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提出：“我的建議是，政府要加強對物價的有力統治。具體做法就是在行政院成立經濟會議秘書處，由政府規定法價作為價格基礎，再利用民眾的力量加以推動。”
陳方的這個建議和之前唐縱的那個建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唐縱說：“你的這個辦法是很好，如果能夠執行，也會取得一些成果。但我擔心，委員長未必會采納。”
盡管唐縱認為蔣介石不會接受陳方的這個建議，但他還是安慰了陳方。回去之後，陳方又對自己的建議進行了完善，最後把建議整理成文，交給了蔣介石。
令唐縱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不僅接受了這個建議，而且對這個建議還很滿意，他說：“芷町，你的這個建議很好！很有實施的必要！可惜國民黨內，像你這樣肯認真想辦法解決問題的人越來越少了。”
有了蔣介石的這個表態後，陳方非常興奮，以為自己這個舉措很快將會實施。然而，事情的結果卻令陳方非常失望。
接到陳方的建議後，蔣介石主管軍政，自然無暇插手經濟問題，他就把這個建議交給了孔祥熙。孔祥熙此時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同時兼任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由他來執行陳方的改革舉措，也是應該的。
但問題的關鍵是，孔祥熙就是物價飛漲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陳方的這些平抑物價的舉措，毫無疑問地損害到了孔祥熙的既得利益。有了巨大厲害衝突，孔祥熙怎麼會痛痛快快地執行陳方的這一舉措呢？
關於當時的情況，唐縱在日記中寫道：“陳芷町所擬平抑物價辦法，已為委座完全采納，並令孔副院長主持。但在孔看來太嚴峻繁難。這是與孔本身利益不利之故。”
看到孔祥熙有意敷衍，蔣介石把行政院魏道明叫了過來，對他說：“你們副院長和各部部長以為我不懂經濟，其實我何嚐懂軍事外交。我的軍事是苦幹成的，今日的外交形勢也是苦幹的結果。如果你們懂經濟，拿出辦法來；否則，就應聽我的話，照我的意見辦。”
蔣介石顯然是希望魏道明把這番話轉述給孔祥熙。但蔣介石這番話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孔祥熙等人不采納陳方的建議，不是不懂經濟，也不是陳方提出的這個建議不好，而是陳方的建議觸犯了孔祥熙等人的利益。利益麵前，豈能讓步！
就這樣，陳方研究了一兩個月的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看到自己的建議得不到執行，重慶物價不斷高漲，陳方不禁想起了楊永泰。楊永泰當年排斥異己，雖然得罪了一些人，但還是做成過一些事情的。陳方知道自己沒有楊永泰那種魄力，但陳方也知道，楊永泰當年打擊的多是些“小魚小蝦”，如果麵對孔祥熙這種“大鱷”時，估計他也沒有辦法。
對國民政府現狀的不滿
在外人看來，陳方、唐縱這些在蔣介石身邊、對蔣介石又非常忠誠的人，算是蔣氏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無疑會對蔣氏政權處處維護。實際上，事實並非如此。
1941年9月9日，陳方和唐縱有過一段談話。負責情報工作的唐縱對陳方說：“交通部的官員在香港存有一批車輛材料，他們不設法內運以支援國內抗戰，卻打算轉賣給他人以中飽私囊。沒有想到，現在英國打算征用這些物質，交通部也沒有辦法，隻好拱手相讓，致使國家財產遭遇到了巨大損失。出了這麼大的問題，居然無人過問，豈不怪哉？”
陳方感慨地說：“是啊。現在的官場不僅人人為己，還有更可恨的是，有些官員自己不做事，又不願意別人做事，這種官員比比皆是，真是誤事誤國。這樣的政治局麵，非要有大的改革才行！”
唐縱說：“現在改革也無從下手啊，貪汙到處都是，貪汙大的沒人敢過問，最多也就是找幾個貪汙小的做替死鬼。”
陳方說：“我們現在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果給我一個部門，一定要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一刷官場貪腐之風氣。”
唐縱說：“前幾天和戴笠談了一下，他有自己的一個園地，確實比我們自信多了。他領導的軍統效率確實很高。但軍統內部的貪腐也是非常嚴重，隻是無人敢查罷了。”
陳方說：“是啊，現在政府的腐敗已經是從上到下的，部分人清廉很難有所作為。”
當天，唐縱在日記裏記下了他和陳方的這段談話。言語之中，可以看出陳方、唐縱對政治現狀的不滿與憤激。
和“文膽”陳布雷一樣，陳方對蔣介石也非常忠心，但和陳布雷不同的是，看到蔣介石不足的地方，陳布雷可能會沉默，而陳方則敢於大膽指出。
領導是一門技術含量非常高的藝術，成功的領導人通過任用有才能的人，適度放權，就可以輕鬆地把工作搞好；反之，如果用不好人，不會放權，自己經常插手具體事務，這樣不僅自己累得要死，工作常常也做得不好。
不幸的是，蔣介石屬於後者。平日裏，蔣介石經常坐著飛機到處跑，有時還越過司令長官、集團司令，直接給一線將領下達作戰指令，搞得指揮人員有些無所適從。
針對這個問題，陳方暗示蔣介石的領導方法像“馬尾法”一樣“一把抓”，這樣很不科學。為了論述這個問題，陳方舉出了楚漢戰爭中的例子，項羽雖然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卻不能用好範增，最後落得個垓下自刎的下場；劉邦不過一個泗水亭長，能夠用好蕭何、張良、韓信，遂有了大漢400年基業。
陳方這個建議借古諷今，雖然沒有直接指出，但頗有用項羽比蔣介石的意思。如果是其他人提出這種建議，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但陳方提出的這個建議，語言委婉，蔣介石看後並沒有太生氣。
當然，陳方的這個建議也沒有起到多大效果，因為蔣介石雖然認可了陳方的這個建議，但一個人的領導風格受製於其性格、見識、習慣等多種因素，單憑陳方的一個建議，是很難促進蔣介石有所改變的。
第三章 上升為“大內總管”
組長逆襲升為局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取得偉大勝利！
當月30日，投降儀式還沒有舉行，蔣介石就發布手令，決定對侍從室進行改組。到了9月30日，侍從室正式撤銷。
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府上下異常忙碌，蔣介石如此著急撤銷侍從室，自然引來了外界很多人的猜測。
一般認為，蔣介石急於撤銷侍從室，是因為一直以來，侍從室因權力太大被人詬病，連英美等“友邦”國家也有所非議。蔣介石這樣做，是為了迎合英美等“友邦”國家，適應“中美國防一體化”的目標。
除了討好美國外，應對國內輿論也很重要。抗戰勝利後，中國民智逐漸開啟，帶有封建性、集權性的東西，逐漸遭到人們的唾棄。蔣介石的侍從室因為權力過大，自然成為很多有識之士聲討的對象。
“侍從室機構龐大，權力太高，幾乎獨攬黨政軍大權，實在令人氣憤！”
“侍從室如同大清國的軍機處，現在民主體製下，怎麼能夠容忍這種封建殘餘存在！這個機構太不符合時代潮流了！”
因此，撤銷侍從室，蔣介石是為了“還軍於政”，為行憲鋪平道路。
此外，還有人認為，經過多年發展，侍從室急劇擴張，不僅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而且有些部門還出現小派係，擅自越權決定人事、政事，成為部分人專權擅奪的工具，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構成了威脅。
侍從室撤銷之後，侍從室三個處的處長各奔東西，其中，二處的處長、陳方的直接上司陳布雷轉做宣傳工作，政治地位有所降低。連上司都降低了，按照常理，陳方的政治地位似乎也應該降一些，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
侍從室撤銷之後，在國民政府之下，設立了參軍、文官和主計三處，分別由參軍長商震、文官長吳鼎昌、主計長陳其才三人主持。其中，參軍處設立的軍務局、文官處設立的政務局，大致人員、職能都是沿襲侍從室而來，所以能夠當上這兩個局的局長，無疑相當於接收了侍從室的大部分原班人馬。
改革方案傳出來後，大家對軍務局局長一職不敢心存奢望，因為大家都知道，蔣介石的侍衛長俞濟時將兼任這個職務。但對政務局局長一職，大家猜測很多，一些頗有威望的官員，都對這個職務很感興趣。
就在大家準備“活動活動”的時候，消息傳出來，蔣介石內定陳方擔任政務局局長。沒有撈到這個職務的人，固然非常失望，但也是無可奈何，陳方不僅文字功底了得，而且精通權術之道，辦事機敏，待人以誠，很少樹敵，讓陳方這樣的人擔任政務局局長，誰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來。
在國府編製裏，政務局隸屬於文官處。文官處本來就不是很重要，那麼設置在文官處下麵的政務局似乎也不太重要了。實際情況則不是這樣的。
侍從室撤銷之後，政務局和軍務局都是非常有實權的單位，一方麵是因為這兩個單位承接的是侍從室的業務；另一方麵是因為，這兩個單位受到蔣介石的高度重視，蔣介石甚至允許陳方、俞濟時可以繞開文官處、參軍處，直接向自己彙報工作。
在國民黨當局，能夠直接和蔣介石打交道的職位，才是最有前途的職位。所以，文官處、參軍處隻是一塊對外的招牌而已，政務局、軍務局才是最有實權的。
按照蔣介石的設計，當時各地、各部門，凡是報請蔣介石批準的文件，都是先交給政務局，由陳方簽擬辦法之後，再遞交給蔣介石。蔣介石批示後，再把文件轉到政務局，進而遞送給相應單位。
從這個工作流程可以看出，政務局和之前的侍從室一樣，都是類似於明朝內閣、清朝軍機處的單位，權勢十分顯赫！
陳方是如何成功的
在侍從室撤銷的這輪權力大洗牌中，連受到蔣介石信賴多年的陳布雷、陳果夫權力都受到削弱，唯有陳方成為最大贏家，一躍成為政務局局長。
陳方是如何成功的？各種資料都沒有詳細記載，後人隻能通過陳方和陳布雷、唐縱的一段恩怨糾葛中的表現，來管窺陳方成功的奧秘。
早在1945年初，在侍從室擔任第六組組長的唐縱，就想離開侍從室，單獨開創一片天下。第六組隸屬於二處，唐縱要想離開侍從室，首先要得到二處主任陳布雷的同意。唐縱去找陳布雷商議，最後卻被陳布雷拒絕了。
接著，唐縱決定曲線救國，他對陳布雷說：“我打算出去參加一段時間的培訓，第六組你先找一個人幹吧！”
所謂出去培訓不過是幌子，唐縱的真實目的是希望離開侍從室。陳布雷自然明白唐縱的花招，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唐縱的這個要求。
唐縱忍無可忍，直接越過陳布雷找蔣介石請示，希望出去受訓。蔣介石不明白唐縱與陳布雷之間的恩怨，因為讓唐縱出去培訓一下也不是壞事，就爽快地同意了。
唐縱非常高興。不曾想第二天見到陳布雷時，陳布雷卻說：“昨天委座就你出去參加培訓一事征詢我意見時，我告訴委座，希望留你繼續在第六組效力。”
唐縱立即預感事情不妙。果然，過了一會，蔣介石侍從秘書打來電話說，唐縱參加培訓計劃暫緩。
蔣介石一貫獨斷專權，做出的決定一般不喜歡隨便更改。陳布雷不惜惹怒蔣介石，也要把唐縱留下，自然把唐縱氣得吐血。
唐縱和陳方關係甚好，受到如此大的委屈之後，憤恨不已的唐縱難免要向陳方大吐苦水。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聽了唐縱的傾訴之後，陳方對陳布雷與唐縱之間的恩怨有了個大致的了解。
轉眼到了5月，國民黨要召開“六全大會”，會前為了推選中委一事，蔣介石打電話給陳布雷：“布雷先生，你有無人才要舉薦？”
陳布雷平素一直標榜自己無門無派，這時當然也不想讓蔣介石知道自己有班底，他就回答：“沒有。”
但過了一會，陳布雷又表示：“唐縱似乎對這事頗有興趣。”
蔣介石告訴陳布雷：“唐縱、陳方、陶希聖我已提名了。”
本來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沒有想到一旁的陳方卻聽到了蔣、陳二人的這番通話。第二天，陳方找到唐縱，對他說：“咱們幾個已經獲得中委提名了。”
唐縱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於是，陳方以不經意的語氣，把昨天蔣介石、陳布雷通話的內容，告訴給了唐縱。聽了這些之後，唐縱勃然大怒：“如果陳布雷打算推薦我，就直接告訴委員長。如果不打算推薦，就算了。說什麼‘唐縱有興趣’，他這哪裏是薦賢，分明是揶揄我罷了。”
能夠在蔣介石身邊做秘書的人，個個都是“人精”，而且陳方又接受過楊永泰的指點，更是“人精”中的“人精”。他應該知道，陳布雷和蔣介石的那番談話，如果讓唐縱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明知道後果，陳方還偏要說，而且還是以一種不經意的方式說了出來，這就是陳方的過人之處。
謙虛有禮，彬彬君子形象，本來就是一個成功秘書的殺手鐧，再配上高超的挑撥離間，煽風點火，簡直可以無往不勝。
憑借著謙虛、心機這兩項絕技，陳方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在侍從室改革方案還沒有出台前，陳方就告訴唐縱：“小唐啊，委員長已經內定我擔任政務局局長了。”
機構改革方案尚沒有出台，新機構長官人選本來屬於天字一號的秘密，連陳布雷這樣的“寵臣”尚不知道，陳方就已經知道了。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陳方和蔣介石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密了。
和蔣介石有了緊密關係，陳方飛黃騰達，擔任政務局局長，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政學係大佬的無奈
從政務局的職能設置上，可以看出政務局權力很大，但到底大到何種程度，對於今天的我們很難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幸好有一個叫秋宗鼎的人，後來對政務局有了一句評語。
這個秋宗鼎本來在軍政部任職，軍務局成立後，他調到軍務局任少將高參兼三科科長。軍務局和政務局都是從侍從室演化而來，關係密切，秋宗鼎沒少和政務局打交道，對政務局的權力地位認識很深刻。他曾經回憶說：“自政務局成立後，蔣通過這個禦用工具來控製行政院的官僚機構。因此，政務局的權力更為集中，地位特殊，幾乎淩駕於行政院之上。”
按照當年孫中山的設計，國民政府實行的是“一府五院”，“一府”是指總統及其幕僚單位總統府,“五院”則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在“五院”中，行政院主管行政工作，權力很大。
為了增加手中的權力，蔣介石打算用政務局，控製行政院。因為有了蔣介石在背後撐腰，政務局權力擴張，也就在所難免了。
行政院遭到打壓，院長宋子文倒是沒有什麼表示，畢竟他是蔣介石大舅哥，和蔣介石關係非同一般。但院長下麵的人卻不滿意了，其中意見最大的就是張群。這個張群是何許人也？他為何不滿呢？
這個張群可不是一般人，他早年曾經和蔣介石一同在日本留學，在振武學堂就讀時，和蔣介石是同學關係。有人曾經把張群比作“蔣介石的懷刀”，這是因為張群經常做一些“糨糊、膠水工作”，許多實力派、反動黨派，幾乎都通過張群而與蔣氏結合。
平日裏，蔣介石經常把最不放心、最難處理的事情交給張群去辦理，張群也最能領會蔣意圖，而不折不扣去執行。張學良東北易幟，中原大戰時入關援蔣，都因為有張群的周旋奔波。一些地方軍閥，雜牌隊伍，也通過張群拉攏而依附蔣介石。
張群的這些努力，自然使他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從此官運亨通。
除了受到蔣介石信任之外，張群和陳方的“師傅”楊永泰都是政學會的兩個骨幹成員。楊永泰遇刺後，張群成為這個組織唯一領袖。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楊永泰遇刺後，走投無路的陳方找到了張群，被張群收留，並進而被張群推薦給蔣介石。
從這可以看出，張群既是陳方的前輩，又是陳方的大恩人。
但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前輩”“恩德”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就是爭奪和保持手中的權力。張群和楊永泰一樣都是喜歡弄權的人，宋子文雖然擔任院長，但宋子文是個大忙人，外交、金融等方麵的事情占據了他很多時間，所以行政院的許多工作都是由張群具體負責的。
具體負責、喜歡弄權，卻又偏偏受到政務局控製，張群自然對陳方非常不滿。但此時的陳方可不是當年從湖北倉皇來投靠自己的那個年輕人了，現在的陳方已經是政務局局長，背後有蔣介石撐腰。
張群明白，要想打擊狐假虎威中的“狐”，最好的方法還是先搞定它背後的“虎”。否則，惹怒了“虎”，後果不堪設想。
為此，張群找到老同學蔣介石訴苦：“現在的陳方權力太大，不僅讓我們行政院的工作無法開展，時間久了，可能還會尾大不掉，影響到委員長的地位。”
蔣介石對張群的真實想法一清二楚，但他重用陳方的目的，就是要控製行政院，所以他絕不會因為張群的抗議，而打壓陳方的。相反，蔣介石還感到陳方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行政院確實被陳方控製了一部分。
蔣介石是這個想法，事情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對於張群提出的抗議，“蔣介石卻置之不理”。
有了蔣介石的這個態度後，陳方更加有恃無恐，他憑借給蔣介石處理公文之便，揚威各方，那些國民黨軍政大員憤恨不已，在陳方麵前，卻又不得不俯首帖耳。
被“悍婦”楊淑慧逼迫
成為政務局局長後的陳方，位高權重，許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雖然對他有些不滿，卻又無可奈何。但陳方也有被逼迫過的時候，而且逼迫他的竟然是一個女人，確切地說是一個“悍婦”。
民國時期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也是一個“悍婦”輩出的時代，尤其在汪偽政權內，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有“民國第一悍婦”之稱，而大漢奸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雖不像陳璧君那樣“享譽”千古，卻也是一個響當當的“悍婦”。
下麵簡單列舉一些楊淑慧的強悍事例。
楊淑慧認識周佛海之前，周佛海已經結婚，並育有一男一女。楊淑慧的父親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他自然不願讓自己女兒嫁給一個已婚男人，就把楊淑慧關了起來。第三天，楊淑慧跳窗而逃，跑到日本，和周佛海結婚。
周佛海早年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參加過中共“一大”。當時，周佛海月收入是420塊大洋，按照累進額，周佛海每月要交納黨費70多元。楊淑慧認為繳納太多，就督促周佛海趕緊退黨。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多次勸解，依然沒有能夠阻止周佛海退黨。
周佛海風流成性，經常在外麵拈花惹草，金融界巨頭潘三省經常為周佛海尋訪名媛。楊淑慧知道後，把潘三省叫來一陣打罵，嚇得潘三省抱頭鼠竄，以後潘三省一見楊淑慧就直哆嗦。
楊淑慧雖然強悍，本來和陳方沒有啥關係，但抗戰之後，周佛海因為是大漢奸而遭到逮捕。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楊淑慧提出抗訴，又遭到駁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又遭到駁回。
此時，正好是1947年春節，按照規定，抗告被駁回之後的24小時內，周佛海將要被處決。楊淑慧抓狂了，她先找到周佛海原來的上司陳布雷。陳布雷被糾纏得夠嗆，就對楊淑慧說：“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去找陳方吧。”
於是，楊淑慧披頭散發，一臉惶急地來到陳方家。陳方是認識楊淑慧的，也知道周佛海將要被處決的事，他說：“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說。”
如果是一般女子這個時候難免要哭哭啼啼，大搞一哭二鬧三上吊，但這隻是一般弱女子的行為，楊淑慧不屑於此。她鎮定地說：“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能被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布。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
原來，抗戰到了後期，周佛海看到日本早晚戰敗，就和蔣介石、戴笠等人暗中合作，在為蔣介石提供軍事情報、搶在八路軍前麵接收城市等方麵，立下一些“功勞”，並得到蔣介石寫信鼓勵。
蔣介石寫給漢奸的信，自然不適合公開發表。於是，陳方一聽也著了慌，連忙說:“蔣先生早已說過，沒有他點頭，任何人不得處決佛海。”
楊淑慧道：“你說得好聽，眼看佛海就要被執行死刑了，你這分明是想糊弄我，你當我啥都不知道嗎？”
陳方立即解釋道：“法院如要執行，肯定先要有文到政務局，我一定壓下。我以生命擔保，佛海不會死。明年大年初一，我向蔣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關照一下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有了陳方出麵，加上楊淑慧手裏那封信的潛在威懾，局勢果然不同。幾天後，楊淑慧果然拜見了蔣介石。蔣介石親自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了對周佛海的赦令，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晚年以作畫打發餘生
盡管在陳布雷、唐縱的那場恩怨中，陳方似乎有搬弄是非之嫌，但平日裏陳布雷、陳方這兩個大“筆杆子”的私交還是很不錯的。
國共內戰開始後，國統區內遭遇通貨膨脹，陳布雷負責的100億元宣傳經費，隻能折算成3300元金圓券。不僅如此，推行金圓券改革時，為了起到模範帶頭作用，陳布雷讓妻子把家中的金銀、美鈔全部換成金圓券。等到金圓券貶值後，陳布雷的經濟狀況變得格外嚴峻起來。
無奈之下，陳布雷的秘書蔣君章瞞著陳布雷，找到了陳方。陳方得知陳布雷的處境後，就找到總統府總務局，由總務局撥出一筆款項，以解決陳布雷的經濟問題。
平日裏，陳布雷、陳方經常在一起聊天，可謂是無話不談。陳布雷身體不好，他經常對陳方說：“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須：一、使我有好身體。二、領袖對我隻有幾多分量能挑起來有大體的認識，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戰時候一樣。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個準備，然後我這一顆心，才定得下來。”
其中，“領袖對我隻有幾多分量能挑起來有大體的認識，而勿高估我精力”，顯然包含了陳布雷對蔣介石的不滿。蔣介石身邊的人在背後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滿，是非常犯忌諱的事，陳布雷敢於在陳方麵前說出這些，足見二人關係的親密。
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節節失利，陳布雷心情變得愈發糟糕起來，陳方盡管心情也不太好，但他沒有陳布雷如此敏感，所以抗壓能力要好一些。
1948年11月11日的會議上，陳布雷罕見地受到了蔣介石的批評，這令陳布雷情緒更加糟糕。這一切陳方都看在眼裏，他知道陳布雷敏感而又高傲，很難接受蔣介石的批評。於是，陳方決定抽時間去勸說陳布雷“想開一點”。
第二天下午，陳方來到陳布雷家，兩個人談了2個多小時。談話結束後，陳布雷罕見地站起來送陳方，並一直送到大門外。事後，陳方認為陳布雷的這個反常表現，應該包含三個原因：一是陳方這個時候來看陳布雷，陳布雷心存感激之情；二是臨死前，能夠和知己暢談2個多小時，陳布雷心情暢快了一些；三是與老友訣別。
陳方離開後的當天夜裏，陳布雷服用安眠藥自殺。這樣一來，陳方也成為最後一個見到陳布雷的政界要人。此外，陳布雷還給陳方留下了遺書，並在其他遺書裏還多次提到了陳方。
陳布雷死後，蔣介石的重要文告隻能由陳方捉刀了，這樣一來，陳方也就取代了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文膽”。
但陳方的“文膽”生涯並沒有持續太久。1949年元旦即將來臨，蔣介石卻沒有絲毫過節的心情，戰場上的國民黨部隊兵敗如山倒，國民黨高層又遭到李宗仁等人“逼宮”。就在這時，共產黨方麵又播放了一批戰犯名單，蔣介石“光榮”地名列榜首。
在1949年的《新年文告》中，蔣介石同意與中共和談，準備下野。隨後，陳方捉刀，為蔣介石起草了隱退聲明。1月21日，蔣介石讀完這份隱退聲明之後，匆匆離開南京，結束了他在大陸長達20多年的統治。
蔣氏政權倒台之後，陳方的政務局局長也幹到頭了。他先去了廣州，隨著解放軍的步步逼近，陳方又去了香港。沒有了政務的羈絆之後，陳方在香港以作畫自娛。
1953年，受到蔣介石、蔣經國邀請，陳方由香港抵達台灣，被蔣介石任命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政策顧問。
在台灣期間，從政之餘，陳方曾先後開過三次個人畫展，均極一時之盛。在台北，他與書畫家過往甚密，作畫論畫，於1954年與鄭曼青、馬壽華、陶芸樓、劉延濤、張觳年及高鴻逸組成了七友畫會。
1962年9月28日，陳方在台灣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