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個程子賢實際身份是軍統特務，“英雄救美”也是戴笠導演的一出戲。程子賢把餘立奎為了救王亞樵而被捕的真相告訴餘婉君，騙取了她的信任，請她配合軍統抓住王亞樵，救餘立奎出獄。天真的餘婉君也就相信了他的謊言，答應幫忙引王亞樵上鉤。事後，她自知無顏見王亞樵的餘部，也就收拾行李，倉皇出逃了。
一代暗殺之王的較量最終因為強烈的懸殊而分出了勝負。勝者趾高氣揚地揚長而去，負者倒在血泊之中，體無完膚。
2.西安事變槍響膽戰心驚
1936年12月，戴笠正在廣州進行接收，擴充廣東緝私部隊。午後1時整，他忽然接到軍統局西安情報站站長發來的加急電報。他心裏立刻一抽，一股不好的預感霎時籠罩心頭。他知道此刻蔣介石正在西安勸說東北軍“剿共”。而之前也有情報傳來說據張學良身邊的親信透露，張楊有可能采取“兵諫”的方式，逼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可是當時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戴笠都認為張學良頗有忠義之風，不會做出這種事，因此都沒有放在心上。可眼前這一紙加急電報會不會就是報憂的噩耗？
他顫巍巍地打開電報紙，念道：“十萬火急，南京沈沛霖（戴笠的代號）親譯（絕密）：據確切悉：12日拂曉，張學良、楊虎城突然發動兵變，叛軍包圍了華清池，領袖已被挾持到新城大樓，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風敬叩。”
戴笠“啊”了一聲，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出了一身冷汗。他感覺到自己為蔣介石辦事以來，最大的危機已經來臨。
戴笠立刻坐飛機趕回南京，下飛機剛好接到宋美齡的急電。他知道此事已經遮掩不住，連忙驅車前往蔣介石的府邸。
一進門，宋美齡正在桌邊拭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在一旁走來走去。看到戴笠，宋子文首先斥責道：“你們是怎麼負起保衛領袖安全的責任的？為什麼此次事變之前竟然沒有任何動靜？”
戴笠不敢接話，他拿起桌上的電報一看，是下午3點50分，西安方麵發來的正式電報：“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蔣介石被扣。”
戴笠心裏一涼，隻得說：“這條消息不要擴散，我先去找何應欽商量一下應該怎麼辦。”
孔祥熙馬上說：“何應欽他早就得到電報了，故意遮掩著不告訴我們。要不是他身邊有我的人私下遞了個消息來，我們到現在還是被蒙在鼓裏啊。”
宋子文說：“因為黨內的政府要員已經跟隨委員長去了西安，現在留在南京的數他位置最高。他一直對委員長就不服氣，現在姐夫在西安出事，正好給了他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看他是要借刀殺人，所以故意封鎖消息。”
一聽到他這話，宋美齡更是嚶嚶地哭了起來。
戴笠連忙撇清責任：“其實在校長去西安之前，我已經勸說過校長張學良、楊虎城似乎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此行危險。可是校長卻說他不相信漢卿會出此下策，堅持要走。我阻攔不住。而事情到現在這個地步，我估計大家該知道的也都知道了。現在何應欽應該也不敢有異動。”
宋子文問：“那你說，現在應該怎麼辦？”
戴笠沉吟了一下說：“漢卿是個忠義之人，他雖然做出了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定然不會和校長為難。我相信這些都是在楊虎城的慫恿之下做出來的。而且有漢卿在，校長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我們現在應該爭取和西安方麵取得聯係，說服校長答應他們的條件，早日救校長回到南京。”
宋美齡抽泣著說：“對，必須和平解決，千萬不能打西安。子彈是不長眼睛的，萬一炸彈落在華清池，豈不是要中正的命嗎？”
宋子文安慰她說：“我們馬上就召集臨時緊急常委會，商量個辦法出來。你放心，姐夫吉人自有天相，不會有事的。”
消息一出，整個南京城上空仿佛炸開了晴天霹靂。何應欽見風使舵，把中央委員都召集在自己的官邸，想要引導大家同意攻打西安。而宋美齡為首的一群人也強烈要求和平解決。一時間會場上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離了蔣介石的一幫人群蛇無主，一個個都撕下了麵具，為了自己的利益赤裸裸地相互進攻。
戴笠的恩師，如今已經是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首先站起來發言：“張、楊大逆不道，為國法所不容，如果不立刻前往討伐，國家將如何樹威？政府將何以立足？我建議迅速派兵包圍西安，隻有張、楊的性命在我們手裏，領袖的生命才有保障。”
戴季陶是國民黨的元老，他一開始就發表了“主攻”的意見，這讓何應欽等人欣喜不已。主和的宋美齡等人著急了，連忙說：“萬一張、楊以委員長的性命相要挾，或者將他做人質怎麼辦？”
何應欽此時卻站起來說：“諸位，我看應該馬上派飛機轟炸西安，堅決討伐逆賊。”
“對，應該出兵。”
“要給張學良和楊虎城一點顏色看看，叫他們不把中央放在眼裏。”
戴笠轉頭一看，附和何應欽的竟然是複興社的老成員，蔣介石曾經信任的桂永清、賀衷寒、鄧文儀等人。他們認為此次事變是中共指使張、楊幹的，蔣介石生還的希望渺茫，因此急於重新尋找新的主子，就投到了何應欽的門下。
宋美齡是又急又氣，她站起來大聲疾呼：“轟炸西安是置中正於死地，我堅決不能答應。我這麼做不隻因為他是我的丈夫，而且因為他是國家的領袖，他要是有什麼好歹，中國將陷入更大的混亂。”
可是在何應欽等人的強硬意見下，宋美齡一個女流之輩的聲音是如此微弱。
戴笠雖然是站在“主和”這一邊，但他並不敢發言。因為事變發生以來，已經有不少人質疑他的特務處和張、楊內外勾結，故意騙蔣介石去西安。他一開口，就會有更多的反對和質疑的意見砸向他。他隻好坐立不安地保持沉默。
就在場麵出現一邊倒的情況時，忽然戴季陶又站起來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看見這一幕，特別是主攻的人知道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
宋美齡等人得到了難得的喘息時間，抓緊時間和西安進行聯係。12月21日，隨蔣介石去西安的英籍澳大利亞人端納從西安帶回消息，說張、楊隻想讓蔣介石接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請求，並無加害之意。宋美齡、宋子文決定跟隨端納去先親自勸說蔣介石先答應條件，再秋後算賬。
這一場風波下來，戴笠成為了少數的“擁君派”。但他也已經無路可走了。他就像和蔣介石拴在一處的螞蚱，離了這個主子，他也沒有了去處。
3.為前途賭性命飛赴西安
這時，戴笠卻又麵臨著他另一個艱難的選擇，那就是去西安救蔣，還是留在南京。
留在南京等待事變解決當然是萬無一失。可是此次西安事變他有瀆職之過。無論蔣介石是生是死，他都逃脫不了失職的罪名。不如隨宋氏兄妹冒死前往，或許還有轉機。
可是他決定要去了，卻又開始躊躇，擔心不僅沒有在蔣介石跟前討上好，反而搭進自己一條小命陪葬。就算張、楊不和蔣介石為難，也難保東北軍、西北軍那麼多人中，沒有想要自己腦袋的。到時候手起刀落就是腦袋一顆，那麼榮華富貴也都打了水漂。
戴笠是思來想去定不下主意，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摯友胡宗南。胡宗南久在西北駐紮，對張、楊兩部的情況比較了解，為何不請他幫忙做一決斷？戴笠主意一定，馬上發去電報。
胡宗南的回電也是馬上就到，他說：“根據我從各方麵掌握的情報判斷，西安事變蔣介石絕無生命危險。校長不亡，豈有學生先亡的道理？你放心前去，我保你此行不但沒有生命之虞，而且是千載難逢的建功之機。”
戴笠大喜，馬上去找宋美齡哭陳願意一道去西安。宋美齡擔心他惡名在外，去了隻能壞事。宋子文卻幫他說話：“雨農和漢卿關係極好，他去或許能幫我們做做他的工作。你就讓他去吧。”
戴笠連忙謝了宋子文。從這件事開始，他跟宋子文的關係也就更近了一步。
當天晚上，南京特務處大禮堂召開了骨幹特務訓話。戴笠把工作交給了鄭介民和梁幹喬，又回雞鵝巷拜別了老母妻兒，踏上了去西安的飛機。
飛機途經洛陽機場，戴笠跟隨宋美齡在飛機上向下俯瞰，隻見機場上已經羅列著數十架轟炸機，心裏是突突直跳。宋美齡讓機長同洛陽空軍司令聯係，在沒有得到確切消息之前，切勿派飛機接近西安。
戴笠此時已經對張學良放下心來，知道他不會對蔣介石動手，也不擔心自己會在西安遭遇不測。既然他願意讓宋氏姐弟前去，就說明他沒有歹心。張學良與宋子文有姻親關係，張的夫人又是宋美齡母親的幹女兒。有這兩人同行，必定不會和他為難。他最大的憂慮是何應欽乘人之危，派人攻打西安，使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同歸於盡，何本人就能坐收漁利。所以現在正在進行的就是一場爭奪時間的戰鬥。
他環視一眼機艙，宋美齡、宋子文等人都是一臉焦急，宋美齡甚至把一柄手槍交給端納，告訴他如果出現軍隊暴動等情況，立刻開槍殺了她，不用遲疑。她美麗的臉龐上現出一份堅毅的神色，端納默默接過手槍，沒有一個人敢說話。整個飛機上籠罩在一片悲壯的氣氛中。
很快，飛機抵達西安機場，可是機場中並沒有出現迎接的車輛，隻有兩三名衛兵。戴笠沉吟一下說：“也許是我們出發的時候發送的電報還沒有送達西安。可以讓飛機在西安城上方盤旋數圈，引起城中的注意。”
機長依言行事。不一會兒，車輛陸陸續續往機場開來。飛機剛剛停下，張學良立刻出現在機艙門口，形容憔悴，麵帶愧色。宋美齡保持著端莊冷靜的儀態，主動和他握手問好，看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張大帥能否讓部下不要搜查我的行李？我怕他們翻亂了我不好整理。”張學良立刻驚恐地點頭說：“夫人何出此言，我張某人哪裏敢對夫人如此不敬？”
看到這個場麵，大家都放下心來。戴笠也知道張學良如此性格，是斷斷不可能為難蔣介石的。他整整衣裝，要跟在宋子文身後下飛機，不料被張學良私下攔住說：“雨農兄稍安毋躁，我有專車來接你。”
戴笠狐疑地停下腳步，但他知道自己在東北軍中樹敵甚眾，也就不敢貿然行動。他坐回座位等待，聽到機外一輛輛汽車開動走遠了之後，才見到幾個士兵走出來，向他行了個禮說：“請戴先生解下隨身武器，跟我們上車。”
戴笠心裏是咯噔一響，暗暗懊惱到自己終究還是沒有逃過此劫。他乖乖解下了佩槍，跟著士兵上了一輛小轎車，往一條偏僻的小路開去。
半小時之後，轎車駛到一座戒備森嚴的公館，士兵不由分說地把戴笠“請”進了地下室，關押了起來。
戴笠看了看屋子，裏頭準備了幹淨的被褥和設施完善的洗漱間，顯然可見張學良沒有虧待他。可是他辛辛苦苦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西安，連蔣介石的麵都沒有見上就被關起來，那不等於是白走了一趟嗎？
他拍著門叫士兵過來，可是敲了半天都沒有人理他。天色暗下去又亮起來，他除了能從一個小窗子中取到幹淨的飯菜和飲用水，此外沒有半點和外界的聯係。
戴笠越等越慌，越等越怕。他不知道西安城中此時是兵荒馬亂還是和平無事，不知道是蔣介石妥協了答應和談還是楊虎城一怒之下逆天刺主。他更擔心某天屋外就闖入一批人把他殺掉滅口。從前他每天都能得到許多的消息，忽然有一天什麼消息都傳不到他這兒來，他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隻覺得前途渺茫。
戴笠翻遍了身上的口袋，找到一個本子和一支鋼筆，他懷著必死的心情寫下了遺書：“自昨日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同誌所願也。唯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地下室。”寫完他把紙筆一擲，悶頭大哭一場便沉沉睡去。
在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的時候，戴笠就被開門的鐵鎖聲驚醒。他一翻身坐起來，看到張學良背著手走了進來。他雙頰消瘦，神情更加疲憊，仿佛幾天都沒有睡過。
戴笠站起來，兩人相視一眼，一言不發。張學良把一份東北官兵聯名寫的報告交給戴笠，戴笠一看，又是渾身一顫。隻見上書八個大字：“速殺戴笠，以絕後患。”
戴笠最初的恐懼過去後，反而冷靜下來。他明白張學良會給他看這一紙報告，就表明了張學良不願意殺他，但是又迫於輿論的壓力，隻得把他軟禁在此。他轉過頭對張學良說：“你不殺我，我應當謝你。可是你挾持領袖，鬧出如此大亂，該當何罪？”
張學良長歎一聲說：“我是國家的罪人啊。這次事變後，我願意隨蔣委員長去南京，以表示我的贖罪之心。”
戴笠聽了心又放下一半，他問：“事情解決了？”
張學良點頭說：“蔣委員長答應了我們提出的和談條件，你可以去見他。但是逗留時間不可過長，我已經準備好飛機，你馬上可以返回南京。”
戴笠聽了心是完全放下了，他握住張學良的手說：“既然如此，多謝漢卿兄了。就請快帶路吧。”
張學良在前麵走著，戴笠在背後相隨，臉上露出了得意而陰險的笑容。
4.押寶全中獲蔣寵又升官
戴笠在張學良的護衛下，穿過層層守衛的府邸，走進了蔣介石休息的內室。一路上他的心裏都頗為忌憚，因為知道東北軍中想要置他於死地的人不少。要不是張學良的貼身保護，恐怕這一路過來也是凶多吉少。
蔣介石正坐在屋內生悶氣，宋美齡在一邊勸他。看戴笠走了進來，蔣介石立刻大吼一聲：“你來幹什麼？給我滾出去！”
戴笠很久沒有聽到蔣介石的訓斥了，乍聽之下，竟然感動得哭了出來，心裏覺得格外親切。
看到這場麵，宋美齡連忙打圓場說：“都什麼時候了，你還罵雨農。現在那麼多人等著看你死，隻有他一個冒死來救，如此忠心是實在難得。你就讓他見見你吧。”
蔣介石心裏何嚐不是感念戴笠的忠誠？隻是這次麵子丟得太大了，總得讓他耍耍威風，出出惡氣。看著戴笠第一次落下眼淚，他還是又罵了一句：“幹號個什麼，我還沒死呢？”他嘴裏這麼說，心裏卻做好了回去給他升官犒賞的準備。
在張學良的保護下，登上了返回南京的飛機。在起飛的那一瞬間，他仿佛有一種唯我獨尊，平步青雲的感覺。他暗暗在心裏說：“這一場賭得漂亮！”
事後他也曾把自己的幸運歸功於化名取得好。因為戴笠有“缺水忌土”的命相，所以在軍統局本部用過許多“水汪汪”的化名，來彌補自己命中不足。這些化名有：汪漢清、汪濤、塗清波、海濤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為自取了此名後，他的老胃病就很少發作，甚至罕有傷風頭疼，“天天如願，事事順手”。
12月24日，蔣介石在宋氏兄妹的勸說下，終於答應了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六項協議，即：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5日下午，在宋美齡和宋子文的陪同下，蔣介石扶著腰一瘸一拐地登上了開往洛陽的飛機。走在機場的時候，蔣介石還一直注意張學良有沒有陪在身邊，直到看著張學良也坐上一同返京的小飛機時，他才放下心來，對宋子文說：“你盯牢些，別讓漢卿跑了。回去後把他交給雨農好好處置。”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正坐在疾駛往西安的汽車上，他想要勸阻張學良留在西安，可惜晚了一步，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飛機越飛越高。
12月26日，蔣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可從這一天起，張學良也失去了自由。
戴笠特地到機場迎接蔣介石。他紅光滿麵，精神抖擻，一副春風得意的模樣。蔣介石一走出機艙，他馬上走到了最前麵迎接。
和他一起等候在機場的何應欽、桂永清等人都是麵色尷尬，似笑非笑。蔣介石瞪了他們一眼，什麼話都沒有說，把手伸向了戴笠。戴笠連忙像個小太監一般畢恭畢敬地扶著他坐進了小轎車。這短短的兩步路卻象征著巨大的榮耀。
回到府邸的蔣介石斜躺在軟榻上，私人按摩師在一旁按摩他的腰。他嘴裏不時地“哎喲哎喲”叫喚幾聲，滿臉痛苦的神情。
宋美齡坐在一邊削了個蘋果，切成薄片送到他嘴邊。她又是心疼又是氣憤地說：“要不是漢卿突然發動兵變，你也不會從驪山的虎斑石上摔下來，你的腰也不會受傷這麼嚴重。”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這也不能全怪漢卿，他年輕，並不懂事，這次兵變純粹是受人唆使。最應該負責任的是楊虎城，要是沒有他在一旁慫恿，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戴笠走進屋內，剛好聽見了蔣介石的牢騷。蔣介石連忙說：“戴科長你來得正好，漢卿這事就交給你辦了。我已經讓軍事委員會對他進行審判，他日後的生活，就由你好好管束。”
戴笠愣了一下，問：“報告校長，請問對張學良的管束期大概要多久？”
蔣介石氣得一拍椅子扶手坐起來，馬上扶著腰“哎喲”叫著躺了下去，他指著戴笠說：“他本來就罪該萬死，難道你也要為他說情嗎？”
戴笠連忙解釋：“學生不敢，學生的意思是，軟禁漢卿必須在一個隱秘僻靜的場所，而且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這個度是多少，學生不敢擅自做主。”
蔣介石平息了怒氣，想了一下，歎了口氣說：“我們畢竟是結拜的兄弟。在西安的時候他也不曾虧待過我。雖然他犯下這等大罪，終究我還是不忍心對他太過苛刻。你自己看著辦吧。至少應該派一個少將級的幹部去，再派給他一個連，由他指揮。經費嘛不論多少，要盡量保證他生活舒適。”
戴笠心中有數了，答應了一聲，又問道：“那麼楊將軍該怎麼處置？”
一聽到這個名字，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蔣介石又是火冒三丈，他狠狠地拍了拍椅子的扶手說：“這個楊虎城竟敢慫恿張學良和東北軍謀反，膽子不小啊！我一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讓他知道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戴笠明白了蔣介石的意思，立刻下去準備。從此之後，張學良再也沒有自由的日子。而楊虎城一家更是被囚禁起來，受著生不如死的折磨。臨去台灣之前，毛人鳳代替已經死去的戴笠舉起了屠刀，將楊虎城一家殘忍殺害。
1.反民主刺殺同盟總幹事
楊杏佛在國民黨中也是一個資曆較老、威望較高的成員，曾任孫中山秘書，備受孫中山以及國民黨左派的賞識。他生性耿直、剛正不阿。1912年南北議和後，袁世凱政府力邀他加盟做官，但是他卻遠赴美利堅留學，可謂有骨氣。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國民黨斥資白銀80餘萬兩興建中山陵，楊杏佛被推為治喪籌備處總幹事，掌握極大的決定權。當工程招標時，許多建築公司紛紛送禮賄賂，楊杏佛照單全收，卻將禮品存放在陳列室中，供人參觀。這種魄力和膽識讓想要進行獨裁統治的蔣介石不由得忌憚三分。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係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同盟辦公地設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物交換處（今陝西南路235號），楊杏佛任同盟的總幹事，成為自由與人權的堅決維護和實踐者。正因為如此，他也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動蕩中，楊杏佛前往北平。在他下榻的雲同飯店裏已經聚集了多家報社的記者，裏頭也混著幾個軍統的特務。楊杏佛身著一套灰色西服，氣質儒雅，毫無懼色。
《大公報》的記者率先發問：“楊先生，貴同盟多次呼籲釋放政治犯，但如若釋放了他們，豈不是縱虎為患？”
楊杏佛不假思索地回答：“本同盟以保障民權、促進法治為宗旨，凡是一切破壞民主，破壞民權之行為，我們都強烈反對。”
另一個記者問：“對於蔣委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請問楊先生有什麼看法？”
楊杏佛忽然激動起來，義憤填膺地說：“九一八事變，蔣介石一紙令下，竟讓30萬東北軍不戰而退，關外大片沃土淪入敵手。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抗擊，蔣介石不僅不予支持，還多方阻撓，導致十九路軍沒有援兵，彈盡糧絕，最後隻得含恨而退。請問，這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幹得出來的事情嗎？”
楊杏佛的話慷慨激昂，擲地有聲，讓在場的人都為其的英勇無懼捏一把汗。
楊杏佛還在繼續發表意見：“古語雲：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而今日寇侵我中華，何言攘外必先安內？以我之見，凡我中華民眾，當此國難之時，需齊心協力，共禦外敵。我想，若孫先生泉下有知，也會讚成國共合作的。”
不知是不是楊杏佛的愛國熱情點燃了現場的氣氛，開始有人附和他的聲音：“楊先生說得好！”
“當此國難，不禦外侮，反自相殘殺，不日必有亡國之憂！”
《社會新聞》的記者在混亂中搶著發問：“楊先生此言差矣。蔣委員長秉承總理遺誌，致力發揚三民主義。而你反稱政府是壓製民主，破壞民權，這不是惡意毀謗嗎？”
楊杏佛銳利的眼睛掃了他一下，人群中有幾個身影驟然微微顫抖。
楊杏佛鏗鏘有力地說：“蔣先生所言所行，諸位有目共睹。多行不義必自斃，其餘不用我多言。”
記者會持續了近兩個小時，楊杏佛心情激憤，直說得是聲嘶力竭。在場的各報記者均為其直言不諱所震驚。
蔣介石拿著登有楊杏佛言論的報紙，雙手微微發抖。他把戴笠叫到了自己辦公室，劈頭蓋臉就是一頓臭罵：“養了你們這一群廢物何用？一天到晚什麼事都幹不好，到現在交不出一點像樣的成績。我恨不得把你們都給槍斃了！”
戴笠平日也聽慣了蔣介石的痛罵，還深感“打是親，罵是愛”，越是挨批評越是覺得領袖看重自己，自然也就更加感恩戴德。此時他連忙哈腰說：“校長教訓得是，學生不能替校長分憂，真是罪該萬死。校長如果有什麼吩咐，學生自當舍生忘死，效犬馬之力。”
蔣介石重重地敲著桌麵說：“你說得好聽，那我問你，楊杏佛四處活動，和共產黨串通一氣，反對我的統治。你們特務處是不是毫不知情？是不是打算就這樣置之不理？”
戴笠眼睛一轉，立刻明白了蔣介石此時已經起了殺心。他連忙說：“上海區的同誌一直在監視楊杏佛的活動。如果校長需要，我立刻可以下命令。”
蔣介石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說：“這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以楊杏佛在黨內的威望地位，特別是以他和宋慶齡的關係來說，目前還不能立即有所行動。”
戴笠馬上說：“如果能夠對楊杏佛加以警告，讓他知難而退，或許不用大費周章。”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你不是都想好了嗎？那還不去做？非得讓我事必躬親嗎？”
戴笠馬上低頭說：“學生知錯，學生這就去執行。”
沒過幾天，楊杏佛收到了一個沉甸甸的信封，打開一看，裏頭竟然掉出了兩個黃澄澄的子彈。他的侍從很擔憂地說：“楊先生，您要小心一些，這是有人要取您的性命啊。”楊杏佛輕蔑地笑了一下，隨手把子彈丟進字紙簍，鏗鏘有力地說：“我知道是誰想要我的腦袋。可是他們越是要這麼做，越暴露了他們的膽小和心虛。讓他們來吧，我無所畏懼。”
這番話傳到了戴笠耳朵裏，他陰險地一笑，用一塊棗紅色的絨布擦拭著自己心愛的外國手槍，對手下的特務冷冷地說：“姓楊的不知好歹，咱們就讓他嚐嚐挨槍子兒的滋味。”
很快楊杏佛的作息規律就被呈遞到戴笠案頭。他就住在中央研究院樓上，業餘最大的愛好就是騎馬。他在大西路養了兩匹駿馬，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一兩小時。戴笠根據這個情況，特意製定了在大西路對楊杏佛進行狙擊的計劃。可是當他把這個計劃上報給蔣介石批準時，卻遇到了反對。蔣介石把計劃扔回戴笠麵前，又是一頓臭罵：“你有沒有腦子啊？我們的目標不隻是要殺死楊杏佛，光消滅他一個對我們的革命沒有用處。你應該殺雞儆猴。”
戴笠恍然大悟：“校長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們給宋……”
蔣介石立刻示意他噤聲，眼露凶光：“此事最好要在法租界辦妥，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欣然受命：“是！”
1933年6月初，戴笠親自前往上海指揮布置暗殺行動。而負責執行暗殺的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參加這次行動的凶手若幹人，事前統一宣誓，保證“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應即自殺，否則將遭到嚴厲懲罰。
17日早晨，便有一群身穿長衫，行動鬼祟的男人出沒在中研院大門外。此處離宋慶齡的府邸不遠，一旦動手，所引起的喧鬧必然能夠引起宋的關注。楊杏佛是日還沒有出門，正當趙理君布置好各人所站的位置後，一輛法巡捕房的巡邏警車正巧經過。不一會兒，另一隊巡捕沿馬斯南路經過。幾個人商量了一番後，坐上汽車離開中研院。
第二天早上才6點多，昨天那輛小汽車再次停在了中研院門口。四人下車，看似漫不經心地走開，一人仍留在車裏。到了8點多，當楊杏佛帶著長子楊小佛走到院中登車時，他們已經做好狙擊的準備。不料兩人又從車上下來。特務們以為自己的行動敗露，正欲衝入相搏，沒想到他們隻是換了一輛有司機的車子。等到車子開到中研院大門口，等待了許久的特務們便靠近車身，四支手槍同時朝著車內射擊。
楊杏佛聽到槍聲，立刻知道這是衝他而來。生死關頭，他撲到兒子身上，用自己的身體替兒子擋住了子彈。喪心病狂的特務們連開了十幾槍，將手無寸鐵的楊杏佛和司機打死。而楊小佛在父親的保護下，僅腿部中了一彈，幸免於難。
聽到槍聲後，正在附近的法巡邏隊趕到。幾個殺手匆忙上車逃跑。而過得誠因為緊張，跑錯了方向，而誤了逃跑的最佳時機。趙理君一看他還差好幾丈，而這時法租界警笛狂鳴，便顧不得再停車等候，又怕他被捕後泄露機密，立刻向他開了一槍，便開車逃遁。可是這一槍打偏了，過得誠隻是腿部受傷，更無反抗的能力。過得誠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開了兩槍。子彈從胸側穿過，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趕到的巡邏隊送入了醫院。
謀殺楊杏佛成功的消息傳到戴笠那裏，他還顧不得高興，而是更加的惶恐緊張。他很擔心過得誠會泄露出暗殺的內幕。於是又輾轉派人打探。
次日，報上登出消息，稱謀殺楊杏佛的凶犯“已醒轉，自稱高德臣，山東人，來滬訪友……”全篇隻字未提真實情況。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為蔣介石要是興師問罪下來，他還是要負責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當探長的軍統特務範廣珍，要他帶上一包毒藥去向過得誠“慰問”。當天晚上，過得誠便因為“傷重不治”死在了醫院。
紙是包不住火的。蔣介石等人的謊言經不起推敲，不攻自破。聲討蔣介石獨裁統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宋慶齡等民主鬥士也走上了抗爭的道路。全國發行量最大、也是讀者最多的《申報》連篇累牘發表的報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淚水和憤慨，而在此時更是掀起了又一陣的輿論批判狂潮。在這樣內外交迫的壓力之下，蔣介石沒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殘忍的決定：派戴笠進行新的暗殺。
2.反輿論自由除申報主編
民國時期，《申報》是上海的一份非常著名的報紙，日銷售量曾經達到兩萬份。該報的發展始終堅持著“人有人格，國有國格，報有報格”的辦報精神，不為強權所左右。1927年4月13日，《申報》詳細報道了四一二慘案的真相，為曆史留下了可信的實錄。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申報》就以醒目標題刊出《日軍大舉侵略東三省》、《蔑視國際法，破壞東亞和平》等新聞，並以大量篇幅登載了87條戰地消息，其中45條是《申報》記者第一手采訪所得，同時還發表時評《國人疾速猛醒奮起》。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蔣介石得到報告後，龍顏震怒，當下抓起紅蠟芯鉛筆寫下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結果經過疏通，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度，陳彬龢必須離開；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權衡之下，接受了前麵兩條，但斷然拒絕了第三條。從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郵35天後，蔣考慮到《申報》的影響才同意解禁。
蔣介石一開始還很看重《申報》的影響，想要拉攏史量才。1932年10月，蔣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並將史拉到自己身邊留影；此時，上海臨時參議會成立，國民黨政府又指定史量才為參議會議長，還陸續給他什麼農村複興委員會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和上海戰區善後委員會副委員長等榮譽職務。對蔣介石的籠絡，史量才或虛與委蛇，或稱病請假，或保持緘默。因此，他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
蔣介石這一次把史量才請到南京，就是想要用半利誘半威逼的方式再次說服他和《申報》能夠為自己的政權服務。史量才沒有找借口推辭，也沒有諂媚地連忙赴約。他穿了一身整潔的長衫，讓司機留在車裏等他，獨自一人走進了蔣介石在南京的府邸。
蔣介石已經在書房等候多時了，當瘦小的史量才走進來的時候，他馬上堆起笑臉迎上前去要和他握手。史量才並沒有伸出手去，蔣介石一開始就吃了一個啞巴虧，心裏就很不高興了。可是他還是不想表現出來，故意裝出一副大度的樣子對史量才好言相勸。可是史量才雖然看起來瘦瘦小小，骨頭卻是硬得很。他看定了蔣介石不敢把自己怎麼樣，硬是軟硬不吃。已經權傾一時的蔣介石哪裏被人這樣對待過？他悶了一肚子的火，最後終於爆發出來：“我手下有幾百萬軍隊，激怒了他們是不好辦的。”史量才回敬蔣介石說：“我們《申報》發行十幾萬份，讀者總有幾十萬吧，我們也不敢得罪幾十萬讀者。”蔣介石最後說：“史先生，如果我有什麼缺點，你們報上盡管批評。”史量才回答說：“蔣委員長，如果你有不對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客氣的。”
蔣介石原本想給史量才一個台階下，不料反而被將了一軍，噎得是半天說不出話。此時史量才竟然一拱手就拂袖而去。蔣介石立刻給戴笠發了個電報，要他馬上執行一個新任務。
戴笠又開始著手布置暗殺史量才的行動。可是沒想到這一調查，竟然還查出史量才的一段風流香豔的往事。
原來在舊上海灘有一個叫花翠琴的老鴇，為了生計，收養了三個養女，一名靈芝，一名采芝，一名慧芝，人稱“三枝花”。其中花慧芝不僅年紀最小，而且麵容姣好，富有才情。在三枝花中名氣也最大。當時的上海灘有不少男人對她動心，但是敢追求她的卻都是有財有勢或者名頭很響的名流。慧芝的第一個男人是一個剽悍粗獷的軍官，名叫陶駿葆。當時陶對她是一見傾心，許諾要娶她，並且真的把她當作未婚妻，凡事對她都沒有隱瞞。但是身在風塵中的女子怎麼可能為一個男人守身如玉？慧芝在老鴇的撮合下，又接了第二個男人錢有石，他是一個家有良田3000畝的富家公子，但是一看到才貌雙全的花慧芝，也立刻把父母的嚴加管教忘在了腦後，一天到晚流連在溫柔鄉，還口口聲聲地說要為慧芝贖身。但是，慧芝覺得嫁給一個有錢人，最後也不免落得被拋棄的結局，因此就一直在找借口推辭拖延。直到她遇見了生命中的第三個男人，史量才。史量才論勢力比不上陶駿葆，論財力比不上錢有石，可是他憑借幽默的談吐，滿腹的才華，贏得了花慧芝的芳心。但是因為有陶駿葆在先，兩人始終不能如願。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鎮江軍閥陶駿葆帶著巨額財產找到慧芝，想要寄放在她那兒。等到避過風頭再為她贖身、購地置房。不料新上任的滬軍都督在公堂上不經審訊將陶駿葆槍斃。而慧芝也陡然有了數十萬元的身家，她替自己贖了身之後找到史量才，和他定下終身。
史量才稱心如意地抱得美人歸。他替慧芝恢複本姓沈，又為她取了一個頗有詩情的名字秋水。史量才又用沈秋水帶來的財產盤下了《申報》，開始實現自己的傳媒夢想。可以說，史量才是靠著沈秋水起家的。
可是當時史量才已經有家室了，並生有一子。而得到沈秋水之後，他在外麵又有了新歡，還生下了一個女兒。這讓一直沒有生育的沈秋水黯然神傷。史量才深感對不起佳人，為了補償這份歉意，史量才特意在杭州西子湖邊的北山路為沈營造了一幢別墅，題名為“秋水山莊”。他還特意陪沈秋水在別墅裏過了一段琴瑟和鳴的甜蜜生活。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帶著家人從上海回杭州的秋水山莊度假。同行的有司機，史量才的兒子史詠賡以及詠賡的大學同學鄧祖詢。史量才和二太太沈秋水執手坐在一起，微笑對視，全然想不到一場血案將發生在他們身上。
當車子開至海寧翁家埠村時，有一輛車橫著擋在路中間，似乎是車開到半途壞了，車上的人正在檢修。史詠賡不知是圈套，還探出身子說：“前麵的車子請讓一讓。”不料裝作修車的特務們立刻起身拔出手槍就射。
史量才見狀，把秋水往座位下一推，大喊一聲：“詠賡快走！”就連忙拉開門朝外跑去。
一時間槍彈如飛，司機和鄧祖詢當即沒有了鼻息。史量才和史詠賡朝著不同方向，拚命狂奔。史量才跑進一家農戶，又從後門出來，藏在一個幹涸的池塘裏，想要逃過特務的子彈。不料過路一個聾啞人看見，感覺到奇怪，就呆呆站在路邊看他。史量才拚命做手勢讓他離開，他愣是沒有動。
還是站在路麵上指揮的趙理君發現了異狀，大喊著：“人在這裏！”史量才最終沒有逃過被暗殺的宿命。
而史詠賡因為年輕，身強力壯，他甩掉了三個追殺他的特務，隻身一人跑到航空學校報警。一天後，他才把父親躺在池塘裏的幹瘦的遺體抱上了回家的卡車。
從此“秋水山莊”裏琴弦折斷，但是戴笠的特務處卻是彈冠相慶。大小特務都在祝賀戴笠又漂亮地完成一次暗殺行動，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經逐日上升，難以被他人取代。
3.維護獨裁統治消滅汪偽
在1939年12月13日的國民黨紀念周集會上，蔣汪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汪精衛拂袖離去。當時，蔣介石已經叮囑戴笠要嚴密監視汪精衛一行，防止他們公開投敵。蔣介石要求戴笠，既要達到監視和警告汪精衛及其追隨者的目的，又不能讓汪精衛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與老蔣決裂，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麵。
18日，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等人借口講演，從重慶逃往昆明。在雲南省主席龍雲麵前，他們又謊稱要為汪治療槍傷，飛往越南河內。終於輾轉離開中國，開始籌備建立獨立的汪偽政權。
得知國民黨政府二號人物公開投敵，全國上下對蔣介石也是嚴加聲討。迫於輿論的壓力，也是害怕日本扶植汪精衛會傷害自己的利益，蔣介石終於下定決心做出重要的決定。他皺著眉頭向戴笠下命令道：“讓鄭介民親自帶隊到河內了結了汪兆銘，以謝天下。這件事的重要性你知道，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
“這……”戴笠嘴裏答應了，眉頭卻皺了起來。他知道這個任務比從前任何行動都要困難，也比從前任何行動都要重要。如果完成了，是大功一件，如果沒有完成，他這個軍統局長也要負全部責任。讓鄭介民帶隊，等於是有功歸他，有過錯歸自己。對戴笠來說撈不到任何好處。戴笠決定鋌而走險，親自向蔣介石接下這個任務。
戴笠說：“校長，這次行動關係重大。鄭介民他很少直接指揮行動，我怕他到時慌了手腳。而且這麼多年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令部二廳，對軍統局的許多情況日見生疏，由他出馬指揮，許多方麵不熟悉，難免貽誤戰機。我能不能請纓親自擔任這次越境刺汪行動的總指揮，為校長效力？”
蔣介石看了他很久，終於點著頭說：“你考慮得周到，很好。就按照你說的辦。”
戴笠帶著陰沉的笑容走出了蔣公館。他已經預感到，自己將經曆一個非常忙碌煎熬的冬天。
戴笠把自己最為得力的心腹殺手陳恭澍、餘樂醒等人都送去了河內，共同策劃暗殺項目。他們設想了在汪精衛訂購的麵包裏投毒的方案，也設計了在路上潛伏槍擊的方案，均告失敗。經過大家的商議，決定用毒氣試試看。
陳恭澍從箱子裏拿出一個“法寶”。這是一個金屬圓筒，巴掌大小。上麵有個蓋子，旋開來，裏頭還有一個扣緊的密封蓋。打開後能看見表層有許多小孔，看上去像是廚房裝調味品的罐子。
暗殺專家餘樂醒拿過來看了看說：“這是液體，有極大的揮發性，遇熱揮發更快，吸入體內，容易因休克導致死亡。”
陳恭澍說：“那我們把它放在汪精衛的浴室裏，那不是很容易達到目的？”
餘樂醒點點頭說：“是。在河內天氣這麼炎熱，汪精衛不可能不洗澡。他有傷，又一定要洗熱水澡，這樣毒氣揮發得更快，他也就更容易斃命。”
王魯翹皺著眉頭說：“那要讓誰把毒氣罐送進去呢？”
餘樂醒說：“這個你們放心，我去找一個當地人裝成水暖工人就好了。諸位就在這裏等待好消息吧。”
大家紛紛表示讚同，也向香港指揮處的戴笠報告了進展。戴笠指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全力關注。
一天，兩天過去了，一點消息都沒有傳來。餘樂醒有些著急，因為他知道那個液體揮發是有期限的，如果三天還是沒有消息，那麼液體完全揮發掉，也就起不到毒殺的效果了。
這三天，汪精衛的住處始終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他不僅隻吃少量自備的幹糧，不去戶外活動，而且還命令自己的隨從對屋子進行全麵的檢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奇怪的金屬圓筒就從浴室被查抄出來。汪精衛害怕有遺留問題，已經不使用那個浴室。在炎熱的天氣裏，他總是用一個大浴盆燒水洗澡，雖然原始，但是安全。
眼看著汪精衛即將離開河內，戴笠下達了最終命令：“立即對汪精衛實行嚴厲製裁，不得延誤。”
可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衛一家就有打理行裝逃離河內的跡象。行動小組還來不及做出判斷，兩小時後，汪精衛一家分頭坐上了兩輛黑色轎車往河內達莫橋方向駛去。餘樂醒即令陳恭澍，帶領行動人員驅車追趕。當陳恭澍開車追過達莫橋後，發現在前麵不遠的空地上停著兩輛黑色轎車。由於不能靠得太近，加上當時陽光又相當耀眼，陳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輛車裏坐著汪精衛。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那兩輛黑色轎車迅速起動並朝原來來的方向疾駛而去。等陳恭澍掉轉車頭再追時，那兩輛黑色轎車已經開得遠遠的，追趕不及了。
陳恭澍和餘樂醒麵麵相覷，以為這下就要徹底跟丟了汪精衛，沒想到監視高朗街的人員報告，說兩輛轎車又回到了住處，汪精衛夫婦迅速返回屋裏，不再出來。
陳恭澍決定不能再放棄機會，當晚立刻實行刺殺。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陳恭澍向同住的七名行動人員分派職責。他們事先已經去高朗街多次踩點，也將房子的平麵圖看了又看，記得滾瓜爛熟。他們知道，在三樓右首那間主房就是汪精衛夫妻的臥室，如果七人相互接應發動襲擊，憑著他們的槍法，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無論在行動小組的心裏，還是在汪精衛的心裏，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個非常難熬的夜晚。出發前監視小組又來報告，說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一家也來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裏。人多，必然給暗殺帶來新的困難。
聯絡組向香港發出問電，戴笠回應：“立刻執行。”
汪府當夜沉浸在忙碌過後的疲憊中。傭人們也都很早就休息了。在睡夢中，忽然有人聽見斧子劈門的聲音。守衛立刻打電話通知了法國警察局，就在電話接通的那一刻，一連串悶悶的槍響也讓所有人都驚恐萬分。
就在三樓右首的房間裏，王魯翹先從斧子劈開的窟窿裏用手電照進去，看到床下有一個男人，上半身鑽在床鋪裏，露著光溜溜的大腿瑟瑟發抖。他不由分說，對著男人就連發數彈。他親眼看著子彈一顆顆打入對方的脊背，鮮血飛濺。他正要收槍，繼而瞟到另一張床下還有一個女人，於是又補了幾槍。他正待上前確認兩人是否斃命，屋外已經傳來了警車的聲音。在外頭作掩護的餘鑒聲焦急地吹了個口哨，王魯翹低聲說：“好了。”兩人便立刻退出房間，沿路叫上放風的唐英傑和陳步雲一起撤退。幾個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陳恭澍的接應車飛馳而去。陳恭澍問情況如何，王魯翹自信地擦著槍說：“以我的槍法，絕對沒問題。”
當夜，河內就給戴笠發去了報喜的電報。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原來昨晚他們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鳴。
原來，曾仲鳴聽說汪精衛的車被人跟蹤，就帶著妻子到汪宅來探問。也許是為了寬慰汪精衛，曾仲鳴當晚與妻子留住了下來。他們有四個孩子要照顧，人數比較多，汪精衛就讓他們住在大一點的主臥，自己搬到客臥。不知這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巧合讓曾仲鳴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鳴死在了醫院的手術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搶救之後活了過來。汪精衛抓到了蔣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文章《曾仲鳴先生行狀》，接著又在《華南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
戴笠沒有想到自己的誤刺，反而導致汪精衛加快了投敵賣國的步伐，也促成了汪偽政權的建立。麵子丟盡的軍統局繼續把汪精衛列為暗殺名單上的頭號人物，準備把極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動中，重新撿起軍統在蔣介石麵前，在國民黨政府中，在天下人麵前失去的麵子。
4.鬥國母宋美齡邪不壓正
在上海法租界裏的莫裏哀路29號，有一座幽靜的歐式花園。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就居住在這裏。
蔣介石對宋慶齡一直充滿了複雜的感情，一方麵他是追隨孫中山起家的，對於師母是尊敬而仰慕的；另一方麵他的妻子宋美齡和宋慶齡是要好的姐妹，兩家關係親近。但是他又恨宋慶齡不肯助自己一臂之力，還和共產黨來往，反對自己的統治。他收買宋慶齡無效，又不能暗殺她，氣得隻是幹跺腳，而沒有其他的辦法。
1931年6月，宋慶齡從歐洲回國後，又投身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鬥爭行列。她又是發表文章，揭露蔣介石政權的反動本質，又是與魯迅、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營救愛國革命誌士，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四處奔走。蔣介石深為宋慶齡的行動所恐懼，特意命令戴笠想辦法恐嚇和威脅她，讓她不敢再和蔣介石作對。
楊杏佛遇害的亞爾培路就距離莫裏哀路不遠，但宋慶齡沒有被這樁發生在身邊的血案嚇破膽子。她不僅出席了楊杏佛的追悼會，還大膽揭穿了蔣介石的謊言。這更加觸怒了蔣介石。他暗示戴笠對宋慶齡的恐嚇可以升級。
這天清早，宋慶齡的貼身女傭小李到門口開郵箱取信和報紙。其中一封拿在手上就顯得沉甸甸的，似乎夾帶有什麼東西。因為宋慶齡經常和同盟的友人及民主人士傳遞一些重要文件，所以小李也不敢拖延，馬上把信交到了宋慶齡手上。
宋慶齡還保持著年少時在美國時的生活習慣，她穿著晨衣坐在飯桌前，端著一杯咖啡正小口啜著，等待小李把報紙拿來。當她接過那一封信的時候，心裏咯噔一下，大概已經知道裏麵是什麼了。從前楊杏佛還在世的時候，也曾經接到過這樣的信。當楊杏佛開玩笑地把信拿出來的時候，宋慶齡還對他囑咐，要他千萬小心。怎想到那次分別之後，竟然就是天人永隔……
宋慶齡此時並不感到害怕，而是陷入了對同誌犧牲的悲痛和憤怒中。但是看著小李擔憂的眼神，她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情緒，親切地對小李說：“李姐，三妹一直邀請我過去，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去嗎？”
小李大名叫李燕娥，出生在廣東一個貧苦家庭，16歲起便到宋慶齡身邊當女傭，她性格爽朗，為人單純，很直接就說：“夫人，我雖然沒有文化，好歹也分得出誰好誰壞。我知道夫人一直堅持做的是好事，我不會離開夫人的。”
宋慶齡微微一笑說：“可是跟著我做事會有危險，你怕不怕？”
小李簡潔地說：“夫人不怕，我就不怕。”
宋慶齡點頭道：“好！”她把小李叫到身邊，把那封沉甸甸的信拆開，“噔噔”兩聲，從信封裏掉出了兩枚子彈，在地上重重砸了一下，滾到窗邊，在陽光下黃澄澄地閃著光。小李一看，雖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卻還不免大吃一驚：“啊，這……”
宋慶齡鎮定地說：“蔣介石和他那幫打手一直想要我的命，可是他們不敢對我直接動手，隻能搞這些歪門邪道。不過你外出或者和人交往還是要小心一些，如果遇到什麼奇怪的事或者交了什麼朋友，一定記得回來告訴我。”
小李點點頭：“夫人你就放心吧。”
這個小李平時在宋家很少外出，也沒有什麼朋友。偶爾為宋慶齡買點東西，也是即出即回，不多在外頭逗留。這天她到裁縫店替宋慶齡取定做的衣服，碰巧另一個人家的女仆也剛好進來，問裁縫說：“上次我讓你做的衣服你做好了沒？”
裁縫忙從屋裏抱出一疊衣服說：“你試試看。”
那個女傭笑著說：“我這衣服是要寄回家給我妹的，我哪兒能穿？”她轉頭看到小李，拉著她說：“哎呀，你的身高身量都跟我妹差不多，要不，你幫我試試看這件衣服？”
小李推辭了兩下，但是看到這衣服做得實在好看，那個女傭又熱情，也就接過衣服去更衣室換上。等她出來的時候，那個女傭連連稱讚她穿起來好看，兩個人也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起來。
回來的路上，小李得知對方是他們隔壁公館的傭人，跟自己還是老鄉，關係不由得就更近了一步。那人讓小李喊她張姐，還跟小李說去哪裏做衣服便宜，去哪裏買東西物美價廉。很少交朋友的小李一下子就喜歡上她，兩人相約著下次再一起去菜場。
一次共同買菜的路上，小李跟張姐抱怨自己的未婚夫遊手好閑，不務正業，自己考慮再三後，決定跟對方分手。張姐連忙安慰她，還把自己和丈夫結識的經過告訴她，讓她積攢經驗。通過這一次詳談，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張姐也會問她最近忙不忙，家裏客人多不多，來的時候都聊些什麼。因為宋慶齡事先囑咐過，所以小李對這樣的話題都避而不談。但是張姐追問的次數太多，她不免起了疑心，就把這件事告訴給了宋慶齡。
宋慶齡詳細詢問了她們相識的過程後，考慮了一下，對小李說：“你以後不要再跟她來往了，她可能是特務。”
小李不解地問：“為什麼？”
宋慶齡耐心地解釋說：“以她的身份，怎麼可能會在那樣高級的裁縫店裏給鄉下的妹妹做衣服呢？萬一做得不合身，不是白花錢嗎？”
小李想了想也就服氣了。她以後出門再看見張姐，都裝作沒有看見，不再跟她講話。這樣了兩三次，張姐也知趣了，再也沒有出現過。
垂頭喪氣的沈醉親自到雞鵝巷53號向戴笠請罪。顧不上責備他，戴笠為想出一個既能不傷到宋慶齡的性命，又能威懾住她的辦法是絞盡腦汁。看著沈醉在一旁有話不敢說的樣子，他問：“你說說看，除了暗殺，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沈醉說：“要能讓宋先生不惹事，最好的辦法是讓她不能行動，不能說話，把她給軟禁起來。既然不能在公館裏下手，是不是我們可以在路上製造一場‘車禍’，將她撞傷，讓她住進醫院，再通過醫護人員使她長期住院，不死不活地過下去……”
戴笠不等聽完，立刻用手在桌上一拍。沈醉心裏一嚇，沒想到戴笠說：“你跟我想到一塊兒去了。你再具體點談談。”
沈醉這才放下心來，大膽地說了自己的設想：“撞人的車子可以選一輛構造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換用安全玻璃，司機頭部就不會受傷，再穿上一件防彈背心，就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危險了。要想撞人撞得萬無一失，最好的辦法就是緊跟在宋的車後，當看到宋乘坐的車子碰到紅燈剛停穩時，便朝她的車後撞過去。因為隻有在車停穩後撞上去，才能把車內的人撞傷，而如果在車行進時撞上去，可能把對方的車撞出很遠，但車內的人不易受重傷，撞過之後，再馬上把自己車內的製動器弄壞，這樣駕駛人員在法律上負的責任就可以輕一些。”
戴笠連連稱讚：“可行，可行，隻是誰來擔任這個司機，你想過沒有？”
沈醉早就做好心理準備，他深吸一口氣說：“老板，沈醉願意親自一試。”
戴笠故作驚訝地說：“哦？你願意親自開車。”
沈醉笑著說：“首先這個任務很重要，交給別人老板不放心，校長也不會放心，不如我親自出馬。何況又是存心去撞別人的車，有思想準備，更是可保無虞。沈醉早已做好了一切準備。”
戴笠假惺惺地感慨了一番，沈醉又接著表態：“士為知己者死，死亦無憾！為了工作，我不怕多坐幾年牢。”
戴笠麵上難得地露出了笑容，顯然對沈醉所提的意見和表現的態度十分滿意。平日有特務去南京彙報工作，遇到快吃飯時，總是讓特務趕快把要說的話說完，然後到大飯廳和內勤特務一道吃飯。這次他卻不讓沈醉走，留他和自己一道邊吃飯邊繼續談。他一再鼓勵沈醉一定要堅定信念，還再三地安撫他說：“即使萬一事件發生後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我也會想辦法讓你很快出來。”
一個月後，戴笠便從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那裏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沈醉預先開車在法租界裏試行了好幾次，認真觀察宋公館附近的路況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經過仔細研究，最後認定從她的住宅經環龍路、華龍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有特務處的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
當萬事俱備，隻等戴笠發號施令的時候，他卻總是說：“等一等，決定後會通知你的。”誰知道這一等就是一年多。
關鍵的一步卡在了蔣介石那裏。在戴笠把計劃詳細報告給他的時候，一開始他也叫好，但是想了一會兒又問，是否可以保證不傷及宋慶齡的性命？在戴笠否認之後，他皺著眉頭讓戴笠回去，說是還要再“研究研究”。因為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會要求徹底追查，查來查去，到最後連蔣介石也脫不了幹係。到時候事態就不好收場了。
而據說最後計劃取消，還是因為蔣夫人宋美齡的強烈反對和堅決抗議。在宋家人看來，政治和家庭是分開的，就算政見再不同，家庭親情的紐帶不能斷。
最後，在宋慶齡無機可乘的防備和宋家姐妹情深無隙的親情麵前，暗殺宋慶齡的計劃終於宣告失敗。
1.特訓班占黨校培植黨羽
特務處在戴笠的四處鑽營下，人數逐漸增多起來。可是數量的提高並不代表質量的提高。在他手下能用的人才其實不多。特別是那批他從家鄉招來的親信，除了幾個讀過書的，其他的一個個還擺脫不了鄉下人的土氣，難以融入特務處的工作。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戴笠特地送了一批人去讀書。例如毛萬裏就在戴笠的關照下，進了杭州警官學校。此外，他還想要自己辦特務學校，扶植親信學生，培養專門人才。
這個想法是從特務處創辦伊始就產生的。他看到蔣介石辦黃埔軍校，很快就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和嫡係學生，並且順利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這讓他覺得自己如果搞一個特務訓練班也會使力量大增，而不用畏懼國民黨的其他勢力和對他虎視眈眈的黃埔老大哥們了。
戴笠親自選定了辦班地址，確定了教授內容後，才把自己的想法和計劃向蔣介石請示。深知特務工作重要性的蔣介石很讚同他的想法，但是卻沒有馬上答應，仿佛在憂慮著什麼。
戴笠看到蔣介石這樣子，馬上說：“如果校長擔心我們經驗不足，可以先試辦一期，招收幾十個學生，在實踐中吸取經驗，慢慢發展壯大。等到完全成熟的時候再擴大規模，為革命提供更多的人才。”
蔣介石見戴笠已經考慮得十分完善，於是首肯道：“好。既然你已經設想好了，就這麼做吧。我還可以介紹個人幫你，他叫李士珍，是浙江海寧人，在日本留過學，接受過警政教育。他也是我的學生，希望你們兩個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
戴笠表麵上感激涕零地答應，但他的心裏知道，李士珍是校長派來監視他是否有假借辦校發展黨羽的。他開始考慮該如何除掉這個絆腳石。
特訓班在南京軍校畢業生調查處舉辦了第一期。因為經驗、人手、財力各方麵準備都不足，所以課程上隻簡單地進行了精神灌輸，粗略地教了一般的特工常識、軍統紀律以及工作中總結出來的方法。畢業前夕，戴笠一個個進行了單獨談話，考核思想。這招也是向蔣介石學來的“籠絡人心”。畢業後，第一期特訓班集體加入了特務處，其中許多人日後還成為了他手下的特務骨幹。在這個基礎上，戴笠又辦了第二、三期特訓班，招收了不少門徒。
隨著特務處的發展，雞鵝巷53號再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戴笠就把特務處辦公地點遷往張學良贈送的洪公祠1號，自己仍留在雞鵝巷53號居住和工作。
此時他仍感到不滿足。特訓班的規模太小，不能大批培訓情報人員。為了形勢的需要，他又向蔣介石申請擴大場地、增加配套設施、招募教師，每年定期向全國招生。
蔣介石考慮了一下說：“這所學校最好有一個公開的名稱。如果直接說是培訓特務的，那麼很多優秀的青年都不敢來了。”
戴笠眼睛一轉就有了主意：“我們可以把社會上一所口碑較好的學校接收過來，換內容不換名字。這樣一來可以掩人耳目，二來節省了尋找場地的成本，節約了經費。校長您看呢？”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你覺得可行嗎？好吧，你要是非覺得能成功那你就試試吧。”
戴笠知道這是蔣介石一貫用來表達讚同的說辭，便應允了退出，開始尋找下手的學校。就在他收集了大量資料以後，有一天蔣介石托毛慶祥送話說讓他好好查查朱家驊利用警校發展學生黨羽的事情。戴笠接到這個消息，敏感地察覺了蔣介石的心思。這其實就是蔣介石暗示他向浙江警校開刀。
這個情報可讓戴笠樂壞了。他老早就覬覦著插手警政了。而且浙江警校是當時兩所專業警官學校之一，師資力量雄厚，配套設施齊全，戴笠一直想插手卻不得機會，如今蔣介石暗示他占用警校，就是給他背後撐腰。這對他來說真像是天上掉下了一塊大餡餅。
為了方便工作開展，蔣介石還把戴笠封為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讓他有充分的自由和絕對的權力對抗朱家驊。
原來在國民黨內部有一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領導的中央部派，也稱CC派。而朱家驊是CC派的元老人物。他創辦警校的目的就是為了CC派培養警界力量，壯大勢力。而蔣介石又不甘心讓他手下任何一個派係過度膨脹。CC派的權力僅限於管理黨政。如果把勢力伸向警務，就會讓蔣介石感到不安。所以讓主管特務的戴笠去接手警校，就可以均衡勢力，在各派之間互相牽製。
戴笠的聰明狡詐何須蔣介石操心？他首先把自己的部下王孔安等人安插到學校的重要部門，控製學校的命脈機關。然後四處搜集學生賭博嫖娼的不堪情報，呈遞到蔣介石麵前，狀告原校長施承誌教導無方，朱家驊圖謀不軌。最後拿著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他名正言順地把警校收歸為自己的特訓基地。
2.搞禁煙處實走私為斂財
有了人，還要有錢才行。雖然蔣介石對特務工作非常支持，但是由於經費吃緊，每一年撥給戴笠的款項都局限在一個月20萬元左右。特務隊伍逐漸壯大，僧多粥少。吃飯難成了特務處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大特務們平日裏就養尊處優，嬌縱慣了。如今分到的利益少了，就會直接地怪罪到戴笠頭上。為了穩定手下的情緒，戴笠急於開辟一個穩定的新財源。他瞄準的目標就是蔣介石的禁煙運動。
大革命之後，各省軍閥駐軍的地區煙館林立，煙毒泛濫。許多軍閥頭子兼做販毒，控製了四川、貴州、湖南、甘肅、寧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區。蔣介石的軍隊隻能控製長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線，負責征收煙稅的權力也都被各個地方實力派人物把持，中飽私囊。最後流入蔣介石腰包的款額被層層克扣，這讓他惱火不已。
1933年，蔣介石大規模“剿共”，調動了數十萬大軍，軍費開支巨大，越來越感到財政拮據。為了開辟“財源”，蔣介石決定把全國巨額特稅劃歸南昌行營直接掌握，有關特稅的一切收入、支出，財政部無權過問。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營成立了十省禁煙督察處，專管豫、鄂、贛、皖、閩、湘、蘇、浙、陝、甘等省特稅收入。督察處分支機構，很快遍布全國。該處直接按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之命行事，不受國民黨中央各院部和各省當局的牽掣。禁煙督察處的口號是：“兩年禁毒，六年禁煙。”聲稱要在六年之內將鴉片禁絕。實際上是打著禁煙旗號，改鴉片私收私運為統收、統運，實行鴉片專賣，從中搜括錢財。督察處下設會計處和監察處，會計處的會計長和監察處的監察，都由蔣介石親自指定。會計長黃為材，就是蔣介石的軍需處長，特稅的一切收解手續都由其辦理。
戴笠見禁煙督察處的收益如此可觀，自然不想錯過這一撈財良機。他認為這其中至少有四大好處。第一是直接的經濟好處；第二是可以通過禁煙緝私，把力量安插到各地的重要部門，及時獲取情報，方便特務工作的開展；第三是將督察處納入特務處的管轄範圍，擴充特務處實力；第四是最潛移默化，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讓蔣介石看到特務處的能力，提升特務處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於是在改組兩湖特稅局為禁煙督察處的時候，戴笠千方百計地保舉手下特務去當秘書，爭奪禁煙督察處的團長、營長等職務。蔣介石也知道利用督察處監視反蔣勢力的方便，於是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戴笠去鑽營。
就在戴笠絞盡腦汁的時候，又一個大餡餅落在了他的頭上。
原先除了戴笠的特務處，鄧文儀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科也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軍隊特工係統。戴笠覬覦了許久卻都沒辦法下手搶奪。就在1934年夏天，當蔣介石正集中全力在江西“圍剿”蘇區紅軍的時候，南昌飛機場卻因為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而使得飛機和油庫都付之一炬。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責令鄧文儀一周之內破案。
但是鄧文儀經過偵查，發現是二陳的親信，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在建設這座全國數一數二的機場時，將機場公款挪用了近300萬元去交易所套購黃金搞投機，不料運氣不佳，不斷虧本。看看挪用款項是難以歸還了，於是便在一個溽暑難挨之夜，支開了德國技術顧問及機場有關人員，從從容容地放起大火，把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南昌機場燒了個片甲不留，以便來一個“死無對證”。這徐培根的技法本屬“小兒科”，被前往調查的鄧文儀一揭就穿。但是，因為兩個本是一條繩子上拴著的螞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給鄧文儀8萬塊錢，因而鄧文儀便替徐培根在蔣介石麵前遮擋。他交給蔣介石的報告上稱飛機場是因為天氣過熱，油庫內儲油遇高溫燃燒導致失火。蔣介石當然不會相信這麼拙劣的借口。他又讓戴笠去調查，得到的結果讓蔣介石非常氣憤。一怒之下，他撤銷了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一職，將他手下的1750名特務全部移交並入戴笠的“複興社”特務係統。從此“戴處長”就變成了蔣介石口中聲聲喚著的“戴科長”。
雖然南昌行營調查科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戴笠依然不敢動原來依附CC派的那些大特務。其中特別是在鄧文儀特務係統任二把手的邱開基，後來被蔣介石任命為10省禁煙督察處緝私處處長，掌管幾個團的緝私部隊，成為了戴笠的最大勁敵。雖然邱開基的勢力發展在先，而戴笠的勢力發展在後，但是戴笠的勢力發展很快，最終形成了兩人力量不相上下的狀況。
因為兩個人都是受蔣介石重用的親信，雙方又都擁有相當的兵力和特工人員，一時之間誰也不能吞並對方。與其鬧個兩敗俱傷，被蔣介石責備，兩人幹脆進行“君子協定”，實行“劃江而治”。當時全國有兩條最重要的運輸煙土鴉片的路線，一條是從四川、陝西出發，分別沿長江、襄河彙聚在漢口，再從漢口沿江而下，經九江、安慶、蕪湖、南京直到上海。這條線路被在兩湘地區勢力強大的邱開基控製。另一條線路由重慶出烏江到貴陽，路經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廣州、福建，沿海岸線直到上海。這條線路歸戴笠掌控。一段時間內，戴邱二人表麵上相處默契，相安無事。
可是戴笠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表麵上指示手下親信說：“對別人有意見，不要總掛在臉上。耍小孩脾氣，那樣對工作沒有多大的益處。遇事要有城府。”因此戴笠和下屬們對待邱開基的勢力表麵上都是帶笑忍讓，避免正麵衝突，甚至把油水甚厚的長江一線拱手相讓。但是私下裏，他卻指使特務處湖北站站長周偉龍從各方麵收集邱開基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材料，通過蔣介石的侍衛和其他親信不斷向蔣密報。一開始，蔣介石還並不在意。但是次數越來越多，搜集的證據也越來越充分，蔣介石不能再坐視不理了。他下命令委派周偉龍做禁煙密查組的組長，直接監督邱開基的行動。又一段時間之後，幹脆把邱開基送入了監獄。等到一段時間後，眾怒略有些平息，邱開基被貶為雲南省警保處長，被徹底趕出了緝私係統。
在這次搞垮邱開基的行動中，戴笠一直是在隔岸觀火，裝出一副超然事外的樣子，蔣介石也就放心把緝私大權完全交給他。可以說在很多方麵，戴笠和蔣介石都是沆瀣一氣，戴笠也很了解蔣介石的心思，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巧妙地迎合他的想法，達到不費一兵一卒就排擠其他派係、獨領風騷的目的。
隨著戴笠立功越來越多，經驗越來越豐富，他也越來越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慢慢地，蔣介石開始把一些特殊任務交給他執行。戴笠逐漸成為了蔣介石的殺人佩劍。特務頭子就這樣一步步變成了讓人聞之喪膽的殺人魔王。
3.和李士珍搶管中央警校
1946年2月，蔣介石下令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這不但使唐縱的地位第一次高於戴笠，而且為唐縱出任全國警察總署長做了準備。此外，蔣介石還要求建立年度會報和月度會報，雖然是想用於抑製戴笠，但是表麵上的借口卻是為了發揮情報特工部門的整體效率。但蔣介石的這種手段，戴笠見得多了，自己也曾經用過，所以他能夠理解，也能體諒。但是他並不甘心自己的權力被層層削弱。
特務大權被蔣介石收回，戴笠並不感到可惜，因為他知道在戰後的形勢下，情報機構是注定不能長久公開地存在的，他想要爭奪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職務和全國的肅奸大權，這樣才能更加實際地獲得更多的利益。
為此，戴笠從各方麵作了種種準備，一切隻等蔣的手令。按慣例，警察局曆來是由軍統控製的公開單位，蔣也從來不肯交給其他派係去掌握。這一次戴笠卻失算了，蔣親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長，而且都是與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薦的人，蔣一概未采納。而李士珍又在二陳兄弟的支持下，和戴笠爭奪警政大權，因為兩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鬥得是難分上下。
自從杭州警校被戴笠占據之後，各省市縣的警察局及其調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都已經被戴笠一一控製了。CC係雖然也在爭取，但隻剩下上海市警察局調查科和督察室這一塊領地仍然在握。而這還是因為陳立夫的嫡親堂兄弟，曾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的陳希曾於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時立下的定例，戴笠也不便逼得太緊。
戴笠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警察係統和警校，就等於握住了警政係統的一線承襲的脈絡。但他終究還是沒有陳立夫思量得深一步。他隻顧和CC係鬥爭，卻忘了在他們身後最具有生殺大權的人還是蔣介石。
陳立夫隻是淡淡地和蔣介石提到警界已經成為了戴笠的天下，蔣介石馬上警醒過來，問陳立夫說：“戴科長已經有很多重任在身了，還要管理警政這麼重要的位置太難為他了。讓李士珍做中央警校的教育長吧。”
陳立夫連忙答應。
蔣介石會讓李士珍擔任這個重要職務，是因為他是浙江寧海人，黃埔二期畢業生，蔣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學，專攻警政教育。回國後，他在洪公祠舉辦的特警訓練班裏擔任政治指導員，為的是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麵的情況。他知道要插手警政界，最大的勁敵就是戴笠，但如果僅憑自己的力量，他肯定不是戴笠的對手。於是他就想利用CC派和戴笠的矛盾，拉攏CC派做自己的後台。陳立夫也在尋找能夠對抗戴笠的對手，兩方麵是一拍即合，於是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紛紛開始在蔣介石麵前進言，誇李士珍“心中有領袖”，稱他是“建設新的警察係統不可缺少的人才”。
同時因為擔心蔣介石又怪他們拉幫結派，老謀深算的陳立夫還特意叮囑李士珍不要公開表示和CC派合作，在公共場合不要和CC派走得太近。李士珍也是心領神會，他甚至在公開大會上對CC係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因此，蔣介石和戴笠都沒有對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找到證據，也無從下手挑撥離間。
就在李士珍的努力、CC派的協助和蔣介石的拉拔下，李士珍和戴笠之間迅速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對立關係。兩個男人之間的戰爭打響了。
準備充分的李士珍很快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設計劃，開始了第一回合的較量。他奉蔣介石的命令在南京湯山蓋起了一所中央警官學校大樓。在這段時間裏，他積極籌劃著如何取得中央警校的實際領導權，把全國的警察教育工作都抓到自己手中，統一警察教育內容，使中央警官學校成為中國警察教育的最高學府，警察界的“黃埔軍校”。當然，他不會在建議書裏明目張膽地寫出自己的計劃，他隻是建議將北平高級警官學校和浙江警官學校統一歸並於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門”。從而徹底改變北洋軍閥時期的警察機構懶散官僚的作風，加強法西斯統治。這個計劃一下子和蔣介石的想法不謀而合，蔣介石大筆一揮，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計劃。
戴笠手底下並沒有能寫出如此具有專業性建議的人才。於是他眼睜睜看著蔣介石對李士珍越來越有笑容，卻找不到應變的辦法，當戴笠知道蔣介石在1936年8月以中央警校兼校長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長，主持實際工作時，他明白自己已經輸掉了第一回合。因為蔣介石已經把中央警官學校的全部工作交給李士珍去負責。
但戴笠畢竟有他的過人之處。他的人脈之廣，就是李士珍難以企及的。在軍界上層，他有拜把兄弟湯恩伯、胡宗南。其他軍政大員程潛、杜聿明、傅作義、宋希濂、曾擴情、周至柔、林可勝、貝淞蓀、宋子良等人也都和戴笠有較深的關係。所以在李士珍孤軍一人正洋洋得意地大喝慶功酒時，戴笠卻正和自己的軍政友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很快，戴笠就也向蔣介石進言，建議成立“中央警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在校長的領導下，協助教育長對中央警校的工作進行谘詢、決策和管理。盡管這個委員會很明顯就是一個疊床架屋的重複組織，和從前北洋軍閥的官僚作風沒有什麼兩樣，但是蔣介石不但沒有予以批駁，並且還手令讓戴笠擔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原來在那些軍政大員的建議下，他越來越覺得把管理警校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李士珍一個人是一個隱患。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能夠製約李士珍的手段都會被他欣然采納。戴笠終於得以帶著自己的人馬進駐中央警校，再次和李士珍站到了平行的跑道上。第二回合後，兩人各贏一盤。
4.戴李相爭數回難分勝負
如今戴笠的處境就和當初在爭奪杭州警校時一樣。他駕輕就熟地將其心腹潘其武派為警校秘書、鄭錫麟派為政務處長，在警校秘密發展軍統力量，培植軍統的勢力。軍統的人搞警察差點，可是搜集罪證，打小報告，製造摩擦很有一套。他們很快就把校務委員會變成了類似於“太上皇”的機構，這使得李士珍處處受限，事事挨批，舉步維艱。
這還沒完，戴笠繼續策劃推動一批多年從事警察教育工作、對警察學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麵，籌建了“中國警察學會”，在全國範圍內網羅人才，擴大影響。戴笠手上有的是人，也有的是錢。因此有大批人奔走宣傳戴笠所謂的“政治警察”論（即特務警察），和李士珍宣言的正統警政觀點唱反調。他們還出版了一份月刊，依靠戴笠撥的專款大造聲勢，為之賣命。
比理論研究，李士珍是不怕的，他是警政科班出身，又喝過洋墨水，自然能找出戴笠請的那些無名理論家的破綻。他在中央警校的刊物上大做文章，引經據典，把正統警察理論從製度、組織、職能、人事等方麵闡釋得頭頭是道，一個勁駁斥政治警察論“低俗、淺薄、支離破碎、強詞奪理”。他說的話句句在理，處處直指戴笠的弊病，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他的意見十分正確，符合警察教育理論的發展規律和世界潮流。李士珍自己也以為，第三回合他會爭得一個開門紅。
但是狡猾的戴笠並沒有在理論上和他糾纏下去。他派人收集校刊和李士珍抨擊軍統的大量言論，整理成情報遞送到蔣介石麵前。他就一副委屈無奈的模樣在一旁訴苦道：“校長，同學之間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當麵坦誠地溝通，可是李士珍不顧大體，同室操戈，把內部矛盾公開化，擴大化，這在外人看來，會對校長作何看法？會對黨國作何看法？李士珍完全是不顧黨國利益，徒然給外人製造笑柄。此人居心何在，校長明察啊。”
這一番話果然觸動了蔣介石。他私下找來李士珍，對他訓斥了一番，李士珍自知理虧，有口難辯，無奈地承認自己輸掉了第三回合。
戴笠乘勝追擊，他借浙江警校並入中央警校的機會，讓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職工辦理了集體加入特務處的手續，除留下少數人外，全部造冊加入中央警校，使得這部分人在中央警校內抱團成一個特殊的群體力量。他們滾雪球一般地不斷壯大發展，很快掌握了中央警校的基層權力，再通過“民主”的選舉和戴笠的推薦，使得特務處大特務鄭錫麟和陳玉輝進入了中層，一個擔任政訓處長，一個擔任總隊長。他們猶如釜底抽薪一般，將教育長的職務架空。李士珍想要爭權，無奈基礎力量敵不過特務處雄厚，被擋在了門外。
李士珍所能做的隻有依靠CC係的援手。他大力幫助CC係特務組織充實力量，安排自己的學生和朋友進入CC係工作，對抗戴笠。無奈這樣的邊緣的活動總是比不過戴笠直接核心的運動更有效果。他所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小。
而因為蔣介石的分化製約策略，戴笠也沒有能有效地完全控製警察係統，但是他卻通過各種手段，安插了不少軍統的人在警察局任職，比如警察總署的唐縱，以及首都警察廳廳長、上海警察局局長、北平警察局局長，以及一些省的警務處長，也經常為軍統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長雖然不是直接由軍統的人擔任，但也為戴笠所控製，如成都、蘭州、西安、鄭州、洛陽、貴陽、昆明、迪化（烏魯木齊）等，其原因是戴笠控製了內政部警政司，便於安插軍統的人到這些地方和部門任職。他還很有遠見地安排趙龍文、劉裕坤等親信特務到國外參觀警政建設，留學“鍍金”。為自己能夠擠走李士珍做人才上的儲備。
機會到了，1936年，內政部警政司司長的位置空了出來。李士珍想要謀取這個位置，卻舍不得中央警校教育長這個肥差。戴笠立刻舉薦了劉裕坤，一舉獲準。到此，全國的警政工作大權終於被抓在了戴笠手中。
李戴相爭的直接後果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創辦的中央警官學校在北平市內有兩個同一性質的訓練機構。一個設在東華門北河沿路西（現民政部所在地），名曰：中央警官學校第四分校，校主任劉誠之。後來校址遷往西城旃壇寺。另一個校址設在西安門光明殿，名曰：中央警官學校特警班，校主任婁兆元。兩機構同樣地打著中央警官學校的招牌（警校校長都是蔣介石），同樣地訓練現任的警官，性質基本相同。
就在這樣的對峙局麵中，抗戰勝利了。對於戰後警政大權的爭奪又挑起了新的戰火。李士珍思忖自己的機會應該到了。因為在戰爭時期，“政治警察”（特務）的確會比正規警察的用處更大，也更容易受到蔣介石的重視。但是在戰後重建階段，還是一味把正規警察辦成特工培訓，無一是自入邪道，自毀前途。蔣介石應該也明白這一點，不會再偏袒戴笠了。於是他又開始撰寫一份新的戰後建警計劃。
1945年底，還沒等李士珍開始活動，戴笠已經向蔣介石呈上了一個報告，請求成立全國警察總監部，由他兼任警察總監。當時他已經備受猜忌，此舉更加引來了蔣介石的懷疑，於是遲遲不給答複。可是當他看到李士珍的計劃書時，卻連聲叫好，勉勵有加。原來在李士珍的建警計劃裏，對蔣介石大大恭維了一番，誇委員長如何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並揚言建立新警察製度是為了“保衛領袖之安全，聆聽領袖之教誨，宣揚領袖之決策，保證領袖之威嚴”，這字字句句無一不是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裏。
而且這幾年隨著李士珍的活動，人脈漸廣，不但有陳氏兄弟，就連戴季陶都親自出門幫他說話。蔣介石因此特地召見了一次李士珍，詳細詢問了李士珍的建警計劃與具體措施、辦法，當麵對他大作讚揚。李士珍興衝衝地回到警校後，在一次全校集會上也就建警計劃作了簡單說明。這些跡象無一不表明，李士珍即將重新奪回警政大全。這讓戴笠是又憂又急。
原先戴笠還比較篤定，自認為已經控製著軍統，警政係統中上層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又得到美國在華特務機關的支持，戰後建警總以為十拿九穩，未曾料到，戴季陶會親自出麵向蔣介石推薦李士珍。當他從警察總署的唐縱口中聽到這個消息時還不完全相信，但是當在重慶的軍統係統的黎鐵漢也報告了相同的情況時，他是再也坐不住了，想要在下次回重慶時，麵見蔣介石，了解情況。
可他做夢都沒想到，這一趟飛行的目的地不是重慶，而是陰曹地府。當然這已經是之後的事情了。
1.建立中美合作所迎美特
太平洋戰爭給正在苦苦抗擊日本軍隊的蔣介石有了喘息的時機，也給戴笠提供了與美國人合作的機會。原本驕傲的美國將軍們這才認識到中國軍統的特殊作用，一個個都服氣地低下頭，主動前來尋求合作。正是與美國人的合作，戴笠終於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時候。
1942年夏天，梅樂斯率領30多名美國特務到重慶，進行籌備工作。到來之前，他並沒想到自己會和這樣一個奇怪的中國人一見如故。在他眼中，戴笠看起來像是一個隱形人，唯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一雙咄咄逼人的眼睛和一雙纖細優美的手。戴笠當時也沒有想到在一個美國人麵前，他會如此放鬆，如此投契。當兩人第一次握手的時候，“中美合作”才開始充分展現出它的意義。
戴笠想要和美國人進行合作，無非就是尋找一個洋主子作為靠山，進一步穩定和發展軍統，加強自己的勢力。而美國也是有圖謀的。他們從珍珠港事件中發現了中國破譯日本密電的能力，希望很快地能掌握軍統幾年所積累下來的對日本空軍密碼研譯的技術經驗。而戴笠不但不打算把自己懂得的一些東西讓美帝了解，還希望美帝能向中國提供一套研譯密電碼的科學設備。雙方各自心懷鬼胎，所以最初進行的工作，隻限於雙方交換有關對日寇的密電碼的偵收研譯。一年過去了，美國隻提供了一批普通的無線電製造器材，而戴笠也不肯把真正懂得這方麵的技術人員派到中美所，隻提供一些研譯出來的材料。雙方都沒有撈到好處，可是也都看出了對方可利用之處還很多，於是彼此不肯就此散夥，將就著“合作”下去。
漸漸地，從美國又來了80多名美國特務，逐步深入到軍統的各個部門和中國民間，也看出了戴笠特務係統在中國蔣管區內的特權。美帝國主義又有了想法，他們認為可以借助戴笠種種為所欲為的做法，進一步把美國特務勢力伸到中國來，便重新調整了策略，主動向中國方麵示好。
戴笠一看到美國願意主動提供武器彈藥、氣象器材、交通運輸工具、醫藥設備等來協助軍統，把密碼研究擴大到情報交換，心裏止不住地高興。雖然他明知美國人內心裏在打小算盤，可是這小算盤裏也夾帶了給軍統的好處，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在雙方試著進行時，彼此都感到滿意，終於決定正式簽訂合同。
在當時，美國方麵對蔣介石集團堅決抗日並不抱有信心，為了防止蔣介石集團投降日寇，這份合同中寫道：中美合作的目的是為了戰勝雙方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對日戰爭取得勝利後即行中止；在對日戰爭未取得勝利前，任何一方要求中止此項合同時，應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對方，經征得同意後才能生效。
合同中還指出，中美合作的主要任務是交換研究有關日本陸海空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與其他地區的活動和部署情況，包括“雙方認為有關的其他方麵的情況”。當時美國並沒有說明其他方麵到底是哪些方麵，一直到執行中，才講明了指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各地人民武裝抗日遊擊部隊，以及蘇聯方麵等情報。
中美所第一次合同簽訂後，蔣介石極為高興，希望戴笠能以更多的時間去和美帝進行勾結，所以決定把侍從室主管情報的第六組組長唐縱，派兼軍統局幫辦，協助戴笠處理軍統方麵一些業務工作，好讓戴笠騰出手來與美帝緊密合作。之後，美國特務開始在中國大肆活動。
除了建立氣象站，在執行第一次合同當中，美方最為熱心而且的確費了一點力氣的，是為軍統訓練和裝備特務武裝部隊。很明顯，這是由於美帝早已看出蔣介石集團是一貫堅持反共重於抗日的政策的。因此把這支特務武裝部隊訓練和裝備起來，將來用作以中國人打中國人，是最好不過的辦法。所以從1943年合同開始生效之後，在安徽歙縣雄村便成立了第一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之所以建在雄村，是因為軍統所領導的基本特務部隊“忠義救國軍”便是集結在這個地區，而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新四軍也駐紮在這裏附近。美國人悄無聲息地幫著蔣介石把槍口更加準確地瞄準了中國人自己。而戴笠等人也都沒有表示異議。
之後，在湖南的南嶽，陝西的西安，綏遠的陝壩，貴州的息烽，江西的修水，浙江的瑞安，安徽的臨泉，福建的建甌、漳州，和浙江的港口等地連續成立了十幾個這種特種技術訓練班，先後調訓了“忠救軍”、別動軍、行動總隊、爆破總隊、破壞總隊成員共約四五萬名。所有這些訓練班的教官全部是由美帝特務擔任，每個班約有美國特務三四十名。訓練的項目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與爆破、遊擊、偵察等，訓練時間每期約三個月左右。訓練完畢即由美特們親自按人數發給卡賓槍、湯姆生或U．D．機槍和各式手槍，還有少量火箭炮。
看到美國人這麼不計代價地訓練隊伍和供給武器，戴笠還在偷著樂，以為自己占到了便宜。他感到美帝對於協助訓練武裝特務部隊既感興趣，也很認真，便進一步商請美方幫助訓練一批美式特務分子。當然這一要求自然是為美方樂於接受的。於是在1944年，重慶中美所附近成立了一個專門培訓美式特務的中美特種警察訓練班。戴笠從軍統其他基本特務訓練班中抽調了800多名優秀學生，交由美帝訓練，一部分為刑事警察，一部分為保安警察。美國一些科學技術設備，也源源而來，像審訊人犯用的“測謊偵察器”、各種化驗用的器材、美式刑具和電刑用具、手鐐腳銬等更大批運到重慶。1945年秋第一期舉行畢業典禮時，蔣介石帶著次子蔣緯國去參加，並檢閱了美國化的新型特務的各種表演，感到極大滿意。蔣介石再三向美特們表示謝意，並以半小時的時間向學生講話，還視察了中美所各個部門的工作。
無論是武裝部隊還是警察訓練班，這些龐大而複雜的特務隊伍從1943年便開始訓練和裝備，但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為止，均沒有使用在抗日戰爭中。等到勝利後，卻在搶劫人民抗日勝利果實時發揮了它的真正作用。
特務武裝部隊除了“忠救軍”搶先進入上海及京滬沿線地區外，在江西的武裝還搶先帶著美國教官進入武漢，在湖南的先去長沙。總之，各處都有他們預伏在那裏的人員，一等時機來到，立刻進行預定計劃。以後在解放戰爭中，蔣介石還把這支改名為交警總隊的特務武裝多次投入各個戰役。
而中美特警訓練班第一批學生在抗日勝利後匆匆畢業。梅樂斯立刻派出才向美海軍部要來的四架四引擎巨型運輸機，空運這批學生前往上海、天津、北平等地，進行特務布置。同時還協助繼續舉辦重慶中美特警班第二期，招收了1200名學生，比第一期還多了400人，他並把以前從美國運來的各種教材和刑事實驗室全部科學設備贈給軍統。在抗日勝利後還盡心盡力為軍統培養美式特務，美國人的意圖可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由於第一次合同中有些問題沒有列入，中美在1944年秋間又補充簽訂了第二次合同。除了正式規定美國為軍統訓練新式特務分子及供應有關器材外，並答應由軍統選派大特務40名分兩批赴美留學，為軍統培養出一批高級骨幹分子。除來往旅費及製裝費由軍統負擔外，所有在美國受訓時費用由美方供給，每人一萬美元。
在第二次合同中，規定美方供應的武器、交通工具等在數量上均有增加。僅十輪卡車便增加到2000輛和全部維修設備，中小吉普增到120多輛，其他醫藥、電訊製造器材等也有所增加。而抗日戰爭結束後，“好心腸”的山姆大叔仍怕特務部隊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不夠用，又從衝繩等地送來3000噸各式武器給軍統，並海運至秦皇島。後來因戴笠死去，內部爭權奪利，對這件事未即處理。蔣介石知道，便全部撥交前往東北的新六軍軍長廖耀湘接收了。這批武器雖未送到軍統手中，卻同樣達到了以中國人用美國武器殺中國人的目的。美帝這一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陰謀，實現得可謂是天衣無縫，梅樂斯也因此在幾年間由一個中校連續被提升到了準將。
2.聖誕舞會美特豔福不淺
美國特務人員在台灣的日子過得極為優渥。盡管是在抗戰，可是他們卻總是能源源不斷地獲得從美國進口的物資。
1944年從年初開始，軍統局總務處就忙得不可開交，而目的就是為了在年底舉辦一場正宗而盛大的聖誕晚會，戴笠下令在重慶市郊重新蓋起一座大禮堂，從裏到外全部按照西式風格建築和裝修。戴笠還讓人從美國運來了大量電器材料，如擴音、照明以及電動舞台設備。這些在當時的中國都是稀罕物。
戴笠為了這次晚會還特意準備了一套非常得意的軍服。他過去很少穿軍服，如今穿上身之後，才發現左胸上空空蕩蕩，完全不像其他文武官員那樣，別著三四排花花綠綠的勳標。他心裏感到不平衡，立刻讓副官檢查他曆年所得的全部勳章。因為國民黨政府授勳，一般要由主管官代為請勳才有得勳獎的可能，有時還得送點禮去運動一下，才能通過。他的直屬長官是蔣介石，沒注意這件事，而兼軍統局的局長們根本不過問這些事，所以他得到的勳章很少，隻有一枚二等寶鼎、一枚二等雲麾和勝利時發的忠勤勳章，另有一枚甲種光華獎章，還有一枚當時已禁止佩戴而他認為最光榮不過的西安事變紀念章，總共不過五枚。看到戴笠大發雷霆的樣子，下屬都慌忙地四處搜集，除了拿了鄭介民幾枚與他不相同的勳獎章湊上去，還加上了一枚當時最普通的抗戰紀念章，和一個中央訓練團團標，共拚成四排，他才肯佩戴在身上。
12月25日，當美國特務們拿著請帖踏進大禮堂時，所有人都驚呆了。這座可以容納4000人的禮堂裏竟然沒有一根柱子。當屋外刮著寒風，冰雪呼嘯的時候，屋子裏卻是溫暖如春。壁爐裏烈烈地燃燒著火，聖誕樹上掛滿了禮物和美鈔。而禮堂的四壁也被貼滿了幾十麵萬國旗。這些萬國旗都是在美國定做的，麵麵都有一丈多長，用的是頂級的絲綢，周圍又加上金色的緞邊，鮮豔奪目。主席台側的小舞台上有整套西洋樂隊，他們使用的是從印度空運來的60多件西洋樂器。樂手們全部穿著軍政部分給的將軍呢做成的製服，配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美國麵孔的指揮家正在指揮他們演奏新學的聖誕樂曲。
戴笠全副戎裝迎接美國特務。他所佩的一根斜皮帶，還是抗戰初期一個德國留學生送給他的，據說那是希特勒式，他很歡喜。而隨身的佩劍上，劍柄和劍鞘的花飾都是用純金打造的，所有紐扣與領章也都用純金。他身上洋溢的貴氣彌補了所佩的勳章中最高一級的隻是二等寶鼎的不足。
到用餐的時候，所有人再一次震驚了。大量的鮮花和染成紅色綠色的米粒被擺成各式各樣的台花。長長的餐桌上擺著精美的銀質餐具和正宗的西餐：煙熏三文魚沙拉，意大利蔬菜湯，法式香蒜包，肉眼牛排，上好的威士忌，還有香噴噴的烤雞在鋁製餐盤裏冒著熱氣，一切都和在美國高級餐廳裏吃到的一樣。
在所有人都吃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戴笠站起來敲著酒杯發言：“諸位親愛的美國朋友，為了感謝大家來到敝國工作，軍統特意準備了精美的禮物送給大家。”
戴笠一揮手，一排穿著暴露、身材惹火的女郎列隊出現，把鋪著紅緞綢子的托盤送到每個人麵前。每個盤子裏都是一枚雕工精美的象牙圖章，上麵刻著美國特務的中國名字。
戴笠笑著說：“這是我們中國的古董工藝品，送給諸位留念，希望大家能夠記住在中國的美好時光。”
美特們都迫不及待地把象牙圖章揣進口袋裏，順便再往嘴裏填一隻雞腿，把白蘭地連酒瓶一起摟在懷裏，想要等會兒接著喝。
戴笠也仿佛看出了大家都已經吃飽喝足，想要跳舞作樂了。他拍拍手，樂隊重新奏起歡快的樂曲。他指著打扮嫵媚的女郎們說：“大家可以任意挑選心儀的舞伴，希望今天晚上，諸位能玩得高興，過一個狂歡的聖誕之夜。”
美特們狂喜地起哄，不等戴笠說完話，一個個衝上去就拉住自己看中的女人，往舞池裏，往黑暗的角落裏鑽。
而來陪舞的這些女人除了動用到軍統的女特務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特務的妻女。她們本來就對美國人沒什麼好感，隻是在戴笠的淫威下，換上低胸露乳的外國連衣裙，出來陪客，已經是非常不情願了，再被美國特務這麼一搶，拉到角落裏一陣猥褻，有的膽小的已經叫出聲來了。有的是兩三個美特搶一個女郎，有的是女兒被美特拉走了，母親去救，卻被另外的人拉住阻止。滿場充斥著女人的哭聲、尖叫聲和洋腔洋調的歡笑，但凡還有一些良知的中方特務都躲到屋外，不忍再聽。唯獨戴笠是用欣賞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也注視著美國人臉上的笑容，他舉杯對梅樂斯說：“幹杯，願你們在中國有一個最快樂的聖誕節。”
梅樂斯摟著戴笠為他親自選的中國美女，十分快樂地說：“哦，這已經是我這一生最快樂的聖誕節了。”
舞會進行到一半，樂隊又奏起了美國鄉間的樂曲。許多美國人和著節拍唱著，舞著，十分盡情。忽然戴笠卻站起來，示意樂隊停下來。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國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發愣著看著他。
戴笠像變了一張臉一樣，麵上的表情突然肅穆起來。他很嚴肅地告訴翻譯，他說的話一定要一字不漏地翻譯給美國人聽。翻譯官劉鎮芳也喝了點酒，正陶醉在微醺的氣氛裏，忽然聽戴笠這樣指示，渾身汗都出來了。連忙正襟危坐地在一旁認真聆聽。
戴笠看著所有美國人，他臉上又冒出一絲和氣的笑容，但是配著他陰沉的表情，又顯得十分陰森。他說：“我知道諸位都聽說過我的名字，隻是我想你們聽到的傳聞有誤。我並不是中國的希姆萊，也不是什麼蓋世太保。我隻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劉鎮芳沒有想到戴笠會在這個場合提這件事情，翻譯的是結結巴巴的，好容易才把意思表達清楚。美國特務們也是交頭接耳，不知道事情怎麼會突然演變到這個樣子。
“好了，大家繼續喝酒跳舞吧。”戴笠一揮手，樂隊繼續演奏，他也坐了下來，勸梅樂斯再嚐嚐他從家鄉帶來的浙江黃酒。
從那之後，戴笠的名聲又一次在美國人中間傳開了。他的笑裏藏刀，他的陰沉和豪爽，都讓他的真實麵目在外人眼中越發的模糊不清。
3.巴結柯克上將爭取支持
美國人來到中國之後，一開始戴笠和梅樂斯關係很密切。戴笠原本不愛照相，平日很少照相，也不愛用照片送人，更不願與特務們在一起合影。他是做賊心虛，生怕照片給敵人拿去。1945年後，戴笠經常和梅樂斯到處視察工作，無話不談。梅樂斯很喜歡照相，於是戴笠就慢慢地改變習慣，準許美特們給他拍照。但他隨身所帶的攝影師王文釗，卻始終遵照他的規定，在給他洗印照片時，從不敢多曬一張，底片也都交還給他保存或燒毀。
美帝對梅樂斯與戴笠的合作越來越重視，除了美國總統代表赫爾利到中美所視察過外，美帝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也前往視察，對該所工作極為滿意。戴笠更興高采烈，特為隆重設宴招待這位海軍上將，國民黨一些高級將領如程潛、張治中以及周至柔等都被邀作陪。由於梅樂斯在中國活動得到很大成績，美帝的其他特務機關便非常眼紅。杜諾萬到重慶時，曾與梅樂斯商談要他把一些有關情報分別供應給陸軍方麵和在華美軍高級將領。但是梅樂斯不同意，結果被杜諾萬把他扣留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一天多，才放他出來。由於梅樂斯一向氣量狹小，受了這一打擊，竟弄得精神失常，1945年春間回美國醫治了幾個月，直到快勝利時才病愈返回重慶。戴笠去世後，他也送去了挽聯和花圈，並親自到場表示哀悼。
如果說戴笠和梅樂斯的感情還是出於私人情誼，那麼他對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的關係則更多的是借以利用。1946年初，戴笠還邀請柯克到北平一遊，這是戴笠與柯克的最後一次見麵。當時柯克即將退休歸國，以美國海軍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為海軍界的紅人。