上。
很快，第二輪掃射又來了，這次子彈更密集，船壁破損嚴重，陳方感到自己可能躲不過這一劫了，不禁心膽俱裂，連連大呼：“我的老母將奈何？”
聽到陳方的呼喊，大家既感驚慌淒慘，又對陳方這個大才子的過度表現感到好笑。
不久，王學素也大喊道：“陳主任，陳主任，我受傷了！”此時逐漸鎮定下來的陳布雷，找了一條毛巾，為王學素包紮了傷口。
幸好日機不知道這個普通小船裏乘坐的是一批“軍機大臣”，饒是如此，日機掃射了5次之後，才迤東而去。這次掃射，船上有4人傷重致死，另有10餘人負傷，侍從室人員中，除王學素受傷外，另有侍二組左弼全身傷及3處。最幸運的是李惟果的鞋履被子彈擊穿，而皮肉竟無絲毫損傷。
這次遇險令陳方受驚不小，唐縱後來在日記中寫道：“陳主任與陳芷町因前次遭受空襲，驚駭過度，以至杯弓蛇影，一遇警報，戰栗無以自持。陳方已成驚弓之鳥，自稱惶惑不安，擬求離開磨鏡台，自求安全之道。上午在地下室時，夫人、女打字員，帶狗來來去去，陳方不安，歎曰：‘何以人而不如狗乎？’”
由此，陳方因膽小而被人熟知。
平抑物價的建議遇挫
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之後，前方打仗需要消耗大量物資，後方軍政高層紙醉金迷揮霍了許多財富，加之，孔祥熙等金融大鱷也乘機大撈一把，於是，流通的法幣開始大幅貶值，物價開始飛漲。
1940年底，據國民黨官府統計，重慶市零售物價指數，五金電料已經漲到戰前的24倍，衣料至16倍，燃料至15倍，食料至6倍。
這樣一來，中國民眾既要應付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又要應付不斷攀升的物價，自然是苦不堪言。一時間，社會各界，怨聲載道，蔣介石非常憂心。
為了急領袖之所急，更是為了贏得領袖的重視，蔣介石身邊的人紛紛絞盡腦汁，希望能夠為平抑物價出一點力。
1940年9月，陳方的同事、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向蔣介石進獻了一份關於平抑物價的建議。但不知為何，蔣介石並未予以采納。看到蔣介石的嫡係——“智多星”唐縱都碰了壁，其他人一時間也不敢提啥建議了。
過了一段時間，物價上漲得更加厲害了，陳方猶豫了很久，終於決定認真研究一下物價問題，力爭提出一個好的平抑物價的建議。此後，陳方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對物價問題進行調查、分析，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改革建議。
11月下旬的一天，陳方找到唐縱，對平抑物價問題，兩個人進行了商談。陳方說：“這段時間我認真研究了當前的物價問題，有了一些想法。”
唐縱很感興趣地問：“什麼想法？”
陳方說：“現在物價過高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是腐敗問題。因此，僅僅從技術角度，很難解決物價問題。我們現在如果不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隻能是坐以待斃。”
唐縱自然知道物價問題背後是政治問題，但國民黨高層盤根錯節，要解決談何容易，他安慰說：“芷町兄不必著急，等到了緊迫關頭，自然會有解決辦法。”
陳方不認同這種消極等待，他說：“這樣太危險，一旦物價漲到緊迫的程度，不僅百姓會遭殃，還會影響到領袖的政治地位。”
唐縱問：“那你有何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